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惟賢法師訪談錄
四川和重慶地區，佛教界人才輩出，釋惟賢法師就是當代眾多高僧中的一名佼佼者。他的傳奇經歷和豐富的學識，以及深厚的文化素養、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吸引了眾多的僧俗兩界大眾。筆者自從事佛教文化事業以後，就聽別人談起惟賢法師，於是心存采訪的念頭，但是因緣不熟，雖有幾次接觸，卻沒有深談的機會。例如1992年，我在峨嵋山參加“巴蜀佛教與峨嵋山文化學術討論會”後到重慶，於羅漢寺初次見到惟賢法師，當時僅與法師交談了幾句，但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法師送給的《慈雲文萃》至今仍然保存，經常翻閱。1996年在“少林寺150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我又一次與法師見面，但是當時繁忙的會務，使我和法師也沒有能深談。不久我又和法師在上海“應慈法師佛教思想討論會”上再次見面，不過法師是個忙人，看望和拜訪他的人絡繹不絕，我自然不敢去打擾。去年底，法師到北京主持正果法師紀念儀式，但是我正在北京大學參加學術會議，法師約我去廣濟寺相見，我只好晚上去打擾，又碰到有人前來谒見，不好意思久留，只好匆匆告辭。直到這次到重慶參加王恩洋先生誕辰101年紀念會，應法師之邀住在慈雲寺裡，才終於了卻這一心願。這一晚上，我和法師談了3個小時，談話的內容非常廣泛，涉及了很多方面。
我自己認為，說到當代四川的佛教，可以說來自兩個人的影響較為重要。一個是王恩洋先生，一個是太虛大師。前者是著名的佛學家和國學大師，曾在四川創辦了龜山書院和東方文教研究院，致力於東方學術文化的講習和研究，培養了不少佛門的弟子。後者是我國著名的佛教高僧、社會活動家與佛學家，致力於佛教改革和社會活動，在當代中國佛教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惟賢法師曾親受此二人親炙，我們的話題就從這裡開始。
“惟賢法師，今年你已78歲了，在你這漫長的一生中，王恩洋先生和太虛大師對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我開門見山，直接將話題挑明。
惟賢法師沉吟片刻，呷了一口茶，緩緩地說：“王恩洋先生和太虛大師都是我人生道路和學佛生涯的領路人和親教師，他們有共同的特點，例如他們二人對佛教的情懷，關心佛教的事業，在佛學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這是有目共睹的。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兩人的學問重心和對佛教關心明顯不同，例如王恩洋先生是學者型人物，專精唯識法相，他的學問和對佛教事業的關心，更多的是表現在學術的層面，如他對《大乘起信論》料簡，批評那些持“大乘非佛說”的觀點。這些言論和學術觀點，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引起人們的激烈論戰，而且到現在還在廣泛地影響著學術界。太虛是法門龍象，他不僅精於學問，而且因為自己處在僧伽內部，對佛教自身的發展有著更多的關注，所以他提倡佛教進行改革，主張“三大革命”，宣傳“人生佛教”的思想，這些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一直影響了佛教界，而這些又是王恩洋先生所不能做到的。這就是我們在經過幾十年後對他們的學問和人格作的一個簡單的比較或總結吧。
“我對王恩洋先生和太虛大師一直都懷有特殊的感情，一生都不能忘懷。如果非要來分別他們對我的影響，我想可以用這樣的說法來表示，這就是：王恩洋先生是我的知識啟蒙老師和佛學的教育者，太虛大師是我的佛教信仰和實踐的指導者。我是四川蓬溪縣人，從小就和我哥哥惟聖一起住在寺廟裡。寺廟雖然很小很窮，但是師父仍願意送我們去讀書，於是我們到了王恩洋先生在南充創辦的龜山書院讀小學班。在龜山書院裡，王恩洋先生教我們讀書寫作，給我們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知識。佛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之一，王先生深谙佛學，他不僅向我們講授佛學，還講儒學。他的佛學特長是唯識學，所以我一生之所以在唯識學方面有很大的收獲，就是得益於王恩洋先生的教育。
“龜山書院是一所民間私人辦的私塾性質學校，有初中高三個不同的班次，我出家後學習文化，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佛學的理論水平。我在龜山書院學習了三年，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礎後，聽說漢藏教理院正在招收學生，於是在1936年報考了漢藏教理院，成為當時教理院裡最年輕的一名學生。
“漢藏教理院是太虛大師為了溝通漢語系佛教和藏語系佛教，弘揚佛教文化，倡議在重慶缙雲山創辦的一所佛學院。當時學院裡集中了全國各地的優秀老師，例如法尊法師、法舫法師、印順法師、雪松法師以及黃忏華、陳健民、潘懷素等居士，開辦了漢藏佛學和佛教史、文學、國學、史學、自然科學等課程。一些社會名流，如郭沫若、老捨、田漢、梁漱溟、馬寅初等人也來院內發表演講，極一時之盛。我在這種良好的環境裡，受到了系統的佛學教育，更重要的是學到了怎樣做人的道理。佛教徒講“八正道”，講“正信”，就是說要堅持正確的信仰，以履行正道。我在教理院裡的學習，使我更加堅定了佛教的信仰，認識到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二千年裡不斷流傳下來，就是因為有一批信仰佛教的正信者，他們維護佛教的利益，建立佛教的權威，帶領廣大信眾從事佛教的偉大事業。太虛大師就是這方面的楷模。他非常關心現實社會中的佛教，關注未來佛教的發展。他在教理院裡講述《真現實論》，宣傳“人生佛教”的思想，教導我們要以入世的態度積極關心未來的佛教事業，成就菩薩行的偉大使命。太虛大師給我們這些學生規定的院訓是“淡寧明敏”四個字，淡是淡泊於物質，不起貪欲，才能持戒；寧是寧靜，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因識果，分別善惡是非，不迷於主觀客觀，即是智慧；敏是行動靈敏通達，能審時度勢，如理行事。這四個字一直影響了我的一生，以致於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放棄過。”
“聽說你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吃了不少的苦，僅在監獄裡就渡過了26年。人的一生是短暫的，你將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華都在監獄裡渡過，你認為值得嗎，難道你不後悔嗎？”我又冒昧地提出了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
“1954年我被關進了監獄。根據當時情況，就是因為我不願意離開佛門。這時我已是34歲，思想並不是很活躍，也認不清形勢的發展，只想自己是一個佛教徒，應該堅持自己的信仰。我之所以進入監獄，現在看來也是必然的事情。
“古人雲：‘人到七十古來稀’。現在我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從我的一生來看，我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我在34歲以前；第二個階段是34歲後到60歲期間；第三個階段是從60歲到現在這段時間。
“龜山書院在南充，離我出家的小廟有幾十裡路。書院不收學費，但伙食要自己負擔。為了讀書，我每個月都要背米到書院。那時的生活水平很低，遠不可能和現在相比。我們能吃上飯，但菜是很簡單的，主要是牛皮菜和鹹菜，現在的人也許以為牛皮菜是一種很貴重的蔬菜，可是那時候牛皮菜只是窮人吃的。王恩洋先生雖然是有名望的人，但是他也經常和我們一起吃飯，而且從不抱怨伙食的好壞。有一段時間，寺產被地方政府侵占，我連吃的米都背不了，王先生愛才惜才，為了支持我的學習，用他的積蓄供我繼續讀書，我終於能安心學習。王先生甘於吃苦，生活淡泊，愛惜人才的品格，是我們作後輩的楷模，他不僅教給我知識，而且還教我怎樣做一個正直的人。進入漢藏教理院學習，太虛大師也是終年穿灰布僧衣，蔬菜稀粥為食，諄諄教導我們要“無私，戒懶，為公服務”，完善人生，完善人格，同體大悲，精進菩薩大行。
“1950年，我住在重慶天寶下院，王恩洋先生這時也來下院小住。他每天早晚拜佛，晚上坐香，實踐一個佛教徒的責任。有一天晚上，我請他去看電影，他不去看，還不要我們去看，要我們大家在家靜坐。所以他不僅是佛學者，還是一名學佛者。他回成都時，我送他上火車，他一再告誡我，要發心修六度行，特別是注意修行忍辱波羅密，保持一個人的品格。可惜在當時我沒有把這些話聽進去。我進監獄後，想讀書，給王先生和正果法師寫信，先生很快給我寄來錢、衣物等，還給我寄來了中國哲學的書，正果法師也寄來了不少書，這些書使我能在監獄裡繼續學習，不斷地獲得精神的資糧。我還利用在監獄的機會，系統地學習了馬恩全集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有一次監獄舉辦學習活動，我作了一天的報告，談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體會，監獄長感到非常驚奇，佩服我讀了不少的馬列毛澤東的書。雖然監獄裡面不能公開表示信仰佛教，但是我內心的信仰仍然不變，我以豁達的心態來對待人生，牢記太虛大師的“淡寧明敏”四字院訓，使我最終能夠堅持下來。有一次我發燒到40度，醫生都說我不行了，要准備後事。我心裡默誦《大悲咒》，幾天後熱度全退下去，眾人都為我突然病好了覺得不可思議，只有我自己明白，這都是因為我的定力，菩薩的加持力，戰勝了病魔。
“我在監獄裡呆了26年，固然是無奈，但是我既然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了佛陀，我還在乎什麼呢？從總全局來看，我覺得應該還是值得的。因為在那種形勢下，我就是不在監獄裡，也會在‘文革’中吃不少苦頭，甚至可能連生命都不能保。佛教講劫難，在我的一生中注定要受到這一劫，是在劫難逃。我雖然把一生中最好的年華放在監獄裡，但也因禍得福，使我能夠活著出來，並且看到了今天中國佛教的繁榮和發展，為我畢生所信仰與從事的偉大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所以就此而言，我一點都不後悔。我非常感謝鄧小平先生，是他使我能在有生之年干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是他使中國佛教再度走向輝煌。1980年我被平反，當時有人勸我就在當地就業，渡過晚年。但是我沒同意，我覺得我已經虛渡過很多時間，現在我要加倍工作，去補回那些丟失的時間，把佛教的事業重新光大。我回到重慶，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修復寺廟和落實宗教政策的活動中。現在我們所在的慈雲寺，當時已經成為工廠的庫房，文物丟失，佛像破壞。經過多年的努力，慈雲寺重新恢復莊嚴，道場清淨，佛像莊嚴，香火缭繞，僧尼安居，成為重慶市佛教活動的中心之一。1983年又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開放寺院。我的晚年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既是佛教所說的因果感應，也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在中國歷史上，佛教的命運始終與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東晉道安法師曾經說過：“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這句話在今天仍然適應，國家富強，佛教才有發展；社會安定，佛教才能廣布。我們佛教徒只有愛國愛教，在政府的領導和支持下，方能取得成績。這一點已經為幾十年的歷史所證明。”
短短的3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我們好象還有不少話要談，但法師明天還有工作，我不能再占用他的更多的時間。慈雲寺座落在長江邊上，對面就是繁華的朝天門碼頭。坐在寺內的望江亭上，極目眺望滾滾遷流不息的江水，江對面萬家燈火將天空染紅，我心潮澎湃。在歷史的長河中，人的生命短促，正如佛家所說的在“一剎那”間。20世紀行將過去，但是這100年則帶給我們更多更多的思索……。從惟賢法師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所受到的各種磨難，可以體會到當代中國人因改革開放而帶來的喜悅。人不可一日不吃飯，物質的力量是保證人生存的主要手段；然而人又不能沒有精神生活，具體地說，就是人不能沒有信仰，物質產生精神，精神又能反作用於物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惟賢法師能一生堅持自己的信仰，為維護這種信念而不屈於任何壓力，這種精神何等可貴，何等崇高！一代高僧唐玄奘大師“為法捐軀”，被魯迅先生稱為“中國人的脊梁”，惟賢法師一生的傳奇經歷，正是體現了這種精神。我們每個人都如長江中的一滴水，但是我們誰又有法師的那種寬廣的胸懷，那種視死如歸的意志，那種為了信仰而獻身的精神呢？我們世俗的凡人真是太渺小，太普通了！“超凡脫俗”決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是需要我們去實踐，去履行，這種人格的力量和感召，正是來自於堅定的信仰，來自於長期的修行實踐。正是由於這一點，法師受到了信徒們的尊敬愛戴，他的影響不僅僅局限於四川和重慶，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弟子。我翻開法師贈給我的詩文集，其中有一首寫道：“七十年來遭遇奇，至今堅信有前知。觀音靈感難思議，碧海丹心映太虛。”如果沒有“堅信有前知”，哪能來得“映太虛”呢？法師道出了他的過去和現在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