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中繼承和發展佛教的倫理思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楊曾文
內容提要：論文結合佛教歷史，論證中國佛教倫理道德是在隨順時代和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當代中國佛教團體和廣大信眾在繼承和發揚佛教倫理為構建和諧社會努力奉獻的同時，也應當努力探索吸收和借鑒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觀念，不斷地充實、發展佛教倫理規范和道德思想。
關鍵詞：佛教倫理 道德 和諧社會 五戒 十善
佛教發源於古印度，在龐大的佛教體系中擁有豐富系統的道德倫理規范、理念和思想。在這些道德規范和理念中，有的是取自古印度傳統的道德倫理，有些道德規范是直接借鑒社會通行的某些法律條款制訂的，也有相當部分是根據佛教教理和修行需要為僧俗四眾制訂的。然而，在佛教的道德倫理規范中有相當部分是采取戒律條規的形式。
在佛教的歷史發展中，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從小乘到大乘，從印度佛教到世界性的佛教，佛教總是隨順時代適應社會不斷充實、革新和發展，佛教的道德倫理也相應地不斷發展。在中國、韓國、日本等亞洲國家流行的佛教，不僅佛教教理思想受到這些國家民族傳統文化思想的深刻影響而發生某些改變和發展，佛教倫理也吸收了這些國家民族相當成份的道德倫理因素。即使在同一個國家，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佛教教理和倫理也不斷有新的變化和發展，可以說是與時俱進的。這種情況，無論在北傳佛教國家或是南傳佛教國家的佛教發展歷史上是可以找到豐富的例證的。
當前，中國各族人民懷著滿腔熱情，認真貫徹落實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積極投入為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歷史實踐之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正在形成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局面。
在這一偉大的歷史實踐中，中國佛教徒高舉愛國愛教的旗幟，堅持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人間佛教的道路，以高度的責任心和自信心與全國人民團結一道，積極投入社會主義的四大建設之中，努力做出自己的貢獻。中國佛教團體和廣大信眾在繼承和發揚佛教倫理為構建和諧社會努力奉獻的同時，也在吸收和借鑒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觀念，不斷地充實、發展佛教的倫理規范和道德思想。
二
佛教傳人中國後，經歷過漫長的民族化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形成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而且也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倫理體系。這主要表現在其中帶有很多十分明顯的儒家倫理因素。
中國佛教是大小乘相融弘通，然而以大乘佛教為主體。因此，中國佛教倫理體系以大乘佛教的“慈悲”、“大慈大悲”(解救眾生以苦難，給眾生以安樂)、“仁慈”作為最高理念或最高道德原則，與中國儒家倫理以“仁義”、“泛愛眾”為最高理念是比較相近的。大乘佛教的菩薩道或菩薩行，就是以大慈大悲為基本理念，倡導修持“六度”，上求菩提，下化眾生，以普度一切眾生解除眾生苦難為己任，《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甚至提出“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那樣豪邁的誓願。
那麼，中國佛教有哪些主要道德觀念和行為的准則、規范呢?
在佛教的龐大體系當中，與大小乘佛教的教理、戒律密切結合的八正道、五戒、十善、六度、慈悲喜捨、四攝、六和等等，皆具有道德理念和倫理規范的意義，也可以說都是中國佛教的基本道德觀念和行為准則、行為規范。這些道德觀念、概念和規范來自於佛教的經律論三藏之中。
在佛教傳人中國之後，中國歷代高僧、居士在向民眾說法當中，或是在自己的各種體裁的著作中，往往以中國民眾熟悉的儒家、道家的道德理念和倫理准則、行為規范，對這些觀念、准則和規范加入自己的理解，作出新的诠釋，從而形成了中國佛教倫理的特色。
下面僅舉兩個例子略作說明：
(一)五戒：是禁止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
中國古代高僧或身為儒者的居士，在解釋五戒時常常將五戒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加以會通，認為二者在基本內容和精神上是一致的。北齊時，儒者居土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歸心篇》中明確地說：“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這種說法在後世可以說是很多的，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這種解釋使一般儒者、百姓對五戒容易理解，並且對僧眾到社會民眾中去弘法也提供了方便，使受儒家影響的民眾容易接受佛法。
北宋雲門宗契嵩(1007—1072)在《輔教編》中說：“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日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己辄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日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日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日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又說：“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按照這種解釋，遵守五戒不僅應從反面不做惡事，還應當從正面做善事。例如不殺，不僅不應殺害動物，而且還應進一步愛護一切生命。契嵩為回應儒者以“仁義”、“禮義”來排斥佛教，特別強調以五戒與儒家五常會通，說修持五戒同樣可以修身、顯親盡孝，論述佛、儒二教皆可“同於為善”，“同歸於治”。
(二)十善，是倡導從身、語(口)、意(心)三個方面來遵循道德規范和理念，防止做惡事，說惡話，心懷惡意。包括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绮語、不貪欲、不嗔恚、不邪見。與此十項相反則是十惡。
對此十善，隋代天台宗創始人智颉(539—598)在《法界次第初門》中做了正反兩方面作解釋。他說：“若人能知惡是乖理之行故，現在將來由斯招苦，則必須息惡行善，可以來世永致清升之樂果。是以次十惡而明十善也。但十善有二種：一止、二行。止則但止前惡，不惱於他；行則修行勝德，利安一切。此二通稱善者，善以順理為義，息倒歸真(按：糾正顛倒，歸順真理)，故雲順理。止則息於重倒之惡，行則漸歸勝道之善。故止、行二種，皆名為善。”這是說，惡、惡業違背世間正理，必將招致惡報(來生為畜生乃至下地獄)；如果止惡而行善i必將得到善報，死後可以再生為人或生到天界。他把善分為“止善”、“行善”兩種，認為二者皆合於正理。所謂止善，僅能改變顛倒，不做惡事；然而行善則更進一步，是主動地去做符合佛道的各種善事。
按照他的解釋，十善是：
一不殺生，即是止善，止前殺生之惡行；善者當行放生之善也。
二不偷盜，即是止善，止前盜他財物之惡行；善者當行布施之善。
三不邪淫，即是止善，止前於非妻妾淫欲之惡行；善者當行恭敬之善。 ：
四不妄語，即是止善，止前虛言诳他之惡行；善者當行實語之善也。
五不兩舌，即是止善，止前構斗兩邊之惡行；善者當行和合之善。
六不惡口，即是止善，止前惡言加人之惡行；善者當行軟語之善。
七不绮語，即是止善，止前绮側乖理之惡語行；善者當行有義語饒益之善。 ．
八不貪欲，即是止善，止前引取無厭之惡行；善者當行不淨觀，觀諸六塵皆欺诳不淨之現行善。
九不嗔恚，即是止善，止前憤怒之惡行；善者當行慈忍之善。
十不邪見，即是止善，止前撥正因果(按：否認因果)，僻信邪心之惡行；善者當行正信，歸心正道，生智能之善心。這是說，未做十善是“止善”；做善事，說善語，作善想是“行善”。放生、布施、對非己之妻恭敬、說誠實的話、說有利於彼此和睦的話，說和善的話、說樸實有意義的話、修不淨觀認識世間一切事物不淨而不貪求、以慈善忍讓之心待人，相信因果歸依正道增長智慧，皆屬於“行善”。
可見，這種解釋將十善蘊含的道德理念和規范向更大的空間作了拓展，不僅仍然符合大乘佛教的教理，而且與注重道德修養的中國儒家道德倫理也容易接近和溝通。
中國佛教倫理不僅是中國佛教教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傳統倫理中的宗教倫理的組成部分。中國佛教倫理雖源自印度佛教，然而通過佛典的漢譯、中國歷代佛教徒的臨機诠釋和發揮，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與中國以儒家為正統的倫理思想會通或融合，蘊含著很多融會儒家仁、義、禮、智、信及忠、孝、和、恭、寬、惠等道德理念和規范的內容。
實際上，在歷代佛教高僧和居士對“善”這個道德概念的解釋中，不僅包括佛教的十善和其他種種道德規范，甚至也包括為中國儒者、廣大民眾共同承認和遵守的社會共德，其中很多正是儒家的倫理規范和理念。遵照這些實行則為善，相反則為“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種善惡觀念對中國歷史、文化和民俗曾產生過極大影響。
中國佛教團體和廣大信眾在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更加自覺地響應黨和政府推行總方針、總路線和各項政策，積極實踐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人間佛教的思想。現在，黨中央提出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提倡樹立“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的榮辱觀，帶領全體人民努力營造各盡其能、各得其所、秩序安定、生活美好、彼此友好相處的和諧社會。在這當中，中國佛教徒從來不是處於消極的旁觀角色，而是熱情地響應和積極地參與，正在為社會主義的四大建設，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營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努力做出貢獻。
在這個偉大的歷史實踐中，中國佛教團體和廣大信眾，不斷地繼承和發揚佛教教理中人間佛教積極進取的思想、“自淨其意”的心性修養思想和勸善止惡的倫理規范，為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帶領廣大佛教徒樹立“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而努力奮斗。
中國佛教在發展中形成鮮明的現實廣義風格，主要體現在蘊含豐富的人間佛教的思想方面。這種人間佛教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後特別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後；在黨和政府的正確引導和全國廣大佛教徒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劃時代的發展。參照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居士相關論述，可將新時期的人間佛教思想歸納出以下六個要點：
1、愛國愛教，團結進步，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
2、將佛教勸善止惡的戒規和倫理規范——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薩四攝、六度等進行現代诠釋，使之與社會公德、公民道德建設和思想教育相會通，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3、必須關心現實社會，自覺地以建設“人間淨土”為己任，造福社會，利益人群，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而努力奮斗，積極奉獻；
4、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優良傳統，主要有“農禅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和“國際友好交流”三大傳統；
5、佛教必須“續佛慧命”，傳承正信正法，保持組織的純潔性，為此必須加強自身的信仰、道風、人才、教制、組織五大建設，並且不斷發展佛教的文化和教育事業；
6、維護法律尊嚴、人民利益、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維護祖國統一。其中不僅1、2直接屬於倫理范疇，就是其他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倫理的意義。可以說，在人間佛教的體系中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占有重要地位。佛教團體和佛教信眾實踐人間佛教，遵循佛教倫理理念和規范，不僅與社會主義社會的主體意識形態協調，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理念和規范協調，而且可以為維護社會穩定、協調人際關系、建立互助關系、構建和諧社會做出獨特的貢獻。
實際上，中國佛教徒作為國家的公民，首先必須遵守社會的公德，並且要遵守職業道德，這本身與佛教的基本教義和倫理是一致的。
四
佛教倫理道德是隨順時代和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在當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事業突飛猛進的形勢下，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的社會主義道德也在不斷充實和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共中央為領導和推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構建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很多英明決策和指示。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把公民基本道德規范集中概括為二十個字：
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
應當說，這一基本道德規范提出，是中國共產黨對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的最新認識成果，標志著我國公民道德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2005年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
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弘揚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使全體人民正確認識社會發展規律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始終保持昂揚向上、開拓進取的精神狀態。要積極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廣泛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會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和文明風尚。胡總書記把“切實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作為今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必須做好的重點工作之一。
2006年3月4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委員時提出，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
堅持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這“八榮八恥”言簡意赅，可以說涵蓋了社會主義道德理念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容，是中國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完美結合，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鮮明表達。 ．
對黨中央的這些決策，中國佛教團體和廣大信眾熱烈響應，並且迅速付諸行動，積極做出貢獻。
筆者認為，今後還有必要努力探索將其中的基本精神和倫理規范加以吸收，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佛教的倫理道德體系，使之更加煥發生氣和時代精神。對於如何加以吸收，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途徑：
1、在诠釋和宣講佛教傳統的五戒、十善及其他倫理規范時，可以將上述社會主義的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和“八榮八恥”等內容置於相關的倫理規范之中，以充實和豐富這些倫理規范的內容；
2、將遵循、實行與違背上述社會主義的道德規范的行為，納入佛教的善惡觀念和范疇之中加以評價，在教內外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促使人們自覺地加強道德修養，模范地遵守社會主義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
3、組織教內外的學者在堅持佛教教理和佛教倫理的特色的前提下，積極吸收社會主義的道德理念和規范，編寫新時期的佛教倫理思想的教材和專著。筆者相信，這對發展佛教教育和文化，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加強佛教自身建設，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筆者以上想法，也許存在不少不足乃至欠當之處，提出來僅供諸位參考，並望予以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