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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明教授：志遠與〈法華傳記〉的著作時代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志遠與〈法華傳記〉的著作時代 　　　　　　　 　　釋志遠，《宋高僧傳》有傳，為天台宗五台山系的一個並不特別出名的高僧，然其故事又見於《廣清涼傳》和《法華傳記》，其間詳略細處有異，故有予以考查的必要。 　　唐人僧詳所著《法華傳記》卷三講解感應第七之二江南釋志遠十可謂最早的記載：釋志遠，俗姓宋氏，江南人也。早喪其父，孤養於母，承順顏色，朝夕無違。天性聰利，穎悟法華。生年十八，啟母出家。從師受業，事師之禮，服勞無替。業講法華經，演天台圓頓，發願雲：我所解不違佛意，將天地感動！應時雨華，動地如雷如震。勤行精進二十有年，教教不廢講肆。臨終之時，謂弟子曰：二十五聖眾來迎，往生淨土。 　　然而，這一記載至後世則產生了較大的變化，據《宋高僧傳·唐五台山華嚴寺志遠傳》：釋志遠，俗姓宋氏，家於汝南。其父早喪，孤侍孀親，承顏之禮，匪遑晨夕。…遠識度明敏，孤標卓然。年二十八，辭親從師，歸依荷澤宗風，…雖博贍兩宗，情猶系滯。聞天台一枝，…清涼盛演，因命同輩追游五峰，…僅四十年，闡揚獨步。洎會昌四年，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忽絕食數朝，而說法罔憚。…雖學者如林，達其法者唯元堪，即扶風馬氏之裔也。及武宗澄汰之際，禀師先旨，哀恸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秘之屋壁。及宣宗再闡釋門，重葺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俨若。 　　可以看出，贊寧的記載更加詳細，這並不是說其中包含著有意編造的成分，因為《法華傳記》記事一向簡明，贊寧作僧傳，當然務求詳備，但在幾個關鍵的細節，二者還是有明顯的出入的。一稱志遠為江南人，一說為汝南人，一字之異，千裡之隔。一稱年十八出家，一說年二十八辭親，差了十年。一言精進二十有年，一道僅四十年，天下獨步，相差二十年。一未明述其生卒，一則認定其卒於會昌四年(844)，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 　　江南與汝南，未知孰是，二字形近而易混，從僧傳所謂先歸依荷澤宗風，後至五台來看，倒是地處河南的汝南更得其宜，是否因此而誤將江南改作汝南，亦未可知。 　　究竟是年十八，還是二十八出家，本無關大局，然僧傳的記載包含著自相矛盾之處，不得不指出。據僧傳，志遠二十八，辭親從師，經營僧事，聯綿六秋，自爾辭師尋禮，復經八年，後聞天台一枝，盛於五台，乃與同輩游跡五峰，棲遁林泉，解天台圓頓之法，僅四十年，便獨步一時。志遠卒於會昌四年(844)，壽七十七，則應生於大歷三年(768)，若謂其二十八歲出家，六年後辭師，復經八年往五台，又四十年，名聞天下，則其壽數至少要在七十九歲以上，與所謂壽七十七不符。 　　按照僧傳，志遠在五台弘揚天台頓教四十年，天下注目，為一時之選，根據其壽數，這是完全可能的，而《法華傳記》記載的志遠則可能只是一個享壽不永的僧人，大概只活了四五十歲，孰是孰非，難以定論。 　　可以發現，二書所記非惟詳略有異，在行跡史事方面還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這究竟是傳說不同，還是人物有別，即實為兩個志遠呢？ 　　僧傳所記的汝南志遠先歸依荷澤一宗，後又游學四方，精南北二宗之旨，總之，他本為禅宗門徒，後來才至五台從學天台宗旨，而《法華傳記》對此則無一提及，雖然此書記事惟簡，但是對於傳主傳法及生活的主要地方還是都有說明，且多貫之以首，其言“江南釋志遠”，表明志遠非但是江南人，而且可能其一生活動的主要地點也在江南，這就與汝南志遠有相當大的差異了。 　　但若由此認定存在江南志遠與汝南志遠兩個完全獨立的人物，還嫌證據不足。作於宋嘉祐庚子(1060)的《廣清涼傳》卷下亦有志遠之傳： 　　釋志遠，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喪所天，孤養於母，承順顏色，晨夕無違。母常讀法華經，精通五卷。師因夙植善本，每念辭榮。年二十八，乃啟母出家。事師之禮，服勞無替。躬執僧後(役)，未嘗違眾。厥後辭師參學，負笈八年，南北兩宗，大道淵旨。然於天台頓教，無所宗尚，可謂定慧雙明，惠修兼備。後聞台山靈異，乃結侶同游，就華嚴寺右小院掛錫，演天台圓頓，僅四十年，眾因目其院為天台焉。至會昌五年，忽絕粒數日，而講理至務，未嘗暫息。至二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平生修進，靡欺心口，今獲二種果報，臥安眠，覺而無痛惱。吾所著法華疏十卷，本跡二門，開近顯遠，玄門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其天台宗疏，務在宣闡，並使流通，勿令止絕！言訖，奄然而逝，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 　　這段記載顯然主要是依照前述二書而成的，但也加入一些更為可靠的新材料，如雲志遠掛錫於五台山華嚴寺右小院，說圓頓法四十年，眾號其院為天台院，較之僧傳所述更為詳實，又稱志遠卒於會昌五年(845)，與僧傳所載不同。 　　從這段記載來看，似乎兩個志遠實為一人，至少《廣清涼傳》的作者是這麼認為的。其雲志遠“早喪所天，孤養於母，承順顏色，晨夕靡倦”，這與《法華傳記》“早喪其父，孤養於母，承順顏色，朝夕無違”何其相似，而僧傳所謂“其父早喪，孤侍孀親，承顏之禮，匪遑晨夕”又何嘗不是自《法華傳記》化來！其雲志遠“事師之禮，服勞無替”亦與《法華傳記》全同。因此，《宋高僧傳》和《廣清涼傳》都曾參考了《法華傳記》，似乎可以由此斷定其傳主實為一人，因為二者不僅法名俗姓皆同，且有同樣的父親早喪的身世，又同為天台宗人，這種巧合還是比較少見的。 　　至於前後記載的差異，也可解釋為采集取捨不同，傳說詳略有別。僧傳的記載最為詳備，可見贊寧作傳時進行了調查，其說基本上是可靠的，但也並非盡善盡美。關於志遠的生卒，僧傳稱其卒於會昌四年(844)，諸書多從其說，《廣清涼傳》則道其卒於會昌五年(845)，不知是另有所本，還是傳寫有誤。另外，志遠臨終所囑門徒傳揚之天台宗疏，可能指的是智者所著，法華疏十卷指的是《法華文句》十卷，玄文(《廣清涼傳》作玄門)十卷指的是《法華玄義》十卷，止觀十卷指的是《摩诃止觀》十卷，並非是指志遠自著，《廣清涼傳》顯然誤解了僧傳之義，將之誤作志遠之作。 　　既然志遠卒於會昌四年(844)，則其應生於大歷三年(768)，如此則可以解決另外一個問題，即《法華傳記》的著作時代。 　　如果說志遠卒於會昌四年(844)，則《法華傳記》顯然應成書於此年之後，這與湯用彤先生的此書為唐慧詳之作的看法是不合的(1)。 　　湯先生誤將《法華傳記》的作者僧詳當作《弘贊法華傳》及《古清涼傳》的作者唐藍谷沙門慧詳，固然不妥，然將僧詳視為武宗時代之人，還是有不少疑問。 　　《法華傳記》的創作顯然在《弘贊法華傳》之後，慧詳生卒年代不詳，但他是與恆景同時代的人，主要活動於高宗、武後、中宗朝，最遲也不會晚於玄宗時期，顯然比僧詳要早至少一代。而僧詳留下的資料更少，就連他的生活時代也難以確考，只能通過他著作中的人物時期來確定。 　　與《弘贊法華傳》相比，《法華傳記》明顯提到了幾位比較晚出的人物，其中可以確定年代的有天台宗玉泉派的恆景和天台宗第八祖左溪玄朗(673—754)。左溪之傳對於確定此書的寫作時代很有幫助，參照左溪弟子神迥所著的《天台法華疏序》(2)，可知此傳是根據神迥之作改編而成，其述左溪為北地郡人，與李華《故左溪大師碑》相應，而不為僧傳所道，可見取材於當時，又言左溪居清泰寺，為“法門之眉壽，涼池之目足”，此話取自神迥之原文，其述左溪感前代疏文之失序，夢受智者囑令，再加整理，這一故事也是出自神迥所述，而神迥序文作於天寶七載(748)戊子歲，此傳又稱新錄，可知其作於天寶後期。 　　《法華傳記》卷三講解感應第七之二，以玄朗為第五，以志遠為第十最後，則志遠有可能晚於玄朗，然而若以志遠為武宗時人，中間的跨度則顯然太大了，因為如此則此書的寫作直有將近百年之時(從天寶到會昌)，即便作者享有驚人的高壽，也無法避免引起人們的疑問。 　　眾所周知，天台宗以法華經為宗旨，是故歷代祖師都與此經有不解之緣，各種法華感應傳記也都以天台宗人為主，其作者也大多和天台宗有密切的關系，正如華嚴感應之作多屬華嚴宗人所為一樣。如《弘贊法華傳》的作者慧詳雖然未有明確的宗屬，但他顯然與屬於天台宗終南山派的藍谷慧超一系有關。《法華傳記》的作者僧詳亦然，雖然他未明宗族性氏，不知派屬時代，但他對於天台宗先代的主要人物都作了記載，對於天台圓頓教法也頗為推崇，可見他本人亦和天台宗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如此就會產生一個問題，既然僧詳頗為關注天台宗人，其最後一個傳主志遠為武宗時代之人，那麼為什麼對於從玄朗到志遠期間的其他天台大師不置一詞，就連左溪的弟子也無一道及呢？ 　　從此書的內容來看，其述玄朗以前的人物較多，對於傳主的活動年代也記述較詳，對於玄朗以後的人物則言者幾希，且無明確的年代，以致很難確定此書成書的准確時間，其對窺基、玄朗以後人物多注以“新錄”，由此則可斷定大概從開元時期開始，僧詳便已創作此書了。 　　僧詳是一個博學多識、治學嚴謹的人，其作諸傳，凡是能夠注明出處的一概注明，依據自己的見聞所作者則注明“新錄”，許多著作本已失傳，賴此書存其名目，因此，此書的記載一般來說是可靠的，後世釋圓智於日本慶長五年(1600)庚子歲作題記，謂其言有本據，“愈考愈質”(3)，可不信然！因此，謂志遠為武宗時人，一是時間上跨度過大，二是從此書中找不到明確的證據。 　　對於僧詳的生卒無從確考，但從其著作中亦可略見端倪。據《法華傳記》卷六“唐洛州虞林通十五”，貞觀三年(629)，虞林通發心，欲誦法華，終因俗務所累，未能如願，遂因患致死，然以先有勝願，其魂魄得救，二日後復蘇，說此因緣，“祥親所見聞也”。假定後來他又活了六十年，則至690年左右，再假定僧詳聞其講說時也是二十歲，則僧詳應生於鹹亨元年(670)左右，不可能太遲。這一假說並非孤證，卷七“隋鄜州寶室寺沙門淨藏”之末有“既讀其文虞林通貞觀三年(629)時二十歲，後，予面見淨藏，聞其始末而已”，表明作者曾面見生於隋末的淨藏，即使淨藏高壽，活到則天時代，僧詳能見到他，生年也須在670年左右，再據卷七“隋揚州嚴敬子十二”，嚴敬生一盲兒，因末季戰亂，不得已將之藏於室下後逃離，三年後復還，家室傾頹，而其子尚存，且目已復明，驚問其故，方知兒為人所授，於室下念法華，這一因緣“予親所聞也”，嚴敬為隋時人，其子也生於隋唐之季，不管僧詳是聞之於嚴敬還是其子，其生年都不可能太遲。 　　依此，江南志遠卒於會昌年間之說難以置信，因為那樣僧詳的壽命就須有一百七八十歲，即便僧人多壽，恐怕也無力再事著述，而且從玄朗到志遠一百多年的記述的空白未免太長了。 　　因此，將《法華傳記》中的志遠與《宋高僧傳》及《廣清涼傳》中的志遠視為一人，就會在解釋上遇到很大的困難，更有可能的是，出現了前後兩個法名相同的人物，至於說二人的相似之處如此之多，有兩種解釋，一是出現了“驚人的相似”的歷史，二是《宋高僧傳》和《廣清涼傳》的作者誤認為二者是一人，將過去的江南志遠的某些事跡安到了後來的汝南志遠的身上，後一種可能性也許更大。 　　江南志遠年代不詳，其出生及活動的主要地點都在江南，未聞其到過五台，更別說在五台演教四十年了，僧詳記述了不少五台高僧，如果志遠果真在五台住錫很久，他不會不加說明的。江南志遠壽命不長，十八歲出家，勤行精進二十余年，享壽最多不過四五十歲，不如汝南志遠享壽之永。江南志遠唯業法華經，演天台圓頓，未聞曾為禅宗門徒，不如汝南志遠經歷之廣，變化之大。江南志遠臨終有二十五聖眾來迎，往生淨土之謂，汝南志遠則有得臥覺皆安兩種果報，臨終有傳持天台法教之囑。 　　《宋高僧傳》述汝南志遠史事甚悉，或是得自碑傳，不可輕易否定，其記載又多為《廣清涼傳》所采納，《廣清涼傳》亦非只是取自僧傳，而主要是根據台岳寺記編寫的，這也表明《宋高僧傳》之說基本上是可靠的。 　　據《宋高僧傳》，志遠二十八歲亦即貞元十一年(795)時始學荷澤宗風，他所跟隨的可能是神會的直傳弟子，其時距神會去世不過三十余年，汝南地近南陽、洛陽，神會的弟子肯定為數不少。六年之後他辭師尋禮，復經八年，於南北兩宗無不博識，然而不知何故，他又對天台宗產生了興趣，與同輩遠赴五台。 　　志遠至五台時為四十余歲，大概在元和三年(808)左右。他在華嚴寺掛錫，學習天台教法，他可能受到法照一系的影響，因為台山圓教自法照始得弘揚，法照本人也長期住錫華嚴寺。 　　志遠雖然受到法照一系的影響，但他並未成為淨土宗人，而是以修習四種三昧，傳持天台教法為主，這表明當時在五台傳持圓頓教者不光是法照一系。對於汝南志遠的情況，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有多處記載，足以補僧傳及《廣清涼傳》之失。 　　《行記》卷二載圓仁開成四年(839)七月始於文登赤山院“聞有天台宗和尚法號志遠，文鑒座主兼天台玄素座主之弟子，今在五台山修法華三昧，傳天台教跡北台，在宋谷蘭若先修法華三昧得道”，這是志遠“天下獨步”、名傳四方之一證。其後圓仁尋禮五台，親見志遠，故其記載是十分可靠的。 　　圓仁言“大華嚴寺十二院僧，皆以遠座主為其首座”，寺中多為其門下，這表明志遠當時在五台佛教中的崇高地位，同時也說明天台教派成了五台最大的寺院大華嚴寺的主要派系。 　　志遠既為天台玄素之弟子，又自言曾於貞元二十年(804)見最澄三藏主天台求法，表明他曾經至天台山受學，並非如僧傳所言只是從五台習得天台教法。玄素之名不見於傳記，但他既然是志遠貞元年間從學之人，當與最澄所從學的道邃、行滿為同輩，為荊溪湛然之弟子。文鑒為大華嚴寺般若院主，圓仁言其久住五台山，亦是天台宗，則他來五台的時間可能在志遠之前，年德輩份亦高於志遠，志遠以師禮待之，故有其為志遠之師之說。 　　在志遠弘傳天台教法的時期，同樣屬於天台宗的法照一派也在五台傳教，但法照一派改以傳持念佛三昧為主， 　　因此作為法照後輩的汝南志遠與江南志遠在時間上相差很遠。江南志遠亦未必是《法華傳記》的最晚的傳主，因為其前第九相州道昂事跡見於《淨土往生傳》、《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等書中，為貞觀七年(633)卒人，江南志遠傳後亦未有“新錄”二字，無法確定其必定晚於玄朗等人，因為自窺基(第四)以下至第八，皆稱“新錄”，唯第九道昂、第十志遠未有明述，足證其書未必完全按時間順序排列，志遠的時代也許較玄朗等人更早。 　　總之，汝南志遠與江南志遠事跡有似，時代迥異，似是而非，未可為一。因此也不能根據汝南志遠的事跡來確定《法華傳記》的著作時代。 　　《法華傳記》明確提到的最晚時間是卷八書寫救苦第十之二之“唐梓州姚待七”所載的“開元四年(716)”，而其中的玄朗傳又表明其作於天寶年間，在此之後的史事時間一無所道，這充分表明此書可能最終完成於天寶末期，安史之亂以前。這也是合乎情理的，因為據前所述，此時作者僧詳已至古稀高齡，即便在世亦難以從事著述了。 　　注釋： 　　(1)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95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2)見神迥《天台法華疏序》，大正藏49冊100頁。 　　(3)見《法華傳記》附錄，大正藏51冊97頁。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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