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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夏年教授：伏牛山雲巖寺初探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伏牛山雲巖寺初探 　　黃夏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本文對明代伏牛山地區的雲巖寺作了較深入的討論，在考察現有的兩塊明碑的基礎上，指出伏牛山雲巖寺的確是伏牛山上一座五髒俱全的規范寺院，雲巖寺碑是明代寺院為了爭奪寺產所做的一種圖存的努力，碑中所記的僧人與他人爭奪廟產的過程與來龍去脈，以及官府的斷案等最後結果，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當時伏牛山佛教與官府之間的關系，由此可以進入研究政教關系的一面。現在學術界對伏牛山的佛教還沒有研究，本文可以彌補這一缺憾，並為後來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史實與思路。 　　關鍵詞：伏牛山佛教；明代佛教；雲巖寺；禅宗；寺院經濟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4970(2007)01－0000－00 　　收稿日期:2007-01-17 　　作者簡介：黃夏年(1954—)，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世界宗教研究雜志社社長、《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伏牛山的佛教歷史悠久，資料眾多，派系明顯，人物重要，寺院不少，但是到了現在，這些都成為歷史，如今伏牛山地區已經沒有寺院，僅有遺址和殘渣磚瓦尚存，十分遺憾。2006年10月底，筆者應邀前往伏牛山考察，在嵩縣宗教局長丁見智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現存的伏牛山雲巖寺遺址，在開辟的梯田上，雲巖寺碑孤獨地聳立在荒野，讓人不禁感到寒心，昔日的喧囂已經被靜谧的田野取代，這就是中國佛教得而在失，失而在得的規律。 　　一、現存兩塊雲巖寺碑文的內容 　　現存的雲巖寺碑文有二塊，均為明代撰刻。兩碑內容全文如下： 　　(一)、伏牛山雲巖寺記[1] 　　喬 缙 　　河南嵩縣西南三百裡有山曰伏牛，聳拔數千仞，盤錯四百裡。怪石虬松，崔巍岈峭，豁爾屏開，雙峰雙峙。钜區中夷曰：雲巖寺前橫踴水，攝梁入寺，大雄巍峨，左伽藍，右禅堂，鐘閣在前，左藏乘居殿，後鉛松茂卉，凌雲蔽日。過此已收上石磴崖梯，攀緣跻攝越二十裡，及臨絕頂，橫亘坪曰：大漫也。龍鱗之石，翠羽之木遍嶺巅。中央泓水碧石壁徹內坎小池，古龍湫也。池水澄澈，寒氣凜冽，數步之外，侵逼肌骨，雖盛暑猶隆冬也。石開小竅，有物時出，長尺許，牛首麟股，虬髯鷹爪，游衍波面或岸表，再入再顯，久而復潛。本郡嘗以歲旱種植焦萎，官民祈禱，久莫之雨。乃啟洛之明藩，伊王遣官，赍香詣山拜禱，以淨瓶軒岸幾，扣拜之久，瓶水自生滿函而發，不日霖澍大作，禾苗勃蘇，靈感之迅速若此。非直澤佑方民，實足以護法衛教，遠近高臘欲跻聖果者必以此。窟宅霞庵雲窦遍滿陵谷，東抵黃連朵，西武雞腳蔓，南域石淙，北界壽聖，嶙峋插漢，颉颃泰華，睥睨衡霍，俯看煙雲，將峻極於天地也。 　　始唐自大禅師訪遴開創。師吳興人，姓季氏，依徑山禅師，受具後於南康見馬大師，發明心要，因承馬祖，命持書谒中國。師將行，咨大師曰：弟子別後，歸何所止？大師曰：逢牛可止。遂即其道，達此境，聞俗呼野牛嶺，乃詢其故，對曰：聞有牛齒人，甚狠惡，雖獵者猶懼。師默憶前記，躊躇而進。方至凸嶺，值此神異，遂祝之曰：果符先師之言，爾乃前導，吾從後隨。牛即泯然從導，且行且顧，及涉西寺之基，皆蹲踞，少時及絕頂，牛忽不見，俄而煙霧晦冥，雷音震壑，變化莫測，乃知牛即神龍一化耳。此開創之由也。至今山人於野牛嶺鑄鐵牛以像之，故號伊阙伏牛，自在禅師也。皇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獨空居此，復加葺理。後有亮公、廣公接續茲者，覺公照堂，禅棲歲久，稔達顛末，恐後世遂無碑以傳，杖錫下山，遠涉征記。夫伏牛，天下名山也；雲巖，於下名剎也。野牛降伏而山名，白雲吐岫而寺號。山與寺相掩，寺與山相倚。扶草樹陰森，籐蘿交絡，鐘鼓齊音，殿堂倫奂。心因境靜，境逐心閒，可以修最上乘，解第一義。造乎其源，入乎無相，所謂轉惑見為圓智，脫群迷為正覺，捨大暗為老明，必依此而得之也，於是乎記。 　　(二)、伏牛山雲巖寺記(陽文)[2] 　　嵩治城南三百裡山曰伏牛。考之邑志，有唐號自在禅師者，次嶺巅聞野牛獰惡噬人，師適遇牛，偎首臥地者降伏然，故名之。傳謂牛乃龍化，其言不經，亦不深究。厥寺曰雲巖者，即師住錫明心之所，所以開勝名也。有上、下之分。然師道固有道，以牛得山而定居，良不偶。此山之所以秀拔群岳，名擅海宇幾耳之者，鹹知為聳林巨擘，四方缁流托動，計數千余，亦嘗聞之未及見。丁丑歲，筮仕承乏茲邑莅政，明年以道憲佥汪公檄委觀民風，跋歷萬山路羊腸，幣造此境。寺僧群然，遮迎道左，羅拜於途曰：明年賢勞，過此少憩，山門之光也。固邀，遂登覽於寺。約俊殿堂，煥乎整飾，問之，東步不能百，有古洞，屹中多怪石，泉聲如鳴佩環，僧橋其上，以達藏經洞閣，之起崇(林+室)飛瞢(下無)接漢，延宇垂(阿)而轎輿(煞)自，既而四顧，蒼崖嶙峋，壁立萬仞，松柏陰森，競翠清馨襲人。僧捨散落，遍巖谷高下，陸下隱半見。遠眺諸山，巋然來朝，勢若星拱。目詢之僧歷歷指白：倚北者。曰：大(山+曼)垅陡，人可攀攝，鳥道萦纡。徐緣石磴三十裡許，(向)俊距絕頂上，有娑竭龍池靈異，莫敢近。有垛曰東邙，曰西邙，巍峨雄峙，聯蔓而相望，楓環溜飛，雲霞出沒，直陽相對，日高黃蔓。左曰黃崎岱垛，右曰雞腳，三峰相去，扉可以尋仞計，然皆插霄。近白連聳如列，屏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鹿逸豚游興夫，啼月之猿，嘯風之虎，交跡於中，而鳴禽凼鳥，未悉以類舉也。山之外白河，洪流環抱其麓，以限旁邑，計厥山盤據五百裡，而(路+若)子散處，事農誅茅為庵者，不下數百墅。其間層巒迭嶂，深壑峻嶺，得其紹基者甚繁。以伏牛冠之，猶臥牛之在岳也。噫！山之勝若此，蓋天鐘秀於是，方果前唐之世淪於荒落(與+欠)。僧應曰：釋氏傳，雲陽有號碎支者，啟肇樂道於斯，手植蓮花，香滿峪，因名之蓮花山。第世遠不何，代而佛之捨利靈骨猶存之函。余將信而且疑，始置之。惟謂嵩之提封及稽此古千秉之國不是適。厥既劇矣，余叨吏之。則夫山川之美，風景之殊，民俗之淳溫，四境之內宣悉受知也。今伏牛山得秉便一門，酷愛其佳麗，而欲識之，以追著千古之遺跡滅，無寺而空行者，柳子論觀游為政之，具信然(與+欠)。乃撰其事，書之陽。若夫山之疆土，廢而復之者，續載於隱。僧拜手曰：我眾志也。遂列之下雪巖雲空寺普揭場。具上。雲巖下鹿 　　大明政德十三年歲捨戊寅秋九月吉，文林郎知河南府嵩縣事，前舉進士，華容王官之撰 廪膳生(鄭)楊 放書 　　嵩縣縣氶宋惟中 主薄李森 典史鄧顯 儒學教谕申佐 訓導任必紹 時熙 　　本寺住持僧興隆 執事僧澄惠思啟 　　從住持 石僧伍景(以下有二十多個字的位置概無字跡) 　　陰文[3] 　　夫以唐自在禅師修道此山，迄今甫將千年，缁流托居漸繁。迫於衣食，而荷镢操鋤日益開墾，所以山皆有田可種，而僧有果可食。豈意比來不律之僧與(疑為興)容，拜為恩家，推稱山主，以致謀侵北山，妄作己業。正德五年(1510)太和保民張祥、蘆得、蘆學相繼將古佛山場寺院，上至龍池大漫，平白受價賣與董英為業。是時住持悟景歷發本寺眾僧悟德真惠、可郎得林園等協力起訟。真惠且詞，蒙分巡道佥事吳按臨本縣，將蘆得所侵山地仍 斷與僧真惠產業。至八年又被常傑、蘆營、蘆得，契以伏牛山為蘆學、李宣糧地，具告本府知府何慶。悟景會住持圓□秀亦訴其情。蒙一並批送推官問案下，其勞周折不可盡述。即同將常傑文契入卷，還價銀二十五兩，帶糧四斗五升，其地斷悟景付常住(官)業十年。又於董英相和住持圓秀，又圓監、祖享、真惠等用價二十八兩，贖回董英通契，並一共帶糧退祠內之地，亦於平和主持可銀郎會同圓監、德恺、續方等，用價銀十五兩贖回一契，帶糧一斗八升。通前告爭，取贖帶糧將地，盡屬常住，永遠(官)業。慶無□詞，以起爭端。□以修心養性本納僧之家法，而乃棄業捐生累訟數年，勞苦難喻，不適復古剎山場之□物，恐遺笑於後人也。為後人者可不觀此勉焉。今將此山屬地二四至及庵場執事人等備記於此，以垂永遠之規程，尚鎮守之故。記時正德已卯孟冬本寺主持興隆書。 　　本寺歷代禅師無用、愚機、智斗、子宣、回回、通蜀、空無、盡量、大川、降古、潭深、古心、□東、鐵牛、胡鐵、古峰、古翠、柏巖、大方、順宗 　　庵主 崇盈 永鎮 道果 成淨 能懷 道潭 淨方 江滿 圓慶 圓性 圓祥 洪秀 圓亮 洪智 道果 洪濤 周現 海寶 祖能 祖金 常賢 　　嵩縣功德主 陳全 男陳蒼 道郎 道明 棠玄 慧欽 祖勝 德成 德聰 洪興 洪祥 陳序 執事都提 都官監寺藏主副寺莊顯監寺典坐 庫頭西序 執事 前堂 首座後堂 西堂 首座立僧悅眾書記知慶(典)座 安 自甘□□不辭 許名妄興，民載萬有，僧應有業。一時丑五壬，無申輸租遺恨，增禅衲益，產豐產赀，利俗人寶。 　　二、兩塊雲巖寺碑有關問題的提出 　　以上兩塊碑，均撰就於明代。中國佛教到了明代，由於佛教界內部派系眾多，分支亦繁，於是到了這時佛教界內部自發地產生了清理門戶的要求，許多寺院都以正宗來標謗，佛教學者紛紛撰寫燈錄與宗譜，“曰正統，昭法系也。”[4]其目的就是“派別支殊，淵源則一。紀世總標大鑒，千百世分門之漸，自可永杜。”[5]如四川大足石窟寶頂道場壇台孝經洞外左側，就立有《臨濟正宗記》[6]碑一通，甚至有的宗譜直接就以此為目的而編纂，如臨濟宗陝西終南山勅德峪天龍寺派的宗譜是：“明德義幽玄，昭然廓性天，慧燈聯海焰，萬固永流傳。”[7]伏牛山雲巖寺的碑文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而出現的，這在碑文裡已經說的很明確，即“禅棲歲久，稔達顛末，恐後世遂無碑以傳，杖錫下山，遠涉征記。” 　　兩塊雲巖寺碑，一塊是立於明成化年間，喬缙撰文。喬缙，字廷儀，洛陽人。少颕敏，師事河東薛瑄。成化八年(壬辰， 1473)進士，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出補四川參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鳌殺敘南衛千戶曹明，獄久不具，御史檄缙，鞫治一訊即服。未幾，貴州苗蠻叛，命都御史鄧廷瓒帥三省兵討之，勅缙督饷。苗平，賜文绮寶鈔以旌之。久之不調，上疏乞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譜若干巻。[8]朱睦(木+契)作《喬公傳》。喬缙少小聰明，考上進士的年齡應不會太大。他於成化八年得進士，著有眾多的著作，也是一位文人與名人。他一生主要在外面做官，晚年才回到了故裡。此碑何時而作，沒有明確的記錄。成化一共二十三年，即從1465至1487年間，這時喬缙可能還沒有回到老家，所以此碑文可能是在他告老還鄉之後，於成化之後的弘治年間所作。 　　從中國佛教史上看，從洪武到成化年間正是四川斷橋倫一系無際明悟的弟子楚山紹琦及其門下勢力廣為傳播的時期。無際曾經“往河洛大乘山，谒獨空；入楚，禮無念。二和尚皆不遇。走繁昌山中，參古拙俊禅師。古拙，無准范五世徒也。其傳有自，見師大奇之，一言契合。以法授師，盡得其秘奧。”[9]無際到的大乘山在河洛地區，河是伏牛山地區的伊河，洛是洛陽的洛水，所以大乘山有可能是伏牛山地區的一座山巒。更重要的是無際到大乘山想谒拜的獨空和尚，在清代編的《釋鑒稽古略續集》[10] 裡“(永樂) 甲辰 二十二(1424)年”條，附有“國初名僧未見傳記者”21人，其中“獨空禅師”的名字就列入其中，說明當時獨空和尚的影響是有的。碑文提到的“獨空禅師”有可能屬於臨濟宗斷橋倫系一脈之後人。無際在世時，獨空和尚就已經有了名氣，這時無際還沒有名氣，應是一個年青人。無際於正統十一年(1446)溘然辭世。獨空禅師不應在晚於無際離世。伏牛山佛教本來就與無際明悟一系有很深的關系，喬缙於成化年間出名，在這之後才會有人來請他寫碑文，所以碑文的撰寫應有成化年間佛教的背景。喬缙有志撰寫了四十二卷的《河南郡志》，說明他對河南的歷史與鄉土習俗非常了解，因此此文有可能是在他到過伏牛山之後，應當地的僧人之請而撰寫的。碑文已經指出了，這篇文章撰寫因緣是“覺公照堂，禅棲歲久，稔達顛末，恐後世遂無碑以傳，杖錫下山，遠涉征記”，說明是在覺公照堂下山之後請喬缙撰寫的。遺憾的是喬缙雖然撰寫了這篇傳世的碑文，但是由於介紹寺裡的事情過於簡略，僅提到“亮公、廣公、覺公照堂”幾人的名字，還是使後人無法去做更多的歷史考察。 　　另一塊明碑有明確的撰寫年代，即於明政德十三年(戊寅，1518)所出，應晚於喬缙碑數十年。碑文的撰寫者是王官之。碑文載王官之是“文林郎知河南府嵩縣事，前舉進士。”《河南通志》有“王官之，湖廣華容人，舉人，正徳十二年任。”[11]說明這是在他上任的第二年撰寫的文章。碑面陽文留下的“本寺住持僧興隆 執事僧澄惠思啟”是寺裡僧階最高的僧人，而“從住持 石僧伍景”應是寺裡次要人物，後面有“二十多個字的位置概無字跡”，可能是其它人的名字，由於字跡沒有，現在只能疑存，以俟後解。但是，將他們放在碑陽，是有特殊的意義，至少顯示了他們在寺院裡的地位。 　　碑面陰文列出的歷代禅師、庵主和功德主，應是寺裡的僧人與護法，將他們放在陰文之中，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們都是處於次要的位置。“歷代禅師”是指曾經在寺裡住過的一些禅師的名字，然而喬缙碑裡所載的該寺的中興者歸空、廣公、亮公和覺公照堂等人卻不在此列，僅幾十年的時間過去，就被人遺忘，未免使人費解。“庵主”是一寺之主，就是住持，系宋代時的稱呼。《雲麓漫抄》卷六說：“漢明帝夢金人，而摩騰竺法始以白馬陁經入中國，明帝處之鴻胪寺，後造白馬寺居之，取鴻胪寺之義。隋曰道場。唐曰寺。本朝大曰寺，次曰院。在法寺有寺主，郡有僧首，總稱主首。宣和三年禁稱主字，改曰管勾。院門同管勾。院門事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建炎初避御名，改曰住持。”但是在這裡的庵主列了一大堆人，不知是根據為何，有什麼意義？抑或是這些人都在不同的時期當過庵主，寺院實行的是庵主輪換制呢？又令人費解。按明代佛教的特點，這時的佛教特別強調正宗地位與傳承，如四川大足的《臨濟正宗碑》裡的僧人可以排列出“銘——惠——超——性——覺——悟——本——宗”之譜系，然而考察王官之碑陰的僧人名字，似乎是聯不起來這樣宗譜傳承和排不出譜系來。這或許和伏牛山的僧人走動太多有關系。 　　值得指出的是，碑文裡提到了“執事都提 都官監寺藏主副寺莊顯監寺典坐 庫頭西序 執事 前堂 首座後堂 西堂 首座立僧悅眾書記知慶(典)座”一系列的僧官僧職，說明雲巖寺是一座很正規的寺院，裡面的僧職一應俱全。喬缙碑又說該寺“攝梁入寺，大雄巍峨，左伽藍，右禅堂，鐘閣在前，左藏乘居殿，後鉛松茂卉，凌雲蔽日。”又曰“鐘鼓齊音，殿堂倫奂”，“約俊殿堂，煥乎整飾”，這無疑是一座大寺的風范，也應了“夫伏牛，天下名山也；雲巖，於下名剎也”之語，由是說明，雲巖寺的確是伏牛山上一座五髒俱全的規范寺院。 　　兩塊明碑都對伏牛山美侖美煥的自然山水與風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喬缙碑雲：“野牛降伏而山名，白雲吐岫而寺號。山與寺相掩，寺與山相倚。扶草樹陰森，籐蘿交絡。”王官之碑雲：“蒼崖嶙峋，壁立萬仞，松柏陰森，競翠清馨襲人。僧捨散落，遍巖谷高下，陸下隱半見。遠眺諸山，巋然來朝，勢若星拱……則夫山川之美，風景之殊，民俗之淳溫，四境之內宣悉受知也。”溢美之詞增飾，游人之心奔放，美景天下聞。同時兩碑都把雲巖寺的成立指向了唐自在禅師，說明在明代時，雲巖寺已經被天下公認為是自在禅師的道場，也就成為伏牛山佛教的實際源頭，有著重要的地位。 　　對雲巖寺的特點，兩碑也給予了非常明確的定位。王官之碑曰，雲巖寺“即(自在禅)師住錫明心之所，所以開勝名也。”雲巖寺僧人 “(良)以修心養性本納僧之家法。”喬缙碑則強調：“心因境靜，境逐心閒，可以修最上乘，解第一義。造乎其源，入乎無相，所謂轉惑見為圓智，脫群迷為正覺，捨大暗為老明，必依此而得之也。”由是可見，以修心為法門的煉魔法是雲巖寺，乃至整個伏牛山的突出代表，而雲巖寺的法門又應是整個伏牛山的重中之重。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前述的水齋法門得出雲巖寺的特點，這就是雲巖是一座實實在在的專用修心練魔的禅宗道場。 　　此外，王官之碑陰的文章也非常重要。明代佛教是我國佛教正在處於衰落的時期，這一時期佛教的特點，除了在理論上缺少創新之外，另一個特點就是世俗化的表現非常強烈。唐代自在禅師的師父馬祖道一建立了禅宗的道場，自在禅師的師弟百丈懷海立下了《百丈清規》，規定了禅宗的僧人要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理念，並且把它貫徹到寺廟的實際生活之中。碑陰首先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迫於衣食，而荷镢操鋤日益開墾，所以山皆有田可種，而僧有果可食。”但是也正在這一點，宋元以後的佛教由於自食自力，僧團占有了大的量的土地，並積累了不少的寺產，富有的寺院經濟成為一些人眼中觊觎的對象，為此在各地的寺院裡面不斷地發生各種訴訟事件，許多寺院為了保護自己的寺產，除了打官司之外，還將地界等刻在石碑上，以圖永遠保存，如大足的《寶頂常住田產》碑[12]《正堂示禁》碑[13]等即是。雲巖寺碑也是在這種形勢下僧人所做的一種圖存的努力而已。該文敘述了僧人與他人爭奪廟產的過程與來龍去脈，以及官府的斷案等等，爭奪的最後結果，則是寺產全部歸屬寺院，但不動產則永遠屬於官府，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當時伏牛山佛教與官府之間的關系，由此可以進入研究政教關系的一面。總之，透過這件典型的事例，我們可以對伏牛山的佛教寺院經濟有一個更加詳細的了解，也為伏牛山的佛教研究開拓了又一思路。 　　最後，明代嵩縣有名的寺院很多，記載在古籍裡的有慈光寺以及思遠寺等，特別是官方寺院在嵩縣古已有之，據說“龍興寺在嵩縣北思遠山，唐武後時嘗幸此，建乘涼閣，後改為寺。”[14]兩塊明碑的記載，說明雲巖寺在明代已經有之，而且這時已經有上下二寺。但是經筆者所見，它應是在清代入於史籍之中。康熙年間的《河南通志》卷七曰：“伏牛山 在嵩縣三百裡，即唐自在禅師修道處，接內鄉縣界。”卷七十中則記錄了雲巖寺，雲：“自在禅師學道既成，欲幽棲名山，問於師，師曰：逢牛則止。北行至嵩縣南山問道，或告曰此野牛嶺也。其牛據林莽噬人獵者，亦不敢施機爾，孤行且止。自在默然憶師語，而進至嶺，果見野牛，自在以法咒之牛馴伏，遂跨以行語曰，若到吾剎，即止行至下雲巖寺。牛止，自在曰，此地雖佳，而狹小，更進之乃行至上雲巖寺止，自在曰，可矣。下牛趺坐，而牛奔突，直上後山，絶頂躍入池中，俄而雲起晝晦，有龍現形，橫騰東西兩山之上，自在，祝雲娑伽娑伽夙性未化見大法身驚徒眾，可仍歸池中，吾為說法，於是龍斂形，復入池中，今嵒頂小池，圍丈曰龍池。” 這裡的說法，明顯與明代的兩塊雲巖寺碑文相同，說明了經過數代人的努力，雲巖寺的影響已經增大，最終被載入史冊。所以到了乾隆年間的《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六十三收錄了該寺，記載“雲巖寺在嵩縣西南伏牛山上，有上下二寺。”此外，康熙和乾隆時期修的《嵩縣志》也記錄了這兩塊碑文。 　　雲巖寺的兩塊明碑，是伏牛山現存的最古老的文物了。經過數百年來的風風雨雨，它能夠被保存下來實屬不易。這兩篇碑文，為研究伏牛山的個案提供了實例，在當前資料焏缺的情況下，這些資料的重要性是顯明易見的了。雖然這兩塊碑文還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不可理解的問題，但是隨著今後我國佛教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相信有些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與澄清的。 　　[責任編輯 劉繼保] 　　原載《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作者黃夏年，195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世界宗教研究雜志社社長、《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通訊地址：北京建國門內大街5號世界宗教研究所雜志社 　　郵政編碼：100732 電子信箱：huangxn999@vip.sina.com 　　聯系電話：010-67755704(宅)010-65138393(辦) 　　-------------------------------------------------------------------------------- 　　[1] 康熙十二年刊本《嵩縣志》卷八，《雲巖寺》30-31頁，吳建設編著，嵩縣出版。 　　[2] 《雲巖寺》38-40頁，吳建設編著，嵩縣出版。 　　[3] 《雲巖寺》44-45頁，吳建設編著，嵩縣出版。 　　[4] 《續燈正統》凡例。 　　[5] 《續燈正統》凡例。 　　[6]《大足石刻銘文錄》第217頁，重慶出版社，199年8月初版。又本文中的銘文經過陳灼先生校補，文意和內容更全，故為本文所用。參見陳灼《臨濟正宗記》碑跋，載《大足石刻研究》第58頁，2002年創刊號。另再參見拙文《大足寶頂始祖元亮曉山考——大足石刻〈臨濟正宗記〉碑研究》，載《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4期。 　　[7] 《終南山天龍會集缁門世譜》，《大正藏》第86卷。 　　[8] 《河南通志》卷五十九。《明史》沒有喬缙的傳記，但有其著書的記載，見《明史》卷九十七，志第七十三。《行水金鑒》卷一百十一載喬缙督理山東泉源，使泉水大暢，漕運大濟的事跡，即“為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魚台至臨清、行洸、汶沂、泗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余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為閘凡三十有六，設守津吏，以時啟閉。為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為豪宦侵匿，漕運屢屢告艱。缙行郡，得堙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余泉會於四水，漕運大濟。工部以績奏，改兵部職，方歷四川參議。” 　　[9] 王英《無際禅師塔銘》。 　　[10] 歸安杏溪蘧庵比丘大聞幻輪匯編，蘧庵居士嚴爾珪校梓。 　　[11] 《河南通志》卷三十四。 　　[12] 《大足石刻銘文錄》第217頁。 　　[13] 《大足石刻銘文錄》第228-229頁。 　　[14] 《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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