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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明教授：慈恩宗衰亡的原因探析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慈恩宗衰亡的原因探析 　　　　　　　 　　本文列述了諸家關於慈恩宗衰落的原因的解釋，指出慈恩宗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它所代表的純粹的發達的印度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封建專制制度存在著尖銳的難以調和的矛盾，慈恩宗的很快衰落反映了中國文化強烈的排他性，而本土化的佛教的盛行和對中國文化及政治制度的屈從使得佛教的真精神受到一定程度的歪曲和遮蔽，也使偽經偽論流毒千載。佛教在今天要想獲得新的生命力，就必須正本清源，在返本中創新，在繼承中發展，消除儒家思想對佛教的污染，恢復和弘揚正法。如今政治清明，儒家也喪失了主流意識的地位，不再有可能借助政治手段打擊佛教，因此沒有必要回避佛教與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的矛盾，而是要將佛教的真精神發揚光大，使之化導世俗(而不是隨順世俗)、提高世俗的重要力量，成為新時期的主流文化之一。 　　慈恩宗，又稱法相宗或唯識宗，是由玄奘(600-664)大師開創、窺基大師(632-682)助成的中土大乘佛教宗派。玄奘大師萬裡孤征，學究五印，故得人天共仰，道俗歸心，又得基師投針於器，造作眾疏，弘揚師說，一宗規模，由此而立。慈恩宗盛極一時，蔚為大宗，然數傳之後，竟至消歇，個中根由，耐人尋味。 　　比較流行的解釋是，慈恩宗固守印度佛教的教條，不能隨順中國的現實環境，故不得其傳。這一說法當然有其道理，但還不夠具體。洪修平認為，"法相唯識宗的理論比較繁瑣，且又固守一些並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教義，因此盡管在帝王的支持下得以創立並盛極一時，但還是很快就衰微了。"(1)其中包含了三個原因，一是理論繁瑣，不易傳播；二是固守教條，不順國情；三是靠帝王之外護得以興盛，外護一失，即告衰竭。 　　指斥慈恩宗理論繁瑣，非自洪修平始，乃為流行之一說。慈恩宗名相繁多，分析細密，規制宏大，邏輯謹嚴，自古號稱難治，故謂之繁瑣，自有其理。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毀之者謂其繁瑣，贊之者喜其"缜密"，各執其一端。然不論是繁瑣還是缜密，慈恩宗難治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對於其傳播確實是一個不利的因素。鸠摩羅什早就意識到中國人好簡易的習氣，故所譯諸經，於義理文句多有刪減，乃至增以己意，以迎合中國人的思想習慣。而玄奘則不願以俗意改聖言，不慮繁難，務求其實，故"真正能夠傳譯印度學說的本來面目"(2)。正是這種求實存真，不以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改易印度佛學的本來面目的精神使得慈恩宗保持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但也確實妨礙了它的傳播和發展。此後天下皆歸於禅宗，正是中國人好簡易的積習難以改變的明證。 　　慈恩宗固守教條，不肯順從中國國情，呂先生亦曾指出過(3)。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對種姓說的堅持上。佛教的目的是引導眾生成佛，而能否成佛的關鍵在於是否具備佛性，為了令眾生發起信心，《大涅 經》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一說法經過道生的推證弘揚，已經成為中土流行的觀點。從抽象的當果的可能性上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是沒有問題的，而從現實的信受實踐來看，眾生之間的差別又是十分明顯的，確實有人不信甚至毀謗佛法。眾生為什麼有這種差別呢？佛教慣於以內因為根據，這就出現了種姓說，以為種姓的不同決定了現實的對佛教的態度及信受踐履程度的不同。慈恩宗認為有五種姓，即聲聞、獨覺、菩薩三乘決定種姓，再加上一種不定種姓，還有一種畢竟無性。承認這有無姓眾生的存在，就與原來的舊說發生了沖突。玄奘也考慮到了這一問題，想對之加以變通，但遭到了其師戒賢的責備，於是回國後持之不改，其後窺基、慧沼更是發展了五種姓說，作為一宗之特色，這就與弘揚舊說的天台宗等發生了矛盾。 　　有性無性之間表面上是佛教內部派別之爭，其實反映了中印兩地文化傳統的差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之說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很快得到信受，表面上是由於竺道生的堅持及《大涅 經》經文的證據，其實是由於這種思想與中國流行的"性善說"一致，既然人人皆可為堯舜，當然人人皆可成佛。而慈恩宗的五種姓說除了佛教自身的根據之外，亦與印度種姓制長期存在的社會環境有關。慈恩宗不考慮中國國情，堅持印度之說，對它的存在與發展當然不利。 　　在中國，宗教始終未能獲得獨立的地位，作為一種強調出世的宗教，佛教卻無法避免世俗王權的干預，是故道安慨歎：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而慈恩宗所弘揚的瑜伽行"學派的性質，要求從事研究者必須有錢有閒有文化，三者缺一不可… …爭取一個政治穩定而又富有財產的權勢者的支持，是它得以傳播的最重要的條件"(4)，所幸的是，玄奘的命運要比真谛好得多，他遇到了一個興盛富強的唐王朝，更重要的是遇到了一個欣賞他、支持他的明君唐太宗。佛教徒不事產業，玄奘只能做到有文化，而有錢只能靠帝王的支持，有閒也只能建立在有錢的基礎之上，如果沒有國家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慈恩宗的生存是大成問題的。 　　然而唐太宗對慈恩宗的支持絕非由於歸心釋氏，相反，太宗本人對佛教的態度不僅不是積極支持，而且是常思貶抑，湯先生指出："綜計太宗之一生，並未誠心獎挹佛法，僅於晚年或稍有改變。"(5)太宗對玄奘的優禮，一則出於玄奘的影響，二則出於愛才，總之都是出於加強封建統治的需要，並未有向化之意。因此朝廷對慈恩宗的支持也是暫時的，靠不住的。窺基由於出身於勳貴將門，自然會受到高宗的支持。但到了武則天掌權時期，雖然佛教取得了置於道教之前的地位，而慈恩宗的地位卻相對降低了，一則好象慈恩宗未熱衷於為武則天奪權大造輿論之事，窺基作為唐勳貴之後，即便他本人和弟子未敢表現出對武氏掌權的不滿，但在武氏看來也屬於遏制打擊的對象，二則其影響亦不能與華嚴宗和禅宗相比。武則天對於禅宗的神秀、華嚴宗的法藏等十分崇敬，相對來說，對於慈恩宗是比較冷落的。朝廷恩寵的旁落，對於依賴官方支持的慈恩宗的發展當然是非常不利的。 　　呂先生提出了慈恩宗衰落的兩種原因，一是由堅持五種姓說，遭到了天台宗等的激烈反對，以致影響了其在中國的流傳，二是瑜伽行派"有乖治術"，由於與當時的封建統治不協調而受到打擊。真谛弘法未果，不能入京，罪名便是"言乖治術，有蔽國風"，這也可以視作慈恩宗在中國未能大弘的根本原因。為什麼"無塵唯識"之說有此二過呢？任繼愈等將其視為"空"、"有"兩派激烈斗爭的表現(6)，因為在真谛的時代鸠摩羅什所傳的般若學盛行於南方，大乘中觀宗先入為主，使得後起的瑜伽行派難以立足。 　　這一解釋只是將其歸因於佛教內部的斗爭，還不能完全說明唯識說如何"有蔽國風"。一種外來文化的傳入，必須以本土文化為依托，不然就無法植根生存。佛教傳入中國，就是以道家的黃老思想為依托的。最初佛教是作為黃老的附庸，以自然無為為宗旨，後來則又接承玄學的余緒，以般若性空義發展了玄學之本無說。因此以性空為宗的大乘空宗很容易引起受老莊思想熏陶的崇尚虛無的中國士人的同感，很快就得以廣泛傳播。而"顯法相以明本"的毗昙有宗之說則始終無法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因而很難獲得長足發展。佛陀跋陀羅與鸠摩羅什斗爭的失敗並不是他學問道德不及羅什，而是不合中國國情。自毗昙發源而更為博大精深、同時也更為繁瑣難習的大乘瑜伽行派當然也無法避免"有蔽國風"的本性，其受到他宗的排斥打擊只是其表相，與中國國情不合則是其最終消歇的根本原因。有宗從總體上說很難在中國植根，但涅 佛性說由於與儒家的人性論相契合，卻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普遍的信受，然而慈恩宗偏偏又持五種姓說，與舊說迥異其趣，使它更加顯得孤立。 　　為什麼說瑜伽行派"言乖治術"呢？呂先生沒有解釋，其弟子田光烈對此有所闡發，認為真谛所弘的"唯識"說對宇宙事物本質是肯定的，"無塵"對宇宙萬物的現象的理解是否定的，寓肯定於否定之中，則包含著對於現實否定的意思，否定現實就等於否定封建統治，當然不會受到統治者的歡迎(7)。瑜伽行派的學說不適於為封建統治服務，所以有乖治術。這一解釋有其道理，但如果說瑜伽行派有否定現實的意思，那麼說諸法皆空的大乘中觀派不是更具有否定現實的意味嗎？為什麼空宗卻受到南朝統治者的歡迎呢？ 　　從不與封建統治相協調的方面來說，這是佛教各派共有的特點。而空宗之說由於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土壤相類，因此很快就實現了中國化，已經成為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從而具備了符合國情、與封建統治相協調的一面。有宗之說由於缺乏相應的文化土壤，無法實現本土化，因此很難具備這一特點，其與封建統治的矛盾也就難以從根本上得到緩和。乖治術是與蔽國風緊密聯系的，也可以說前者是建立在後者基礎之上的。還有一點，空宗的一切皆空容易引起戒律松馳，從而為統治者的惡行進行辯護，羅什本人便不守戒律，門下也出入宮闱，與統治者打成一片，頗受時人譏議。既然罪福俱空，統治者的一切丑行也都無所謂了，懷義、達摩流支上《寶雨經》，其中有言"菩薩殺害父母"，以為武氏大殺唐宗室辯護，這種以殺害為善行的顛倒黑白的做法也只能以罪性本空的空宗妙理來解釋。有宗多與禅律結合，行重律范，不昧因果，且強調宴坐山林，超然世外，不願與統治者同流合污，是故無法起到為封建統治辯護的作用，這也是乖於治術的一個重要方面。 　　陳寅恪對於慈恩宗消歇的原因亦有解釋，他指出："釋氏之教，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沖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長久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蕩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沈歇絕… …其故非他，以性質與環境互相方圓鑿枘，勢不得不然也。"(8) 　　這段話可謂前述"乖治術"、"蔽國風"的總結。陳先生之說的核心，是說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方圓鑿枘"，勢若水火，根本不能相容，這是一個古已有之而時人罕言的驚人之論。無父無君，一向是排斥佛教的一個主要理由，在斥佛者看來，這是佛教的主要缺陷，實則包含了佛教的真精神。佛教包羅萬象，而其內核，不過自由平等而已。無父則無前際，前際既無，後際亦亡，故三世平等，無時間之隔礙。無君則無上，無上亦無下，上下一如，故無空間之等級。無父則無因果，無因果則無生死，出生死之羅網；無君則無等級，無等級則無尊卑，離尊卑之邊見。故由平等而離拘束，離拘束而得自由。自由平等，天下之大道，與俗儒君臣父子之妄談、忠孝節義之謬說，不啻霄壤之別。因此佛教與作為封建統治的主要理論工具的儒家的沖突是根本的，不容調和的，更准確地說，佛教與封建專制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這正是法難疊起的根本原因。 　　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過去對於其與中國傳統的學說與制度的矛盾及沖突總是不願承認或者不敢承認，在受到儒家及道教的攻擊時大多不敢正面反擊，而總是委曲求全，消極退讓，或者引進一些中國傳統的東西以調和矛盾，取得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的生存權。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佛教學說的純粹性，乃至於模糊了佛教的本來面目。這種退讓和妥協往往是不得已的，是生存壓倒發展的表現。有宗學說在多數情況下是受壓制的，但在北朝卻好象是個例外，地論學派興盛一時，朝野共尊，但這並不是統治者真的傾心於有宗妙理，而是以慧光為代表的地論派大師有綱維僧眾、維護王權的政治頭腦和事實上的"綏輯有功"，其中不少人是由儒入佛，將儒家的東西帶入佛教中來，當然不再是純粹的佛教了(9)。 　　論者多好言中國文化是如何如何的寬容，是如何善於包容異質的文化，又如何具有同化力，但中國文化果真是寬容的麼？陳寅恪先生一語道破，中國文化並非寬容，非但不寬容，而且是根本不容許異質文化的存在，或要消滅之，或欲同化之。從古至今，中國傳統都強調定於一尊，制度是"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不允許多頭政治，思想上也是一家獨尊，不允許多元文化。這種傳統是根深蒂固的，玄奘的悲劇，就在於他對中國的這種傳統認識不足，非要讓純粹的印度佛教完全植根於中土，或者是他是逆流而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無論如何，慈恩宗的命運已經被注定了，雖然玄奘個人及其弟子的努力能使此宗輝煌一時，這種輝煌卻肯定是短暫的。石峻先生指出："一切受社會歷史條件所局限的民族文化，特別是一種特殊的宗教信仰，要想全盤的移植中土，希望得有同樣的結果，事實上恐怕是困難的，所以玄奘個人的事業，後人真是難乎為繼。"(10)這段話說得比較模糊，只是說明了玄奘的努力必然失敗的一種原因，而未明確點出中國文化強烈的排他性才是更根本的原因。 　　從法顯到玄奘，中國僧人九死一生，西行求法者難以歷數，這固然表現了中國人為法忘身的高尚的精神追求，而中國佛教面臨的許多問題大都是由於經典不備、理解不深，可見中國對純粹的原本的印度佛教是迫切需要的。然而，讓人難以理解的是，玄奘千辛萬苦求來的真經卻並未受到中國佛教界的真正歡迎，這不由不讓人想起葉公好龍的故事。看來中國人需要的不是真龍，而是經過改頭換面、符合自己的傳統的偽裝成真龍的偶像。 　　橘生淮南則為橘，逾北則為枳，佛教在中國的命運也是如此。陳寅恪說得明白，只有經過國人改造的中國化的佛教才在中國得以生存發展，產生重大長久的影響。這不能不使我們認真反省，流行的佛教之中有多少是真正屬於佛教的成分，佛教的真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體現了多少，發生了什麼程度的影響？是佛教征服了中國，還是中國征服了佛教，這個問題其實是不難回答的。從佛教對儒家的步步退讓，從雖然一再忍讓卻還是頻頻而至的法難，我們不由得不提出這樣的疑問：中國真的接受了佛教嗎？ 　　正教沉隱，偽經泛濫，雖然不能說這是中國佛教史的全部，但至少也是一部分的事實。越是如此，越是顯示玄奘的偉大，至少他接受了乃師戒賢的教誨，不為環境而改佛法，不屈從於中國人的習慣而改變師說，顯示了他逆流而上的勇氣和維護正法的精神。慈恩宗的衰落確實是發人深省的，因為它暴露了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的根本矛盾，顯示了佛教與封建專制制度的勢若冰炭，也反映了中國文化虛偽、排他的一面。 　　除了與中國文化、制度根本沖突這一根本原因之外，慈恩宗的衰落還有許多原因。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條是，瑜伽行派的理論自無著、世親開創之後，經過數代大師的不懈努力，已經成為一個完善的知識體系，一方面這種嚴密的知識體系不符合中國人喜歡從大處著眼、不計細節的思維習慣，另一方面也沒給後人留下太多的發展的空間，同時這種紛繁復雜的知識體系需要很高的智慧和知識水平以及有錢有閒等諸多的外部條件才能接受和傳遞，不象禅宗那樣只靠自己的開悟即可。慈恩宗就象溫室中的花朵一樣，高貴、美麗而又嬌嫩，是佛教中的貴族，而中國這樣的文化土壤，只適合禅宗這樣的經過雜交的生命力極其旺盛的野草，慈恩宗的衰落和禅宗的興盛都是必然的。 　　注釋： 　　(1)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歷程》236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2)呂 《中國佛教源流略講》186頁，中華書局1979年8月。 　　(3)同上書190至191頁。 　　(4)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三卷2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 　　(5)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15頁，中華書局1982年8月。 　　(6)同(4)書226頁。 　　(7)田光烈《玄奘哲學研究》23至24頁，學林出版社1986年10月。 　　(8)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 　　(9)魏道儒《中國華嚴宗史》7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 　　(10)石峻《論玄奘留學印度與有關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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