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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永海教授:柳宗元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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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與佛教
  賴永海
  柳宗元好佛,見諸典籍史乘,向來無大歧義。但是,柳宗元是不是“唯物主義”者,時人在討論其世界觀歸屬時,似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此中之關鍵,是如何看待柳宗元好佛問題。柳宗元是“唯物主義”者嗎?如果是,他為何好佛?好佛的柳宗元又為什麼不是“唯心主義”者?本文擬就這些問題談點看法,以就教於學術界。
  時人談佛,似有好籠而統之,一其稱為佛教。如此稱說,僅僅泛泛而談,自無不可。但是,如果企圖從思想史角度,探討古代某些思想家與佛學的關系時亦如此對待,恐將因失之籠統而有欠精當。
  湯用彤先生在其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曾說:佛法之被中華,約有二端,一日教,二日理。或偏教,或偏理。言教則生死事大,笃信為上,最重淨行、皈依;理則通於玄學(見該書第419頁)。此說很有見地,且對我們目下探討柳宗元與佛教的關系頗有助益。
  所謂柳宗元好佛,概而言之,約有以下數端:嗜浮圖言,不排佛道;與浮圖游,書撰僧碑;興建佛寺,嚴其道而傳其言;不疑淨土,有信於因果報應。據此數端,可以得出柳宗元崇信佛教嗎?筆者以為未必盡然。
  通觀《柳河東集》,我以為與其說柳宗元崇信佛教,毋寧說他嗜於佛理更恰當些。
  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柳宗元自白:
  “吾自幼好(好,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
  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
  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
  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
  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論,一作谕)其意,
  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
  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
  失守;辯群有之伙,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
  (《柳河東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3—
  424頁。以下凡引該書,只注頁碼)
  這段引文長了一些,但有好處,可以避免一望“吾自幼好佛”,就指柳宗元為崇信佛教的偏弊。因為只要通觀全文,就不難看出,柳宗元所推贊的,實非笃信為上,最終皈依的佛教,而是言虛實、辯有無之佛理。此其一。其二,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一文中,柳宗元又說:
  “今之言禅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也,是世之所大患也。”(第428頁)
  這段話,既談不上柳宗元崇信佛教,也不能說他反對佛教,他仍是針對佛理而言。他反對言禅者之“妄取空語……顛倒真實”,主張空實相即,體用一如。
  上面兩段話表明,柳宗元談佛,多有言佛理而非語佛教者。而且,如果細加玩味,還可看到,對於佛理,柳宗元亦非一味推贊服膺,而是有所推崇,有所批判。他毫不含糊地抨擊言禅者之“妄取空語”,“顛倒真實”和直截了當地反對離有言無之“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這種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反成被罪為“唯心主義”者的根據。誠然,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還有“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檠”語,但考察柳宗元之思想實際,它與般若學之掃相絕言實相去天天。考諸中國佛教史,羅什所傳之般若學在中國廣泛流布後,漸分成二端:一為崇尚空無,遂成禅宗:一傾向中道,遂成天台。柳宗元在其論著詩文中屢屢抨擊的,乃是繼承“一切諸法無所有”(《摩诃般若波羅蜜經·等空品》)之般若學之禅宗,而他所常常推贊的,則是以中道學為基本教義之一的天台宗。在《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中,柳宗元說:“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第%頁)當然,天台與禅宗一樣,都是佛教的一個宗派,問題是,正如柳宗元雖屢屢指斥“言禅最病”,但並不否定禅宗的“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第92頁)一樣,他之推贊天台,亦只是推崇、贊揚其中道學說,而沒有愛屋及烏而服膺其“真如緣起”,“一念三千”等思想。
  天台之中道學說,亦即所謂“三谛圓融”。“三谛圓融”的學說旨在說明一切事物乃是因緣之假和合。因其是因緣和合而成,本無自性,故是空的。但空並非一無所有,而是虛幻不實,故是假有。明了一切事物既是空的,又是假的,是空與假的統一,這就把握了佛之中道了,北齊沙門慧文自記曰:此種思想是他得自龍樹菩薩所造之《中論》的,“開論讀之,至四谛品,‘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之偈,恍然悟三谛之妙旨,以授南岳之慧思。慧思授之天台之智颉,故一家之觀門以此一偈二十字為究竟之勘文。”可見,中道學說在天台宗中是師師相傳的,地位至關重要,柳宗元因崇尚中道而推贊天台實不足為怪。
  必須進一步探究的是,柳宗元推崇天台之中道學說,究竟贊賞它的什麼東西?我們知道,中道學說是以否定一切諸法之客觀實在性的“真如緣起”論和“一念三千”說為基礎的,因此,其所說之空與假有之統一,自然是以空為第一義,以空為前提,統一到空上。此種思想,實是柳宗元所極力反對的。柳宗元之推贊天台,實是贊賞中道學說既不像大乘空宗那樣不顧人們的常識,對現實世界視而不見,硬說如此大干世界一無所有,又能看到世界上的一切現象並非“泥而皆存”,永恆不變,而是處於不斷地從有形到無形,從無形到有形的轉化之中。這是上面所引的幾段柳文中所透露出來的思想。此外,這種思想可以從柳宗元《答劉禹錫天論書》等文章中得到印證、說明。
  劉禹錫在《牛頭山第一祝融大師新塔記》中說:“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在《天論》中又說:“空者,形之希微者。”這種因相示覺、由有悟無的思想,柳宗元很是贊賞,寄書劉禹錫曰:“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第504頁)
  在《龍安海禅師碑》裡,柳宗元闡發了同樣的思想。他贊揚海禅師“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鹹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禅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於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第98頁)在這裡,柳宗元所推贊的,只是禅師之能看到“真與事”,“流動與真常”相互統一的思維方法,而非推崇其以真為本之佛教世界觀。
  佛教作為一種世界觀,毫無疑問是一種“唯心主義”。但作為人類思維發展過程中的一環,佛教中的思辨哲學並非一無可取之處。中國古代許多哲學家如張載、王夫之等,就是在出入佛、老的過程,從佛學中吸取了不少思想養料,來豐富和充實自己的哲學。他們從佛學的“即群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即有辯無,此為一體”(《廣弘明集》卷十四、卷二十一)等思想中,吸取其即有即無、有無統一的思維方法,擯棄其以空為本、以無為本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建立起自家的“唯物主義”的有無觀。對於柳宗元,我們亦應作如是觀,而不要為其表面的好佛所迷惑。
  誠然,柳宗元在談佛過程中,雖有明確的反對禅宗侈談空無的思想,但沒有明確提出何者為本的問題。這樣,關於柳宗元好佛並非推崇服膺佛教“唯心主義”,而主要是贊揚、吸取佛理中的虛實相即、有無統一的思維方法的結論,這可以到柳宗元的其他著作中去尋找佐證。
  可以先看看他為南岳彌陀和尚寫的一個碑銘:
  “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
  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
  跡示教功。”(第95頁)
  如果不望文生義,拘泥於“聖神無跡示教功”,而把它同柳宗元在《天對》、《天說》中所闡發的元氣說聯系起來,應該不會得出柳宗元在元氣之上又去尋找一個更高的精神本體的結論。下面,我們看看柳宗元的《天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
  之?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
  焉;黑晰眇,往來屯屯;龐味革化,惟元氣存。而何
  為焉。.
  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對;無營以成……。
  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對:冥凝玄,無功無作。”(第227—228頁)
  這裡所表述的思想,可以說是“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的注腳。也就是說,宇宙之間,惟元氣存;其上無初,其下無終;無始無終的元氣回薄流轉,或離或合,或蔽或通;離則無體,合則有形;有形非“泥而皆存”;無體非“蕩而失守”。它們都是元氣的一種狀態,不是在元氣之上還有一個最初或更高的創造者。
  在《天說》等論著中,柳宗元更直指天地為無心:“天地,大果蓏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第286頁);“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第644頁);“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第286頁)陰陽二氣“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第228頁)。世間萬物,“自動自體,自恃自流,是惡乎與我謀”?大干世界“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第748頁)。這裡,既沒有最初創造者,又沒有第一推動力,有的是元氣及陰陽兩氣的相互作用,交錯而功。此種宇宙觀之世界觀歸屬,應該說是毋庸置疑的。
  關於柳宗元自然觀的“唯物主義”性質問題,前人已作過大量的論證和說明,這裡不一一復述。所以簡撮其要指明此點,目的是說明柳宗元的嗜於佛理,並非推贊、服膺佛教的“唯心主義’’世界觀,而是贊賞、吸取佛學中虛實相即、有無統一的思維方法。好佛的柳宗元所以不是“唯心主義”者,這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
  柳宗元好佛,非僅止上說一端,而且表現在政治思想、倫理觀等許多方面。因此,我們有必要跟著它在各方面予以說明:“唯物主義”的柳宗元為何好佛?
  柳與韓愈同是中唐名士,皆以文章知名一時,但在對待佛教問題上,兩人態度迥然有異:韓素以反佛聞名,柳卻給人留下好佛的印象。韓、柳在對待佛教問題上沒有直接發生過大的交鋒,只在書信上略有論及。韓曾指責柳不排佛,柳作了一些辯白。從現有的資料看,韓、柳於佛教問題上的指責、辯白,主要由於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似不涉及哲學問題。
  自從佛法東流,在中土廣為傳布後,反佛排佛的人物、事件時有出現、發生。此中除魏晉南北朝的形神之爭帶有較濃厚的哲學色彩外,其余大多出於政治、經濟、倫理觀等方面的原因。有唐一代,繼傅奕之反佛後,當數韓愈非佛最力。而韓之排佛,除其主張以儒家的“道統”去對抗佛教的“法統”較有自己的特色,其余與以前的反佛者所陳理由大體相同。
  政治上,他們都認為:“三皇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廣弘明集》卷十四)沙門“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大患”(《弘明集》卷六)。“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捨而祚失。”(《廣弘明集》卷六)
  經濟上,他們指出:“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群品,……今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阙轉練之方,業廢機紝之婦,是知持盂震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當一歲之中,饑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廣弘明集》卷十三)“竭財以趣僧,破產以趨佛。”(《廣弘明集》卷九)“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舊唐書》一O一卷)
  此外,就是以華夷之辨、周禮不言、有損教化等理由反佛:
  “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弘明集後序》)“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弘明集》卷三)“戎教舉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廣弘明集》卷六)總之,“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土;有佛政虐,無佛民淳;有佛祚短,無佛世安;詩書不載,周孔無言;有乖禮義,有損教化。”因此,韓愈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
  上面所陳佛教之弊端、禍害,是否中肯、准確,於此可暫且存而不論。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不是從哲學的高度,從理論上駁斥、批判佛教。
  柳宗元在這方面的態度如何呢?一如對於佛理持具體分析、具體對待一樣,他對佛教的社會作用亦不籠而統之,一概否定。他在《送僧浩初序》中指出:
  “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缁,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第425頁)
  那麼,柳宗元所樂、所好於佛者又是什麼呢?
  一、浮圖“有以佐教化”。
  柳於柳州任刺史時,認為當地群眾易殺偭仁,迷信落後:“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佃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f、。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饬死事。”(第465頁)因此,柳宗元主持修建大雲寺,“以嚴其道而傳其言”。使“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第465—466頁)。企圖以“事神而語大”之浮圖,“以佐教化”(第465頁)。此中之用心,真可謂良苦。這同他修孔廟,從而達到“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第78頁)的目的是一樣的,亦即出於政治的目的,而非由於哲學的原因,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二、浮圖“往往與《易》、《論語》合”。
  韓愈嘗病柳宗元“嗜浮圖言”,斥柳宗元“與浮圖游”,罪柳宗元“不斥浮圖”。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作辯曰:
  “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第425頁)
  柳宗元以韓愈好儒未過於揚子,而“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說明自己何不能取佛中之與《易》、《論語》合者。之後,進一步反擊韓愈“是知石而不知韫玉”。
  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柳宗元以孔老非如太史公所雲,“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孑L氏”,進而推崇河南沙門元生者,“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第419頁)。在《送文暢上人序》中,又對沙門上首好與賢大夫游,頗表贊賞,推贊“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第422頁)。在儒釋關系上,柳宗元基本上是站在儒家立場上,以實現堯舜孔子的“聖人之道”為最終的奮斗目標,亦力圖在佛教這塊石中發掘美玉,進而援釋入儒,以佛濟儒,統合儒釋。此種態度,實該褒獎而不應貶斥。
  另外,柳宗元之“好與浮圖游”,還因為在他看來,“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者為多”(第425頁)。他們“泊焉而無求”,與“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適成對照。當然,這並不排除沙門中“身在山林,心向魏阙”者大有人在。柳宗元雖亦反對“假浮圖之形以為高者”,但他對僧人之品節、操行總的是持褒獎態度的。
  三、沙門非“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
  在社會倫理觀方面,柳宗元以為佛教亦有可取之處。他認為沙門同樣是主性善、倡仁孝的。在《送元嵩師序》中,柳宗元說:
  “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她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第427頁)
  這裡,柳宗元指責那些以為沙門則應去孝遺情的“蕩誕慢弛者”,而贊揚像元嵩那樣的把出家與儒之仁孝之道德統一起來的“幸僧”。在柳宗元看來,釋、儒在倫理觀上應有其契合處。這樣去理解佛教,是否符合釋氏之倫理觀呢?應該說,至少不違背某些中國僧人的倫理思想。
  東晉名僧慧遠就說:沙門“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弘明集》卷五)。南北朝的劉少府在其《答何衡陽書》中也指出:“孔以致孝為首,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務,則化周五道。”(《廣弘明集》卷十八)
  佛法東漸後,與儒、道思想互相吸收、融合,被加進了許多仁義孝敬之類的東西,柳宗元視沙門亦“本於孝敬”(第430頁)是不無根據的。
  另外,柳宗元雖屢屢抨擊禅宗之侈談空無,但對“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頗表贊賞。這是他因佛之社會作用而好佛的又一表現。在柳宗元看來,釋去殺勸善,有以佐教化,可以益國治,且與儒家之性善說共轍,可資利用,值得稱道。
  綜上數端,可以看出,柳宗元好佛,如同與他同時代及先前的一些反佛者排佛一樣,主要不是由於哲學上的原因,而是始終圍繞著這樣一個目標;經世濟民,始終“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第480頁)。這是柳宗元好佛之初衷,至於結果,自然有柳宗元之始料所不及者在。這自應作別論,不可混為一談。
  柳宗元好佛,還有其時代之原因。
  柳宗元對“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釋人物,是很表稱贊的。此中緣由,與時代之社會思潮有關。晉宋以降,僧徒多擅文辭,旁通世典,士大夫亦兼習佛理。般若理趣,同符老莊,而名僧風格,酷肖清流。湯用彤先生在分析東晉名士崇奉林公的原因時指出:“以其故,不在當時佛法興隆,實則當代名僧,既理趣符老莊,風神亦類談客。”(《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181頁)其中的道理,於探討柳宗元好佛的原因時實可資借鑒。
  六朝以後,玄學漸衰,有唐一代,佛法隆盛。佛教再也不像漢魏兩晉那樣,必須依附於玄學、道教以求其生存和發展,它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能與儒、道相抗衡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力量了。但是,由於當時的統治者對儒、釋、道多取兼收並蓄的態度,三者在相互斗爭、相互排斥的同時,又呈現一種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趨勢。其時,沙門名僧,多有深明世典者,士大夫中,亦不乏通達釋教之人。柳宗元是一個長期寄居佛寺,又素好與浮圖交游的仕途失意者,最終走上“儒釋兼備”,“統合儒釋”的道路,實是情理中事。
  三
  以上所說,主要想說明這樣兩個問題:好佛的柳宗元為什麼可以不是“唯心主義”者,“唯物主義”的柳宗元為何好佛,此中絲毫不排除柳宗元的世界觀確實有其受佛教影響的一面。
  例如,出於辨析的需要,我們在前面指出了柳宗元好佛與韓愈反佛多是針對佛教的社會作用言,並非崇信或反對佛教的“唯心主義”世界觀,但由於柳宗元長期寄居佛寺,加之被貶後境遇之淒涼艱難,柳宗元在人生觀等方面確實受到佛教的相當程度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下面幾件事上。
  佛教之極樂淨土,乃是一種橫出世間的方便法門,柳宗元對此卻很是推崇,在《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裡,他說:“其言無所欺也”,並希望從中得到“求無生之生”的“舟筏”。可見他好佛並非純是“神道設教”。
  在《下殇女於墓磚記》中,柳宗元記述了他的女兒和娘,既病求依佛,更名佛婢,病笃,求去發為尼,號曰初心。這表明柳宗元對佛教還是相當崇信的。
  另外,他的友人李化清之妾馬淑故去後,李為她建幢祈福。柳宗元寫了《尊勝幢贊》,宣揚建幢可拔苦致福:“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也透露出他頗受佛教因果報應之影響。
  柳宗元受佛教影響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重要的不是指出,而是說明這些現象。
  與柳宗元之推贊天台之中道學說,主要是贊揚、吸取其有無相即之思維方法,政治上好佛,是為了“以佐教化”不同,柳宗元不疑淨土等現象,雖然有些是受僧人的要求,礙於情面而寫的,不能完全代表柳宗元的真實思想,但畢竟出自其筆,硬說其無,寧信其有。這樣,我們就碰到了一個如何理解柳宗元思想中互相矛盾的現象問題。
  柳宗元的一生,本身就前後矛盾。至永貞革新時,柳宗元可謂早年得志,仕途亨通。這時柳宗元年少氣盛,朝氣蓬勃。他自謂:“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第545頁)永貞革新失敗之後,柳宗元被貶南荒,境遇大變,加之身體多病,家境淒涼,屢遭斥逐,前途無望。這時的柳宗元已經“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上不能“延孔氏之光燭於後來”,下不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同上),“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第567頁)。頗是自暴自棄,悲觀失望了。加之,長期寄居佛寺,青燈梵呗的耳濡目染,去欲離世思想的潛移默化,他逐漸萌發一種“志乎物外”,“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的思想情緒來,這就給佛教思想的影響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當然,柳宗元被貶逐後,思想上雖有消極悲觀的-一面,但是並沒有完全頹廢、絕望。從他所寫的大量書啟文表看,他此時仍處於“去魯心猶在,從周力不能”的境地。有時雖亦說“望望思得效用”之志已息(第489頁),但更多的是在“晷刻觀望”(第573頁),“時時舉首”(第575頁)·,致辭聲哀,號望復振。他在給裴度的信中說:“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污,罄效蚩鄙,少佐毫發”(第569頁)。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他還以“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第483頁)自勉自慰。這一切都說明,柳宗元雖屢遭斥逐,但仕途之心未已。雖偶有悲觀離世思想冒頭,但積極用世之心,“輔時及物”之志始終未滅。這也許是他一旦身陷困境,情緒低落時,難免要說幾句諸如“淨土”“其言無所欺”之類的話,而其思想體系仍堅持氣一元論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於佛教的思想影響在其整個思想中所占的地位,這有如柳宗元雖“直指天地為無心”,“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第644頁),有時又會呼喊幾句“天”、“命”一樣。呼“天”談“命”的古代哲學家多有“唯物主義”者,好佛的柳宗當然可以不是“唯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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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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