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居士文章
溫金玉教授：戒律與社會的和諧互動是正法久住
戒律與社會的和諧互動是正法久住 溫金玉 佛陀創教，構築了一種與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出世捨家，游方乞食，苦行制欲，以求解脫。這一信仰形態迅速傳播開來，與印度傳統主流思潮相抗衡，成為印度人另一種精神生活選擇。佛教信仰方式有著強烈的擴張性與包容性，這使它活力四射，遍地開花，由印度本土而至周邊鄰國，佛法無邊，淨土無量，最終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形成了不同國家、地區、民族、人群卻奉行相同信仰的“佛教文化圈”。佛教的組成制度、生活方式風行一時，全世界佛教徒都可以在同一種語調中念佛，在同一種行為中合十致敬，以同一種姿態禮拜，甚至於無聲的形體動作也可以成為佛教信仰者彼此相互的認證標准。信仰的格式化為全球佛教信仰者提供了親切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然而，透過這一共同的信仰模式，我們依然會發現在印度、中國、日本這樣的佛教大國中，其相同中包含著差異，在統一中發生著裂變，一些區別甚至有冰火之殊。但這一變異並不影響佛教在全球文化圈中的傳播與發展，各方求同存異，秉持佛陀弘法利生之原則，強化佛教傳播中的適應能力。在義理上與本土土著思想相調和，在制度上與屬地政治經濟、人文風情相配合，從而保證了佛教信仰與社會的平衡發展，促進了人群的和諧相處。 戒律與印度佛教 佛陀於菩提樹下悟道以後，四處游走，講說佛法，漸漸組成僧團。早期追隨佛陀學習的弟子多是善根純厚之人，所以其時並無有戒律產生。佛陀只是勉勵僧眾“善護於口言，自淨其志意，身莫作諸惡。”但隨著佛教影響日遠，僧團裡人數增多，魚龍混雜、凡聖同居，其中有一心向道，求取解脫者；也有因貪圖供養而混跡僧團者。這樣，僧團成分日趨復雜，不如法的事件開始出現，為護法安僧，避免世人之譏嫌，佛陀開始制定眾多戒條，以約束比丘眾的行為，並采納外道的方法於每半月布薩忏悔誦戒，以維持僧團的清淨與團結。這就是佛制戒律之緣起，即“隨犯隨制”。每條戒律的產生都有它特定的因緣，所以說：毗尼是因緣所顯。 佛滅後約百年內，佛教界曾有兩次“大結集”，其緣由皆因戒律問題。而戒律之爭也是因為不同地區比丘對戒法的理解不同而致。 在佛陀逝世後，僧團面臨著如何穩定局勢，不使僧眾星散的大問題。大弟子迦葉遂發起舉行王捨城大會，來結集經律遺教。結集大會在王捨城外的七葉窟召開，有500位大比丘參加。由“多聞第一”的阿難誦出經(法)藏，由“持律第一”的優波離誦出律藏。在結集過程中，有一事對後世影響很大。那就是在會上阿難曾傳達佛陀的遺言：“小小戒可捨”。何者為“小小戒”？阿難當時並沒有向佛陀問清楚，由是結集會議上發生了爭論。最後阿難為了團體的和諧，承認了自己當時不問明白之過失，終止此爭論，乃由迦葉裁定：“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這樣，戒由佛制成為定制，使得戒律失去了變通余地。 佛滅100年後，因為戒律問題，佛教內部再次發生了嚴重的爭論，這次辯論大會，雖以乞錢為起因，雙主爭辯的內容卻有十項，故稱為“十事非法诤”。這“十事”即是阿難所說的“小小戒”，東方比丘認為不妨有其彈性。但耶捨一方，不但堅持這十項均為“非法”，而且在戒律中明列禁止這十項為成文法。當地的跋耆(族稱)比丘們受此慘敗，內心憤憤不平，另行結集，逐漸演變成部派的分裂。從此在佛教內部分為東方系統的大眾部，與西方系統的上座部(耶捨一方)。 戒律既為因緣所顯，就有它的局限性。因為任何一種因緣，都只能在一種特定的時空中存在，它包括了文化傳統、政治背景、風俗習慣、時尚愛好等種種因緣。其實在佛陀時就已有這一方針。在《五分律》中記載有關於隨時毗尼與隨方毗尼的遺訓。佛陀說：雖是我所制，余方不為清淨者，不必行；雖非我所制，余方清淨者，則必行之。 佛教的戒律條文之中，有的根本不適於在印度以外的地區來實行，這就是它有地方性的局限。還有一些規定，根本是由於隨順當時民間乃至外道的習俗而制。根據隨方而變的原則，佛教戒律亦可隨著時代的不同而作適應性的改變，這是符合佛陀制戒本懷的。 戒律在中國的變種 佛教初傳中土百余年間，雖有經典傳譯，卻獨缺律典。直至三國時代的曹魏嘉平年間(249——253年)，戒律才傳入中國。僧團雖已建立傳戒制度，僧人也不再僅是“剃發”、“染衣”，但真正對佛教戒律有回應意識是道安(312——385年)法師時才開始的。僧團業已成立，而維持僧團的制度卻不完備，所以，戒規的建立是當時最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護持僧團之清淨，以規約來規范僧眾，道安遂制“僧尼軌范”，開啟了中國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別立僧制之先河。這為日後禅林創立“清規”打下了伏筆。道安之後，隨著佛教在更大范圍內的傳播，佛教與中國社會諸系統的協調也在各個層面展開。為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佛教內部又出現了許多依據律藏而制定的僧制軌范。 佛教初傳中國，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責難在理論層面上便是倫理觀念，而具體呈現出的實踐層面便是可聞可見的戒律樣態。所以戒律的變革與異化已是歷史之必然。戒律出自印度，其中許多戒條並不符合中國的風俗習慣，這樣必然會引發諸多爭論與修正。然而，盡管改革的呼聲很高，但從佛法的角度說，戒律畢竟為佛陀金口所宣，並不是說變就變，想變就變的。這樣，一種更為社會各界和僧團內部所能接受的形式便應時而生，這就是中國佛教的僧制制度。 戒律在向中國滲透傳播的過程中，為了適應中國的民生實際，也進行了盡可能的革新，制戒之精神最終以中國人自己制定的僧制來規約僧團，在授戒方面則大規模地弘傳重在制心的菩薩戒，至慧能時傳授“無相戒法”，再其後終於創造性地推出了中國僧團自己的戒律，即“禅門清規”。禅僧從修持理念至行為方式均有別於其它宗派，然其生活卻依附於律寺，這樣不合規度之事就會經常發生，修持行為與環境所在已形成尖銳矛盾。如何協調禅僧與律寺的不相適應性就成為佛教僧團的當務之急。百丈懷海於是創意別立禅居，減少與義學、律學僧眾相聚一處所產生的龃龉；且提倡“農禅並重”，解決僧團生存問題。清規的確立，使中國僧團走向了制度化、規范化的僧伽生活。叢林清規的產生雖是依據當時僧團的實際理地而創制，但其本質依然是對印度戒律的繼承，在護法安僧的根本精神上並無二致。清規一如戒律。戒律是佛陀為了規范僧倫，令正法久住而制定，所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清規之制定同樣是使僧團和合，清淨無爭。 日本佛教的戒律變革 佛教在一千多年的日本封建社會中，始終是主流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因此，作為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佛教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滿足來自現實的、世俗社會的精神需求。社會的每一發展，都向日本佛教提出新的要求或挑戰，由此推動了佛教入世程度的逐層加深，使其理論發生變革，並促使及時反映現實社會要求的佛教新宗派產生和流傳。例如，在早期統一的律令制國家的建設中，飛鳥、奈良時代開始形成國家佛教。平安時代護國思想的發展，促進了重視宗教實踐、為國家如法修行的密教(即以真言宗為代表的東密和以天台宗為代表的台密)影響的迅速擴大，武士階層在政治上的登場和日本國家意識的增強，帶來了禅宗(以臨濟宗為主)的發達和日蓮宗的誕生；這一時期，平民階層的壯大，又使“惡人正機”說的淨土真宗脫穎而出。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又引發了日本佛教戒律上變革和宗教色彩的淡薄：僧侶名前冠以俗姓，僧侶可以食肉、帶發娶妻，僧侶可以是一種社會職業等等；進入現代社會，以世俗性為特征的新興佛教宗派和教團的大量出現，使佛教的社會面貌發生巨大的變異。 戒律在日本的演變備受中土人士的置疑，飲酒食肉，娶妻生子，何以稱出家人。我們來看，戒律的演變發展在日本其實經歷了相當可觀的蛻化歷程。承繼道宣南山律一脈的唐鑒真和尚(688——763)遠渡日本授戒，可以說是日本佛教戒律的正式開端。當時鑒真所傳授的，基本上是《四分律》的250戒，仍屬中國佛教戒律的大小兼受戒性質，不過在律儀戒相上是依然重視小乘具足戒的。日本天台宗始祖傳教大師最澄(767——822)卻在公元818年正式宣布：“自今以後不受聲聞之利益，永乖小乘之威儀，即自誓願棄捨二百五十戒已”。從此最澄一系全然棄捨小乘戒，並發願建立一處大乘寺，在比睿山展開純大乘戒授受運動。通過最澄大膽的戒律改革，以獨標純大乘菩薩圓頓戒的日本佛教，自此也與仍守大小兼受戒的中國佛教分道揚镳，形成東亞大乘佛教的兩大傳統。這一變化完全可以從日本的國情來解釋。就歷史淵源言，開創日本佛教的聖德太子一開始就接受了大乘佛教。就義理言，最澄的戒律觀，基本上來自他對《法華經》與《梵網經》的理解與诠釋及其理論的融合。日本佛教與韓國、中國(包括台灣)等周邊國家的佛教相比較，既有共同的部分，也有顯著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在日本出家與在家的界限暧昧，許多僧侶娶妻成家。在日本，佛教是作為以法會和教理為中心的學問而被接受的。教理才被認為是佛教的主軸，這一點可以說是從古代到現在的日本佛教的一貫特征。日本古代佛教的樣態，可以說規定了日本佛教的方向。這也成為戒律在日本不被重視的原因之一。重慧而輕戒可以說是其顯著特點。 佛教與社會的和諧互動是“正法久住”的基礎 對印中日戒律觀演變進行考察，其演繹流變乃是基於時代的選擇與歷史的必然。印中日佛教發展演進的歷程所昭示的是佛教的應世性與圓融性，最大限度地適應本土社會現實是其生存發展的必由之路。社會需求、時代精神將最終成為佛教戒律觀演進的仲裁者。佛教與社會的和諧互動才是“正法久住”的根本基礎。 我們看到，不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日本，戒律雖然呈現出不同的風貌，然而其根本精神卻沒有變，那就是化世導俗、護法安僧。每個國家與地區都將根據自身的特點來尋找出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道路。 佛教的世俗化和全球化已是當代佛教發展的主題，佛法如何在現代社會發揚光大，這已成為關注佛教前途的人們沉思的焦點。如何在新的世紀、新的形勢下，處理好佛法與世間法的圓融性和不共性，保持佛教的清淨莊嚴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從而發揮佛教的社會作用。今天佛教的發展同樣有著如何看待佛教戒律的問題，印度的戒律為什麼會“律變華夏”？叢林清規為何能風行天下？日本為什麼出現“無戒之戒”，這都是學術界應作出回答的。佛教的根本精神在於順時當機，應病與藥，戒律在不同國度和地區的流變本身就很好地昭示與體現了佛法的根本精神。佛教之所以能成為世界性宗教，其成功之路就是在善於保證其出世性的原則下，最大限度地適應社會、適應現實。
上一篇：法界法師：金剛經講解 第十二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