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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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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江燦騰教授：蓬勃發展中的台灣佛教
蓬勃發展中的台灣佛教 江燦騰 台灣佛教近幾年來的蓬勃發展，既快速又顯著，並且是民眾在生活上都可以強烈地感受得到的具體事實。 的確，在台灣，近十年來，特別是在民國七十六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以後，隨著各種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台灣佛教界舉辦的各種宏法活動和慈善救助事業，相對地顯得突出，並且深獲肯定。不像過去被視為遁世和迷信。 例如創辦佛教慈濟功德會和慈濟醫院的台灣籍尼師證嚴，目前不但擁有超過二百五十萬人以上的贊助會員，她的書《證嚴法師靜思語》，自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起發行，到隔年的六月間即印行了一四O版，共售出了二十八萬冊之多。除此之外，民國八O年七月，她更獲頒一九九一年“麥格塞塞獎”的“社區領導獎”。獲獎的理由，是因她“喚醒了台灣現代社會對古代佛教教義所蘊含的同情與施捨心的再認識”。此項有“亞洲諾貝爾獎”的頒發，不只肯定證嚴法師的佛教慈善事業，同時也意味台灣佛教在國際社會的被肯定。 但是，要知道，慈濟功德會的成功，是和台灣佛教的整體發展有關的。而台灣佛教的發展，又和戰後四十年來島上的政經大環境變遷有關。 根據目前學界的調查資料顯示，台灣各種現有宗教的發展，不論奉上的或外來的，在民國六十年到七十年之間，是一個關鍵性的轉型期。民國六十年以前，台灣還未退出聯合國，中美雙方簽有協防條約，台灣在美國軍事和經濟的雙重援助下，不只維持了台灣政經環境的長期穩定發展，在宗教發展上，也岡教會代發美國戰後剩余援外物質，以及以歐美文化意識形態為主導趨勢的長期影響，而使和這些條件相關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有相對優勢的發展。從教會人口的統計數字來看，信徒的快速成長，也出現在此一時期。民國六十一年以後，因主客觀環境的變化，不但本土意識逐漸抬頭，外國教會的發展勢力亦隨之衰退，呈現長期的停滯現象·，迄今仍無大改變。 相對於此，台灣佛教的快速成長，雖可溯源於民國五十五年左右，但真正顯著發展，仍要到民國七十年以後。為什麼中間有十幾年的轉型期呢? 首先，台灣佛教的經濟來源，主要是靠信徒的捐獻，而信徒能大量捐助款項給寺院，需得本身經濟寬裕才行。這種經濟條件的轉變，是民國五十五年以後才逐漸形成的。從此以後，由於就業機會增多，人口的流動性大，都市化加深，心靈的疏離感也相對強烈。因此，吸收外地信徒，以形成大道場的宗教條件，才逐漸具足。例如星雲法師的佛光山，是遠在高屏溪中上游的大樹鄉，和大都會區的高雄市或台北市，都距離相當遙遠。但是，他不仰賴當地信徒的經濟支援，反而設法讓包括台灣全島各地的都會區民眾，來到偏僻的佛光山，參與精心設計的宗教活動並成為佛光山的忠實信徒。這當中的發展，也耗時多年才成功。 花蓮的慈濟功德會，創立的年代，也在民國五十年代中期。但真正的快速成長，要到花蓮慈濟醫院的興建以後。而這已經是民國七十五年左右的事了。 像星雲法師的佛光山要靠外地信徒協助，再加上多年努力才成功，證嚴法師的慈濟事業，也靠遍及台灣全島、乃至海外的華人區的捐款贊助，才能有今天的大規模發展。 但是，這種吸引大量信徒的魅力，又來自何處呢?能熟練運用大眾傳播媒體的钜大影響力，幾乎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所以在早期發展的階段，不論星雲法師或其他法師，都重視語言表達能力的培養，以及設法擴充本身擁有的傳播上具。因此，在台灣，善於通俗演講又擁有傳播工具者，較容易崛起。即使本身是以憚修聞名，或以靈驗感召，都不能例外地，要設法取得大眾傳播工具的協助，而後才能形成“大師級”的偶像人物。可見魅力和知名度相關。 就發展趨勢看，台灣佛教是都市重於農村，女性多於男性，較高的文化區盛於較低的文化區。這樣的佛教發展，是因都市民眾的較強疏離感，能吸收大眾媒體的佛教信息，以及時間和經濟都許可才形成的。在出家眾方面，也是女性占絕大多數，她們是台灣佛教各寺院的主力干部、經濟大臣和庶務專家。這也是亞洲佛教史上罕見的宗教現象，是台灣地區特有的佛教文化所形成的結果。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大型的法會上、教師的夏令營上、慈濟委員等，都是女性多於男性。台灣的佛教界，其實是表面以男性法師為主，而大權在握是女性。 但，這難道和女性的教育水准提高、經濟能力佳和自屯性的意識高漲無關嗎?答案是有關的。 台灣的人口節育計劃，舉世聞名，但子女數減少的結果，使男性出家者阻力相對增大。台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使女性出家人具備了吸收佛教知識的基本能力。普遍的各種就業機會，使得女信徒護持女性出家人變得較過去更容易。而女性的溫柔、細心和耐性，將佛教的大眾化形象及社會服務的功能，大大地提升起來。 以上提到的佛教文化的特質，就是推動當代台灣佛教蓬勃發展的背後原動力。 但是，從民國六十年以後，為何台灣佛教的發展，最受到社會的注㈠呢?是不是其他宗教都不能有作為呢? 其實，在民國六十年以後的十年轉型期間，一貫道的勢力發展，更為快速驚人。特別是它利用了大專院校在外住宿生的伙食問題，將宗教信仰順利傳人大專生的生活圈內，從而培養了更多的高級宗教新血，為民國七十年以後急遽變動的台灣社會，添加了一股新生的宗教力量。佛教在大專院校的發展，也是費盡心血，而時間要早得多。 不過，佛教采用的方式，是提供大量的佛教獎學金，讓大專學生申請。其條件除學業和操行成績的規定之外，還要寫佛學論文，或學佛的心得報告。同時也從台大開始，在各大專院校，成立學生的佛學社團。兩者的結合，使大專生接觸佛教，乃至成為信徒或佛教學者的人數，日益增多。但是，在民國六十年以前，相對於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校園優勢，佛教的社團影響力，只能說略有起色。 後來，隨著台灣的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政治強人相繼謝世，本土化的呼聲日益響亮。這時佛教和一貫道之類本上化色彩較強的宗教，便日漸活躍了。 促成台灣佛教日漸發展的因素，除上述外，也必須注意到民國七十年以後的社會變遷。因六十年代外交中挫，並未造成台灣經濟發展的崩潰，民眾依然有富裕的經濟生活；到七十年後，隨著社會運動的日趨頻繁，以及解嚴後各種團體組織管制的放松，於是在佛教界逐漸形成新理念的人間佛教運動，而使佛教的各種活動和思想，更深入地和社會大眾的生活內涵相結合，並開啟了新的佛教面貌。 由於解嚴之前，中國佛教會是唯一的中央領導組織，並受執政黨的幕後指揮，導致各地方的重要佛教道場，日漸和中央組織疏離。解嚴後，組織自由化，於是原先體制外的組織，變成合法化，並迅速發展為龐大的組織。例如國際佛光協會和慈濟功德會，都不受中國佛教會指揮，而如今勢力的發展，遠遠超過中國佛教會，使後者幾近瓦解。 另一方面，印順法師的卓越佛學著作，提供了知識份子接觸較人間化佛教思想的途徑，和佛光山星雲法師的注重服務面的人間佛教理念，形成互補的作用。透過佛教媒體的強力宣傳，使得佛教徒比較從前更能注意社會問題，岡此關懷環境、淨化選舉等活動，也成了佛教徒的共識。 總合以上所論，台灣佛教的現貌，是由幾個階段的外在環境變遷和佛教界的多方努力，才能形成如此蓬勃的。 摘自《菩提樹》1993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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