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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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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賴永海教授：傳統文化——佛教現代化略論
傳統文化——佛教現代化略論 賴永海 [長春]長白論叢，1996年第1期 57-58頁 -------------------------------------------------------------------------------- 【作者簡介】賴永海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 近幾十年來，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向現代化社會邁進了一大步。與之相應，各種意識形態也正在逐步地現代化。意識形態的現代化，通常面臨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傳統？二是如何適應現實的社會？——如果說，特定的傳統往往是特定意識形態現代化的“載體”(亦即具體的思想內容)，那麼，特定的社會條件則常常是某種意識如何現代化的現實根據(亦即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及如何發展)。 與其它宗教一樣，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今日社會裡也面臨著一個要否現代化及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一般而言，不會有人反對佛教的現代化，而對於佛教應該如何現代化問題，則可能會見仁見智、言人人殊。有鑒於此，本文擬就佛教在當代的發展趨勢問題做一些嘗試性的探討，不妥欠當處，有俟大德、方家。 一、現代佛教應該肯定現實人生 佛教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因著各種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而出現了眾多的流派和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但不管哪種流派、哪種表現形式，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以人生為主題。 就世界范圍說，以個體人生為對象、以自我解脫為目標之小乘佛教比不上以利他濟眾為號召的大乘佛教發展快、影響大；其次，對人生取厭離、否棄態度的“消極佛教”逐漸為肯定人生現實價值之“積極佛教”所取代。這兩點我們都可以從中國佛教的歷史發展得到有力的說明。 佛教之東漸，原是大小二乘兼傳的，但是，小乘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後，始終成不了氣候，且自魏晉以降，更是日趨式微；與此相反，大乘佛教自傳入中土後，先依傍魏晉玄學，後融匯儒家的人性、心性學說而蔚為大宗，成為與儒道二教鼎足而三、對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股重要的社會思潮。此中之緣由無它，蓋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較諸小乘注重自利、單講自我解脫的思想更符合中國人的精神需要，更能為中國人所接受——這種現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一種思想的普及程度，決定於社會對這種思想的需要程度。大乘佛教之所以能夠盛行於中國而小乘佛教在中國始終成不了氣候這一歷史事實，至少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中國佛教的往後發展，中國佛教現代化所走的道路，不可能是那種封閉式的、注重自利、自了的小乘佛教，而應該是那種開放性的、注重利益他人的大乘精神。 中國佛教史上還有一個重要的事實，即自隋唐之後，禅宗幾乎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而深入地考察禅宗的思想，其最核心的東西當是把一切諸法包括諸佛與眾生都歸結於自心、自性。如果說，籠統地稱自心、自性容易造成把印度佛教的心、性與中國佛教的心、性混為一談，那麼，中國禅宗所說的自心、自性，在相當程度上還可進一步歸結為人心、人性。——這一變化之富有“革命”意義，以致後人把慧能對傳統佛教的變革稱為“六祖革命”。 “六祖革命”的實質決不是改變某一佛教術語之稱謂，更重要的改變了此一稱謂的內涵。具體地說，慧能以人心、人性取代傳統佛教的自心、自性之實質，乃在於用現實的人生去取代虛幻的佛國。 把佛教歸結於人生的思想何以能增強禅宗的生命力，使之風靡天下呢？這裡面涉及到一個人生的價值取向問題。禅宗對於傳統佛教的一個重要改革，即是調整了佛教對於人生的態度。它一改傳統佛教之厭離和否棄現實的人生，而易之以對人生價值、人生意義取積極肯定的做法。 二、現代佛教應該注重利他濟世 如同人生的價值取向對於現代佛教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樣，對於出、入世問題的態度，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現代佛教的命運。 基於對人生的厭離和否棄，傳統佛教、特別是小乘佛教在出、入世問題上基本上是站在出世的立場。傳統佛教的這種出世主義，使得佛教在其往後的發展過程中，屢屢遭到挑戰和挫折。如果說，佛教在印度的衰微實有其特定的社會原因和歷史條件，不能完全歸結於佛教出世主義，那麼，小乘佛教在中土的始終不成氣候，其出世主義則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果說，六祖慧能之前的禅宗雖然也能師師相承、法脈不斷，但始終不能有較大的發展，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注重隱思空山、離世隱修的山林風格，那麼，慧能之後禅宗的蓬勃發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其注重入世的精神。 人們不妨翻閱一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 佛教傳入中國後，其受到非難和攻擊最多的，就是其離世、出世的主張有悖於儒家倫理。起初，佛教徒經常以“在家出家”、“方內方外”等說法分而辨之，認為，在家之民，自然應順化隨俗，但方外之賓，則應該遁世求宗。這種主張雖然可以為佛教的存在提供理論的根據，但中國畢竟是一個儒家倫理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國度，任何有背儒家倫理的思想想要在中國取得較大的發展是幾乎不可能的。 鑒於古代中國的經濟政治條件和社會歷史背景，歷史上的許多高僧大德和有識之士都清醒地認識到，如果中國佛教還是循著印度佛教出世主義的老路，不敢越雷池半步，那麼中國佛教想取得較大的發展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們紛紛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中國佛教應該在與儒家倫理和現實社會相互關系上，采取較實際、靈活的態度，這些主張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佛教常根據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濟世的精神，認為佛教不應該只講自身之解脫，而應該更加注重利他益世、廣濟群生。基於這一思想，中國佛教史上的有為高僧和有識之士，常主張佛教不應一味潛形山谷，泯跡人間，巖居穴處，隱遁修行，而應該走利生濟世的道路。 其次，中國佛教所以能夠比較順利地發展，還在於它較好地處理了佛法與世間法的相互關系。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佛教的成功之處有二：一是適當地調整了佛教與中國傳統的倫理綱常的相互關系，使得佛教非但不與封建倫理綱常相悖，而且能佐教化。例如隋唐之後的中國佛教非但大講孝道，而且“勸臣以忠，……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其二，中國佛教能夠善於隨順世法之需要，既講“治心”，也講“治世”，把佛之“治心”與儒之“治世”合理地統一起來。此誠如宋代名僧契嵩所說的“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這樣，佛教非但無損時政，而且有益國治。 如果說中國佛教的其它宗派在出、入世問題上多表現於某些較具體的觀點和實際的做法，那麼，禅宗在這方面則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它已不局限於某些具體的觀點或做法，而是作為自宗的一個基本思想。而禅宗思想的這一轉變，也是以“六祖革命”為標幟，此誠如玄覺在《永嘉證道歌》中所唱的：“游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禅；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也就是說，自慧能之後，生死與涅槃，出世與入世，已被融為一片。 回顧佛教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可以給人們一個啟示，那種只顧自我修行、自我解脫的佛教在當今時代是行不通的，當代的佛教應該走利益他人、注意濟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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