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處世思想探究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傳統思想文化研究所 荊三隆
《壇經》不僅是禅宗六祖慧能說法的記述,同時也是佛教中國化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經典。慧能主張“佛性真如”,本自清澄。肯定了“見性成佛”的認識,強調了世間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從而提出了人人皆可成佛的基本思想。這就把傳法的對象,惠及到了現實世界中的庶民百姓。在實踐中展現了慧能的處事方法,發人深省。禅宗作為深入人心的宗教,其最大的特質是慧能長期潛行社會的底層,感同身受、體察入微。六祖對社會生活進行了深刻的考察,從本質上認識人、了解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有人認為禅宗到六祖,對於社會從總體上看,還是以退避山林,親修實證為特征。事實上,既然在教義上明確提出了度一切眾生離苦海,那麼在實際上,就必然要面對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回答生活中的一切問題。中國佛教的歷代高僧,很少有不谙世事、不解人意的。恰恰相反,他們往往都是長於教化的心靈誘導師,人際交往的楷模。六祖慧能同樣如此。否則,就無法理解禅宗作為當代中國流傳最廣,影響最深遠的宗派,何以能一花五葉,聲播海外。如果沒有慧能直指人心、定慧雙運的弘法,沒有經慧能大力提倡的在衣食住行中的悟道方式,也不會對中國佛教文化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一、 處理好政教關系,圓融傳統儒學
禅宗在發展中,必然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發生關系,這和佛教的生存息息相關。政治直接體現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而佛教作為信仰滲透到人們的思想,表現出人生的價值取向。佛教同樣要感受時代風雲的變幻,要與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相互融合。正如東晉高僧道安,在總結漢地政教關系時所述:“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當佛教有益於社會和諧,與統治者的基本利益一致,就會受到統治者的支持,得到發展。慧能對這一問題,是十分謹慎的。《壇經》一開篇,就明確指出“開緣說法”是應“刺史官僚”之請進行的。這等於把六祖大師和當地官員的關系和盤托出,是“承此宗旨,遞相傳授”。不僅如此,“儒士”,亦“有所依約,以為禀承”。(2)可以看出,慧能在弘法實踐中不但要得到官員的支持,還要和中國傳統儒學相互圓融。這在佛經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充分地反映出慧能對中國社會以及思想文化傳統的深刻領悟。傳達出了兩個重要信息:
首先,六祖慧能的弘法,與當地的管理者做到了相互溝通,得到了地方政權的大力支持和積極推進的。處理好佛教與政治以及世俗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是佛教在漢地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社會關系,也是每一位弘法高僧都必須面對的來自現實世界的挑戰。慧能自覺地把對教義的深刻理解貫徹到傳法的實踐中,自覺地把佛教從山林走向“城中大梵寺”。這樣就極大地提升了佛教傳播的平台,“僧尼、道俗一萬余人”同時聞法,是慧能正確處理政教關系,主動承擔起如來家業的最好說明。把佛教的興盛和社會的和諧穩定聯系在一起,將佛教的傳播與統治者的支持相結合,是慧能處世思想的基礎。表現出六祖慧能作為一位傑出的一代宗師,對社會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力,對政教關系超凡的洞察力,對我們今天建立以人為本的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社會進步的工作,仍有借鑒意義。
其次,協調好佛教傳播時與傳統儒學的關系,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佛教作為外來宗教,要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必須解決好於本土文化的相互關系。唐代是一個高度文明和開放的社會,在思想上能夠做到兼容並包,共同繁榮。開元三十三年(725),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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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高僧傳·釋道安傳》《大正藏》50冊,第352頁上。
(2)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第1頁。
對《孝經》、《金剛經》、《道德經》的注釋,標志著唐代儒釋道三教相互圓融局面的形成。在慧能(638—713)所處的唐高宗時期(650—684)以及武則天統治時期(684—701),儒釋關系在總體上可以用十六個字概括:自成體系、同中見異、圓融和合、相互促進。儒學以“入世”為價值取向,以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展現了熱情向上的情感特征,體現出關心人、愛護人,讓生活更美好、人生更幸福的價值理念。佛教卻超越了世俗的觀念,探索的是解脫一切人生苦難的道路,對於現實世界的利祿功名、榮華富貴都采取了揚棄的態度。但這卻絲毫也不妨礙佛教以人為中心,教化眾生的認識,佛教以人的生、老、病、死,為考察的出發點,通過如實觀察的“反觀內照”,領悟一切無常,一切無我,人生是苦的教義,把對人的關懷化為理想境界的追尋。儒釋兩家學說雖有不同,但都以人的解放為出發點,都是優秀的思想文化傳統,都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發生過積極影響。六祖慧能面對現實社會中的政治和文化傳承,創造性地運用了圓融不二的處世方法,反對相互對立的認識,開創了中國佛教參與生活,融匯主流文化,共同發展的新思路。
二、 把握機遇,敢於擔當
六祖慧能開宗立派,創立南宗禅。這與他敏學好思,能夠把握歷史機遇,親近善知識;不卑不亢,眾生平等;隱忍務實,行為低調的處世哲學密切相關。緣起論認為:客觀世界的一切皆由因緣而生,一切事物從本質上看都是瞬息變化,相互依存的,因緣滅則現象滅。因此,一切皆如流水、瀑布、旋火輪、變幻不已。人生在世,如果不能把握機遇,因去緣散,時過境遷,則悔之晚矣。慧能之所以從底層脫穎而出,與他好學敏行的處世原則息息相關。他在賣完柴後,“忽有一客讀《金剛經》慧能一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蕲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門人有千余眾。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慧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1)慧能把握了這一將影響他一生的機緣,所謂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慧能懷著大,感者深,立志佛法,心存高遠。從此,與禅宗結下了不解之緣。應當說,如果慧能沒有一心親近善知識的強烈願望,沒有對佛教教義的深刻領悟,缺乏弘法傳教的堅定信念,是不可能遠赴千裡投師問道的。漢地歷來十分重視師承關系,認為古之學者必有師,修持佛法若無明師指引,就如在大海航行中沒有舵手一樣,會失去方向。
大乘佛教認為,得遇善知識,是大因緣。善者,於我有益,導之以光明前途者,聞名為知,見形為識,知識者能益我菩提之道,洞曉萬法如幻,領悟只在一念之間。認為如果不能遇到善知識的指導,個人的修行很容易誤入歧途。慧能一生在親近善知識的問題上,從不含糊。
1、 拜弘忍為師,妙闡佛性平等
眾生平等,佛性不二,人人可以悟道成佛,是大乘佛教最具理論魅力和現實意義的學說,其價值在於能啟發人的自我意識,反觀生命的本質。大乘佛教在為人處世、社會交往中,主張人皆平等的原則,反對尊卑有序、上智下愚的等級制度。佛教認為人雖然有著各種差異,如男女之分、高矮之別,但本自真如,皆有成佛之本,只要去妄歸真,由迷轉悟,皆可脫俗轉聖,成就道果。這也是佛教在中國能夠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慧能對此是心領神會的。他不遠千裡,一路勞頓,風塵僕僕地拜見弘忍,見面後:“弘忍和尚問慧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慧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大師遂責慧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大師欲更共語,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慧能令隨眾作務。時有一行者,遂遣慧能於碓
房,踏碓八個余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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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第4頁至第5頁。
(2) 同上,第8頁
這一段對話,意味深長,包蘊佛理,機鋒並現,暗寓玄機。把慧能的處世、為人、心志、根機都坦露無遺。
開始,弘忍問慧能是哪裡人,到這裡作何事?這都是常理。慧能的回答,卻使弘忍心中難免為之一振。“求作佛”一句,會令閱人無數的弘忍大師,心中激起無限心潮。說這樣話的人,如若不是無知,即無知者無畏之人,就是心懷高遠,敢於擔當的大願之人。人人都想脫離苦難,成就佛果,但想一步到西天談何容易。弘忍七歲隨禅門四祖出家,大興禅風,在東山的聲望,已逾群峰,安敢自诩“成佛”?因此,弘忍對這個嶺南獵戶示之以告誡。弘忍對慧能表達了兩層意思:
一是你來自文化不發達的嶺南地區,常年在山中捕獵打柴,接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多,哪會知曉作佛的道理。
二是作佛是要有大因緣、大根機的,沒有大智慧的人是難以擔此重任的。從而就自然流露出輕慢的態度來。
接著,慧能的回答,足以使弘忍震撼。人分南北,佛性無南北,我與大師不同,但佛性無差別,表現出了對佛教教義的深刻領悟。針對提問,當下立判,毫不遲疑,根機自現。透露出慧能在面對人生選擇的重大時刻,能夠力闡法理,勇於承擔的處世理念。通常,人們在這種情況下會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誠恐誠惶,手足無措,表示自己才疏學淺,人微言輕,不知佛門深如海,不懂成佛需修持,讓大和尚取笑了。
另一種則是自認失言,說明自己的本意是跟隨師父,學習佛教的義理,能夠去苦得樂,由迷轉悟,懇請大師不要見怪。
總之,一句話。給我一次機會,給我這個千裡迢迢,來自嶺南的獦獠之人一個棲身之地,收下我這個徒弟。
佛性之辯,涉及到法門興衰,禅門法脈傳承的重大理論問題,絕非兩語三言所能交代清楚的。同時,作為一位高僧,對慧能既是答復,又含诘問的立場,鑒於環境雖不便再作討論,但也必須表明立場和態度。收下這位來自嶺南的徒弟,就是弘忍的立場;遣慧能去碓房作務,進一步考察,就是和尚的基本態度。
2、 傳承衣缽,當仁不讓
慧能在東山辛勤勞作,不為人所關注。但修持在勞作之中,悟道於生活之中。八個月後的一天,弘忍叫來弟子,說:“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 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為六代,火急急!”(1)在弘忍看來,付法是頭等大事。自禅門東漸,初祖菩提達摩在少林寺禅修,慧可“立雪斷臂”,方有祖師付楞伽法門,開禅宗首次“傳燈”,再傳三祖僧粲,四傳道信,傳至弘忍已是五代衣缽。弘忍使禅門大啟,成為中國禅學的主潮。連武則天亦謂:“若論修道,更不過東山法門”(2)五祖在事業蓬勃發展之際,就考慮到法脈傳承的問題,可見他眼光遠大,無私無畏。這時,弟子們卻自有算計,認為這是上座神秀教授師的事,於旁人無涉。神秀卻在心中盤算著,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呈上偈語,恐師傅疑“奪其聖位”;不呈則“終不得法”。最後,在夜半三更時,悄然在牆壁上題偈。將禅門如此大事處理的十分猥瑣。慧能從一童子口中得知神秀所題之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之後,即請人題偈於壁,謂之“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又一偈曰“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台,明鏡本清淨,何處惹塵埃?”(3)人們稱慧能的偈為得法偈。其實,二人的偈語是互為因果的,雖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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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第9頁。
(2)《楞伽師資記》《大正藏》第85冊,第1290頁中。
(3)同(1)第12頁至16頁。
致使五祖決計將法脈傳於六祖慧能。但我們考察其傳法的過程,神秀與慧能兩人的處世態度,對禅宗傳承的重視,都是不可比擬的,同樣高下立判。慧能對禅法的領悟最透徹,對佛教最誠心,對傳承禅緣視如生命。因此,志在必得,當仁不讓。
三、 堅忍不拔,潛行隱忍的處世風格
慧能出身貧寒,歷度人生艱辛。在傳承法脈的歲月裡,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東山碓房的八個月勞作,不著聲色都體現了慧能堅毅、沉穩的為人特質。事實上,在長期弘法的日子裡,如若不能行事低調,虛懷若谷,寬以待人,嚴於律己是不可能服眾的,也無法弘揚佛法,創立南宗。慧能作為一代宗師,除了具有一般高僧的品行,還在處世與人交往中展示了他獨具的個人魅力。表現在:
1、 禮讓隱忍,突顯意傳妙道、以心傳心的禅法淵源
離開東山的慧能面對的是更加復雜的局面。在歸途上,曾任過三品將軍的僧人惠順,要取法脈衣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予理會是不可能脫身的,慧能以理服人,以退為進,寧願交出傳法信物。這樣,對於同處於禅門的惠順來說,實在是一個令人難堪的抉擇。如果接了信物袈裟,仍然不放過慧能,於情、於理、於信、於不妄語的戒法皆相背;如果接了袈裟,放了慧能,這會犯了禅門大忌。因為,東山法門高標於世的禅法是唯意相傳,其方式是一對一,倆人之間的“與法”“意傳”,不取法之要義,但索和尚衣物,這與強盜劫掠何異?因此惠順當即表示自己是為得法而來的,不是為了衣物。這樣一來,倆人之間的角色就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變成了師與徒、教與學,傳法與受法、傳乎心地中的師承關系。這種情況的出現,不僅達到了團結門人,化解矛盾,化險為夷的效果,而且突顯了法脈淵源,成為慧能傳承衣缽後,首次成功的弘法實踐活動。
事實上,六祖慧能潛行隱忍的氣度禅風不僅在成為一代宗師前,屢屢助其排憂解難,在他功成名就之後,仍然幫其脫離困境,不受束縛。武則天在改國號為周,正式登基後,力邀慧能赴東都洛陽弘法。慧能保持了禅宗退避山林,不供於廟堂,棟梁之才必出於幽谷的處世理念,把佛法傳播給眾生,將禅緣廣結於民間。六祖惠能一再婉拒了武皇的延請,始終不松口,最終不得已交出了五祖弘忍傳給他的信物袈裟,表示物到即心到。這樣,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使地方官吏可以為慧能開脫;又讓女皇無話可說,了卻了心願,使相關的人都松了一口氣。讓大家都皆大歡喜。
2、砥砺心志,潛行於民間
慧能當年秉承師命:“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1)慧能回到嶺南後,一度在四會、懷集兩縣的交界處“避難”,這一段時期是他混跡山林,隱形於樵夫,獵戶之間,心研佛法,深入社會底層,成就法業過程裡最為艱苦的歲月。盡管對於慧能隱居時間,有不同說法,但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於無奈。試想,一個沒有社會地位的行者,一個貧窮的山民,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不識字的人,卻又志存高遠,心識超俗,承東山法脈,繼禅宗衣缽。其處境和擔負的佛教重任實在是差距太大。不管是五年說,還是十六載論,(2)慧能在中國佛教史上都是一位來自於人民,服務於人民,自始至終都生活在民間的一代宗師。
四、慧能處世思想的一點啟示
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佛教要發展都必須處理好與現實生活的各種關系,都要深深地根植於現代社會生活的土壤之中。縱觀佛教史,凡是處理好政教關系的歷史時期,就是佛教發展和繁榮的時期。今天,處理好佛教和政治的關系,使佛教為社會的進步提供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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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第20頁。
(2)參見 印順《中國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82頁。
的思想資源,為社會的和諧穩定作出貢獻,是我們教學兩界都要思考的問題。任何一種脫離了廣大的人民,脫離了現實生活的宗教,都會猶如離開了生存土地的大樹,必然會枯亡。佛教同樣如此。學習慧能大師忍辱負重,敢於承擔的處世思想,繼承他崇尚平等,熱愛人民,始終服務民間的傳統,對於佛教的發展,佛學的深入,都具有深刻地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