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慈善:城市文明的一道風景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溫金玉
內容提要:宗教是人類文明的另一表達方式,它陪伴著人類從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一直走到科技發達的今天。在全球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的當今社會,宗教已越來越活躍於社會生活的舞台,承擔著越來越多的社會功能。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宗教慈善不僅在撫孤恤貧、救病濟困方面成效突出,尤其是在人們價值失落、生活空虛之時,宗教發揮著安撫人心,提升精神品質的特有功能,某種意義上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平衡閥與減壓器。今天我們在談論城市文明時,宗教文明已成為一個無法漠然置之的話題。慈悲喜捨理念的推廣,其為公民社會的普遍接受,也將成為衡量現代城市文明的一個標尺。
關鍵詞:宗教 慈善 城市文明
宗教文化是人類文明長河中,最為扣人心弦的篇章。幾大宗教文明,千百年來,哺育和引導了人類的生長和繁衍。在文明初期,無論是澳大利亞人的圖騰崇拜,非洲居民的祖先崇拜,古埃及的法術,印度歷史上的婆羅門思潮,還是古希臘的阿波羅神,古羅馬巍峨的神殿,以及釋迦牟尼的創教,基督教的起源,無不說明了人類的生活在宗教中的投影,同時宗教世界的東西又補充和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縱觀數千年,宗教如同大海之浩瀚,滲透進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當天災人禍突如其來時,是宗教給予了人們精神上的慰藉;當傷痛欲絕無路可走時,是宗教給予了人們黎明前的希望;當一個人呱呱墜地時,是宗教用聖潔的洗禮讓他睜開眼睛,宋發現這個精彩的世界;當一個人彌留人世時,是宗教用安祥的助念給予他臨終的關懷,告訴他一路走好,前面還有一個更加美好寧靜的世界。宗教陪伴著人類從茹毛飲血的蠻荒時代,一直走到科技發達的今天。我們人類不能漠視宗教文明的存在,因為到今天為止,我們對全球文明區域的劃分,依然以宗教信仰來區別,如“佛教文化圈”、“伊斯蘭文化圈”、“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等。閱讀《洛陽伽藍記》,可以看到佛教為城市文明帶來的氣象:“昭提栉比,寶塔骈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浏覽古籍,我們依稀感受到雲岡石窟與平城文化、煙雨中的四百八十寺與南朝文化、隋唐佛教與長安文明的互動影響。如今,舉世矚目的世博會在上海舉辦的前夕,我們圍繞“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題來討論,會發現,“和諧宗教,讓城市更美好”的呼聲同樣能夠匯入和諧共進的主旋律。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宗教信仰自山政策的落實令世人矚目,各大宗教也相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健康發展,宗教活動場所在逐步開放,教團建設也穩步推進。但在社會公共領域中依然有許多人不能正確理解宗教的真谛,沒有認識到宗教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對宗教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誤解與偏見。然而,在宗教活動中,宗教慈善之舉卻始終如一地成為社會各階層皆子認同的一種與社會互動的良性模式。尤其是都市佛教,較多地成為社會人群關注的焦點,其慈善之舉便成為讓更多人了解並理解佛教慈悲濟世、弘法利生本懷的最好渠道,可以說,慈善是都市佛教通向社會的一扇窗口,宗教慈善成為現代城市文明的一道亮麗風景。
一、佛教本懷的表達
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弘法利生,所謂“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弘法就是以正法來根治人心,即陶冶靈魂,提升人性。利生就是與樂拔苦,慈悲喜捨,利樂有情。而慈悲正是佛法的根本精神,也是利生的最終目的。弘法與利生是互動的,弘法可以使眾生明了惜緣、知苦的生命實相,利生可以讓有情更懂慈悲報恩的佛教本懷。
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精神,慈與悲本為二個獨立的概念,最早佛教只強調慈,稍後才以慈悲並稱,形成一個完整的概念。慈悲在小乘佛教中,原為五停心觀之一,主要對治嗔恨心較重之人,所以慈悲觀在小乘中是一種修行法門。到大乘佛教時,為了突出慈悲的深意,便將慈悲由修行法門提升為佛性的地位,體現了大乘佛教對慈悲的重視,所以大乘佛教認為證悟成佛必須要透過“慈悲”的實踐來實現。大乘佛教認為,只有智慧而沒有慈悲,就會流於獨善其身,佛陀的根本精神並不是教導眾生只為自己著想,慈悲利他才是如來的本懷。中國佛教信仰結構最終確立菩薩信仰為主體就是基於這樣的理念。
大乘菩薩的慈悲特性,最典型的表達是悲智雙運,就是三輪體空的慈悲即:施者是空,受施者是空,所施物也是空。大乘菩薩的慈悲是建立在空智思想基礎之上的。在大乘佛教中,將慈悲分為三種:即眾生緣慈悲、法緣慈悲、無緣慈悲。眾生緣慈悲是一般人倫道德的慈悲,法緣慈悲是宗教性博愛的慈悲,法緣慈悲是基於佛教緣起思想的慈悲,是能施與所施自他不二、能所兩忘的慈悲,以無所施而施,無所與而與的方式宋行慈悲。
大乘菩薩的慈悲是無緣慈悲,無我是空,但慈悲不空,雖知無我而不斷慈悲,故空而不空;雖行慈悲而不執有我,故不空而空。無我的慈悲不僅要消除人我的界限,還要提倡三輪體空的精神來實踐慈悲的宗旨。也就是說行慈悲者須完全拋棄慈悲的觀念,以超越慈悲的方式去行慈悲。因為菩薩行慈悲的最終目的並不只是要去滿足眾生的主觀感受,而是在於為眾生拔除最究竟的痛苦,走上解脫之道。
在傳統社會中,佛教的慈悲理念更多地是落實在救苦救難、撫孤恤寡、修橋補路、赈災濟困方面,中國民眾對悟空之理、般若心法,其實並無太多的參悟,而把其主要心思放在“功德佛教”的信仰層面上。
慈悲濟世是傳統佛教一直恪守的准則。二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象一鉤明月,照亮了人類的精神信仰空間。兩漢之際,隨著清脆的白馬蹄聲,佛法東來,從此華夏大地法海橫流,佛光燦爛,寺塔林立,名僧濟濟。在兩千年的悠悠歲月裡,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與中國土著的傳統文化儒道思想沖突、融合,共同構築了中華三教合一的文化大廈,譜寫了世界矚目的文化篇章。今天,佛教的教義在全世界仍有極其重要和廣泛的影響。特別是佛教所強調的慈悲、平等的理念,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精神,對於提升人類道德情操,促進世界和平友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都市佛教的職責
宗教關系作為當前五大社會關系之一,涉及的其實就是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各宗教之間的關系以及宗教自身系統中的關系,協調處理好這幾個層面的關系,不僅是宗教自身健康有序發展的根本保證,也是關系到社會穩定、人群安寧等國家全局性的重大問題。從歷史來看,宗教與社會的平衡機制一旦被破壞,社會的“集體不安意識”就會波及到宗教,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難,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禮儀之爭”,概莫能外。宗教作為社會整體結構中的一個子系統,有其與社會相適應的一面,同時也有其相對的獨立性與特殊性,所以一個和?諧的群體、成熟的社會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就是如何引導其適應穩定的一面,而消解其不適應性。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逐步落實與完善,宗教進入公眾領域的視野,取得穩步發展的成效,越來越多地引起社會民眾的普遍關注,其影響己超越宗教自身而達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層面。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要發揮宗教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今天應如何看待並探索中國宗教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途徑呢?我以為,宗教界加大慈善事業的投入,發揚慈悲喜捨的優良傳統,承擔濟世度人的社會責任,將是與社會最好的互動。
從佛陀創教以來,其實佛教一直秉持著隨緣度化的方針,既有談空,也有說有。在演化發展中確實有了山林佛教與都市佛教的分野,如果說山林佛教更多地表達著佛教的出世品格,那麼,都市佛教則是發揮了佛教慈悲救世的一腔熱血。二者是從不同的側面宋反映佛教的兩極,即出離心與慈悲心。山林佛教以苦修為標識,放下世俗一切欲求,我以清淨示眾生,為俗世中追名逐利者提供一種人生的參照系,清心寡欲,離群索居。都市佛教因地利原因,商賈雲集,權貴奔赴,擁有較好的外緣護持,常常集聚了龐大的資金財富,拿起眾生的一切苦難,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所以修行不再限於個人的解脫,而是要自覺覺人、自立立他。個體的解脫必須與眾塵的解脫相聯系,如《維摩诘經》所說:“眾生病則我病”。菩薩道正是基於大乘佛教慈悲喜捨的核心理念與“勿忘世上苦人多”的社會關懷。《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中說“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眾塵。若無眾塵,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正是眾生的苦難成就了菩薩的成道,如《維摩诘經》所說“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中國佛教特有的四大菩薩信仰就是對這一理念的最好诠釋。這樣,“大乘菩薩成為大乘修行者普遍追求的人格典范,從而也逐漸建立了大乘佛教以慈悲為中心的基本特質。” 菩薩行的宗教學意義就在於,將一己之救贖與整個眾塵的救度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故菩提屬於眾塵,若無眾塵,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將小我化為大我,這就是菩薩以救度眾生為自救的辯證目的,就是佛教事事無常的世界觀和慈悲喜捨的人生觀的具體實踐,這也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佛教從其組織建設與教義整合方面均有全新的面貌,佛教界高揚“人間佛教”的旗幟,並以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為號召,以大乘菩薩行來弘法利塵,更以“眾生病則我病”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思想來回報社會,服務人群。所以從建國後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以來,慈善公益事業就一直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來展開。而實踐這一號召的主力軍正是都市佛教。
如早期佛教慈善事業的展開,基本上都是由都市佛教發起的。例如佛教慈善功德會的成立,就為慈善公益事業的有序展開、規范化動作奠定了基礎。如1993年,重慶市佛教協會在惟賢法師倡導下,成立重慶佛教希望工程委員會,開展資助失學兒童。1998年又成立重慶佛教協會慈善功德會,在繼續開展希望工程的同時,啟動“母親工程”。1994年12月,在妙湛法師主持下成立了南普陀寺慈善事業基金會。上海佛教界的慈善事業一直有優良的傳統,他們設立了兩個基金會,每年為上海貧困家庭捐贈25萬元,為上海市殘疾兒童教育事業捐贈30萬元。上海市佛教界近20年來用於赈災、扶貧的捐款在數千萬元以上。
最為典型的是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的大地震,嚴重的災情牽動了全國人民的心。多難興邦,大災有大愛。中國佛教協會於14日上午在北京廣濟寺隆重舉行消災祈福大法會,祈望同舟共濟,共渡難關。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大和尚在法會上呼吁,各級佛教協會帶領廣大佛教徒,全面配合黨和政府做好抗震救災工作,各盡所能,積極參與到災害的緊急救助當中,向災區人民伸出慈悲、關愛、援助之手。現場赈災捐款絡繹不絕,共募集善款188.57萬元、2000美元和價值100萬元的物資。在6月21日晚上,廣東省佛教協會在廣州天河體育中心體育館舉行“慈悲喜捨奉獻愛。廣東省佛教界抗震救災慈善募捐晚會”,再次發動全省佛教界為支援災區獻愛心,全省佛教界、企業界和現場觀眾為支援災區捐出3200萬元,專門用於對口支援汶川災區重建。其中廣州光孝寺、六榕寺、深圳弘法寺、韶關南華寺等省內各大寺院帶頭捐出共2000萬元。 據不完全統計,從地震發生到目前,海內外的佛教界已為地震災區捐款超過了兩個億。
三、文明城市的標志
佛教界的善舉,有力地實踐了“人間佛教”的精神,向社會各界展示了中國佛教的慈悲濟世的襟懷與風貌,為佛教界贏得了良好的聲譽,事實證明慈善事業是佛教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弘法利生的一個窗口,感染與動員了更多的善心人士參與到公益事業之中,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體現。這樣,都市佛教的善舉不僅是佛教界自身外樹形象的重要舉措,也同時引導與提升了城市文明的整體水准,
在當前國家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活動中,都市佛教更應順時應機,高揚慈悲喜捨的利生情懷,為社會的繁榮富強,為人群的安樂和諧貢獻特有的力量。這裡涉及一個重要話題就是都市佛教要建立常規的慈善制度,有序推進慈善事業的發展。經濟是都市寺院發展的基礎,但經濟也同樣是歷史上構成法難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如何使都市寺院經濟得到平衡發展,則是隨著國力強盛、信眾布施增多所出現的又一個重要問題。如何探索一條新的寺院經濟管理模式,關系著當代佛教的健康發展。當代佛教的主旋律是建設人間佛教,回饋社會,服務人群,報恩眾生,為共同構建和諧社會而努力。那麼建立制度型佛教行善模式,則不失為在當前現實生活中促進佛教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的一個積極嘗試。都市佛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山區叢林相比,較多地擁有信眾供養資源,且更多地受到社會公眾與媒體的關注,由此也較易引起爭議與評說。在這個意義上說,都市佛教更多地承擔著社會公眾對佛教的期待,所以,都市佛教慈善事業的展開便擁有了更深刻的社會責任與現實意義,其成敗得失,既關系著佛教自身形象的展示,同時又涉及到廣大群眾對佛教的認同與否,興一處佛法,淨十方人心的理想,是要建立在實實在在的具體宗教實踐基礎上的。
此外,當今社會,收入差距拉大,貧富懸殊,心理失衡嚴重,佛教界更要發揮特殊的安撫人心的社會功能,加之以佛教的慈悲精神為懷,積極投身到有益於民眾的各種慈善事業中,利樂有情、造福社會,真正起到扶危濟貧、赈災救難的作用,從而進一步推動佛教慈善事業,以期達到與社會和諧共處,與人群共享安樂的理想。沒有宗教的和諧,就不會有全社會的和諧,同樣的,沒有整個社會的和樂,更不會有宗教的和樂。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是宗教這個子系統在社會大結構中唯一的生存之路,除此別無選擇,這也是提高宗教與當代社會適應性的深意所在。據有關人士預計,在21世紀,佛教慈善事業將會成為未來中國慈善活動的主體之一,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在這方面,也是落實“十七大”所提出的發揮宗教界與信教群眾的積極作用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號召的最直接的響應。宗教慈善將為發展中的城市文明披上一道艷麗的光彩。慈悲喜捨理念的推廣,其為公民社會的普遍接受,也將成為衡量現代城市文明的一個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