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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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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馮學成居士：心靈鎖鑰 第五章：中國聖賢心性觀與佛教（二）棄聖絕知，無欲無為
(二)棄聖絕知，無欲無為——道家學說對人生的淡化和改造 如果說儒家對於社會生活中的人生重點在於優化和改造，那麼道家對於人生，重點則在於淡化，並盡量減少人們的社會屬性，使之回歸“自然”。印度佛教傾向於徹底揚棄社會人生的“涅槃”，這樣的精神狀態與儒家的差距相當大，與道家也有一定的差距但著印度佛教的中國化，這種差距就逐漸縮小。禅宗的“明心見性”，在唐宋以後幾乎成為儒釋道三教共同的目標。雖然如此，儒釋道三教仍各有其特色和屬性不相混淆，從古至今，道家思想對人們仍有極為強烈的吸引力。 佛教把人類社會看作“五濁惡世”，但可以作為通往淨土的“修道院”；儒家把當時的社會看作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亂世”，但通過聖君賢臣們的努力，行“聖人之道”，可以把這個“亂世”改造成為“升平世”，乃至“大同世”，道家對社會人生的看法與儒家差不多，但在方法上卻大有不同。道家認為“聖人之道”非但無益於世，反而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惡果，如老子所說：“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有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道家治世的方法是“無為”，對這個“無為”，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靜，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只有無欲無為，社會才有安寧之日。對於社會人生，道家為什麼不贊成儒家仁信忠孝節義這一套“聖人之道”呢？道家的看法是沒有法，這一套是沒有用的，往往適得其反。老子認為“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而仁信忠孝節義這一套是沽名釣譽的，仍然是一種“欲”。莊子更為激烈地說：“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齊國，所盜者獨其國邪？並與聖知之法而盜之……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莊子還進一步說：“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所以道家從根本上就不贊成人類智慧的發展，認為人類智慧所派生出來的仁義禮智信及工巧技藝等全是亂世的根源。莊子說：“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所以道家堅定地抱著“棄聖絕知”的宗旨，向往著“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古樸原始生活。 不要認為道家思想太悲觀太落後了，在人類智能極度發展的今天，在人口爆炸、生態危機和核威懾的今天，人類乃至整個地球生命之網都受到人類這個極度擴張的智能社會的威脅而處於或存或亡的十字路口上。如果人類不在人口、科技、大工業生產和商品市場上緊急剎車，尋找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有效方案以轉變人類社會運行的方向，人類的處境在未來的世紀中是不會令人樂觀的——這一切，現代生態學所發出的警告已經夠多了。以這樣的角度來看，道家學說的“棄聖絕知”、“無為而無不為”就有了十分積極和重要的意義。 人類的根本屬性，一是欲望，二是智慧，兩者結合在一起，在地球上建造了一個值得人類驕傲的社會文明。欲和智，是難以分割地含藏在社會的每一個健康人的身上。如前面所介紹的那樣，正是因為這個欲和智，把人類社會污染成了佛教所描繪的那個“五濁惡世”。所以道家的“棄聖絕知”、“無欲”、“無為”正好與佛教修行的方法一致，特別與後來的禅宗方法一致。 要把一個有欲有知的人改造成為無欲無知的人。其難度與把牛馬變成人差不多。在“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自然和社會中，寡欲尚有可取之處，也為不少“強者”所奉行。但徹底的無欲無知，豈不是等於自取滅亡嗎？這的確是沒有人願意犧牲自己而去嘗試的。道家認為，這樣自然就與道無緣了，神仙不好當啊！ 其實，“棄聖絕知”、“無欲”、“無為”，仍然是一種精神狀態，是使精神從表象回歸於本體和本原的必由之路。人們之所以離精神的本體和本原狀態越來越遠，根子在於人的社會性。仁信忠孝節義和貪嗔癡慢疑，只不過是社會性的善惡兩面罷了，都是社會賦與人們精神的屬性，而不能超越。道家看破了這一層關系，所以才堅定地格守“棄聖絕知”、“無欲”、“無為”這樣的信念，只有把這種種社會屬性剝落，才能回復到精神的本體和本原狀態中。 與佛教相比，道家對於這種回復的過程尚不願走到底；印度佛教對人類的社會性是徹底否定的，而道家立足的是中國社會，其學說的重點在於對人類的社會性，也就是人生的淡化和改造。老子說：“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以達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樣，道家的“棄聖絕知”反而成了治世的方略，並在西漢初期得到了實踐的有效證明。 道家學說在歷史上曾有從老莊、黃老到道教的演變過程。老子的《道德經》雖只有“五千言”，卻兼具了入世和出世兩個方面，並受到歷代王朝的歡迎和運用。莊子的出世思想比老子強烈得多，也走得更遠，所以談不上治世的功能。也正因為如此，莊子對人生的淡化和改造上，對人的社會性的批判和揚棄就更為獨到深刻，雖沒有形成佛教那種博大系統和嚴密的體系，但卻溝通了印度佛教與中華文化；並且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催化劑，而且是中國禅宗的源頭之一，禅宗許多重要的思想方法，都可以在莊子中見到其雛形。 道家對人生的淡化到底要走多遠，在中國歷史上，那是因人因事因時而異的。清心寡欲，放棄對名利的追逐是其根本特征。有的人隱於山林，有的人隱於田園，有的人隱於鬧市，當然也有隱於官宦的。刻意的隱居，反而成了一種新的心理負擔了。 隱居，是淡化人生的一種外在形式，而內在形式，則是對內心物欲的清掃。對此道家沒有佛教那種博大嚴密的體系，卻有其相當可行的方法。無知無欲無為無能等等，對稍知中國思想史的人來說，對道家這一套並不陌生，但這一切不是學問，也不是憤世嫉俗的心態，真正的道家人物，的確是以這一套作為修行和實踐的准則。堯舜時的許由、務光，孔子時的楚狂、桀溺、荷蓧丈人，漢代的嚴光，晉代的陶淵明等，都是以無知無欲無為無能來要求自己，並生活於其中。 這種對社會物欲名利的淡化和清掃，是否就失去了一切呢？不！失去的只是物欲和當時的名利，而得到了心靈的祥和安寧和人格的完美。物欲名利，往往如同精神上的瘡癰，瘡癰一去，這個精神自然也就美了。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他們的成就，往往與道家這一套思想分不開，他們的創造靈感，往往也來源於對物欲名利的放棄和回歸自然時所得到的那樣一種人格美和自然美。當然，宋以來中國文化的儒道互補結構演化為儒禅互補結構以後，道家的這種風格，就轉移到了禅宗的身上。如果把禅宗與莊子作一番直接的內在比較，就會發現其中的血源關系。如禅宗講“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莊子講“棄聖絕知”(與老子的“棄聖絕知”相比，莊子要徹底得多)；禅宗講“頓悟”、“豁然”，而莊子講“朝徹”、“見獨”；禅宗講“頓悟成佛”，莊子講“即人而天”；禅宗說牆壁瓦礫是“古佛心”，莊子說蝼蟻、稊稗、瓦甓是“道”……太多了，如禅宗的公案機鋒棒喝，也可以看作是從莊子的“寓言”、“卮言”經魏晉名士如 《世說新語》那一類語言行為方式的演變。甚至圭峰宗密在《禅源諸诠集都序》中所列舉禅宗的三種層次，在莊子中也有相應的表露，如“息妄修心宗”與莊子的“吾喪我”、 “坐忘”、“心齋”相類；“泯絕無寄宗”與莊子在《知北游》等篇中描寫的“無為謂”、“無窮”、“渾沌”等相類；“直顯真性宗”則與莊子筆下眾多的隱者乃至殘疾人相類。如果對禅宗和莊子不帶偏見地細加體會，就會發現禅宗和莊子不論風格、神韻和方法竟是那樣的接近，只不過禅宗披上的是袈裟，而莊子披上的是道袍。 最有趣的是禅宗的“印心”、“傳燈”與莊子的“得道”、“知道”竟也如此的相似。禅宗的“禅”是“千聖不傳”，是“不可說”的。老師的責任是“指月”，而“見月”必須學生自己“見”。這種傳法的方式，莊子也有表述，在《天運》篇中，莊子假借老子指導孔子說了如下一席話： 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 那麼人們怎樣才能“得道”呢？也在這一篇文章中，莊子仍然假借老子指導孔子的話說：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傅沫，細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乎！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這簡直是一篇典型的帶有機鋒轉語的禅宗公案。如沩仰宗的香嚴禅師開悟時對仰山禅師說的那首偈語： 我有一機，瞬目送伊。若爾不會，別喚沙彌。 這與莊子所表達的毫無差別，馬祖說：我有時要伊揚眉瞬目，有時不要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是，有時揚眉瞬目不是。再如德山禅師隔江搖扇，天龍禅師豎一指，乃至於雞叫狗咬魚游，在那些非社會、非思維、無理性進入的那種種精神狀態，就是禅或道的本身，也就是精神的本體或本原。如莊子在《知北游》中所說的“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而且對這一理會也必須泯滅，因為道一成為“可道”之物，就“非常道”了。禅與莊子是如此地相類，無怪日本禅宗大師鈴木大拙說，禅宗之啟迪於莊子，無異莊子之啟迪於禅宗。 總之，翻開中國思想史一看，儒家內有不少佛道的內容，道家內有不少佛儒的內容，佛家內也有不少儒道的內容。這一切毫不奇怪，因為人心是相通的，思想是相通的，生活是相通的，社會也是相通的。只有通——無鴻溝、無壁障、無間隔，才能容納和吸收，才有發展和演變。通就是禅，就是道，就是心，就是人們無污染的精神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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