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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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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呂澄居士：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
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 呂澄 現在就漢文大藏經中譯本部分重作一番整理，另編新目，這對佛學的研究說來，是十分需要的。漢文大藏原以譯本為主，從它們的編次上面可以反映出印度佛學體系是怎樣組成，各種學說是怎樣發展，乃至中國有翻譯以來是怎樣傳播的。不用說這些都可作為佛學史、譯經史等研究的重要參考。但是舊有的漢文大藏(這指我國歷代刻印的乃至以後日本編印的而言)，總存在著一些缺點。或者是區分部類之不很恰當，或者是弄錯了經本之失譯與有譯，或者是譯撰不分而誤收了疑偽之書，這就會模糊了讀者的認識，使佛學的研究走入歧途。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吧，如在漢文大藏中有原來失譯並未詳作者的《發菩提心論》一書，誤題為世親所作，又誤認為姚秦鸠摩羅什所譯，這使世親的年代較實際提早了將近百年。今人對世親的時代還在紛爭不絕，自然會引用到這一錯誤的史料。因此，對漢文大藏再作整理，實在是必不可少的。 漠文大藏最初編成的定型，是久開元釋教綠鑼的入藏錄。它對譯本部分區別為大乘的經、律、論輿小乘的經、律、論。大乘經中，以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大部及五大部外的譯本分類。大乘論又以釋經、集義分類。余部編次各書雖以性質相近的匯列一處，但不分門類。這一編目，一直作為後世寫本、刻本的准繩。在這之後繼續譯出的佛典，見於《貞元錄》《祥符錄》《天聖錄》《景佑錄》等裡面的，大都匯編為宋代新經，或宋元續入經等附在《開元錄》經之後。這樣自然見得機械堆疊，很不調和。元初慶吉祥等編纂《至元法寶勘同目錄》對大藏各經的編次作了調整。它以經律論三藏為綱，再各區分為大乘小乘兩類。至於大乘經論的再分部門，以及經典的序列，仍照《開元錄》一無改動，不過在每類每部之後，分別附加貞元、祥符、景佑各綠所載的新譯， 一變其前匯編續入藏經的籠統作法，總算是比較合理的了。這一改編影響到明代再刻本南藏和北藏，都照它編刻。到了明末，智旭撰《閱藏知律》又打破了《開元錄》以來的舊格式，而對大藏作了全盤的整理。他在大乘經內依著天台家五時判教的說法，改分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五部，在方等之內統收了顯教寶積等部之書以及密教所有的經軌。又在論藏內於釋經、宗經(即以前的集義論)而外更增加諸論釋一類。他還將中國撰述的章疏論著，擇要分別列在各門譯本之後。另外，對有重譯本之書，不以翻譯之先後為次，而為讀者有所去取著想，選取各譯中文字最好的一本為主，再列余本，並低一格書寫以便識別——這些都是智旭的創見。這一編次後來影響於日本。 一八八〇—八五年，日本弘教書院校印《大藏經》的大部區分及經籍次第等都是依著《知津》的(見《大日本校訂大藏經凡例》)。 其後，日本從一九二三—二八年，編印《大正新修大藏經》(基本部分前五十五卷)對漢文大藏的編次再度作了改訂。它以清新圓到的編纂為目標，要在學術基礎上， 一新從來經本以混雜排列而使其系統組織明確整齊(見大正藏“刊行旨趣”)，這樣就在分類上有顯明的特點。它將經律論三藏譯本總分為十六個部門：一、阿含，二、本緣，三、般若，四、法華，五、華嚴，六、寶積，七、涅槃，八、大集，九、經集，十、密教，十一、律部，十二、釋經論，十三、毗昙，十四、中觀，十五、瑜伽，十六、論集。各部的經籍也都比較整齊地重行排列過。從《開元錄》的長期支配下漢文大藏上的一套格式，大部分都排除了。不能不算是一大革新。 漠文大藏盡管經過了一再改編，現在看來仍覺得是不夠的。像在分門別類，特別是在大乘經的門類方面，是帶著以大部經作為標准的意味，所謂華嚴、大集等等都是以容量龐大而予以獨立地位(當然由判教的理論說，這些也代表了佛陀說法的某一個階段，可以用為部門名目)，而合攏了這些部門，仍難看出大乘學說的全盤的體系如何。至於各部門內經典有譯失譯的竅訂，好像從來就沒有為改編大藏者所注意，更不用說於中會簡別出什麽疑偽書籍來另作安排了。 我想，現在還是要在已有的整理基礎之上，再進一步對漢文大藏來個徹底重編的。最先要解決的是大乘經更加合理的區分部類問題，其次則為各別經籍有譯失譯的聶實，然後再及其他。我最近遇有機會，編成了一部漢文大藏經的新目草稿，對上面提到的兩個問題，試作了初步的解決，下面扼要寫來向讀者們請教。 第一，閱於大乘經的重分部類。這從大乘學說最後形成的體系來說，區分為寶積、殷若、華嚴、涅槃四部也就比較合式了。這些名目雖輿以前分類所用的相同，但不是單純指的大部經典，而是借來分別表示大乘佛學各個方面的特質。寶積部可以概括通論大乘一切法門的各經，故列為第一部，般若、華嚴、涅槃各部則分別包括詳細闡明大乘“道”、 “果”的各經，故依次列之。有此四大部門一切大乘經即可收攝無余，不必再用方等、經集等籠統的門類。 怎樣說寶積部可以包括通論大乘法門的各經呢？原來寶積的名稱就是指赅攝大乘法寶各種異門的經典而言。西藏經錄家相傳寶積經類有百千品，十萬頌，與華嚴大本相同，而現存大部四九品，只是據所存者盡量譯之而已。還有，這大部的四十九品的匯編，似乎即以漢地所傳譯的一本為據，而分從印土、於阗及中國內地的舊本湊合譯成。可見以寶積門類言，不必限於一種大部。像《大集經》，實際即系另一類的《實積》叢編。它可說是搜集寶積性質的一些經，在典《大寶積經》編纂的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編成的，其中既有與《大寶積經》相交叉的經典，《大集》的《寶髻菩薩品》《無盡意菩薩品》即同於《寶積》的《無盡意菩薩會》《寶髻菩薩會》，又帶了一些特別的地方色彩。所以可視為《寶積》的別裁而並為一部。還有零星說菩薩乘一切法門以及此類以人為主的“間經”(如《思益梵天問經》等) “說經” (如《維摩诘所說經》等)。這些都是具備與大部四十九品中已有的體裁的，還有些從《大寶積》末分《勝鬘經》思想發展而來的一類如來藏經典(如《入楞伽經》等)，當然也要收在此部之內的。這樣，寶積部所收的經典就應當比較的寬泛，而數量也比較多了。 其次，以般若、華嚴、涅槃三部來包括了詳說大乘“道”、“果”的各經，這是從《攝大乘論》所說得到啟發而來建立的。《攝大乘論》是種扼要闡明大乘學說特點的書，它說大乘道(即大乘的踐行)，大分彼人因果(有關證悟法相的各類因果)彼修差別(有關因果修行的次第)兩個方面。因果以六度為網，差別則以十地為綱。由此，說六度，特別以般若為首導的諸經，自《大般若經》以次，都可屬於般若部。而從般若發生功德，所謂諸三昧門，諸陀羅尼門與這兩大類有關的經典也都可以收入般若部門，為其眷屬。又以十地為中心而說的各種大乘經，自《華嚴經》以次，都可屬之華嚴部。而華嚴原以大方廣佛華嚴為題，意思是說“諸佛眾會”，因此一切說佛上、佛名的經典，自然也可附於華嚴部門。最後《攝大乘論》說到大乘果時，以彼果斷及彼斷智兩個方面，包括了涅槃輿三身，因而自《大涅槃經》以次的各經以及說三身的《金光明經》等都可歸入涅槃部。又《法華經》通常視為表示大乘最後究竟之說，也可並入此部。上面的四個部門統攝了一切大乘經典，雖不能說每種都能安排恰當，但大體上也勉強說得過去了。這就不用再立什麽部門。 第二，關於一些有譯無譯經本的竅實。漢文大藏中很多原來失譯或缺本新得之書由於考訂未當而致誤題了譯者的，這樣的錯誤大半因仍《長房錄》而來。《長房錄》博而不精，它常常單憑舊綠的記載，即臆斷一些失譯的書出自某家，以致早期的經師都驟然增加了好多譯本，而模糊了各翻譯者的真相。以安世高為例，最初《僧佑錄》依《道安錄》所舉譯籍不過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其中還有缺本六部，疑是出撰述的四部。但到了《長房錄》就隨便增加到一七六部， 一九七卷(見《長房錄》卷四)。這樣大的數目，連長房本人也不敢輕信，所以在他編輯入藏目錄時，即將其中一部分歸還於失譯之內(見《長房錄》卷十三、十四)。如《長房代錄》中原以失譯的《長者子懊惱三處經》《十八泥犁經》等為安世高譯本，但入藏錄仍歸諸失譯。後來《開元錄》編定入藏錄時對於《長房錄》中所有這樣情況的都忽略了，它也不是不想改正，但常常將長房未定之說，反而肯定下來(如前舉的《長者子》等兩經，《開元錄》仍以為安世高譯本，這種錯誤當然應由《開元錄》作者來負責了)。像這樣的誤題譯者的經籍；通過《開元錄》而留在現行本的漢文大藏中的，其數很多。這算是一類。其次，在《大周刊定眾經目錄》裡常引用《達摩郁多羅錄》(即《法上錄》)，隨便刊定一些失譯經的譯者(如《大寶積經》第四會《淨居天子會》原系失譯本，《大周錄》卻從《法上錄》斷為竺法護譯)，該錄顯系偽書，它與《長房錄》中所引到的《法上錄》並無共同之處，所以根本不能相信，但這樣誤題的經也有若干部，通過《開元錄》而留存在現行本大藏之中。這又算是一類。最後，還有些在編輯《開元錄》時才被發現而作為拾遺編入的書，或因信題記而誤斷譯人(如《大明咒經》新獲寫本，疑羅什譯，即信為真，實則《大周錄》中所見此本即未題譯者名字)，又或由猜測即為舊錄所載的缺本(如《長房錄》中有很多對於缺本經的刊定，就未見其書，自然不免臆斷。《開元錄》作者後獲新本，何能貿然即認為長房所據，而輕易置信?如今大藏中有《須摩提菩薩經》實系竺法護譯本羼雜余文湊成，而《開元錄》信為房錄所說原缺的羅什譯本，乃保留至今)。像這樣錯誤的書，也有若干種。這又算一類。以上三類情況雖不全同，而誤題譯者則一。統計其數，近二百種。都要加以考訂，或竟予刪除。經過這樣刊定，使人對於翻譯史的研究，會有不少的便利。試以我國早期四大譯家現存的譯本為例，將舊藏所載輿新編訂正的數字作一比較表於下，即可見其間有怎樣出入，而訂正再不容緩了。 四譯家 舊藏所載譯本部卷 訂正譯本部卷 安世高 五四部五九卷 二二部二六卷 支類迦忏 一二部二七卷 八部一九卷 支 謙 四九部六七卷 二七部四三卷 竺法護 九〇部二〇七卷 八五部一九一卷 隨著譯本的核訂，自然有些以撰述托名翻譯的書也就清查出來，這些即一般所謂疑偽之書，不管它們有些所說的道理怎樣圓到玄妙，但從大藏編纂的原則上說，應為學術研究務得真實著想，仍要對它們徹底料簡(或即作為譯本的附屬部分)。本來這樣區分，並不一定意味著那些撰述本身的價值就不如譯本。道理的是非輿翻譯或撰述並不是有平行關系的。那麽，又有何忌諱而不使編訂得徹底呢?我想，以上兩大問題如能得到圓滿解決，其余編次上的事項也就可以較易處理(其中比較有問題的只是密教經軌的分類以及各種密典譯撰的辨別)，這樣，我們理想上的大藏經新目錄或者可以早日實現了吧！ 一九六三·四·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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