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與對話略談中國佛教發展的開放性
董群
比利時物理家普利高津提出過著名的耗散結構論，其中提到這樣的看法：一個系統必須是開放的，和外界存在著能量、物質和信息等要素的交換，這種交換是該系統從簡單到復雜、從無序到有序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這種理論對於我們今天總結中國佛教發展的經驗教訓，發展中國佛教，建設世界性的佛教，也是有方法論的意義的，把中國佛教如果看作一個文化系統，那麼，這個系統也必須尊重開放性原則的，不斷和系統所處的環境中的各種文化資源進行交流，唯有開放，才能發展，封閉的系統，和外部環境不發生能量、信息等要素的交換，最終只能走向死寂。事實上，開放性，也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寶貴經驗，本文就對這種經驗作一簡要的揭示，欲以此觀照今日中國佛教的發展。
上篇：歷史上中國佛教的開放性發展
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印度佛教是一種異質文化，中國文化中有一種輕視異質文化的傳統，即以外邦文化為夷文化，視之低於夏文化，孔子、孟子，都有這種看法，佛教被視為夷文化之列。但是，正是在這一歧視性的文化觀的基礎上，印度佛教在中國能夠生根、成長、發展，原因之一，佛教文化的傳播者們堅持和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交流，以取得本土文化的理解和認同，沒有這一點，要發展中國佛教是難以想象的。1583年，意大利人羅明堅(P．MichelRuggirri)和利瑪窦(P．MatthoeusRicci)在中國南方居留，此可以視為基督教傳人中國之始，但明清時期的基督教沒有能夠達到如佛教般的與中國文化的相互溝通和理解的程度，以至於傳教士在1722年被趕出中國，這是當時的基督教本身的封閉性使然，因此，中國佛教的這種開放性是值得重視的。
對話和溝通。中國佛教對話的對象，主要是儒學(教)和道家、道教，中國文化史上的三教關系史，就是佛教和儒道二教的對話史。緣於對佛教知識的缺失及本土文化觀念的制約，此二教對於佛教有諸多不解或誤解之處，比如說，對佛教經典的有不解之處。因為，依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有“至實不華，至辭不飾”(《理惑論》)之說，佛經以萬卷計，佛言以億數，有人以為，佛經肯定是“煩而不要”的。對僧伽制度也有不解之處，僧人出家，就有專門的制度，要削發，要披僧衣，要獨身，但儒家《孝經》中有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語，佛教是否和孝道有沖突?“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也?”(同上)儒家認為，人生之福莫大於子孫滿堂，人生的不孝無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同上)歷史上，這類因不解而提出的批評經常出現，當然也有因宗教利益沖突而對佛教的抨擊和漫罵，顧歡、韓愈都曾這樣對待過佛教。佛教需要和其他文化之間的對話，尤其在佛教傳人中國的初期，更是需要，《理惑論》就是這種對話的最早的文本之一。有人對於佛教經典不理解，牟子解釋說，“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異於丘陵者，以其市大也。”(同上)此喻所明之理，稍有悟性者，都能自了。至於儒家的孝道，儒家本身也有權變之說，齊人乘船渡江，其父落水，其子救上父親，顛倒頭腳，使水從口出，父命得蘇。牟子認為，一般情況下，顛倒其父，是不孝之大，但此時此事正是大孝。泰伯短發文身，孔子稱其為至德，牟子解釋說，“苟有大德，不拘於小。”(同上)這種對話貫穿中國佛教發展的全過程，在明代，佛教與基督教之間也有新的對話。由此不懈的解釋、對話，才有可能取得不同文化間的理解。
理解。事實證明，這種理解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一方面，是本土文化對於佛教的理解。東晉時郗超作過《奉法要》，對佛教的基本教義，介紹得既通俗而簡明，可以看出他對佛教的理解達到了很深的層次。當然，人們對佛教的理解不只表現為對佛教的教義部分，還表現為對於佛教與其他文化其他的關系，佛教的社會作用的理解。晉朝文學家孫綽曾表達過這樣的觀點，“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內外之名耳。”(《喻道論》)內學外教有其不同的社會作用，“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同上)儒道二教的發展離不開佛教，同樣，佛教的發展也離不開儒道二教，或者說，儒教就是佛教，佛教就是儒教，道教就是佛教，佛教就是道教。儒道二教對於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有其積極作用，但佛教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南朝的顏之推認為，佛教和儒教，本來就是一體化的，只是有深淺的不同，佛教的教義和儒教思想也是相通的，“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歸心篇》)仁體現的，就是五戒不殺生的意義，義體現的，是不偷盜的意義，禮體現的，是不邪YIN的意義，智體現的，是不飲酒的意義，信體現的，是不妄語的意義。韓愈是對佛教進行激烈抨擊的一位儒教文化的代表，他認為，不事生產的佛教徒(以及道教徒)占用了社會的生活資源，是造成資源緊張的重要原因：“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一家，而食粟之家六，工之一家，而用器之家六，賈之一家，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原道》)言辭之烈，亘古未有，但柳宗元同為儒教思想家，他對韓愈的看法就不以為然，他主張，佛教的許多思想是和儒道相符的，他批評韓愈對於佛教是“忿其外而遺其中。”“知石而不知韫玉。”(《送僧浩初序》)這種對佛教的理解代表著一種理性的態度。
另一方面，是佛教對於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理解。在經典的翻譯中，早期譯經，有許多是直接運用了傳統文化中已有的概念，比如譯涅檠為無為，譯無常為非常，譯真如為本無，譯禅定為守一。在對佛教觀念的解釋過程中，中國佛教也采用過格義的方法，就是對佛教教義、概念的理解，用儒道兩教的概念、思想去比附、解釋。這雖然顯得有些機械，但卻真實地顯示出中國佛教和中國本土文化溝通的誠意。更為高明的溝通，是融合本土文化人中國佛教思想之中，這其實也就是佛教的中國化。康僧會用儒教的仁政說組織其佛教思想，以此為原則，而編《六度集經》，禅宗的出現則標志佛教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已經達到了高度融通的地步。道安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高僧傳·道安傳》)的觀點，反映出道安對於中國政治、中國社會的深刻理解。
發展。在對話、溝通和相互理解的基礎上，中國佛教一步步地發展起來，這期間大致可以分為兩期，以唐為界，前期，通過譯經、傳教、思想交流，至唐代發展出中國佛教各宗派，後期，通過傳教、編藏等活動，繼續保持佛教發展的生命力。特別是編藏，一方面體現出佛教發展的系統性和規范性，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是朝代發展是否強盛的一種標志。但經過幾朝發展的保持，佛教確實是漸趨衰落了，到清末民國初的中國佛教，更是不能和唐宋佛教相提並論的了。衰落的一個標志，是從佛學思想的創造性方面來探討的，隋唐時期有各種系統的宗派的出現，唐代之後，絕大多數宗派沒有得到完整的承續及同規模的發展，只有禅宗和淨土二家保持，其他宗派，有的斷脈，有的以“宗學”的形式存在。衰落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佛教系統所處的環境不能為佛教提供新的文化因素，佛教從系統環境中交流的信息越來越少。也就是說，佛教衰落的背景是中國文化整體的衰退。
下篇：新的對話
由此歷史資源，可以觀照今天的中國佛教如何發展。太虛大師面對民國佛教的頹勢，提出過重建中國佛學的設想，使中國佛學“成為適應現在世界的佛學。”“成為世界性的佛學。”(《中國佛學·中國佛學之重建》)所謂適應現在世界，所指的是佛教的現代化問題，使佛教適應現代社會。所謂世界性的佛學，是指使佛教成為世界性的宗教，佛教走出國門，不只成為中國的佛教，也要走向世界，成為全球性的佛教，成為全世界人的精神資源。這種佛教的重建思路，涉及到的一個基本問題也就是佛教的開放性問題，是對歷史經驗的運用。要成為現代化的宗教，必須和現代社會的各種文化進行溝通、交流和對話；要成為全球性的佛教，則要和世界諸種思想文化進行對話。這個思路，現在仍有其積極的意義。
我們現在討論問題的基點是針對當代大陸漢地佛教而言的，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一是如何建設適應現代社會的中國佛教，二是女口何使中國佛教走向世界。
建設適應當代社會的中國佛教，不能離開現實的社會、人生，也就是說，不能斷絕和現代社會的溝通。當代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方向，是要建設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對於建設精神文明的工程，佛教是大有貢獻之處的，但我們常常聽到人們對於佛教的誤解，把佛教等同於算命、氣功，甚至把佛教和社會上流行的某些新興宗教或邪教等同起來。這說明，佛教和社會的溝通還不夠，當然，責任不全在佛教，有些人惡意地利用佛教，損害佛教的形象。
當代中國佛教能夠為社會做些什麼?佛教最擅長的，是提升人的品質，在道德上使人成其為人，把人從物欲、錢欲、權欲、色欲等等惡的沉迷中解救出來，使人了知，人生有比金錢、美女、權勢更為重要的追求，這就是覺悟、道德的完善。可以說，佛教是以精神文明為理想境界的，因此，佛教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相適應的，這種適應，突出地體現在佛教的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方面。這一點，如果被世法所理解，所認同，當代佛教發展的基點就可以確定下來了。但從另一方面講，佛教倫理作為一種文化資源，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歷史資源，向當代社會展示的，就非常之少，這一作用急需加強。
建設世界性或全球性的佛教，這是東亞佛教共同的目標，不是某一個人，某一個佛教團體，某一個佛教宗派，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佛教所能壟斷或獨立完成的。到目前為止，有些人，有些地區，有些宗派，向全球宣傳佛教，和世界文化溝通的工作先走了一步，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們從網絡中的佛教網站之眾多，就可以看到這一點。21世紀，是佛教繼續世界化的世紀，大陸漢地佛教不能坐失此良機，溝通和對話，只能加強，漢地佛教之“教界”和“學界”之間，應該繼續加強對話；內學和外學之間，加強對話；地區之間的佛教，藏漢佛教之間、漢地佛教和南傳上座部佛教之間、大陸佛教和台港佛教之間，都有加強溝通的必要；東亞之間的佛教，中國和韓、日佛教之間，繼續加強交流；中國佛教和世界文化之間，與天主教、新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之間，都應加強對話。國際間有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傅偉勳、杜維明分別代表佛教和儒教參加過這種對話，中國大陸佛教，特別是漢地佛教，應該關注並重視這種對話。這種溝通是建設全球性佛教的基本前提，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有必要召開專門性的東亞佛教會議，討論21世紀佛教的全球化發展議題，這也就是對話的議題。
(作者董群：1961年生，東南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