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現代社會人生
[上海]社會科學報，199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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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紀之交的當代社會，我們研究中國佛教文化有什麼意義？如何使我們的研究有助於現實的社會人生和中華新文化的建設？我認為，一種文化現象的長期存在，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文化的內在精神和社會人生的需求是其依存的最重要的條件。從中國佛教文化來看，其之所以綿延數千年而至今不絕，千百年來不僅對人們的思想和社會生活發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且在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方面也起過重要的作用，就在於它包含著一定的積極因素，對現實的社會人生具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值。
佛教作為一種本質上追求出世的宗教，是否與現實的社會人生完全無關，佛教的出世理論對於一般社會人生來說是否毫無意義？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來看。
從佛陀創教的人生情懷來看，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論，例如“緣起”、“無我”等等，都與佛陀倡導的“種姓平民”有關，都是佛陀針對古印度種姓制度的神學基礎而提出來的，這充分體現了佛陀關懷現實人生的情懷。雖然佛教主要是從解脫論的角度提出問題的，強調的是在解脫面前人人平等，但其中所體現的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無論是在古印度，還是在現代中國，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從佛教解脫論的重要理論基點因果報應論來看，佛教的因果報應論有兩大重要特點：一是強調“業感”而否定有鬼神等外在的賞善罰惡的主宰或執行者；二是強調業報的“自作自受”，否定他人(例如子孫或其他家族成員等)代為受報有可能性。這種業報輪回說把人的遭遇和命運的主動權交到了人們自己的手中，從而把人們引向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實踐。佛教的出世解脫理想雖然是基於“人生皆苦”的價值判斷，但卻表達了對永超苦海之極樂世界的向往，透露出了對人生永恆幸福的一種追求。這種強調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美好人生的理論，其中蘊含著勸人向善、積極進取的精神，這對現實的社會人生顯然也是有意義的。
佛教把無明與貪欲視為人生痛苦的總根源，提倡於萬物不要起貪著之心，要保持人的自然清淨的本性，不要被物欲所污染和蒙蔽，要保持心情的平和與寧靜，這種理論對於克服當代社會中物欲橫流的現象也是有一定意義的。因為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正當的合理的欲望固然是應當肯定，但過分的貪欲卻往往是既害人又害己。經常用佛教的“不執著”來調控心境、超然處世，是有益於社會和人生的。佛教的出世從根本上說，追求的是一種精神的超越與升華，它並不絕對地排斥入世。特別是大乘佛教的“生死與涅槃不二”、“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等基本精神實際上溝通了佛教的理想與現實人生的聯系，既為佛法常住人間、化導世間提供了契機，也為建立人間佛教、人間佛國、人間淨土提供了依據。中國佛教正是繼承並發展了佛教這種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正是人間佛教的道路。因此，結合現代社會人生來研究佛教文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就中國佛教文化而言，更是如此。因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點和精神就是重現世現生。
如何認識中國佛教文化的基本特點和基本精神？我認為，中國佛教既繼承了佛陀創教的基本精神，同時又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形成了它鮮明的不同於印度佛教的特色，其突出的表現之一就是把印度佛教中蘊含著的對人或人生的關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發揮和發展，形成了它特有的重現實社會和人生的特點。中國佛教文化之所以能與傳統的儒、道並列成為傳統思想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方面與佛教本身的特點有關，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的某些缺憾或某些不足，另一方面與佛教在同儒、道等的沖突與互融中日益走向現實的社會人生，日益鑄就現實性的品格也是分不開的。佛教所蘊含的對人生永恆幸福的追求在重視現實社會人生的中國這塊土地上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揚光大。中國化的佛教正是通過對佛教人文主義精神的繼承與發展，日益走上了現實的社會和人生。立足於“眾生”(人及一切有情識的生物)的解脫而強調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國則更突出了“人”的問題和人生問題。最有代表性的中國佛教宗派禅宗，在充分肯定每個人的真實生命所透露出的生命底蘊與意義的基礎上，融解脫於當下的現實人生之中，化修道求佛於平常的穿衣吃飯之間，強調隨緣任運，即心即佛，認為“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五燈會元》卷三)。
近現代復興的佛教，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唐末以來中國佛教入世化、人生化傾向進一步加以繼承和發展。從太虛法師大力提倡“人間佛教”、“人間淨土”，到本世紀60年代以來在港台興起的以面向現代社會和人生為重要特征的新型佛教文化事業，乃至中國大陸當前也在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實現人間淨土，無不體現出中國佛教重現世現生的基本精神。綿延二千年之久的中國佛教也由此而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開始了新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