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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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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王雷泉教授：世紀之交宗教研究的反思與展望
世紀之交宗教研究的反思與展望 一、《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宗教學卷》出版緣起 宗教是影響力最大的社會實體，全世界有80%以上的信教人口，宗教不僅僅是個人的心靈追求，它的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國走上改革開放、和平崛起的今天，回眸百年宗教的曲折歷程，我們終於認識到，正確處理宗教問題，事關人心淨化、社會和諧、國家安全、世界和平、人類進步。從廢墟中重建的中國宗教學，與宗教自身的命運息息相關。作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的重點研究項目《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其中《宗教學卷》由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王雷泉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劉仲宇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葛壯研究員擔任主編，參與撰寫者主要是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的中青年宗教學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 二、編撰思路與全書框架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在六十余萬字的篇幅中，我們以點、線、面結合的方式展開敘述。第一編作為緒論，分四章對百年宗教和宗教學的發展作了鳥瞰式的論述：一、中國現代宗教學的興起(西學東漸與社會新思潮的興起，社會新思潮促進下的當代宗教學科之形成，東西方宗教思想的交流與碰撞)；二、宗教批判運動與宗教主體思想的發展(信仰自由精神的興起與宗教主體思想的發展，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宗教觀，宗教與科學及無神論關系的討論)；三、宗教界對社會挑戰的回應和宗教文化的振興(基督教的社會運動與教會學者的研究，近代佛教文化的復興，伊斯蘭教文化高潮及其意義，宗教學研究的展開及其成就)；四、建國以來宗教學研究的歷程(改革開放前宗教學研究狀況，八十年以來宗教學研究的全面繁榮，世紀之交宗教研究的態勢與展望)。第三編與緒論相呼應，闡述八個在中國宗教學百年發展中有重大影響的學術討論和論爭：一、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研究(關於“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關於“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問題，關於“宗教五性”，關於“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關於宗教與迷信關系的學術討論；三、宗教與農民戰爭(道教及其經典《太平經》與漢末農民戰爭，拜上帝教與太平天國)；四、《楞嚴經》、《大乘起信論》辨偽；五、關於禅學研究之爭；六、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本色化和處境化的討論；七、關於“文化基督徒”的討論和爭議；八、關於新興宗教的研究。 第二編是全書的重點，分六章從面上闡述中國宗教學各學科的發展及主要成就。第一章是宗教學原理與各種分支學科及中國宗教通史研究；第二至第五章分別敘述了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的研究歷程；第六章概述儒教、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民間宗教與民俗信仰、原始宗教與神話、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印度宗教、猶太教、新興宗教等中外其他宗教的研究進展。各章由相關領域學有專長的學者撰寫，按教義、教史、教典、教儀、教制等分門別類闡述，在宗教與文學藝術、社會生活各領域的關系上，也作了詳盡的論述。 本書以中國大陸的研究為主，也以相當大篇幅介紹港澳台地區的宗教學研究狀況和成就。作為學術史著述，力圖成為可供研究者案頭參考的工具書。第四編分四個方面收集一個世紀以來宗教內外最主要的學術資料：一、宗教學教育、研究機構與學術團體；二、主要學術會議；三、主要刊物、叢書、工具書；四、重要研究成果書目與部分主要譯著書目。連同附錄《二十世紀中國宗教學發展大事記》，全書以盡可能准確翔實的資料，系統總結中國宗教學二十世紀百年歷程。 三、反思關於宗教的代表性理論 其一、從“鴉片論”到“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理論的提出 在中國被大多數人視為馬克思主義宗教定義的，除了馬克思關於“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論斷以外，主要是恩格斯寫於1876-1878年的《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話：“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至於論及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其實質在於它是“幻想的反映”。因此，無論是從功能還是性質上，宗教都是消極、落後、反動的東西。由於受教條主義思維模式的影響，把馬克思、恩格斯針對當時西歐歷史背景條件而提出的某些宗教觀點，當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絕對教條，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仍然只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對社會主義社會是有害無益的。甚而把“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畫蛇添足，改成“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煙”，無形中把narcotic(麻醉的)變成了poisonous(有毒害的)。這是對馬克思原意的歪曲與誤解。此論調束縛著相當一部分的黨政干部和理論工作者，也使深受左傾路線之苦的宗教徒余悸未除。 自八十年代開始，宗教界和學術界對“鴉片論”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把“鴉片煙”的譯名改為“鴉片”，聲明“鴉片”具有毒品(poison)和藥品(drug)的雙重功能。也有人考證在馬克思之前的一百年間，西方至少有十名資產階級學者提出宗教是鴉片的類似提法，表明此論並非馬克思的創造。還有人指出，在學術著作中直言鴉片只是一種比喻，不能作為宗教科學的定義。也有人認為，在談及宗教本質時，刪除“異己”、“幻想”等貶詞，揚棄意識形態化的無神論評判。總之，將“鴉片論”作為宗教定義，已經得不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可。 至於“特區論”，有部分人主張套用“一國兩制”政治制度的構想，把宗教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特區看待。這種說法用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來對待比政治更為久遠的宗教問題，雖在理論上回避了受到宗教徒強烈抵制的鴉片論，但其理論深處，仍把宗教看作有待克服的舊思想殘余，不過是在宗教走向消亡之前姑且讓其暫時存在。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理論界受胡喬木的提示，討論宗教能否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課題，代表作是羅竹風主編的《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1]一方面，社會主義社會仍有著宗教存在和發展的根源，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宗教的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所以宗教可以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等多方面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同時協調是相互的。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理論的提出，對宗教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較積極的理論模型。中共中央[1991] 6號文件明確提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成為處理當前中國宗教事務的理論和政策依據。 其二、“文化論”的提出 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熱”學術氛圍的影響下，有些宗教界和學術界人士避開宗教的信仰特質和政教關系等敏感問題，推出“宗教是一種文化”的口號。趙樸初中提出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斷。在制訂文化發展戰略時應該提出認真研究佛教文化精華的問題。不僅因為佛教有形的文學、語言、繪畫、雕刻等文化形式依然存活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更重要的是：“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絡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發，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擺脫儒學教條，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個新的世界。”[2] “文化論”在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特定的政治和社會場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提法突破了以往從意識形態和政治視角思考宗教的模式，以一種更包容的心態看待作為社會生活和人類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宗教，從而擴大了宗教研究的領域。正如何光滬在《1978-1999年間的中國宗教研究——及其與政治和社會環境的關聯》一文中總結的，藉著這個新觀念，學者開始與宗教領袖們一樣強調宗教研究對於理解任何文化現象的重要性。這使宗教學科的地位不管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政府內都明顯地有所提高。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個研究宗教文化的熱潮，學術研究、翻譯和通俗作品層出不窮。值得一提的有，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楊慧林等主編《基督教文化百科全書》、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編《宗教文化通俗叢書》、王志遠主編《宗教文化叢書》和何光滬主編《宗教與世界叢書》等著譯。學術刊物也大量冠以文化之名，如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89年創辦的《佛教文化》、1990年在貴陽發刊的《基督教文化評論》、1994年由陳村富主編的《宗教與文化》等期刊和論文集，甚至由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的資料性期刊《世界宗教資料》，也在1995年換名為《世界宗教文化》。呂大吉的觀察代表了相當多學者的看法：“回顧宗教研究自1949年以來所走過的道路，我們似乎可以說，沒有哪個觀念像‘宗教是反動的政治學說’那樣嚴重地限制了學者們的思考，也沒有哪個觀念像‘宗教是文化’那樣起到過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3] 這個觀念在促進當代中國宗教研究發展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充分肯定“文化論”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也有學者並不同意簡單地作“宗教是一種文化”的表述。如何光滬在《宗教與文化：精神與形式》中指出，宗教從無形的角度而言構成了文化的精神。但文化是一個極其寬泛的概念，它是人類生存、認識和活動的方式，是人不斷適應、認識和改造世界(自然界、社會和人內心世界)的過程。王雷泉進而指出，人的文化創造活動凝結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即便在精神文化中，也包括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二個既有聯系又互相區別的方面，故不應把宗教泛文化化。“‘文化論’在當時的局面下是積極的，強調宗教可以在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文化外延地帶，為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這種理論更強調的是宗教有形的文化遺產，至於無形的哲學思想，宗教的修證內核，文化論是無法包涵的。相反，文化論的提法光強調外延而忽略了核心，把宗教的內核，即信仰建設，組織建設給淡化了。”[4] 其三、從“兼容論”到“制衡論” “兼容論”是宗教界內一部分人提出的護教理論，認為宗教與社會主義有相通之處，甚至說宗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來源之一。這是歷史上的宗教所謂神聖之國統治地上之國，第一義谛兼容世俗谛的翻版。這個理論站在宗教的立場，未免一廂情願，故無法得到學術界和政界的共許。 “制衡論”則基於政、教、學三界共同構成和諧社會支撐的正三角立場，在肯定宗教與人類共存亡的前提下，提出世俗世界與神聖世界互相區別、互相制衡的觀點。它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待世俗社會和宗教，認為這二者都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各自都有待完善。社會在發展，宗教也在發展，宗教的形式可以改變，宗教的內容可以提升，宗教將伴隨人類走向未來。宗教與社會中的各種政治力量、經濟力量以及各種思想體系之間，處於一種互相制約、監控、促進的關系，雙方都有不可取代性。所謂制衡，就是宗教可以對政治操作、經濟活動、社會事務等等，提出批判、修正、補充、促進其發展的作用；反之亦然。制衡論正面提出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價值，尤強調宗教批判現實、化世導俗的功能。[5] 四、展望世紀之交宗教的發展趨勢 第一、宗教的主體性及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定位。 宗教與社會的關系，有社會適應、社會關懷和社會批判三個既有機聯系而又逐層提升的層面。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宗教本質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大討論，基本解決了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地位即宗教合法性問題。因此，研究必然從社會適應層面進入社會關懷和社會批判層面，深入到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和實際操作層面。如揭橥宗教與環境保護的聯系和對大自然的關愛，探討宗教在社會慈善事業上的付出和努力，包括宗教與社會的其他聯系渠道，如人際關系的改善、加強社群聯絡和社區建設、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救濟等。上述一系列問題，使宗教作為超越的精神信仰體系和非政府組織，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獲得反省和批判的話語權，在繼續推進宗教的社會適應和社會關懷功能同時，使宗教的社會批判功能得到加強。 第二、對宗教世俗化的反省及基要主義思潮的興起。 神聖化與世俗化是宗教發展的內在張力，不能機械地強調某一極。面對來自世俗主義和新興宗教這二個極端的沖擊，傳統宗教必然反求諸己，從原來僅僅滿足於在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中較為淺層和表層的效應，回歸神聖的信仰根源。如果說宗教世俗化運動在二十世紀成為主流，那麼強調宗教神聖性的基要主義將會在二十一世紀凸現。在世界范圍內，以“新紀元運動”為標志的新興宗教現象表明，傳統宗教的修行道路，特別是東方宗教的內證體驗，越來越得到現代人的青睐。如果傳統的制度性宗教忽略或喪失了處理、溝通神秘經驗或彼岸世界的能力，無法滿足民眾的精神追求，新興宗教必然應運而生，填補傳統宗教留下的信仰真空。但新興宗教本身在現代化社會中也不能免俗，往往帶有“快餐宗教”的色彩。眾多邪教道門相繼登場，群魔亂舞，仍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一大景觀。 第三、宗教極端主義與世界和平。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世界范圍內普遍出現以原教旨主義為重要特征的各種宗教復興思潮和社會運動。隨著一些打著不同宗教旗號的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以及民族分裂主義三股國際性惡勢力的日益猖獗，世界各地區的民族宗教沖突不斷，如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血腥厮殺、信仰佛教的僧伽羅人與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之間的宿怨難消；中東地區猶太教徒和穆斯林相互間的瘋狂報復；歐洲北愛爾蘭地區新教與天主教教會的極端勢力之間的對抗，以及波黑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族與信仰東正教的塞族、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三方彼此的內戰等，凡此種種，都充斥著含義不同的各種宗教極端觀念的喧囂聲。研究者的視角開始從國內轉向國際，探討不同宗教極端主義與國際相關熱點問題間關系的論著也相繼問世，並在新的世紀成為研究的重要領域。 第四、宗教多元化與宗教對話。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超越地域的藩籬，形成類似佛教所稱“無盡緣起”的全球性文化。解決宗教與宗教之間、宗教與社會各種思想之間的矛盾，還會摻雜有武力爭斗和政治干預，但更多的是訴諸思想上的對話。對話的前提，就是承認各種思想都含有真理性。宗教的對話不是你死我活地取而代之，而是取長補短地相互共存。宗教對話一般包括四個方面，即宗教內部的對話、不同宗教間的對話、宗教與世俗思想的對話、宗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其中尤為重要是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再認識和發展，即主動與宗教擴大對話。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其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如潘岳所言，為了真正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需要以新型的執政意識重新審視宗教功能，以理性的管理方式去解決迫在眉睫的政教難題，以現代的思想觀念去研究科學合理的政教關系。[6] 中國宗教學在恢復和重整隊伍的過程中，宗教界、學術界、黨政部門發展出各自的研究系統。高等院校和各地社會科學院紛紛組建宗教學術機構，尤其是各重點大學在世紀之交建立宗教學本科專業，使宗教學專門人才的培養形成本科到博士的一體化教育系統，納入與國際接軌的正規化途徑，將對研究隊伍的建設產生深遠的意義。本書的作者隊伍，也正是在這一重建過程中成長起來的。面對新世紀研究重心的轉移和新熱點的形成、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突破、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擴大，本書在合作撰稿過程中凝聚了隊伍，形成了共識。我們期盼這部學術史論述得到同行的批評指教，也期盼有更多的有志者加入這個艱辛而又充滿希望的研究領域。 (刊於《法音》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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