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教思想與生活》之《密教存在之意義》
密教之所以能“存”“立”,必有其存立的意義與特質。要明白其存立意義與特質,須從其獨特的立場來看。那麼密教之特質或獨自立場是什麼呢?為明白此密教之特質或其獨自立場,必需把密教與其他宗教或教法做比較。由此較去觀其全貌,把握其反顯處才能明白。恰如“入山不見山,出山可見山”一樣。
密教在印度成立時,印度已有小乘佛教及大乘佛教之瑜伽唯識派與中觀性空派。而此等學派演變到當時已形式化了。失去其本學派的精神。徒將“佛”理想化,只以完美無缺之聖人,投影於彼岸。但越理想化則吾人離佛越遠,變成凡人成佛無期,只好望劫興歎。結果若無積聚難行的苦行,經大啊僧祗劫之無限時間,便無法成佛。
如此之佛教變成理論化、形式化、理想化,而由實際生活游離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從獨自立場反觀佛教,若一直延用平凡的方法,恐無法在此生成佛。因此有八大宗王之稱的龍猛菩薩睿智發現,以真言陀羅尼之不可思議力,必可直即成佛的方法。即由凡身而能速得實現佛之活動,此乃真言密教。
於《金剛頂五秘密經》說,當時印度所存在舊有之大小乘教統稱為顯教。此與真言密教比較對照:“於顯教修行,須經三啊僧祗劫之久,然後得證無上菩提,其中發心者十進九退。”又《大日經》說:“於無量劫,勤求修諸苦行,不能證得,然行真言門道之諸菩薩,即於此生獲得”。
依此看,印度之舊有佛教,將佛予以理想化,概念化,以經劫成佛為立場。而真言密教即將之予以現實化、實際化。而力說即身成佛,強調速疾頓證,當處即有其特質,有其獨自之立場與存立之意義。
在中國,其情勢不同,開元年間,善無畏三藏或金剛智三藏,傳正純密教於中國時,中國之天台宗及華嚴宗已成立。且力說龍女成佛與疾得成佛,雖非密教,但仍依理而說即身成佛之旨趣。當時,如果與印度一樣,單有即身成佛的理趣,可能就沒有密教獨自立場的建立,亦無由顯出其特質。然密教根本經《大日經》的譯解者,善無畏三藏或一行阿捨黎等,僅是印度密教立場的傳承。如雲:“說法有四種,曰:三乘及秘密乘也。”此秘密乘是密教相對於含全三乘教的唯識、中觀而說。把華、天兩宗同看成是一乘教。
再加不空三藏說:“變化身佛,為地前菩薩及二乘凡夫說三乘教;自受用報身佛,為從心流出之無量菩薩眾而說三密法門。”如斯從能說之佛身上,去闡明密教之特質。這仍未脫去“三乘教與密教”之四種說明的領域。而未說及密教與中國之華、天兩教派之對比,真言密教的地位是如何?有如何特質?
始傳此中國密教到日本之弘法大師,於大同元年十月由唐歸朝。到築紫,隨即撰《請來錄》,講所請來之經卷及什麼是密教,奏聞朝廷。大師依《金剛頂五秘密經》及不空之《表制集》而說:“顯教談及三大之遠劫,而密教是十六大生可期。遲速勝劣、猶如神通與跛驢。”強調密教之立場,並與他教相比,力說密教之殊勝。依筆者的看法還是不出“三乘教與密教”之四種說法范圍。
大師當時之日本佛像,已有俱捨、成實、法相、三論、律、華嚴等六宗林立於南都。在北嶺亦有新開創的天台宗,各個大張門戶互相爭論。介在其間的大師,欲傳此真言密教,若仍以“三乘教對密教”之教判法,是無法屈服華嚴及天台之一乘教學者,決不能樹立密教之新教幢。
此時大師把華、天兩一乘教並入,以顯教中之聲聞、緣覺二乘,及法相、三論之三乘教,為應化身佛所說。華嚴、天台之一乘教為他受用,報身佛所說。而真言密教,為自受用,智法身所說,亦即所謂“三身二教之教判”。這“三身二教之教判”的倡導,起於何時,已經難獲知,至少於大師歸國後九年,約弘仁六年就已經完成了體系與整備。弘仁六年四月一日“某記”中引用《楞伽經》,闡明真言密教之特質。強調報身、化身所說的一乘、三乘教法,都是隨機方便,不明佛自證之境界,此境界僅限於法身佛所說之真言密教,才有言及。並舉華嚴之《十地論》及天台的《摩诃止觀》為證據,說顯教之一乘教是以佛自證之果界為不可說的默視。
翌年五月,最澄(傳教大師)以書邀請泰范,辯“法華一乘之優劣在何處”時候,大師代泰范予以駁斥:“法佛與應佛不無差別,況乎顯密之教何無深淺。”而昂揚密教之獨自立場,復歷經種種試練,著有《辯顯密二教論》,包容了華、天兩一乘的顯密二教判,大師之思想於此遂告大成。
此《辯顯密二教論》的完成年代亦難確知。若依智山之運敝師所言:大師之《廣付法傳》之末的《法身說法章》中“要明法身說法之大義”之語,就是出於《辯顯密二教論》。故此書之撰述約完成於弘仁十二年以前,因為《廣付法傳》中略述,大師之《略付法傳》的撰述是在弘仁十二年九月。
為顯明密教之特質,及宣揚密教之獨自立場,大師之思想越趨圓熟通達。不管是二乘,三乘等佛教,甚至印度的婆羅門教,中國的儒教,道教,大師均以攝取檢討批判。對此,完全以全新的見地,體系化地去闡明真言密教之特質及所占去之地位者,即《十住心論》十卷與《秘藏寶錀》三卷。
《十住心論》與《秘藏寶錀》完成年代,難以考察,但依據《十住心論》中所雲:“受天之恩诏,而述秘義”。《秘藏寶錀》中所說之“我今蒙诏撰十住“等語來看,都是應敕的御作,故仁和寺濟暹僧都說,護命之《法相研神章》與玄睿之《三論大義章》都是奉淳和天皇之勒的造進書。由此推定,《十住心論》、《秘藏寶錀》二書,可能是天長七年大師五十七歲時所作,亦是大師思想最圓熟通達的作品。
總之,大師是以真言密教,為佛自證之體驗世界如實之闡明。依此真言密教,才能體認全一之一切萬物,互相地交涉關聯,一刻一瞬地活現於無限的真我之妙姿。若人能依此真言密教,必能開秘密之慧眼,知見真我之妙姿,天地之真相。體會到宇宙間一切所有,悉是真我之內容。其一事一物,均以宇宙之一切為背景,一一皆活現於絕對的無限中。依各個獨自立場表現其異相,共蘭菊競美,而無盡地莊嚴宇宙。
此無盡莊嚴真我之內容,如實知見與體驗之處,才有真言密教之特質。同時,為導入此體驗境地,時而現出五百由旬之化城;時而舉楊柳之愛,以安撫無知小孩般,應機處變、方便說法,因而顯現了二乘與三乘或一乘之顯教。大師之《辯顯密二教論》雲:“所以化城息賓,楊葉愛兒,何能無盡莊嚴,得保恆沙之己有乎”。而予以喝破。
大師之後,禅、淨土或日蓮等各宗,及新興宗教相繼崛起,擴張自己立場之教線,雖以種種方便吸引民眾,但都未能發揮至無盡莊嚴,與把握恆沙己有之妙境。真言密教卻能予以發揮、體驗、宣揚,因為這特質,將永遠不失密教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