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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金玉教授：馬祖叢林建設的現代啟示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馬祖叢林建設的現代啟示 溫金玉     據說，馬祖道一的老師南岳懷讓曾經得到六祖慧能預言：“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踏殺天下人。”這一“馬駒”，便是後來的馬祖道一。這雖是禅林日後的附會，但從中透露出的宗派信息卻是真實的。葛兆光先生指出：“如果從禅宗史和禅思想史兩方面綜合考察各種資料，我們也許會注意這樣一個結論，即馬祖道一及其門下弟子與神會一樣，是六祖惠能之後南宗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馬祖禅活動的中唐才是禅思想史上的真正的大變局”。馬祖的叢林制度創新與改革是成功的，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禅，而禅宗的輝煌與延續最後由馬祖一系來擔當。那麼，馬祖叢林建設的思想與實踐對我們當前佛教建設有何啟示意義呢? 參禅 (一)叢林建設是中國佛教的根本命脈 當今中國佛教既迎來了大好的歷史機遇，又面臨著自身建設的嚴峻挑戰，已故趙樸初會長在1993年《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報告中就針對在對外開放、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腐朽思想的泛濫，明確指出：“佛教界有相當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風敗壞，結黨營私，追名逐利，奢侈享樂乃至腐化墮落；個別寺院的極少數僧人甚至有違法亂紀、刑事犯罪的行為”，  “如果任其蔓延，勢必葬送我們的佛教事業。”提出了“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的歷史性任務。並特別指出教制建設是基礎，大聲疾呼各級佛協組織、各個寺院都要大力加強佛教教制的基礎建設，純潔僧伽隊伍，正本清源，研究制定相應的規范化、制度化的具體辦法和措施，興利除弊，以保證佛教事業健康地發展。那麼，今天我們面臨的任務是什麼呢?在2003年9月25日召開的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法師說：“十年後的今天，佛教界的上述不良風氣與現象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區還有發展和蔓延的勢頭。”市場經濟的沖擊，僧團信仰的淡然，是當前我們進行叢林建設的最大障礙，所以加強道風建設是佛教自身建設的核心問題。聖輝法師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也強調說：“近幾年來，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負面影響，佛教道風建設面臨嚴峻形勢，有不少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風不正，金錢至上，甚至少數人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幫結派，結黨營私，貪污受賄，這種不良風氣已經嚴重腐蝕到了僧人隊伍，敗壞了佛教的形象和聲譽，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危及中國佛教的前途與命運。”所以，社會大環境對寺院生活、個人修持的侵蝕與影響是當前叢林建設必須直面的現實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佛教界一直在為加強叢林自身建設而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佛教界中心工作是落實宗教政策，恢復重建寺院。但後來隨著出家人數的增多，寺院經濟的好轉，僧團內部的許多不如法問題便顯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僧團自身建設便迫切地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981年，中國佛教協會舉行第一次傳戒活動，接著山西、四川、廣東、浙江等地也相繼舉行了規模不等的傳戒活動。1993年中國佛教協會召開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及成立四十周年大會，在會上成立了專門的教制工作委員會，提出了加強佛教“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的工作目標。並制定《關於漢族地區佛教寺廟剃度傳戒問題的決議》，召開漢傳佛教重點寺院管理工作座談會，制定了《全國漢傳佛教寺院管理辦法》和《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國務院也頒布了《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等文件。這表明教團已將叢林建設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以後的幾年裡又制定了《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傳戒實施暫行辦法》，在江西雲居山真如寺進行傳戒試點。1996年5月29日在無錫召開了佛教教制建設工作委員會會議，修訂《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傳授三壇大戒管理辦法》，制定了《全國漢傳佛教實行度牒僧籍制度的辦法》、《全國漢傳佛教寺院住持任職退職的規定》。1996年10月1日舉行了“中國佛教協會暨莆田廣化寺規范傳戒法會”，戒期為108天。此次傳戒法會標志著中國佛教三壇大戒的傳授從此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叢林建設是中國佛教的根本命脈，試想，如果沒有馬祖的銳意革新，別立禅居，很難有中唐法海禅波的湧動；沒有洪州禅系的薪火相續，就不會有今日禅宗叢林的一統江山。  (二)加強叢林規范的制度化 現代叢林制度的建設，是關系到整個佛教自身建設以及未來發展的大問題。當前《宗教事務條例》的頒布以及正式實施為我們整頓叢林提供了一個契機，《條例》第三章即是“宗教活動場所”，對照《條例》我們來反思一些存在的問題： 1．叢林建立問題 《條例》第十三條指出：“籌備設立宗教活動場所，由宗教團體向擬設立的宗教活動場所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然而現在亂建寺院已成為一大社會問題。亂建情況較為復雜，有僧眾，有俗人；有佛教徒，也有非佛教徒；有個人，有集體，有公司，也有政府。特別是許多地方以“宗教搭台，經濟唱戲”為理由，大建寺院；有的地方為促進地方旅游經濟，也造佛塑像，商業經營。第二十四條說“宗教團體、寺觀教堂以外的組織以及個人不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但無錫靈山大佛、海南海上觀音俱非宗教團體所為。我們應從何種立場來看待這些問題，這是需要探討的。 2．寺院管理問題 民主問題：《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應當成立管理組織，實行民主管理。”目前許多寺院為家長制管理模式，住持掌控僧眾的去留資格，僧眾對寺院管理者的敬畏來自非宗教的原因。甚至有的寺院成為家族產業、團伙錢莊。 財務問題：《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加強內部管理，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建立健全人員、財務、會計、治安、消防、文物保護、衛生防疫等管理制度，接受當地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的指導、監督、檢查。”實際上許多寺院的收支是一本糊塗賬，缺乏監督，並時聞有人卷款失蹤。馬祖叢林職事中專設庫頭經理經濟事宜，且職責明確。當前非營利性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的實行，將觸動寺院財會管理。 教育問題：洪州禅之所以會掌握禅宗發展命脈，最根本的一條是馬祖門下龍象輩出，並散布天下，各為一方化主。當年獨領風騷的荷澤宗，不世而斬，原因即是門下寂寥。佛教界曾一再提出當前最為緊迫的問題一是人才，二是人才，三還是人才問題。盡管目前我們擁有40余所佛學院，但如何整合資源可能是宗教事務部門與中國佛教協會應多加關注的緊迫問題。另外，馬祖針對學人應機接物曾有較大的改革，今天的授徒講習是否要有一套既具靈活性又具層次性的教育制度。叢林學院化，學院叢林化，是否應契應時代發展而構成一種新型的僧伽教育體制。《條例》第二章第八、九條即是有關設立宗教院校的規定。此外，今日隨著佛教弘傳日益普及，佛教弘法的空間隨之擴大，寺院的功能應作具體的發揮，因為人們到寺院中來，除了滿足宗教生活的需要之外，在更高層次文化裡，寺院又具有多種教育的效能。現代的寺院設立圖書館供人閱讀佛教典籍；提供視聽中心、簡報室介紹佛教文化史跡；有會議室可以研討、座談、開會；有講堂可以布教弘法、舉辦活動來引導人心向善，達到淨化社會的功效。如此，能使寺院發揮多項教育、文化等功能，為大眾服務。方立天先生就提出了“文化宗教”與“教育宗教”的概念。 自養問題：馬祖曾提倡農禅並重，《條例》第二十一條也規定“宗教活動場所內可以經銷宗教用品、宗教藝術品和宗教出版物。”這樣可使叢林有適當的作務與合理的收人。但現在也出現了與民爭利於市的現象。 3．僧眾管理問題 城市精捨：城鎮大量精捨的出現，是當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僧人不住寺院，失去集眾薰修的受益。 游僧再現：大量游僧的存在，已成為一些地方的不穩定因素。馬祖當年創建叢林的初衷就在於“合眾以成叢林，清規以安禅”。   一入雲林百慮空，尋常鐘磬幾回聞。 (三)政教關系的協調 政教關系的問題在當代話語系統中其表現形式就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相適應。從中國佛教傳人之時起，政權與法事的弘傳便緊密結合起來。在佛教初傳期，最重要的人物是佛圖澄及其弟子道安，佛圖澄雖然是一個地道的傳法僧，但在他的傳記中，並沒有太多關於他在民眾中弘法的記載，反而是說他與當時的政治領袖石氏父子間的密切關系。他的傳法也多限於其神異的一面。所以“佛圖澄對於佛教教義，似不及其注重神通變幻之敏感。佛圖澄在中國傳法的命運，很受當時知識活動及其政治當局之各種關系的影響。他不能達其本願而作為一個佛教的傳法僧，去適應公眾以遂其職責。但是他能表現神術，為政治當局作宗教儀式。雖然明顯地，他不曾向中國人民公眾作佛教教義的教授，但他的宗教上的作風，至少，是和儒家倫理並排著，表演了緊要任務的。”佛圖澄傳教是宗教與政治關涉的典型示范。盡管當前有學者對道安提出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說法有新解，但無論如何這一理念卻為日後的統治層與教界人士所認同。廬山慧遠在這方面作了一個成功的嘗試。慧遠不同於其師道安的政治理念之處，在於道安認為於亂世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但慧遠卻堅持遵奉不敬王者的戒律要求，並認為“內乘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我們來看馬祖是如何將隱修與人世相結合，來處理僧團與政權關系的。禅宗前期的幾代祖師在這一問題上多采取回避的態度，或為官府所不容，或屢征不就。即使被征召者，如神秀，也是滿腹的心思與不如意。馬祖在傳教弘法過程中，既保持了傳統山林佛教的特色，但又與當朝政要顯貴關系融洽，這是他成功拓展洪州禅生存空間的原因所在。從達摩祖師初谒梁武帝開始，如何圓融地與社會相適應，如何善巧方便地與統治層保持一個較好的聯系模式，便成為困擾歷代禅師的心病。但從馬祖這裡可以說算是有了一個較好的答案。經濟地位的不獨立，決定了僧團無法擺脫對政府的依附關系。歷代政府皆要求僧團不能游離於政權的管轄之外，這就決定了中國佛教的團體不能走與印度僧團一樣的弘法路線。政權也反對僧人游走民間，這從歷代政府有關宗教的法令就可看出這一點。我們來看馬祖是如何延續前輩對中國佛教生存發展探索之路的。 馬祖初到江西聚徒教化，郡守河東裴某就“躬勤谘禀。降英明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後移住洪州開元寺，開堂說法，直至人滅。其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坐下。”此外還有御史大夫鮑防和李兼來護持。馬祖在江西傳禅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主要得力於地方官吏的重視與支持。有學者指出“自代宗以來，凡官於江西的官僚，幾乎無不扶持道一禅系的發展，……這是洪州宗得以迅速擴大，終於成為中唐最大的禅系的一個重要政治因素。” 那麼馬祖又能為政府分擔什麼呢?歷史上的每一次戰亂與災荒，都會制造大量的流民，流向佛門的人數也會相應大增，這幾乎成為一個規律，這些走入寺院的流民並不隱諱自己“出家離俗，只為衣食”的動機。此外，過去原本可以暫時寄宿留食的寺院，包括官寺在內，由於受到戰亂的破壞，僧尼逃竄，致使在“兵饑交接”中的“四方僧游，寄食無地。”馬祖在龔公山傳法期間，正是天寶年間，使唐王朝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  (755—763)於此時暴發，北方地區再次陷於混亂之境，江南西道(包括今江西、湖南在內)當時成為流民大量遷入的地區，馬祖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創建叢林，開辟道場，安頓流民，為當政者分憂。農禅式叢林興起後，僧團的經濟來源解決了，禅僧的游走問題也不存在了，戰亂造成的流民也安頓了。可以說這一禅居方式極大地緩解了禅修僧團與社會政治、經濟間的矛盾，更為重要的是為解決當政者所頭痛的社會游民問題提供了一種可接受、可實施的模式。這使馬祖最自然不過地成為當政者的座上客。呂澂先生針對此就指出，馬祖“初在江西南部的臨川(南康)，後又到了洪州(南昌)，與當地官吏結識，——當時新興的禅宗在民眾中很受信仰，一般政令難以發動的地方，往往借禅師的說服輕而易舉，所以當時學禅的人常為官吏所歡迎。”所以，當地官吏對馬祖禅系的支持，除了信仰層面的原因以外，欲利用佛教義理、名僧聲望以穩定社會、安撫流民的政治動機也不應排除。 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推動中國佛教的現代化進程，使之更加適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為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做出新的歷史貢獻，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佛教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和每一個佛教學者肩負的歷史重任。 為了完成好這一歷史使命，必須對中國佛教的現狀有比較客觀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礎上有所改革與創新。從宏觀大局看，中國佛教處於建國五十年來的最好發展時期，這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在黨的宗教政策的正確指引下，克服種種困難而取得的。中國佛教在政治上具有國家承認的、與其它宗教團體平等的合法權益和地位；在信仰上具有憲法所保護的充分自由，在思想上對於宗教教義的理解與闡揚不受任何束縛，而且隨著國勢的強盛，佛教物質條件的優越也達到歷史的新高峰。同時黨和國家提出的宗教政策也為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即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佛教存在和發展的政治基礎；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是佛教存在和發展的法律保障；積極引導廣大佛教徒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則是佛教存在的和發展的現實目標。 當前市場經濟的影響，寺廟中也出現了佛事商品化的現象，給人與時代精神不相協調的感覺。佛教界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1，寺院經濟的迅速增長與管理體制的滯後。2，由於經濟處於相對獨立狀態，一些實力雄厚的寺院就有擺脫佛教協會與政府管理的傾向。不能過分強調寺院管理的特殊性而排斥或淡化“相適應”方針。從政府管理部門來說，十六大報告提出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的四句話：“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應當成為宗教工作的指導思想。各級組織、各個部門應充分認識黨和國家對宗教工作的新的要求，認識到宗教問題的“三性”：即“根本是長期性”、“關鍵是群眾性”、“特殊的復雜性”。認識到全面正確地貫徹黨和政策也好，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從佛教界來說，就是要加強佛教自身建設，以獨有的出世品格來弘揚“人間佛教”精神，回饋社會、服務人群，報恩眾生，為共同構建和諧社會而努力。 文章節選自《馬祖道一叢林建設及其現代意義》 溫金玉：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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