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丐尊與弘一大師的法情道義
——紀念夏丐尊居士往生45周年
蔡惠明
今年是夏丐尊居士往生45周年紀念。夏老生於1886年,卒於1946年。他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出版家,浙江省上虞縣人。早年留學日本,清末民初曾與魯迅、經亨頤、許壽裳、李叔同(弘一大師)等同時執教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後與經亨頤回鄉創辦春晖中學於白馬湖,弘一大師也曾應邀到夏老、豐子恺等集資建造的“晚晴山房”駐錫。1927年後,夏老長期主持開明書店編務,並與葉聖陶先後主編《中學生》雜志,擁有大量讀者。他的譯著有《愛的教育》、《文章作法》、《半屋雜文》及與葉聖陶合著《文心》等。
據姜丹書《夏丐尊傳略》記載:
民國五、六年間,李(叔同)先生以試驗斷食故,始與佛為緣,卒至披薙入山。其試驗斷食之機,乃先生動之也。李入山後,易僧名曰弘一。先生義切生死,諸事為之護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為僧。嘗曰:學佛心不在形,故至晚年雖亦皈依佛法,而以居士終其生。
夏老與弘一大師是莫逆之交,情誼至深。他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中寫道:
弘一法師的出家,可以說和我有關,沒有我,也許不至於出家!
原來,當時的李叔同在斷食與用功之後,只想以居士身份修行,又多次想離開杭州一師。夏老勸阻無效,感到他常去佛寺使自己很孤獨,於是憤慨地說:
這樣做居士不徹底,索性做和尚倒爽快!
想不到弘一大師果真在虎跑寺出了家。夏老深受感動,發心盡力護法,吃素一年。後來他又受大師持律與苦行精神的熏陶,接受佛教思想,皈依了佛教。他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的最後寫道:
自從他出家以後,我已不敢再毀謗佛法,可是對佛法見聞不多,最初總由俗人的見地,感到一種責任,認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不提出斷食的話題,也許不會有馬(一浮)先生、彭先生(在弘一大師前先出家的弘傘法師)等因緣,他不會出家。如果我不因惜別而發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許不會那麼快速。我一直為這責任感所苦,尤其在見到他作苦修行或聽到他有疾病的時候。近幾年來,我因他的督促,也常親近佛典,略識因緣之不可思議。知道像他那樣的人,是於過去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願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應代他歡喜,代眾生歡喜,覺得以前的對他不安,對他負責任,不但是自尋煩惱,而且是一種僭妄了。
其實夏老的信佛,力行佛道,以致最終念佛往生,同樣是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獲得因緣成熟的結果。
姜丹書《夏丐尊傳略》還記載:
1924年9月,弘一法師在寧波七塔寺掛單,先生前往拜會,並邀至白馬湖小住。
1928年,先生與豐子恺、劉質平等七人發起,集資為弘一法師在白馬湖建築住所。翌年初夏竣工,用李義山“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句意,題名“晚睛山房”。弘一法師秋涼移此小住,自號“晚晴老人”。……法師圓寂後,先生為編《晚晴老人演講錄》、《晚晴山房書簡》等書並作序,《書簡》中收有致先生函九十五件之多。
1925年11月出版的《文學周報》,刊載夏老所作《子恺漫畫集序》,他對弘一大師的宗教氣質備極贊揚,寫道:
對於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它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並贊賞弘一大師說: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粉破席子好,白菜好,鹹苦的蔬菜好,什麼都有味,什麼都了不得,這是何等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
夏老接著深有感慨地說:
與和尚數日相敘,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囫囵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吃飯穿衣,何曾嘗到真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個心,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撫然!
1926年9月出版的《一般》雜志,發表夏老撰寫的一篇題為《長閒》的小說,他以第三人稱描述自己,寫道:
他這樣自語,就自己所藏的書畫中想來想去,忽然想到他的畏友弘一法師的“勇猛精進”的小額來。
“好,這個好!掛在這裡,大小相配!”
“勇猛精進!”他坐下椅子默念,看了一會。復取了一張空白稿紙,大書“勤靡余勞,心常有閒”八字,用圖畫釘釘在橫幅下,這是他在午睡前在“陶集”中看到的句子。
“是的,要勤靡余勞,才能心有常閒。我現在身安逸而心忙亂啊!”他大徹大悟似地默想。
由此可見,在夏老早期文學作品中,已滲透了佛學思想。
豐子恺和劉質平都是弘一大師的弟子,也是夏老的學生。錢君匋則師事豐子恺,但又在開明書店工作,他也是個篆刻家、書法家、書刊裝幀家,很景仰弘一大師的書法。1929年,夏老在開明書店為大師出版《李息翁臨古法書》,其中所收皆為大師在俗時的作品,夏老還為此書親撰“後記”。錢君匋當時正准備請求大師為他新婚題寫對聯,請夏老轉代央求,但為夏老拒絕。後來,夏老取出舊藏中一副大師贈他用北碑書體寫的五言聯,聯語是:“一法不當情,萬緣同境象。”夏老在上聯右邊寫了題記:“君匋思得弘公法書,檢舊藏贈之。癸酉秋日,丐翁記。”這副對聯在十年浩劫期間被抄走,直到1984年才珠還合浦。失落十多年竟“完壁”歸趙,也是人間奇事,錢君匋認為“好像有神護著似的”,格外感到珍貴。
1942年弘一大師圓寂泉州,夏老在上海收到大師侍者妙蓮法師寄發的“訣別書”:
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曾賦兩偈,附錄於後: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以求,咫尺千裡。
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謹達不宣。音啟
前所記月日系農歷又白。
夏老悲恸萬分,親自撰寫了挽聯:
垂涅槃賦偈相訣,舊雨難忘,大鳴應有溪虎;許娑婆乘願再來,伊人宛在,長空但觀夕陽。
夏老親自編輯《弘一大師永懷錄》並作序道:
集中作者不盡為佛徒,凡所論述,皆各抒所感,伸其敬慕,不必皆合佛法,亦不必一一以佛法繩之。一月當空,千潭齊印,澄清定蕩,各應其得。
復老留學日本,極其欣賞日本文化藝術,但他對日本軍國主義卻深惡痛絕。“一·二八”事變後,他揀來日本飛機炸毀學校的一塊彈片放在書桌上,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放松對侵略者的警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占上海,夏老深居簡出,教員也不當了。1943年冬天,他被日本憲兵司令部逮捕,雖然他的日語說得很流利,但嚴正拒絕用日語回答日本侵略者的審訊。他的高風亮節和愛國精神,贏得了廣大群眾和佛教徒的尊敬與擁戴。
1943年,在上海玉佛寺舉行弘一大師圓寂一周年紀念會上,我有幸親近夏老,他穿著藍布長衫,銀發短須,操著濃厚土音的紹興話,興致勃勃地談述了弘一大師的德行與事跡。當時我還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青年,他慈祥樸素,平易近人,毫無大作家的架子,諄諄勸導我們年青佛教徒要以弘一大師為榜樣,認真做人,止惡修善,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他的教誨,成為我學佛的座右銘,永遠不會忘記。
1944年,夏老參加“上海普慧大藏經刊行會”的《南傳大藏經》翻譯工作。該會由盛幼盦居士捐款50萬元於1943年在靜安寺集會,決定由興慈、應慈、圓瑛、夏丐尊、黃幼希、趙樸初等人組成,依功德主盛普慧立名。編譯計劃中有翻譯《南傳大藏經》以與北傳經籍匯合,使如來一代時教圓滿無缺。《南傳大藏經》即巴利語系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三藏典籍,流傳於斯裡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以及我國雲南傣族地區。在西雙版納等地區只有傣文本,沒有漢譯本。夏老與芝峰、江百和范古農等根據日文本《南傳大藏經》翻譯成漢文,可惜由於因緣沒有具足,僅譯了一部份,即南傳長部經、中部經(相當於漢譯的《長阿含經》、《中阿含經》)、《本生經》、《發趣論》,對南北傳經進行比較研究,作出可貴的貢獻。同年11月25日,夏老在《致大晚報記者書》中表示對民族危機深為關切,相信抗日正義戰爭必勝,他信奉佛教救世度人的教義,力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並廣修六度四攝以淨化社會。
1946年4月23日的晚上,我接到陳海量居士的電話,通知夏老病危,要我到霞飛路(現淮海中路)寓所參加助念,當我趕去時,夏老已處彌留時刻,在他床前,點燃著安息香,大家不停地持念“南無阿彌陀佛”,缭繞的香煙和喃喃的佛號聲凝成了寧靜的氣氛,就在這時,夏老悄然地離開人間。他很安祥,沒有痛苦。根據他生前的信願,他已成為淨土宗學人,往生極樂國土。
夏老是一向悲天憫人的,他興奮地盼到了抗日勝利,但當時的局勢並沒有給他帶來樂觀,所以他虔修念佛法門,期望得到解脫。臨終時,他只以弘一大師的遺物事相托,沒有其他遺囑。往生後二十一天,他的兒子若孫、女兒滿子等遵照他的遺願在上海法藏寺將遺體火化。他的骨灰安葬於浙江上虞夏老故居“平屋”的山丘上,終年六十歲。
1986年6月15日,在夏老的故鄉上虞舉行隆重集會,紀念這位被重慶新華社譽為“中國民主文化戰線上的老戰士”誕生100 周年,逝世40周年。重修了他的故居“平屋”。報刊上發表了很多緬懷先德共寄追思的文稿,我也寫了篇《夏丐尊與弘一大師》刊載於本刊1986年9月30日出版的總第33 期,主要是介紹夏老與弘一大師的甚深法緣。
我與夏老也有特殊因緣,從玉佛寺初識,蒙他開示教導,到後來他參加翻譯《南傳大藏經》,從陳海量居士處拜讀他的手稿,最後又獲參加助念送別,他的光輝形象給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在他往生45周年紀念的日子裡,由衷祝願他乘願再來,廣度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