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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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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能弘法師：博大精深的佛教 偉大的佛教
偉大的佛教 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佛教的偉大？如何成為一個居家有德之士呢？這是一切俗緣未了，未具足離親棄俗的條件，又想於佛法有大成就的在家修行者所想了解的首個問題，善哉！斯問。 其實在家之士，只要把握一個原則精進努力自可大有成就！歷史上其實有很多例證可做參考。一切有大成就的居家之士皆以“謙卑”兩字作為處世之原則。謙則有德，卑則虛懷若谷，虛者無傲，無傲不落後，則常進取，須知“有所得皆歸生滅，無住心正是涅磐。”故此“謙卑”兩字成就一切大德！ 如維摩诘居士以古佛再來而示現在家護法之身，執弟子禮而倡佛陀之正教，導俗流皈依三寶，圓融無礙。其功無量，其德於佛前“謙卑”有目共睹。 再如“給孤獨長者”富可敵國，施貧救苦，德行於大眾共同稱賞，故號“長者”，然於佛陀四眾弟子，不惜黃金鋪地，為法而不吝家財萬貫施金三寶之前，購園林供正法之弘揚。終感化祗陀太子，共成就祗樹給孤獨園，成為千古佳話！ 還有阿育王統一印度，造八萬四千塔，藏佛捨利，結集經論，供養僧寶，弘通正法，惟五戒十善莊嚴國土，以大一統之國王，行三寶弟子應盡之義務，也可謂不遣余力。 波斯匿王執弟子禮，以父忌日供養僧寶，親身以王者之尊前往迎接佛陀及眾僧寶，感動全城各長者大德共同供僧，齊聞正法，終成就楞嚴大法會之殊勝助緣。 又唐三藏法師天竺取經，學成時恰外道設問，戒日王邀請全印度五天竺大王成就盛世無遮大會，供養眾僧，護持唐三藏法師，不以異國異眼相待，而以至誠懇切之心行弟子禮，護持正法，敬重僧寶，其心天地可表。即使三藏法師辭別印度，戒日王也通知五天竺以法為尊，開大方便，沿途設齋，其弟子之至誠之心豈可為今日膚淺之士所知乎？甚至於法師臨近國境，又親自飛騎直追至國境邊，與師七日共住，再三請益，不顧路程千萬裡飛騎之辛苦，終灑淚而別。王因知未來難遇恩師，而以弟子之身護持也是難得，故如此護持聖教！ 以上所言，乃印度之居士，執弟子禮於正法前，無論多麼尊貴或社會地位如何之高皆以謙卑、至誠之心而流芳千古。其實於三寶前謙卑有德者比比皆是，以上只是略舉幾例以做證明罷了。此幾個實例，為醒吾等之心，而明自大我慢之膚淺無知和可笑。 佛法東來，本是國家以最高的禮遇，派國家最有素養的高級知識分子前去迎請經典之東來，以最至誠懇切之心去拜請東歸的一份文化、思想和精神。史載我國漢朝永平年間，明帝求法，派遣國家使者西行求法，於當時的“大月氏”處抄回佛經四十二章，藏於蘭台石室，佛教於是東流漢土。又漢朝哀帝元壽元溶化(公元２年)，博士弟子(國家級別最高的知識分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這些史有明載，可證明東土對佛法的推崇備至。然佛法東流普潤群生之利益和過程又豈是三言兩語所能盡。這是題外話，文長有待來日細言。 歷史上高僧東來傳法，比丘西去求經皆不惜喪身失命。萬裡為法利眾生的功德，萬苦千辛又豈是一言二語所能道盡，玄奘法師可作代表人物。其求法東歸之後，備受禮遇，太宗全力支持譯經事業，高宗皇帝不以帝皇之尊為念，於法師前謙卑受教，至法師圓寂後，更是悲傷痛哭，一連幾日，仍曰：“吾失國寶矣。” 而武則天以千古一女皇著稱，若非絕頂聰明之士，豈能於男尊女卑的社會成就“萬邦來朝”之盛世？然武則天之信受佛教，敬重僧寶決非政治的目的而已。武則天以絕頂的聰明而聽聞法藏法師講解新譯《華嚴經》時，卻有些地方總不明白。後法藏法師以殿前金獅子等為喻，始豁然大悟，不禁五體投地，贊歎莫名。其情景皆可想象，時有偈曰：“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其意為：如此最高無上、博大精深、無與倫比的玄妙不可思議的佛法啊，乃是我們經歷生生世世、百千萬萬不可計算的時間裡所難以遭遇到的。我今日如此的有幸，能親耳聽聞如此無上的真理而信受奉行，願我能夠生生世世永遠的明了，理解如來的甚深的、實在無與倫比的真實義理啊！武則天於佛說真理如此五體投地，發自內心真摯無偽的贊歎，端賴其至誠懇切虛心受教，也是法藏比丘的諄諄善誘，對於真理的無私傳授。故武則天萬分敬服，乃尊法藏比丘為師，教化一國。又華夏佛法之盛，真理遍流當時，利益群生。甚至於影響周邊國家，普被鄰邦民眾。武則天之謙恭受教，推崇備至，實有其功！ 武則天對有道高僧，每每尊崇執弟子禮，親加跪拜。史有明載：當時“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的神秀大師宣揚《楞伽經》漸修法門，時就者成都，學者如市。武則天聞其盛名，知其有德。乃屈萬乘之尊，灑掃金銮寶殿，以至尊無上之禮，用肩輿抬接趺坐而坐的大師至金銮殿。親加跪請迎接。時久視元年(700年)武則天先遣使迎請，至時“親加跪禮”，盛況如是：“趺坐觐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時王公士庶，聞風爭來谒見，望塵拜伏，日以萬計。”可見其誠。又武則天尊安禅師為國師，也是備加盛禮，聞六祖大師於嶺南，更是遣使盛請，內侍使官得指心要而大悟，大師卻稱病而不出，終老林泉。武則天中宗皇帝並不為怪，反而盛贊僧寶，且於同年九月三日有诏褒獎稱頌：“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余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巳！”其至誠至真之心，其謙卑有德，於此可見。不愧真正千古豪傑，三寶弟子之表率。 當然武則天的千秋功過，歷史上甚有爭議，卻非這裡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們只要學習其對三寶的虔誠和對真理的敬重即可。唐朝大盛，於法執弟子禮者不勝枚舉。 這是皇帝於法而謙恭有所悟者之例證、且看文人學士。 佛教於唐朝大盛，高僧大德輩出，然也不免有渾水摸魚、混跡桑門、敗我正法之現象，實在讓人痛心(我輩豈可不慎？)！致使當時於法理未甚明了之韓愈大加撻伐，也是情有可原。於今之世，佛法之正信正念之弘揚，並非大盛，希一切有德高僧共弘正知正見於娑婆，普利群生至解脫，則也幸甚！此是題外話。且說韓愈於當世堪稱學問淵博的儒士，但惟於佛法真諦卻不甚明了，乃憑主觀臆斷，一面之辭而攻擊佛教之流弊，致被貶嶺南。後聞大顛禅師的盛德，虛心受教於法席之前，才解惑去其誤解，贊歎真諦而執弟子禮之甚恭，悟明聖教乃悔前愆也。實是文人學士去傲慢，遠主觀斷之表率！ 佛法聖教乃闡述宇宙人生之真谛，博大精深、微妙不可思議，又豈是凡情俗見所可洞悉？又豈是一切自诩學歷甚高博學多才、眼高於頂者所可明？又豈是聞得三言兩語，即把膚淺當高深者之所知？如此輕僧慢法之士豈可不慎？ 且看歷代文人學士於佛法謙卑而得益者：王維於道光禅師“十年座下，俯從受教”；裴休以宰相之身、深乎眾望的銳意改革的政治家、備受皇帝禮遇的謙謙君子，卻是黃檗希運禅師的得意在家弟子；曾經極力反對佛教、嚴厲斥責佛教而不明佛教義理、對宋明理學的形成起過重要作用的唐代著名文人李翱，受禅師惟俨之點悟而得益非淺。乃有贊禅師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余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又“選得幽居惬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其敬慕之心溢於言表。李翱又曾於貞元年間(７８５－８０５年)問道於西堂智藏禅師，於元和初(８０６年)問道於鵝湖大義禅師。皆以謙卑之心受教，而佛法助其學術、道德完善之事更是人所共知；三寶弟子白居易問道鳥巢禅師，也是一樁佳話；李白、杜甫皆問道於禅師，有其詩為證。杜甫拜訪牛頭山鶴林玄素禅師，於禅師處受益也不比李白詩仙為少，雖是以嚴謹之詩聖而著稱；詩人岑參“絕頂詣老僧”虛心受益於淨慧上人；蘇東坡、蘇轍兄弟一生受益於禅。蘇轍乃景福順禅師之弟子；王安石“倒履相迎”於真淨克文禅師，雖是宰相，卻也如此至真；周敦頤、程頤受教於黃龍唯清禅師；朱熹愛拜讀大慧宗杲禅師之語錄；心學大師王陽明就教禅師而以禅濫儒。 東晉時也有名士如：劉遺民、周續之、宗炳、雷次宗等也受教於慧遠法師。 歷代文人學士虛心受教，謙卑受益於三寶而於各方面有所成就者不勝枚舉。即使是受新思潮影響甚深的胡適，因不懂佛學而無法繼續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辍筆。還有一位我國當代著名的史學家(注：指范文瀾。他“文革”期間出版了《中國通史(唐與五代部分)》，其中把佛教批得一無是處，影響甚廣)早年曾對佛教文化采取過虛無主義態度，但到了晚年卻開始系統地鑽研佛經，表示自己需要補課。這位史學家對人說“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和文化關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懂中國文化。”其科學認真謙恭無自大之心的面對佛教之態度，也甚有可取之處。 這於當今一切不解佛教之徒豈不是前車之鑒麼？更莫於一知半解處而起自大之心以免贻笑大方也。當今之士，有不明佛教義理之徒，一味攻擊佛教為迷信而無半點謙恭之禮，實在是無知可笑的。 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汝等須知，佛教平等，重博愛，余之致力於國民革命，亦是講平等，生博愛，慈悲救世，主旨正復相同。” 但對於墮於事相，不明義理者，孫中山先生也說：“彼墮入於迷信中之愚夫愚婦，安能講佛理哉。”可見先生見地，也非一時心血來潮之謬贊。甚至於先生見重科學技術而忽略精神道德文化素養者而說道：“佛學可補科學之偏。”甚至於說：“佛法是哲學之母。” 但現今一切膚淺者每每喜歡人雲亦雲，根本缺少科學辯證的思維，此種盲信迷信的思想正是一切有識之士所要遺棄的。被稱為現代科學之父的愛因斯坦經過認真研究後說：“佛學這種直覺的智慧，是一切真正的科學的動力，世界上如果有什麼真正的宗教的話，除佛教莫屬。”這於當今一些所謂信仰科學而盲目排斥佛教、毀謗三寶之士源何有此天差地別？豈不令人三思麼？豈不是一個最大的諷刺麼？ 可見佛法的智慧又豈是膚淺無知者可知其甚微妙？一切有識之士豈不應謹慎、謙卑於佛教？秉著科學精神倡導：“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和“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先生說：“佛教徒處在人類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它的獨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發，使人們解放思想，擺脫儒學教條(筆者注：儒學教條與儒學家思想不能一概而論，讀者須知。)把人們精神生活推向另一個新的世界。” 當今佛教弘揚到世界各地，於西方社會，一切有識之士皆推崇備至。那麼其影響為何如此之大呢？我們聽聽德國波恩大學的教授布萊克先生於一九八四年說的一段話，他說：“使西方世界拜倒在佛的面前的原因有兩條：一是佛教博大精深的智慧；二是為一切眾生謀求幸福的偉大精神(即大慈大悲和最徹底的平等觀。)這是一位大德問其佛教於西方為何有如此影響和信仰的原因時的回答。而下面的例子可以證明佛教的被推崇與敬仰。能海上師“中年出家，谙熟人情，又遍學顯密諸宗，但卻不存門戶之見，因而說法善巧，信手拈來，皆成妙谛。”但他平生不事權貴，不務虛名，而且非常謙虛和正直，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曾以總統的身份致函禮請能海上師赴美國弘法，能海上師推辭不去。蔣介石也曾邀請能海上師出任國民參政會的參議員，同樣遭到謝絕。 被於右任先生稱為佛門龍象的宗仰上人曾經指導以莊解佛，借法相唯識(佛門的一個宗派)的資料實現哲學革命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學佛，章太炎先生一生所學佛典有《法華經》、《華嚴經》、《涅磐經》、《大乘起信論》、《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阿彌陀經》等等。其對於世人以有限的知見決定事物的對錯，以及對真理缺乏深度的研究的眼光評論的甚有見地。其說道：“自佛家觀之，色心不二，則識中本自有物。而凡人思想所及者，即不得謂其物為無有。此非主觀武斷也。今之所見，不過地球，華嚴世界本所未窺，故科學所可定者，不能遽以為定見，況世間常識耶？”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陳獨秀先生乃曼殊上人方外至交，陳獨秀甚為肯定贊歎曼殊上人。他曾說：“在許多舊朋友中間，像曼殊(上人)這樣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陳獨秀先生於佛教的涉獵不一定很多，但他對於佛法的推崇敬仰、尊重之心卻相當深厚。其在《答李大槐》信中有言：“佛法為廣大精深之哲學，愚所素信不疑者也。”佛教博大精深，超越文字功夫，甚重根性悟性，就說曼殊上人當年為陳獨秀、章太炎所贊歎，也因其根性甚利悟性甚高，當時詩人枊亞子曾言：“曼殊(上人)文學才能，不是死讀書讀出來的，全靠他的天才。 又朱德總司令曾得映空大和尚的啟迪，於人生世事有所看透，對空靈絕妙之禅理也有所領會！有其觀昙華寺游記一篇為證：“公余，嘗偕友游昙華寺，見夫花木亭亭，四時不謝，足以娛情養性，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廟宇，清幽古雅，詢屬煞費苦心。與之接談，詞嚴義正，一塵不染，誠法門所罕，爰為俚言，以志欣慕。映空和尚天真爛漫，豁然其度，超然其像，世事浮雲，形骸放浪，栽花種竹，除邪滌蕩。與野鳥為朋，結孤雲為伴，徹石作床眠，披經月下看。身之榮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風，渴思飲兮饑思飯。側重國家存亡焉知人間聚散。無人無我，有相無相。時局如斯，令人想飨！” 朱德司令其文筆甚美，但卻字字句句皆素樸直道之詞，字裡行間皆欣慕不已，令人於短短篇章中窺見超世絕邁的佛家情懷，實是難得。 又毛澤東主席甚重《金剛經》、《壇經》，他甚至要求政治局的成員誦讀《壇經》。而且他還曾經批評歷史上的韓愈曾反對佛教，說他“不講道理”。而做為一位資深的共產主義者卻非常贊賞枊宗元這位出入佛教的大文學家，說他是“唯物主義”。這樣的事實，令不了解佛教的人實在大跌眼鏡。 其實假如我們了解一下高僧弘一大師(曾經名重一時的藝術大師李叔同先生)的出家事件，也許就對毛澤東主席的肯定佛教，贊賞佛法的事實不會那麼驚訝了。 李叔同先生出身於一個豪富而笃信佛教的家庭，少年風流倜傥，才氣逼人。“他錦衣紈绔，翩翩裘馬，雖有一妻二妾，卻又常走馬章台，拈枊平章，戀名妓，捧坤伶，交好於歌郎，是一個典型的濁世公子。”但他在文學藝術上的造詣相當高，眾所周知，劉海粟先生乃是一位大畫家，但他對李叔同先生的藝術成就相當推崇。其言道：“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畫畫、書法、音樂詩詞樣樣高明，我卻比他少了一樣演戲！” 當年李叔同先生未出家前已經名滿天下。他在日本留學時，於1907年，他和曾孝谷主持組織了文藝團體春枊社，演出了轟動一時的《茶花女》，開我國話劇演出之先河。李叔同剃掉心愛的胡子，扮演茶花女瑪格麗特，扮相俊美，觀眾驚為天人。日本戲劇界權威松居松翁在《芝居》雜志上盛贊：“中國的俳優，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尤其是李君的優美婉麗，決非日本的俳優所能比擬。”由此可見其藝術造詣相當高，李叔同先生還曾創辦《音樂小雜志》，這是中國第一個音樂刊物。而他的詞也是相當深入人心，其《送別》曰：“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其雅淡脫俗，又委實意境深邃。其詩詞壯闊處也是令人吃驚。“我將騎獅越昆侖，駕鶴飛渡太平洋。”這是其《祖國歌》的兩句。當它發表時，立刻不胫而走，被全國各地的學校都采用教材。而李叔同先生還是中國近代廣告藝術的始祖。也是人體寫生教學的第一人(劉海粟先生稱)。其文學藝術的影響之深廣不勝言語。但如此才氣風流的公子，卻又拋妻別子，斷然出家，實在令人難以想通。其實只要是對佛教博大精深的文化有所了解的話，對於此事自會釋然而生敬佩之心。因為於不可思議、深妙不可說的佛法來講，世間的文學藝術的造詣再高，他還是屬於有漏之學，對斷煩惱、證菩提、出三界、了生脫死之道並無涉及。而對於大慈大悲、無常無我涅磐寂靜的心地，也非世間學問所能了知。在佛法看來審美藝術並非處於人性至善至高的境界，因為雖然審美藝術比物質享受有所升華，但還處於有為之功，根本沒有達到大涅磐、大解脫、了無掛礙的觀自在甚深般若，也無菩薩四攝六度萬行的方便廣大行。而有所依戀的文學藝術心態，根本難以達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境界。 如此說來，李叔同先生放下萬緣，看破萬象而出家的心也可了知一二了！ 那有何為證呢？當時李叔同先生出家以後，因為平時要與友人、弟子通信，故此“諸藝皆廢，惟書法不辍。”因為李叔同先生拋棄諸種文學藝術而出家後，“為了方便接引眾生，不免寫些佛典筆墨贈與求者”。其在《李息翁臨古法書·自序》裡面說到：“夫耽樂書術，增長放逸，佛所深誡。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以是書寫佛典流傳於世，令諸眾生歡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趨佛道，非無益矣。”他願：“見我字，如見佛法。”我們知道弘一大師(李叔同出家後)自出家以來，破除各種執著，恬淡寂靜一生以律法為准則，與出家前判若兩人，有如苦行僧。其前半生的燈紅酒綠恍若隔世。而弘一大師之所以成為律宗高僧，並非其前半生的影響，完全是因為他後半生的對於佛法的實踐。因為在佛教裡，高僧並不是以名氣的大小、影響的深廣來論定，而是以道德的圓滿，修持的深度，悟道的無上、究竟來確定。故此歷史上高僧輩出，但並不一定見之世間。因為出家人看破功名利祿，而在於解脫無礙，來去自如為本色，非世間人所能明白。所以作為眾位高僧大德中的一位，弘一大師以佛心陶冶性情，故此其得到魯迅先生及郭沬若的敬仰和贊歎。最後弘一大師在“悲欣交集”中圓寂，也足證其對佛法的領悟。其臨終前有贈與方外之交夏丐尊與弟子劉質平(詩人)的詩偈曰：“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裡。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満，天心月圓。”又“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善善法，如劍斬人頭。”如此看來弘一大師臨終在無盡的慈悲中勸導弟子。對於佛法的諄諄告誡，實是一位佛法長者的口吻。而對於友人的回答中，又可明其圓滿了生脫死，無掛無礙的境界，知其實是佛法有甚深的體悟，絕非其出家前的世間學問可以比擬。不怪乎一生追隨大師的弟子——大畫家豐子恺在大師死後依然遵循大師意，為恢弘佛法，傳揚仁愛，引人向善的護生畫集的創作歷盡艱辛，卻無怨無悔，為佛教的精神貢獻畢生精力。又梁啟超笃信佛教，譚嗣同因佛教而大無畏。梁漱冥也自稱是一位佛教徒……如此多實例可以表明佛教的甚深微妙，絕對不是一般否定佛教的膚淺之士所能了知，其對於佛法的粗魯斷定之詞實在乃無知淺薄的表現。 一切有識之士皆應報實事求是的謙虛謹慎的態度來對待佛教，以免贻笑大方。江澤民總書記對於佛法的謹慎的態度也許可以作為一般人的榜樣。當他拜訪某位大德高僧時，明白“以法為師”，請法師上座，而自己則陪坐一邊，其謙卑的心態頗有學者風度，全然不以自己作為一個國家首要領導人的身份為念。如此道德修養也許來自於他從小受到的佛法的薰陶有關。但也許更多的是個人對於佛法的了解和洞察的深廣眼光所成就吧！有何為證呢？江澤民書記曾經引用佛教對聯：“晨鐘暮鼓警醒世間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迷路人。”若無於佛法有所明了，焉得引出此言？當然佛法的甚深廣大無礙絕非一言二語所能明了概括，但江澤民總書記的對於佛教的謙謙君子之風，實在可成為一般人的膚淺自大之無知姿態的鮮明對比！如此豈可不令人深思麼？ 那麼於我們這些淺陋之士又豈可自大於佛教，或以片言只語的聽聞佛法而自充善知識，起我慢貢高之態？ 如此，綜上所述，一切想有所成就的居士皆應培養謙卑有德的精神。以三寶為依皈，以正法為准繩，虛心受教勿急躁，德行自現前，成就自有時節因緣矣。切莫以少為足，自障行門，塞自悟路！ 注：我們看到了《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佛教的偉大》的例子以後，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即無論是哲學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他們都是各個領域裡面有大成就、大影響的先進人物，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對佛教的由衷的贊歎或者對佛法乃至高僧人格的肯定和佩服。而且有趣的是他們互相之間不一定肯定對方的思想觀念，但卻不約而同的肯定佛教。這豈不是從另外一個方面來印證佛教的有教無類的偉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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