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中國文化的專題
誕生於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在西漢末、東漢初這一段時期內。而佛教傳入之前,中華民族的文化已是相當繁榮和強盛了。中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通過夏商周三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和諸子學說的融合,形成了以儒家、道家學說為主體的華夏文化,並造就了東方世界唯一強盛的漢帝國。
學佛的人不要小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同樣,學儒的人也不能小看佛教文化,它們三家,在中國通過兩千多年的反覆較量,誰也排斥不了誰,終於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正如今天的西方文明不能輕視東方文明一樣,東方文明也不必排斥西方文明,兩者都是人類創造的文化精品,關鍵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加以融合。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史上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吸收階段,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這麼七八百年的時間。在這一時期內,中國基本上都是在吸收印度傳來的佛教文化,絕大多數的佛教經典,就是在這一時期翻譯過來的。第二階段是佛教中國化的階段。隋唐以來,天台、華嚴、特別是禅宗的形成和發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國已具有特色,逐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成為了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隋唐是這兩個階段的轉折點。唐代貞觀年間,玄奘大師從印度留學歸來後,使當時中國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學所能范圍。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表明中國向印度學習佛教文化的漫長歷史過程已經結束,並在隋唐時期形成了兩小宗、八大派。兩小宗是屬於小乘的成實宗和俱捨宗,這兩小宗實際上在中國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屬。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禅宗、律宗、淨土宗和密宗。中國從漢到唐都是世界性的大國,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為核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中華民族求同存異的寬廣胸懷。所以許多印度高僧都說中國有“大乘氣象”,而從事佛教文化研究和修行的中國人,的確大多數都喜好大乘,那些著名高僧都有深厚的儒道文化素養。就中國佛教的八大宗派而言,三論、唯識、律宗和密宗這幾派的印度文化氣息就比較顯著,而天台、華嚴、禅宗則中國文化的氣息就重得多——在印度是難以找到這種文化氣息的。其中,先有隋代智者大師開創的天台宗,以“一念三千”說明實相;以“空、假、中”、“三谛圓潤”來闡明止觀;更以“五時八教”對釋迦一代時教作全面的判解,實為天台宗之精華與特點,在中國佛教各大宗派中,最早成一家之言。
隋末唐初,吉藏開創三論宗,他師從釋迦言教,繼承龍樹——鸠摩羅什以來的中觀思想,提出“二藏三輪”的判教主張,認為“真、俗二谛”概括了釋迦言教的全體,言教外別無所謂“二谛”的理境;更以“八不中道”、“四重玄意”層剃空有,無論立、破,均歸於“無所得”;更提出了“若於無所得,不但空為佛性,一切草木並是佛性”的主張。
唐玄奘大師歸國後,對佛經的翻譯,無論在質量和數量上都超過了前人,共譯經75部,1335卷,以《瑜伽師地論》、《俱捨論》、《大般若經》為中心,展現了印度佛教的全貌。並對與這三部經有關的經論,都作了相應的翻譯和介紹,使人較為清楚地了解印度佛教發展的脈絡。這種治學的氣象,為印度學者所無,中國古代亦僅有玄奘一人。尤其是玄奘對《成唯識論》的編譯,精深博大,成為歷史外唯識學的唯一代表作;關於因明方法的應用,以至在印度所立論的“真唯識量”的絕對成就,也是印度因明中所無,實為玄奘大師的獨創。唯識學的創立,為整個佛教理論的圓滿,乃至對整個人類文明都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法藏大師創立華嚴宗,雖借鑒於天台、三論及玄奘的瑜伽學說,但其物標“別教一乘”“法界緣起無盡”則殊勝無匹。他把生死、涅槃、真俗、本末,因果等種種二相分別,全都歸入“法界緣起”,點出了“因徹果海,困徹因緣”這一令人觀止的宏大精深的菩薩境界。從教理出發,依據人們思想所能達到的理境,華嚴宗可以說是登峰造極,無與倫比。
下面緊接著是禅宗的創立。雖傳說禅宗肇始於齊梁,由印度第28代祖師達摩把釋迦“拈花正宗”傳入中國,但真正的開山祖師應是六祖慧能。禅宗從分析名相、辯駁教理的百家爭鳴盛況中站出來,獨樹“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大旗,提倡“單傳直指”,把佛教的“四出四入”全都會歸於心,擺脫了一切教條的籠羅,並與生活打成一片,從生活中體驗身心性命、人生宇宙的真谛。在師徒授受方面,更是在日用動靜的起心動念、嬉笑怒罵、吹歌彈唱、激揚指點、殺活縱奪中實施。這雖然是馬祖之後才大見開展,但具體端倪,都為《壇經》所蘊涵。故使禅宗成為似宗教而非宗教,似哲學而非哲學,似藝術而非藝術。這不但對佛教具有革命性,對各個欲得解脫的人們創造了一個歷史上舉世全無的特殊思想體系。有的學者把禅宗作為佛教中國化的典型,甚至認為禅宗的優點,在儒學內部本來就有,而儒學的思想,有的部分為禅宗所無。其實不然,禅宗許多特點都帶有儒學或道家等中國文化的思想。但是,禅宗的根本目的,是在於徹證“無生法忍”。這是印度佛教思想的精華所在,為中土文化所無。而禅宗內浸透了這一點,所以毫無疑問是接受了佛教思想,才能開放出這樣璀燦光明的花朵。
也有一些人對“中國化的佛教”不以為然,認為既是佛教,就應以印度佛教為標准。我認為,講學術,講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都不應該抹殺時代、地域、民族這些現實的存在。佛教講緣起,這些都是緣起法的重要內容。用這種方法來看,說禅宗乃至天台、華嚴都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產物,本來就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光榮,這是中華民族消化吸收印度文化後所綻放的花朵。如果不懂得禅宗(還包括天台、華嚴),那麼從隨唐至宋元以後中國文化你就深入不了。宋明理學表面上是儒學,而骨子裡卻是禅學,它的形成和發展,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了禅宗絕大的影響。如果在宋明理學中抽取出禅宗的成分,宋明理學就會黯然失色。這樣,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就講不下去。另外,在唐末至五代之後,禅宗成為了中國佛教的主流和核心,那段時期的中國,禅宗就代表著佛教。所以說, 禅宗在中國文化史中是一個專題, 不了解禅宗,就沒有資格說了解了中國文化。
深入研究中國佛教史就可以看到,如果沒有禅宗,中國佛教是難以承受唐武宗滅法運動打擊的。在那次遍及全國的滅法運動中,佛教在中國,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都全軍覆沒了。這些宗派,失去了寺廟、寺廟經濟和經典文化的支撐,就難以有生存能力(印度後期佛教也是如此)。事實也是如此, 唯識、三論、天台、華嚴、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擊之後就一蹶不振,有的便永遠地消失了。只有六祖大師開創的禅宗,不僅安然度過了這一劫難,反而如雨後春筍一般迅速發展,在滅法運動後的幾十年間遍布全國,取得了中國佛教的主導地位。所以,如果沒有禅宗,佛教在中國的生命能否延續至今就成了問題。而歷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滅法這一千多年來,中國佛教的發展,主要就是禅宗的發展(不包括藏傳佛教)。正是因為禅宗結合了中國文化的實際,所以才有如此綿長、如此輝煌的發展,也才有今天播及歐美世界的能力。
大家知道唯識法相這一宗派。玄奘大師到了印度,在那爛陀寺求學,這可是印度當時的最高學府。在留學期間,玄奘大師幾乎學盡了印度佛教,並且成就超越了他的老師,成為印度當時最優秀、最權威的大師。梁啟超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千二百年前的留學生》,講玄奘大師在印度備受尊重,全世界當時像玄奘大師這樣的留學生是沒法找的。當時印度有兩個部落,為了爭取玄奘講經而大動干戈。玄奘大師在中國譯經,成就是超越前人的,不論文彩和邏輯,其嚴密、龐博和系統,是前人無法比擬的,在中國也曾轟動一時。唐太宗對他極為尊敬,曾集王羲之的字為玄奘作了那篇有名的《三藏聖教序》。但玄奘大師所傳的法,也就是唯識宗,在中國只傳了四代,以後就傳不下去了。這麼好的東西為什麼傳不下去呢?其主要原因,就是其學術方法與中國人不那麼融合,中國人喜歡簡潔,對繁瑣的印度經院哲學不感興趣。今天的學者們,若讀那套經論,同樣會感到頭痛和不耐煩。所以除極少數專業學者之外,大多數僧人、士大夫是鑽不進去的,遂難以產生大的社會影響,也難以在社會中、在民眾中普及。所以唯識宗只傳了四代就銷聲匿跡了。三論宗、密宗也是這個原因,當然還有上面提到的唐武宗滅法這個因素。
諸宗消沉,禅宗獨盛的原因是什麼呢?大家知道,禅宗的旗幟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由於禅宗在當時沒有寺院,寺院經濟及經典文獻上的包袱,唐武宗滅佛幾乎毀壞了全國的寺院和典章文獻,但卻沒有傷到禅宗的一根毫毛;同時,禅宗的方法簡捷可行,與傳統的儒道思想方法不相矛盾,並能貫穿和深化儒道思想,易為士大夫們接受,有普及性;另外,禅宗本身含攝了佛教的全部精義,有蓬勃的生命力,一個禅者本身就是一粒種子,不論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都可以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禅宗的這些特點,較其它諸宗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遂使它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中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和主體。
禅是印度語,有淨慮、思維修、定等多層含義。大乘佛教講六度萬行。中國佛教在此基礎上又歸納為戒、定、慧三學。戒是約束,定是收心,在此基礎上引發智慧。有了智慧,就可以斷除無明,超越三界而成佛。
以印度佛教而言,“禅”、“禅那”就是禅定,思維修、淨慮。其功行和含義是掃除精神中的雜質,進入最優越的思維程序,並且把精神中的“力”集中起來,對所研究的對象加以深切的關注和體會。禅與般若的智慧是並行的,與戒一樣,是單獨的一個學科,它們的統一是在修行者的更高層次上。這裡的禅,還不是禅宗之禅,要知道,在印度佛教裡是沒有禅宗的。
禅宗既然是佛教裡的一個宗派,為什麼要稱自己是“教外別傳”呢?禅宗產生於佛教鼎盛的盛唐,當時天台、唯識、華嚴、三論幾大宗派在學術上極為繁榮,是中國佛學的黃金時代。禅宗認為這些派別都是通過語言文字、善於使用邏輯思維來闡揚佛教的,故稱之為“教下”。而禅宗自稱為“宗下”——宗者,萬法歸宗也。禅宗認為,這些講經釋論的人,說的是空頭理論,聽起來頭頭是道,但具體個人卻往往在戒定慧上功行不夠,教理愈演愈繁,學習者個人的體驗證悟並沒有多少。禅宗針對這種狀況,就特別強調修行的實踐,並在其中了生脫死,當下解脫,頓悟成佛。禅宗認為這是佛法歸宗之處,所以特別加以強調。如教下常講“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這應該停留在理論上的探討、闡述呢,還是為人直接在“轉”“圓”上用功呢?禅宗強調的是後者,並在實踐中總結出許多切實可行的方法,所以在中國歷史文化中形成了一個專題。這不是一二十天能講完講透的,這裡我們以《壇經》為契機,使大家能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
學佛的目的在於真實受用
印度達摩祖師是中國禅宗公認的“初祖”——開山祖師,傳說梁武帝時期來到中國。達摩出身於印度貴族家庭,是一個優秀的學者和實踐家。他在中國傳的法與其它宗派有什麼不同呢?大家不妨聽聽。不過這裡是依據禅宗燈錄上講的,不是依據《高僧傳》和其它的一些有關達摩的記載來講,因為講禅宗,當然得用燈錄。
在《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許多燈錄上都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釋迦牟尼佛有次在靈山會上,面對百萬人天聽眾一言不發,只舉起一朵花來開示大家。“百萬人天”全都莫名其妙,唯有迦葉尊者破顏一笑。佛便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诃迦葉”。這個故事叫“靈山拈花”,許多文學作品中的“拈花一笑”就出自於此。這個“法”是怎麼“傳”的呢?根本沒有傳,就是佛在這裡拈了一下花,迦葉在那邊笑了一笑而已。但這樣是“印心”,以心印心,以我的心,印你的心,輕松自在,什麼也沒有,而無上妙法卻實實在在就這樣傳下去了,而且一代二代三代,一直傳到二十八代的達摩。達摩看到中國有大乘氣象,於是乘船到中國建立禅宗。從達摩、二祖、三祖、四祖、五祖,都是這樣傳的法,都沒有用語言文字來表達,非常微妙。你如果用現在的分別心,用判斷、分析、歸納等邏輯思維方法,試圖去測度、了解、把握,是絕對無益的,進不去的,所以稱為“不立文字”,稱為“教外別傳”。
有些人認為“靈山拈花”這則公案在印度大小乘經論裡沒有記載,因而對此產生了懷疑,這是自然的。在宋朝時有這樣的記載:王安石是宰相,也是一個佛教徒,自號“半山居士”。有一次他問佛慧泉禅師:靈山拈花公案出自何處?這位著名的禅師也不知道,說:歷代祖師們都這樣說,但沒有人查到過出處。王安石說這個公案的出處我知道,我在皇上的圖書館裡看到過一本《梵天問佛決疑經》,裡面就記載了這個公案。雖然有這麼個記載,可歷史上中國的僧人們從來未見過這部經,也沒有人提到過這部經。前幾年我在北京佛學院講課,在圖書館裡翻閱日本《卐續藏經》時,看到其中居然收集有這部經,裡面的確有“靈山拈花”的記載,與禅宗燈錄中所說的差不多。不過,這部經不知是什麼時候偽造出來的,裡面還講陰陽五行之類的東西。陰陽五行是中國人的專利,印度是沒有這套東西的。說它是後人造的也沒有什麼不好,這個公案的確很美,很巧,充分體現了禅宗的特點和靈氣。
從古到今,歷來都有一些否定禅宗的議論,如“靈山拈花”是杜撰的,西天二十八祖是杜撰的,《壇經》的作者不是六祖大師等等。如果從歷史學、考據學的方法上探討,這些議論也未必沒有道理。以這種方法窮追下去,釋迦佛、老子、莊子、耶稣等許多歷史人物是否真有其人都可以打上問號。但是佛教不是歷史學,不是考據學,而是幫助我們解脫於生死苦海的學問與實踐。深化的目的在於人生的真實受用,而不在於其它世間學問。
我有個譬喻,我賈題韬大家不會懷疑是否真有其人吧?如果要考證我這個人,就必須考證我祖父、曾祖父、太祖父,乃至始祖一元公是誰,才能證明我賈題韬是否是合理的存在,這未免太荒謬了吧!對不起,我也說不清我太祖父以上的情況了,連名字都記不得了,是否我就沒有這些先人了呢?當然不對。有我的存在,在我之前就必然有我的歷代先人。試問,能把一個家譜背上幾十代有何意義?考據固然是一門學問,但我們研究佛教的重點,應是它的思想體系和我們身心性命的實踐。佛教的存在,禅宗的存在是個事實,我們應當根據現在佛教的情況去聯系歷史上的發展,從而弄清楚其思想體系和實踐方法就行了。釋迦佛活了80歲還是釋迦佛,活了79歲還是釋迦佛,說他只活了60歲還是釋迦佛,但這些考證對整個佛教有何相關?對自己的修行有何相關?
任何宗教都有它的追求,信奉的是絕對的對象。以天主教來說,它信奉上帝,上帝是神,是絕對的,最後的歸宿根本不必考慮。上帝產生於哪個時代,那是無法考證的。但對天主教徒來說,相信上帝就行了,天主教就成立了。現在有些研究佛教的人向外國人學那些繁瑣的歷史方法,很時髦,點大的事就要寫出磚頭厚的書,結果什麼問題也沒有弄清楚。所以,我們研究禅宗,知道西天有二十八祖的傳說就行了,只要有人把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這就足夠了。我們就可以依法修行,依教修行,以求解脫。人生無常,生死事大,百年光陰彈指即逝。我們學習的目的就是要這個上面得到真實的用處,這是人生最要緊的事情。
《壇經》的特點
禅宗的典藉很多,在藏經裡就有四百多部,數以千卷記。為什麼要向大家介紹《壇經》呢?首先,六祖慧能大師是真正意義上禅宗的開山祖師,是禅宗的源頭,而以上五代祖師還不具備這樣的意義。對這點,以後將要談到。第二,《壇經》內容豐富、生動、精深而質樸,對唐代的中觀、天台、唯識、華嚴、淨土都有涉及。這就便於結合各大宗派進行比較和分析,觀其異同,便可以從中看到禅宗在佛教內的地位和特點。第三,《壇經》是語錄體,文字簡明易讀,不像後來的公案晦澀艱深,局外人無從下手。基於以上三點,我選擇《壇經》作為闡述禅宗的藍本。還有,禅宗以後無論怎麼發展、演變,都可以在《壇經》中看到其中的原型。了解了《壇經》,悟出了其中的真趣,你就可以在禅海中自由暢泳,痛飲甘露;你就可以與歷代祖師暢所欲言,交朋結友;在現實生活中你會感到腳跟落地,並與環境融為一體……總之,希望大家珍惜這次共同學習的因緣。
《壇經》及其幾種版本
在學習《壇經》之前,我先就《壇經》其書的由來,幾種版本的同異,簡約談談我的看法。這涉及到宗教修行方法與一般學習研究方法在“方法”上的巨大鴻溝。關於這點,我在前面已有所提示。
首先回顧一下《壇經》在歷史中的面貌。《壇經》是由六祖大師宣講,其弟子法海記錄而成的。為什麼取名《壇經》呢?這因為六祖是在廣州光孝寺受的戒,受戒之處有個戒壇,此戒壇傳說是南朝劉宋時期一個叫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的印度高僧所建。這位印度高僧對中國佛教貢獻很大,翻譯了許多佛經,他說光孝寺地方很好,並立碑預言說後世有肉身菩薩在此受戒。
六祖在五祖那裡得法後回到廣東,隱居了15年才到光孝寺。印宗法師是該寺的方丈,他請六祖說法,但六祖當時還是行者而不是比丘,所以印宗法師就給六祖剃發、授戒。受了比丘戒後,六祖就在戒壇上開始說法。弟子把六祖的法語記錄下來後,加了一個總題目,就是《壇經》。當然,《壇經》裡講的內容並不都是在這裡講的,但第一次是在這裡講的,所以特別把這個因緣點出來。
據說六祖不識字,但從記錄來看,也可能認得一些字,不過文化程度是很低的。所以《壇經》記錄下來的基本是白話,不像其它佛教經論那麼難讀,從中也可以看到記錄人的文化也不高。
《壇經》在當時是手抄本,沒有刻版發行。最初的抄本與後來歷代的刻版有許多不同之處。據《景德傳燈錄》載,六祖第一代弟子南陽慧忠國師,就批評一些人篡改《壇經》,他說:“把《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豈成言教!”但後來的幾種《壇經》流行本,卻為禅宗接受,沒有什麼不好的反映。《壇經》在國內流行的主要有四種版本:第一就是六祖弟子法海記錄的原本,叫法海本,法海本是清未在敦煌發現的寫本,唐末以來,在世上沒有得到流傳;二是唐代惠昕和尚傳下來的,惠昕本和法海本相較,內容、字句、數量上就有了一些出入;到了宋代,杭州靈隱寺的名僧契嵩又傳出一個本子,契嵩本的內容就更多一些,與法海本的出入也更大一些;到了元代,廣州光孝寺的宗寶和尚又傳出一個本子,內容最多,約2.4萬字,比法海本多了一倍。宗寶本由於文字暢美,境界通達,比前面的幾個本子都好,所以長期以來,幾乎成為《壇經》唯一的流行本。我們今天學習的,就選用這個宗寶本。
有的因為《壇經》歷經修改,就認為是偽經,就不願意學;有的認為只有敦煌本最可靠,其它的不可靠。其實這些看法是不必要的,你能在世界上找到幾樣自古至今就是原封原樣,沒有變動過的東西嗎?現在一個部門要下一個文件,或作一場報告,不知要修改多少次。一個成熟的作品,常常需多次的修改,這是自然的正常的現象。《壇經》的中心意思沒有變,仍是六祖的原意,其文字後代禅師們是有所修改,但改得好,使六祖大師的禅法顯得更簡易、更明白、更易於人們的接受,這是大好事。我們偏重於實踐的通暢和義理的抉擇,沒有必要把重點放在歷史的考證上,那是歷史學家的事,我們了解一些就行了。這個問題前幾年在文殊院講《壇經》時,我曾重點強調過,今天再重復一下。我偏重於使自己能得受用,為大家提供精神食糧,就是希望大家能在人生問題上打開一個缺口,找到一個出路。
對大家的希望
下面就准備開講了,講《壇經》之前,談一下我對大家的希望。一是希望大家能認識禅宗,認識禅宗的思想體系;二是希望大家能在這次學習中得到一些正知正見;第三,說得高一些,希望能有同學在這次因緣中開悟。承擔佛法不是一件小事,沒有真正的力量是不行的。當今的世界可不是古代社會,是科學昌明、文化發達、技術先進的時代,要在這樣的時代中振興佛法,沒有高於時代的眼界胸襟,沒有真正的見地和力量是不行的。這些力量必須從修行中來,從見地中來,而不應從煩惱、分別心的意氣中來。沒有澡雪過的精神,而用人欲產生的那些聰明,只會把人間越弄越糟。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法修行,要明白“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道理。自己就是一個完整的宇宙,把自己充實了,完美了,改造現實世界就有極大的力量,能把自己改造得好,就一定能把自己的環境改造好。而賦予你最大力量的,就是開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