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佛教”本是佛陀時代既有的根本思想，但它作為一種觀念或口號的提出並形成特有的理論體系還是本世紀的事情。其宗旨在於正確認識和把握佛教發展的歷史脈胳，追尋純正的佛教精神，以人為本，因應眾生的機宜與時代的發展，以更好地弘法利生。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類的自主意識和人文思想日益增強。相應地，人間佛教思想在佛教界也日益深入人心。可以預料，人間佛教在未來的二十一世紀將成為我國佛教思想發展的主流。
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屆二次理事會上作的《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中提出了中國佛教應向何處去的問題，認為“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十幾年來，他的這一號召在全國佛教界得到了廣泛的響應，對於佛教界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充分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積極投身於佛教的恢復與振興，投身於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但也毋庸諱言，關於人間佛教的表述與理論研究還不夠完善，跟不上佛教形勢的發展。由於社會在不斷發展，各地佛教界在人間佛教的實踐中會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加上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的影響，使人們對人間佛教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看法，從而阻礙了人間佛教的進一步弘揚。我們既然提倡人間佛教，就應當對它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因為在今天，全面、正確地認識“人間佛教”，對於統一思想，推動弘法工作的深入展開，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實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有鑒於此，筆者根據有關佛教資料，結合自己十幾年來從事佛教研究和佛教工作的體會，擬就人間佛教談點認識，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一、人間佛教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
所謂人間佛教，顧名思義，即是以人生為本或以人為中心的佛教，用以區別那些以死或鬼為中心的佛教以及天(梵)化、神化乃至巫化的佛教。它肯定人的自覺意識，重視現實人生，要求用佛法來指導、解決人類面臨的世間出世間的各種問題。因此人間佛教應該是既契合於時代機宜，又符合於佛教的微言大義的。根據近代許多高僧大德和佛教學者的研究，無論是從歷史的考察上還是從教理的分析上看，人間佛教都是符合上述要求的。
(一)歷史考察上的依據
我們學佛，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學教主釋迦牟尼佛的榜樣和思想品質，按他的言教去生活。因此有必要了解佛陀在人間生活的情形。大家知道，《阿含經》和律典是佛教最早結集形成的文獻，其中反映的觀念和僧團生活比較接近於釋迦牟尼佛時代的真實情形。尤其談到釋迦牟尼佛的事跡，特別樸實感人：釋迦牟尼身為太子時即聰慧過人，孔武有力，並完成了語言、文學、哲學、數學、天文、技藝、軍事等學科的學習，成績優異。以後為了追求人生真理與生死解脫，毅然捨棄王位的尊榮，沖出五欲享樂的牢籠，出家參學，甚而赴雪山歷經六年苦行。當發現印度盛行的苦行並非解脫之道時，遂下山於菩提樹下立下誓願，若不悟道不起於座。七日後終於悟道成佛。成佛後他不是自圖清寧，而是悲憫沉溺於生老病死苦海、貪癡三毒熾盛、陷於邪知邪見迷霧之中的芸芸眾生，不辭艱辛游化五印，廣泛接觸、化導社會各階層人士。其弟子不僅有王公、大臣、後妃，也有屠戶、妓女、土匪與奴隸；不僅有博學之士，也有數月學不會一偈的文盲；不僅有德高望重的老人，也有頑皮的童子。他組建起一千多人的龐大僧團，雖深受弟子們的推尊敬禮，卻從不以統攝者自居，說“我亦在僧數”、“我不攝受眾”。他不僅給弟子們以言教，還予以身教。如服事病比丘洗滌；給盲比丘穿針；為弟子裁衣；向小比丘忏摩(意思是說請你容恕我)；或掃地或汲水或修房，完全將修行與人間生活有機地結合起來。當他的國家遭到入侵時，以深切的愛國之心兩度去阻谏敵軍。雖然修行已得大成就(三明六通等)，卻從不妄顯神異，在衣食住行及生老病死諸方面示同常人，但這絕不影響他的偉大。他圓滿覺悟諸法事理，人格高尚，舉止安祥，言行清淨，導人於善，導人求真，導人離苦得樂乃至解脫生死，即使在現代人看來，釋迦佛的嘉言景行也是值得敬仰懷念的。我認為，《阿含經》和律典中記述的釋迦佛的種種教誡及他所示范的人間生活，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年佛陀的思想和生活情形，寓含著深刻的道理，是我們今天提倡人間佛教的基本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佛陀所處的時代及以後一千余年的印度社會一直是婆羅門傳統信仰濃厚，為“神權”迷霧所籠罩的社會。在佛的弟子中，婆羅門種姓出身的占絕對多數。他們雖然改信佛教，但其傳統的信仰觀念尚無法根除，他們總是習慣地以天神的觀點來看待佛陀，以為人間的佛陀未免太平凡了，於是把人間的佛陀移植到天上，以提高佛陀在民眾心中的地位和號召力。以後經過逐漸地演變，天上的佛被認定是真佛，人間的佛不過是佛的化身，來了個本末倒置，使印度佛教走上了“梵”、“佛”合流的道路。而伴隨著佛陀的梵化、神化，佛陀生前竭力反對的神佑論及婆羅門教的三大特點祭祀、咒術、苦行等在佛教中也改頭換面地流行起來。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又與中國的神仙方術結合起來。例如：東漢楚王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漢代牟子著《理惑論》描述“佛”能“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危，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可見佛陀在當時中國某些人的心目中竟成了一位無處不在、無所不能、有感斯成的大神。這種神佑論的強化，就使佛陀提倡的一個人的命運決定於自己身口意所造之業的業感緣起說大打折扣了。歷史上我國的許多高僧大德都看到了這一點，但真正把佛陀重新從天上拉回人間的是禅宗的祖師們，他們認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因而從不迷信鬼神；在叢林中，或禅坐或誦經，尤其重視在日常生活中把握身口意三業，以期明心見性，悟道成佛。他們根據佛陀因緣制戒的精神，結合我國的國情，創立了獨具特色的叢林制度，並逐步形成了我國佛教“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可惜宋代以後佛教漸衰，獨具只眼的法門龍象日少，使佛教重新落入隨順民俗的神化、鬼化佛教的誤區之中。
大家知道，印度佛教在一千五百余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三個階段，隨著這三期佛教的傳播、發展，在世界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巴利語系、漢語系和藏語系三大語系佛教。這是佛教適應各個時代各種社會風俗民情的結果，它表明佛教具有豐富之內涵和強大的生命力。同時應當指出，在過去一些基本的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得不到科學、合理的解釋，統治階級熱衷於神道設教的時代，佛教的被神化、鬼化甚至巫化的現象是很嚴重的。這從佛教“一切法從緣起”的觀念來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從當代的佛教界來說，一方面應該而且也可能“正直捨方便”，發揚佛陀時代人間佛教純正的道風以及我國唐代禅宗祖師倡導的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一方面應根據當代的時節因緣作一些因應性的變革，對佛教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必要的理論研究，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使佛教更好地適應時代的發展，以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我想，這是人間佛教面臨的兩個艱巨的任務。
(二)佛教理論上的依據
1、佛教特別重視人類：佛經常說“人身難得”、“得人身如爪上土，失人身如大地土。”在宇宙六大類眾生(天、阿修羅、人、畜牲、餓鬼、地獄)中，人有三大特點：一是憶念力殊勝，善於思維；二是梵行力殊勝，有慚愧心，能以高尚的道德自律；三是勇猛力殊勝，為實現自身的價值，勤勞而勇敢。因此人類最適合於修行辦道。故《增一阿含經》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不在天上成佛也。”
2、佛教關注人間的問題：佛經中對於人類的政治(國家的治理等)、經濟(財富的取得與分配等)、軍事(對戰爭的態度等)、文學藝術(因明、聲明、工巧明等)、醫療衛生(醫方明等)以及社會倫理道德諸方面都有大量的指導性文字，至於有關哲學、人的身心修煉方面的討論更是隨處可見。表明佛教十分關注人間的現實問題。
3、根據佛教的根本教義，如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和實相印、性空緣起的理論來看，佛法是不離世法的。其實佛經在這方面的論述很多，而且十分明確。如《法華經》說“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金剛經》說：“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诘經》說：“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六祖壇經》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瑜伽論》說：“菩薩求法，當於五明處求”等。
4、贊歎菩薩入世度生：大乘經典中充滿了贊美菩薩入世度生精神的文字和典故，如說“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薩於此初發心”、“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等等。典型的如《法華經》中的常不輕菩薩、觀世音菩薩，《華嚴經》中的善財童子、普賢菩薩，《維摩經》中的維摩居士，《地藏經》中的地藏菩薩等，他們廣修四攝六度，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一切都是為了“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被廣大佛教四眾弟子引為學習的楷模。小乘經典如佛傳和本生、本事類的經文中也大量記載了菩薩入世度生的感人故事。
5、佛教否認宇宙萬物神造論與神我論：佛教認為一切法無不從緣而生，沒有常恆不變的事物。人的命運實決定於自己相續流轉的身、口、意三業，由起惑、造業而感果，感果時再起惑、造業。強調人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修戒定慧等)，才能改變命運，改造世界。經雲：“生天及解脫，自力不由他”。佛教的業感緣起論徹底否定了婆羅門教的神創論及神我論。
6、佛教反對祭祀：古代印度受婆羅門教影響盛行火祭，認為祭祀萬能。他們把人類所需的食品如瓜果、米谷、乳酪、牛羊等投入火中，作為祭品。認為這些祭品被火燒後，氣味升到天上，天神食後，生歡喜心，就能保佑你的家庭五谷豐登、牛羊繁衍。而佛教認為為祭祀天神、鬼魂屠殺牛羊，不僅耗費錢財，除了增長罪惡、加重負擔之外毫無用處。佛教素重八正道，認為真實、清淨的出世法只能從正知正見與正行中來，決不能從神化的祭祀與咒術中來。
7、佛陀反對神化他個人：釋迦佛如前面介紹的那樣，總是那麼平易近人，始終把自己當作僧團的一分子，不搞特殊化。如他說：“我亦在僧數”，“我不攝受眾”，“能供養僧，則供養我已”。佛常勸導弟子不要依賴佛，要依靠自己，要依法而行，如說：“人應當自作皈依，還有誰可以作他的皈依呢？”、“解脫戒經，是汝大師”、“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佛常把自己說的法譬作船筏，一旦渡過了河，就應捨棄船筏：“佛所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他教導弟子們要善於思考，不要迷信，如說“迦摩羅人啊，你們要注意不可被流言、傳說及耳食之言所左右，也不可依宗教典籍，也不可單靠論理或推測，也不可單看事物的表象，也不可溺好由揣測而得的臆見，也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而信以為實，也不可作此想，‘他是我們的導師’。迦摩羅人呀，只有在你自己確知某事是不善、錯誤、邪惡的時候，你才可以革除它們……而當你自己確知某事是善良的、美好的，那時你再信受奉行。”因此佛經提出了判斷是非的四依原則，即“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識”。僅從以上幾則經文來說，我們看到的是一位人類的朋友、導師和良醫的形象，絲毫也沒有救世主或神的形象。
8、佛教的基本教義，如十二因緣、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都是按照人類的情形分析描述的。可以說佛法本是為人類而說，一切是適應人類的情形而安立的。
9、佛經的編集、用語、翻譯都是無數的高僧大德在人間傳誦、匯編、推敲、整理乃至書寫流通的，有史可考。通常經文前都須說明時代、地點及與會人員等，“說時方人，為令人生信故。”不象某些神教的經典是神定神降的！
10、佛法是靠僧寶住持的，而出家五眾弟子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羅尼是在人間的。出家眾的律儀戒只為人而說。如僧人受戒前被問到：“汝是非人耶？”如是非人－－天神或鬼畜則不得受戒。依戒而攝僧，依僧而住持佛法，佛教的人間性是再明顯不過啦！
以上僅僅例舉了十個方面，限於篇幅，就不展開來分析了。我想這些已能概略地說明：人間佛教有著非常堅實的理論基礎，的確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和固有思想。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報告中說：“佛陀出生在人間，說法利生在人間。佛法是源出人間並利益人間的。”真是一語道出了佛陀的本懷和人間佛教的真實情形，值得我們深思！
二、“人間佛教”思想的緣起與發展
(一)“人間佛教”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前面提到，人間佛教作為一種觀念或口號的提出還是本世紀的事情。它之所以產生當然有它的歷史因緣和社會因緣。我們知道，中國漢傳佛教至少在宋朝末年即開始走向衰落，至明清時期尤為突出。主要表現在：1、創立於隋唐的慈恩宗、賢首宗、三論宗、天台宗、密宗、律宗等宗派或失傳或消沉，義學不興。以修行方法簡易快捷見長的淨土宗、禅宗深入民間，卻日益形式化、簡單化、神秘化乃至世俗化；
2、寺院大多戒規松弛，經教失講，熱衷於經忏佛事。一些寺院與地方豪紳相勾結，與民爭利，世俗化、子孫化傾向嚴重；
3、出家、傳戒過濫，僧尼過多，素質下降，偏重自利，通宗通教者寥若晨星，社會地位日趨低下。
總之，佛教發展至清末，已與腐朽的國家政治、文化相應，默守成規，自我封閉，毫無生氣。
導致這種現狀的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還在於中國佛教的內部機制。根據印順法師的分析，中國佛教有三大特色：理論的特色是至圓；方法的特色是至簡；修證的特色是至頓。正是這種至圓、至簡、至頓的極端發展，加上過分強調他力與追求神異，嚴重背離了人間佛教的精神，使中國佛教在近代出現了空前的危機。
從社會來看，清末民初，國家積弱，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帝國主義列強仗著堅甲利炮，肆意瓜分中國。與此同時，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和宗教大量湧入，極大地動搖了以儒釋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和觀念。在這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紛紛起來探索救國救民之道，先後出現了洋務派、改良派、資產階級革命派、無產階級革命派等。對於佛教，他們或從大乘佛教豐富的思想哲學體系和菩薩入世度生的獻身精神中汲取其合理成分與精神力量，從而建立起能與西方思想文化相抗衡的新的思想體系；或斥責佛教為迷信、為鴉片，是封建時代神道設教的產物，視僧人或佛教徒為愚昧落後分子，為寄生蟲，因而大倡廟產興學等，隨意侵犯、剝奪佛教界的合法權益。這一切給“與世無爭”、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佛教界以極大的震撼，在外界的推動下，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們開始了自己的救國救民救教運動。
(二)人間佛教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國勢日衰，西學東漸，社會處於急驟動蕩與變革之中，傳統佛教的積弊更加凸顯，嚴重影響到社會對佛教的看法與態度，若不思變革，則直接關系到佛教的生死存亡。嚴酷的現實喚起了佛教界有識之士，紛紛起來救教興教。如自發地興建刻經處，廣泛流通佛經；創立佛教組織，團結佛教四眾弟子，維護佛教界的合法權益；興辦佛學院，培養弘法人才，提高僧人素質；創編佛教報刊，弘揚佛教文化，推動佛學的研究和佛教的改革；大辦講經法會，擴大佛教影響，化導、安定社會人心；積極開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重塑佛教社會？象等等。一改明清以來傳統佛教死氣沉沉的局面，煥發出勃勃生機。正是在這種情形下，一種關注現實人生，要求順應時代機宜的“人間佛教”思想應運而生，這從當時出版的佛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即可看出。著名的《海潮音》月刊在民國廿三年還出了“人間佛教”專號，當時博得許多人的同情。抗戰期間，浙江缙雲縣出過小型的《人間佛教》月刊。當時教內外許多的有識之士都傾向於人間佛教，其中思想比較成體系、影響與貢獻最大的當屬太虛大師(1889－1947)。他16歲出家，廣參博究，深入禅定，慨國族之積弱，悲佛教之不振，著書立說，奔走呼吁，以菩薩大無畏的精神領導了新佛教運動，提出實踐“人生佛教”的主張，在抗日期間還編成了一部專著《人生佛教》。他的人生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對當時的佛教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人間佛教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
大陸解放後，國民黨統治下的民國佛教繼續在台灣發展。近半個世紀以來，台灣佛教界研究、提倡並實踐“人間佛教”的高僧大德很多，如著名的有開創佛光山的星雲法師，興辦慈濟事業的證嚴法師等等。其中理論建樹高、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為當代佛學泰斗印順法師。他作為太虛大師的得意門生，早年即追隨大師實踐“人生佛教”，並著重於對教理與教史進行系統而全面的研究，繼承並極大地發展了太虛法師“人生佛教”的思想，為“人間佛教”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七十年來，著作等身，結出了豐碩的成果。
在大陸，解放前初步形成的人間佛教思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並得到許多高僧大德的大力提倡，如趙樸初居士、正果法師、明真法師、淨慧法師等，在一定程度上說，它使大陸佛教得以度過極端困難時期而在改革開放以後重新煥發青春。為了指導並規范佛教沿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德高望重的佛教界領袖趙樸初居士高瞻遠矚，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報告中及時地總結並提出了提倡“人間佛教積極進取思想”的口號。在他的指導下，中國佛協與各地方佛協通過了一系列的決議和決定，使大陸的人間佛教得到進一步發展，並在各方面與社會主義社會有機地結合起來，呈現出勃勃生機，從而在更廣的范圍內實踐並豐富了“人間佛教”思想。
此外，香港佛教自50年代以來獲得了飛速的發展，在弘揚佛法，開展佛教文化事業及社會慈善事業方面成績巨大，影響深遠，人間佛教的精神在香港佛教界得到較充分的體現，值得重視。
(三)太虛、印順、趙樸初“人間佛教”思想簡介
如前所述，太虛大師、印順法師和趙樸初居士對“人間佛教”的形成與發展貢獻至巨，極具代表性，因此實有專門介紹的必要。
1、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思想。
太虛大師學識淵博，著作等身，其思想核心即是他首倡的“人生佛教”，下面擬從其《人生佛教開題》作一管窺。
太虛大師認為，佛教在二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幾次大的演變和綜合整理。“時至今日，則須依於全般佛陀真理而適應全世界人類時機，更抉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綜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說。”他認為以往之佛法可分為“死的佛教”與“鬼的佛教”，產生了許多流弊，故特提出“人生佛教”以為對治，旨在提醒廣大佛教徒更多地重視現實，著眼於人格的提高與完善。他將佛教的目的與效果分為四個層次：
(1)人生改善：即修行五戒十善，以改善人間；
(2)後世增勝：即今世修行，以期來世境遇改善，生天享福；
(3)生死解脫：知後世增勝仍不免三界輪回，故修聲聞行以求了脫生死；
(4)法界圓明：即修大乘菩薩之行願以圓滿明證法界(一切法)實相，成就佛果。
他認為以往的佛教偏重於後世增勝與生死解脫，而他倡導的人生佛教“為對治向來偏重於如上者，故特重於人生之改善而直接法界圓明。”他曾作有一首著名的偈語：“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既標示出人生佛教的宗旨，又表明了其心志，故被廣為傳誦。
2、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印順法師畢其一生精研教理，著作等身。對“人間佛教”身體力行，在理論上建樹尤多，可以說他是當代中國人間佛教思想之集大成者。限於篇幅，下面僅就其《人間佛教要略》作一介紹。
印順法師認為，人間佛教是整個佛法的重心，“從經論去研究，知道人間佛教，不但是適應時代的，而且還是契合於佛法真理的。從人而學習菩薩行，由菩薩行修學圓滿而成佛－－人間佛教，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現在不過將它的重要理論，綜合的抽繹出來，所以不是創新，而是將固有的‘刮垢磨光’”。因此，印順法師對人間佛教理論確定了以下三項原則：
(1)法與律的合一：所謂法即佛的教法，律即佛所制定的戒律。“導之以法，齊之以律”，這二者的相應協調，才是佛教的整體，為初期佛教之精髓。但佛教在流傳過程中，顯然是重法而輕律，如聲聞乘的經(阿含)與律，約為四比一，而在大乘法中，大乘經有幾千卷，律典卻幾乎沒有，即有小部的，也還是附屬於經中。印順法師認為，律雖說是佛制的，但律是世間悉檀，更著重於時地人的適應。佛法的流行世間與律制有著最密切的關系，律的不得人重視，為佛法發達中的一大損失。以人生正行修菩薩道，尤須把握法律並重，以恢復佛教這一固有的精神。
(2)緣起與空的統一。因為一切法是緣起的，所以一切法是性空－－無自性的。緣起與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世間的宗教家、哲學家不能徹底正解緣起性空的中道義，都在尋求宇宙最後的或最先的實體，傾向於本體論、形而上學的神秘領域。而學佛者中，有的偏重於事、著重法相的差別，於空平等性不信不解，或者輕視它，這種見解是不能與出世的佛法尤其與大乘法相應的；有的執著本性、空理，醉心於理性的思維或參證，而不重視法相，不重視佛法在人間的應有正行，這就是執理廢事，均不可取。唯有依據性空，建立“二谛無礙”的中觀，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印順法師特別指出，緣起與空的統一，它的出發點是緣起，是緣起的眾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場。因為如泛說一切緣起，每落於宇宙論，容易離開眾生為本的佛法；如泛說一切眾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間”、“即人成佛”的精義。
(3)自利與利他的合一：世間的凡夫，不能有純粹的利他，一切都是從自己打算而來；聲聞乘人過分著重自心的調伏，而忽略了積極的利他。只有大乘人不僅重視身心的調治(自利)，更著重利他，使自利行？利他行的進程中完成，達到自利利他的統一。這是菩薩的精神，也是人間佛教的精義。
談到人間佛教的適應時代，印順法師指出：“佛法是應該契機的(不是迎合低級趣味)，了解現代中國人的動向，適應他，化導他，為以佛法濟世的重要一著。”他將現代中國人的動向概括為三點：
(1)青年時代：這一時代，少壯的青年，漸漸變為社會的領導中心。他們除少數信仰神教外，多數為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唯物論者。真誠信佛法的，數量太少，這是近代佛教的大危機。中國佛教一向重玄理、重證悟、重(死後)往生，與老年的心境特別契合。尤其是唐宋以後，山林氣息格外濃厚。這些與青年人的心境相去甚遠。人間佛教的動向，重心應是培養青年人的信心，發心修菩薩行。如不能養成人間的菩薩風氣，依舊著重少數人的急證，或多數而偏於消極的信仰，那對於中國佛教的前途，光明是太微茫了！
(2)處世時代：現代的又一傾向是處世的，而不是遁世的。中國佛教向來崇尚山林，一部分是緣於印度佛教中一些苦行瑜伽僧的影響，加上本國老、莊及隱退思想的影響，從而使二千年來的中國佛教，與人間的關系總嫌不夠緊密。其實，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佛與弟子們當年不是經常的“游化人間”嗎？大乘是適合人類的特法，惟有大乘的入世教義，才能吻合現代的根機。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問都會、市鎮、鄉村，修菩薩行的就應該到處去作種種利人事業，傳播大乘法音。在不離世事、不離眾生的情況下，淨化自己，覺悟自己。
(3)集體時代：現代社會不但政治重組織，就是農、工、商、學等，也都有自己的集團－－工會、商會、農會等。佛教本來是重視團體生活的。照佛說的毗奈耶所指示的，要生活在團體中，才有真實的自利利他。佛教的集體生活有著三項特色：互相教授教誡、互相慰勉、互相警策。古代的禅宗叢林就頗有集體的精神。不過由於隱遁的、個人的思想泛濫，佛教的集團精神受到了淡視，這才使佛教散漫得如沙礫一樣。
印順法師認為，當今不僅要重振、健全僧團組織，還要建立健全居士組織。佛教會組織應不僅是對外的，還應在自身的分子健全、組織嚴密、發揚佛教上著力，以更好地發揚人間佛教。
談到人間佛教的修行，印順法師高度概括地提出了以信、智、悲三字為中心的修持。認為此三字即含攝了大乘的四攝六度、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精神。並列表說明：
印順法師強調指出，菩薩道的三大事，就從起信心、生正智、長大悲三德中來。所以人間佛教行者應把握這三者為修持心要，要緊的是均衡的發展，切勿偏於信願、偏於智證或偏於慈善心行。
3、趙樸初居士的“人間佛教”思想
早在二三十年代，趙樸初居士就從事佛教會工作和社會慈善事業。50年代初，他與虛雲、圓瑛等高僧大德及佛教界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被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在第四屆佛代會後被選為會長兼秘書長。此外他作為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宗教家、書法家、慈善家、詩人，在政界、文藝界、宗教界等領域身兼要職。長期以來，他以大乘入世的精神救國濟民，弘揚佛法，以自身的菩薩願行實踐著人間佛教。他高度認同人間佛教理論，在《佛教常識答問》及撰寫的佛協工作報告等講話稿中都極力弘揚，並利用其身份使之在全國獲得創造性的發展。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報告中，他說：“中國佛教已有近兩千年的悠久？史。在當今的時代，中國佛教向何處去？什麼是需要我們發揚的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這是我們要認真思考和正確解決的兩個重大問題。對於前一個問題，我以為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願。《增一阿含經》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揭示了佛陀重視人間的根本精神。《六祖壇經》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兔角。’闡明了佛法與世法的關系。佛陀出生在人間，說法度生在人間，佛法是源出人間並要利益人間的。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會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對於第二個問題，趙樸初居士回顧歷史，結合現實，總結出農禅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流三大優良傳統。事實上，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以來一直在大力發揚上述中國佛教的三大優良傳統，它們構成了人間佛教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趙樸老的報告是對“人間佛教”特點的高度概括，十分精辟。
在《佛教與中國文化》、《談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以及在中國佛協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趙樸初居士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密不可分的關系，精辟地分析說明：不僅佛教徒能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而且佛教的意識形態及佛教文化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也能發揮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他說：
“從佛教的意識形態及佛教文化來看，有沒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內在依據呢？回答是肯定的。大家知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求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四有)，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五愛)，而佛教教義中建設人間淨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理想；眾生平等的主張；報四重恩、普度眾生的願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自意的原則；慈悲喜捨、四攝六和的精神；廣學多聞、難學能學、盡一切學的教誡；自利利他、廣種福田的思想；禁止殺、盜、YIN、妄等戒規，以及中國佛教的許多優良傳統，都與‘四有’、‘五愛’的要求有相通之處，對於信仰佛教的人們來說是實現精神文明建設要求的增上緣。”
“其次從文化建設方面來說，社會主義文化是在繼承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留下了燦爛輝煌的文化遺產。至於藏語系佛教文化和巴利語系佛教文化，更分別是藏族、蒙族和傣族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主體。佛教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世界觀，緣起性空、如實觀照的認識論，辨證思維和邏輯推理的方法論，忘我利他、普度眾生的人生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德觀以及佛教在哲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領域內所積累的豐碩成果，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在當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積極作用。”
這一系列的闡述，充分反映出他老人家順應時代機宜，維護和弘揚佛教真理的人間佛教思想，在教內教外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報告中，趙樸初居士總結佛教工作成績的同時，特別指出“當今中國佛教從自身建設來說，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在對外開放、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受社會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腐朽思想的影響，“佛教界有相當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風敗壞，結黨營私，追名逐利，奢侈享樂乃至腐化墮落；個別寺院的極少數僧人甚至有違法亂紀、刑事犯罪的行為。這種腐敗邪惡的風氣嚴重侵蝕著我們佛教的肌體，極大地損害了我們佛教的形象和聲譽，如果任其蔓延，勢必葬送我們的佛教事業。”為此他提出：“根據當前的形勢和我國佛教的實際情況，著眼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未來，各級佛教協會和全國佛教界都必須把注意力和工作重點轉移到加強佛教自身建設上來。加強佛教自身建設，就是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這五個方面，信仰建設是核心，道風建設是根本，人才建設是關鍵，教制建設是基礎，組織建設是保征。”這一段論述是他高瞻遠矚，為使人間佛教沿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而提出來的，從中可以看出趙樸初居士作為政治家的敏銳與遠見，作為宗教家的虔誠與認真。因為如不加強自身建設，整個佛教尤其是人間佛教事業就不可能沿著健康、有序、光大的方向發展。多年來，在他的主持下，中國佛教協會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指導性文件，如《全國漢傳佛教寺院管理辦法》、《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通則》、《關於加強省、自治區、直轄市佛教協會建設的若干意見》、《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傳戒實施辦法》、《關於在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實行僧尼度牒僧籍制度的辦法》以及《關於漢傳佛教寺院住持任職、退職的若干規定》等等。這些文件充分體現了人間佛教的思想，它們的制定與下發，使各地佛協和寺院有“法”可依，從而更有利於人間佛教事業的開展，也使佛教得以較好地契合於時代的發展及社會主義社會的大環境。
三、關於人間佛教之管見
從以上二章可以看出，“人間佛教”作為一種思想、一種處世態度、一種修行途徑乃至一面旗幟或一種口號，有著深刻的歷史依據、社會因緣和理論基礎。不僅如此，近一個世紀以來，高僧大德們經過不斷的研究和廣泛的實踐，使“人間佛教”已形成為一大思想體系或理論體系。它要求佛教界妥善地解決出世與入世、來世與現世的關系問題，亦即個人的生死解脫與社會的發展進步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在佛陀時代即存在，不過被佛陀較好地解決了。以後隨著佛教的不斷發展，這一問題日益尖銳，直接關系到佛教的生存與發展。偏重入世的大乘佛教的興起，即是緣於對來世與現世、出世與入世、生死解脫與社會效果這些矛盾的調解。在漢族地區，佛教作為入世的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補充，被定位在偏重形而上和出世的功能方面，上述矛盾經過不斷變化趨於緩和。但到了近代，西學東漸、科技發展，社會發生巨大變化，佛教面臨著更為嚴酷的生存、發展環境。而佛教過於偏重“出世”，入世的功能不足，使上述矛盾轉趨尖銳，於是而有人間佛教的提出。顯然，人間佛教的思想體系是偏重入世的，用以矯枉過正，恢復佛陀時代的佛教精神，適應當今時代的發展。它要求充分發揚博大精深的佛教義理和無我濟世的菩薩精神，通過自心的淨化達到器世間(環境)的淨化乃至有情世間(大眾)的淨化，從而實現人間淨土的理想。因此它是一種開放的具有極大涵蓋性的思想體系，充分揭示了佛教的地域性、時代性、社會性亦即人間性。四眾弟子既可以從這一思想體系獲得啟迪、教益和前進的力量，又可以通過自己的研究和實踐來弘揚它、豐富它。事實上，從信奉巴利語系佛教的緬甸、泰國、斯裡蘭卡、柬埔寨、老撾等國家，信奉漢語系佛教的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及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信奉藏語系佛教的我國西藏、內蒙等地區和尼泊爾、蒙古等國家以及近代傳入歐美各國的佛教所呈現出來的豐富多采的表現形態來看，也足以說明這一點。其中不乏生動的歷史故事和感人的事例，限於篇幅就不詳述了。下面擬就“人間佛教”的基本觀點和應注意的問題談點認識。
(一)人間佛教的基本特征或基本立場
1、人間佛教是契理的，是佛教教義之精髓，是大小乘佛教有機的結合，含攝人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佛乘五乘佛教，並非某些人誤認為的那樣，僅為人天乘。不過它特別提倡大乘入世、積極進取的精神，走人－－菩薩－－佛的修行路線，即由凡？修人間正行，進而發心學修菩薩行願，由菩薩行願趣證佛果。這種既重視社會效果，又不忘生死解脫的修行道路最符合佛陀的本懷。
2、人間佛教是契機的。佛教源出人間並要服務於人間。因此須以人為本，順應時代的發展，更多地關注現實人生的提高與完善，將佛法與世間法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最符合人類的心願與時代機宜，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3、人間佛教是理智的，崇尚正信、智信，為此要求四眾弟子廣學多聞，“難學能學”、“盡一切學”。不僅要深明教義，還要掌握必要的世間法，了解一些科學知識，從而提高自身的識別、判斷能力，避免邪信、迷信，改變佛教過去那種天化、神化、鬼化、巫化的傾向。此外，須站在全體佛教的立場上看問題，不拘蔽於宗派門戶之見。這既是為了自利，也是為了弘法利生的需要。古來的高僧大德都是世間法出世間法兼通的。
4、人間佛教是積極的，崇尚真修實行。其根本宗旨是尋求對煩惱的解脫、對生死的解脫，不過並不是離開世間求解脫。其中還有一個擺正個人解脫與眾生解脫(社會效果)的關系問題，二者應統一起來。出世是為了更好的入世，入世是為了究竟的出世。因此要求發菩提心，發長遠心，學菩薩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首先學會做好人，行五戒十善，進而廣修四攝六度，積極地弘揚佛法，莊嚴國土，利樂有情。
5、人間佛教具有對治性，對治佛教在二千多年發展過程中，由於種種時地因緣產生的天化、神化、鬼化、巫化的弊端，恢復佛教固有的精神。否則佛教就是佛教，沒有必要冠之以“人間”二字。
6、人間佛教具有建設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恢復佛教固有的根本精神；二是根據這些精神，結合時代、眾生之機宜而建立、完善相應的理論和弘法機制。有破壞而沒有建設是很危險的，而如何建設，則是擺在各個時代廣大四眾弟子尤其是高僧大德面前的一大課題。我想，只有符合以上六大特征，才可稱之為人間佛教。
(二)人間佛教修行的基本要求
1、樹立正信：信佛法僧三寶具有真實的清淨功德，信佛所說的四谛、十二因緣、三法印、實相印及四攝、六度等法，從而生起欲樂，精進修學，自覺地遠離諸如看相、算命、卜卦以及祭神拜鬼等迷信、邪信。
2、增進道德：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修習五戒十善，培植福德，不違王法(遵守國家的憲法、法律及有關法規)。
3、農禅並重：這裡的“農”泛指資生事業或服務社會的工作，“禅”泛指佛教修學及相關的宗教活動。農禅並重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較好地體現了大乘佛教即世而出世、入世不礙出世的精神，尤符合現代人類社會的實際。
4、開發智慧：佛教是特別崇尚智慧的宗教。開發智慧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廣學多聞，一是修習止觀，此二者缺一不可。那種認為見道後就什麼都懂了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否則大菩薩也不須廣學多聞、“盡一切學”了。在公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為了提高自身素質，更好地弘法利生，四眾弟子除了研教修定之外，還須根據自身的條件和需要，對世間科技、文化諸方面的知識有選擇、有側重地進行學習。
5、增長大悲：佛教最講慈悲，崇尚和平。這是菩薩入世度生、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動力所在，這一精神在今天尤須大力發揚。因此，四眾弟子須發菩提心，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修四攝六度，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促進世界和平、建設人間淨土奉獻自己的光和熱。
(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的意義
“人間佛教”的提出已有大半個世紀了，盡管社會各方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人間佛教的思想卻日益深入人心，成為推動佛教全面發展的強大動力。但一些落後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的影響仍然十分強大，人性的自私和惰性以及人世間的各種不良風氣也給“人間佛教”健康有序的發展構成威脅。因此在今天大力提倡人間佛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1、有利於恢復釋尊創教之初人間佛教的一些優秀品質，發揚佛教積極進取的精神，糾正不適應時代機宜的傳統佛教中的一些偏弊，如明清以來我國佛教界日益盛行的少數人追求急證自了的消極遁世的心態；過分重死、重鬼及追求神異的風氣；隨意誇大他力或頓悟法門之簡捷，罔顧通途佛教中重自力、重實踐，強調發菩提心、發長遠心、法門無量誓願學的傾向，以及偏重自利、不顧社會責任的行為習慣等，從而改變世人對佛教的種種誤解，重振佛教。
2、有利於佛教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接軌，與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溝通，與各個宗教間的相互了解與合作。從大陸來說，有利於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使佛教在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中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從世界范圍來說，有利於佛教適應並規范世界性的以人為本的趨向，促成三大語系佛教的交流與“世界佛教”理念的形成。
3、有利於佛教文化的繼承與弘揚，使之在人間佛教的旗幟下為社會的進步、民族的團結、國家的統一和人民的幸福服務。
4、有利於四眾弟子樹立正信，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提高對附法外道的識別能力，自覺地抵制各種民間邪教和迷信的影響。
(四)建設人間佛教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人間佛教是契理的，因此在弘揚的過程中，應堅持佛教立教的基本宗旨與教義，把握一些基本的原則，如印順法師總結的法與律的合一，緣起與空的統一，自利與利他的合一等，以妥善處理好入世與出世、現世與來世，個人解脫與社會效果的關系。
2、人間佛教又是契機的，因此要想使佛教適應時代與眾生機宜，就必須深入經藏，並對佛教的發展歷史進行研究，然後結合現實，制定相應的弘法措施，深入淺出地講解佛法。在弘化過程中，須特別重視和加強佛教界的自身建設，如趙樸初居士提出的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等五個建設。寺院與社會及信眾間應建立一種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乃至相互監督的機制。佛教是一種信仰體系，具有崇高的理念和不可取代的價值，契機絕不意味著迎合低級趣味和民間的迷信、邪信。因此應盡力保持佛教具有的慈善、寂靜、樸素、聖潔、慧悟、超然(形而上)的品位或格調，使接觸或信仰佛教的人都能獲得利益，或得到一分喜悅、一分力量；或受到一分啟迪、一分淨化；或確立一種信念、一種價值觀。要防止因適應時代與眾生機宜而造成佛教本質上的異化，避免佛教陷入政治化、商業化、文化化，或功利化、庸俗化之誤區。
3、堅持佛教的中道思想，提倡以出世的心態作入世的事業，立足佛教，服務社會、*輪常轉、佛日增輝之日，即是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之時。
4、應正確對待、密切注視和充分利用不斷發展和豐富的科技成果。應將科技方面的理論成果結合進佛教的理論研究之中，以使佛教減少迷信的色彩而更具說服力；應將科技創造的物質成果運用於佛教提高弘法效率、莊嚴道場、方便信眾乃至服務社會的事業之中，以進一步擴大佛教的社會影響。同時應充分運用佛教博大精深的教義引導人們認識科技的局限性，糾正、改善其產生的種種負作用，以體現佛教特有的價值。
5、應特別注意保持佛教界內部的團結。佛教各語系、各宗派、各學派之間以及各團體、各寺院乃至四眾弟子之間都應相互溝通、了解，相互尊重，盡力求大同存小異，本著有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有利於維護佛教的整體形象和利益的精神，處理彼此之間的關系。這是關系到佛教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問題。
以上是我學習太虛法師、印順法師、趙樸初居士人間佛教理論並結合自己多年來對佛學的研究和對現實佛教的觀察而得到的一些體會。正如印順大師說的那樣，人間佛教為古代佛教所本有，我只不過是在做一點“刮垢磨光”的工作而已，希望能對讀者認識人間佛教有所幫助。
(原載《法音》1997年第10期第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