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國佛教經過四，五個世紀的流傳後，進入了宗派的形成和發展的大成時期。唐代政治統—，經濟繁榮，長安成了國際文化交流的重鎮所在。佛教也綜合南北思想體系，八宗相繼成立，大德輩出，譯事發達，義學空前活躍。
在佛教發展的這個重要時期，唐代統治者的佛教政策如何?在佛教的日趨鼎盛的過程中起了哪些歷史作用?這些問題頗值得探究。本文對唐高祖、太宗、武則天，玄宗、武宗等幾個重要時期的帝王與佛教的關系進行綜合性的論述，同時對其它諸帝也做舉要式的說明，兼論其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由於二百九十多年的唐王朝，二十幾位帝王，對佛教的態度錯綜復雜，前期輿稍晚迥然不同，說清這些誠非易事，尚待才家通人不吝賜教。
二、唐高祖與佛教
(一)草堂寺為子祈疾
唐高祖李淵(在位時618———626)早年信仰佛教，在隋炀帝大業初年當時他為鄭州刺史，曾為其子李世民在草堂寺祈禱身體康復，當時李世民才九歲(《全唐文》卷三載有傅堂寺為子祈疾疏)),後來李世民的病好，他認為這是三寶加被，便造了一尊石佛像送寺供養。這則資料表明了他早年對佛教的態度及看法。
(二)在京城設十大德統攝僧尼
為了加強對僧團的管理，唐高祖即位後便想用行政力量來精整山門，於武德二年(6(619)，於京師設十大德統攝僧尼。《續高僧傳》卷十一《保恭傳》上說：“武德二年，下敕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禅定為大莊，乃舉十大德統攝僧尼。”十大德的設置，綱紀教團，有效的維護了僧尼利益，同時也對僧團進行整頓。保恭、慧固等人都是望重教界高僧，深得大眾的欽敬，京辇諸僧懾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禅師志行諸澄，可為綱統，朕獨舉之”。(同上傳)
(三)普建道場設無遮大會
唐武德元年(618)，於朱萑門南通衢上，普建道場，設無遮大會，一時沙門、道士雲集。同時於並州，立義興寺。《續高僧傳》卷十九《智滿傳》上說：“武德元年，乃韶滿所居宅；為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已滿德為物歸，道聲更遠”。智滿為當時“化宗所被，歸宗如市”的高僧。由於北蕃南侵，曾韶敕選二千僧尼編民入伍，但智滿所居寺院，高祖又特放許：“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不難看出高風亮節的智滿為帝室所重。同年又在太原立太原寺，於華陰立靈仙寺，京城立會昌寺、證果尼寺、來仙尼寺，又為太祖帝後等造旃檀等身佛像三軀(見《法施珠林》卷一百)。《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法周傳》上說，當時以感通神異著稱的沙門景晖曾預言高祖當承天命，多與谶符，為立勝業寺．又沙門昙獻於隋末設粥救饑民，為其建慈悲寺(見《兩京新記》卷三)。另據《唐大韶令集》卷113《道釋》記載：“武德二年(619)正月，高祖還曾下韶，要全國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的三個月裹，不得行刑屠釣，永為國式，韶文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街虛，至德其殘殺”。
以上所述，我們看到唐高祖李淵崇佛的種種行徑，無論建寺安僧，加強對僧尼的管理等方面均有建樹，但由於開國伊始，政務繁多，征戰未休，沒有更多的去考慮宗教問題，晚期政局穩定，開始制定佛教政策，顯露要從政治、經濟上限制純化佛教的意向。
(四)《沙汰僧道韶》清整教團
唐初的佛教勢力雄厚，教團力量也十分強大，當時的僧尼20萬，享有不納稅，免兵役，不受俗法治理及不拜君親的種種特權。僧團內部龍蛇混雜，出現許多不法現象。寺院擁有眾多的土地及佃戶，從某種程度影響了國家經濟。故規定道，僧誦經、受戒者道士與僧給田三十畝，女冠與尼給田二十畝，企圖從法律上限制僧道的占田數量(見《唐六典》卷三)．在政治上，當時太史令傅奕數次上疏高祖清除去釋教，他是唐代第一個站出來反對佛教的人。據說，他曾把魏晉以來反佛者的事跡編集成書，題為《高識傳》十卷，用以宣傳反佛思想．武德七年(624)上書說佛法害國，六朝的梁武、齊襄足以借鑒，其人好老莊，又尊儒學，從社會政治角度來反對佛教。資料見《舊唐書》卷七十九《傅奕傳》，在《全唐文》一百三十三卷載有傅奕《請廢佛法表》以十—條建議來廢除佛教。傅奕的疏文傳出來之後，在佛教界引起極大震動，法琳做《破邪論》，虞世南為之序，來反駁傅奕．同時沙門普應、慧乘也紛紛著論進行反擊。雙方辯論激烈。武德八年(625)，高祖下韶敘三教先後，“老先、次孔、末釋”。武德九年，高祖下韶詢皇太子建成沙汰佛教意思，其诏書曰：“朕惟佛教之興，其來自昔。但僧尼人道，本斷俗緣，調課不輸，丁役俱免。理應盡形寺觀，履德居真，淨命釋門，清身養素，比年沙門乃多有愆過，違條犯章，干煩正術，未能益利教化，翻乃左道是修，佛戒雖有嚴科，違者都無懼犯，以此詳之，似非誠谛．今欲散除形像，廢毀僧尼，辄爾為之，恐駭凡聽，寧子明言，可乎不可?(見《法琳別傳》大正藏50卷P200下)建成上疏為佛教聲辯，群臣的意見不統一，最後下诏書沙汰僧尼及諸道士。诏曰：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獲有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阙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其余天下諸州，各皆一所，余悉罷之。(見《全唐文》卷三)
很明顯，由於寺院的職能倒退，部份僧尼行為腐化墮落。唐高祖的《沙汰僧道韶》和傅奕的《清除佛疏》，兩者的出發點，是迥然不同的。傅奕是要從根本上廢除佛教，而唐高祖則是為了。正本澄源，是因為看到少數位僧尼不能用功辦道，部份寺院生活雜濫，大有傾毀妙法的危險。他為了沙汰濫偽寺僧，純化僧團，才下韶書的。而對精進練行，持戒嚴謹，則國家供養，達到長存妙道，永固福田的目的。然而這項措施。在教圍方苎也起到一點效果。據《新唐書》和《資治通勸記載，高祖下韶沙汰僧道，是在武德九(626)四月，同年六月又下韶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見《唐會要》卷477的敕文)。等於宣布撤銷《沙汰僧尼韶》，《舊唐書》卷—《高祖紀》上則說“事竟不行”。
唐高祖對佛教的政策十分微妙，他深知“寬嚴皆誤，”一邊建寺造像，一邊清除偽濫，限制僧尼數字發展，後者則對唐太宗啟示很大。
三、唐太宗的佛教政策
宋人歐陽修修認為唐太宗對佛教極為崇奉，弘贊教法，而近人湯用彤則主張，在唐代諸帝中，太宗實以不信佛著稱。對唐太宗和佛教的關系的看法，何以在相徑庭？原因在於唐太宗本人對待佛教的態度本身就存在種咱矛盾。唐太宗即位後，勵精圖治，百業俱興，制定了大唐帝國的長治久安的基本藍圖。在佛教政策方面，他對唐高祖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經過多年的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政策，對唐代佛教興衰有重大影響。本文試從對唐太宗崇佛、抑佛方面去對其人與佛教的關系加以剖折。
建寺、設齋、度僧
唐太宗即位不久，貞觀三年(629)，就捨通義宮為尼寺，《全唐文》卷九《捨舊宅造興聖寺诏》上說：“……朕丕承大實，奄宅域中，……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靜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神祠，敬增靈佑，宜捨為尼寺。”為報母恩，捨舊宅通義宮為尼寺。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又下了一道《為戰陣立寺诏》，要在當年各戰陣之地，修建寺廟，借助三寶力量薦拔亡靈。诏書曰：“……日往月來，逝川欺斯遠。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镬，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用忘與寐，思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管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隕身者，戎陣者，各建寺剎，招延勝侶。望法鼓所震，變火宅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見《全唐文》卷五)為戰爭當中敵我雙方陣亡的將士建寺起度，充分顯示了太宗的冤親平等的博大心胸。遵照這道诏書的旨意，於如下的七個地方修建寺院，於晉州(破宋金剛處)立慈去(褚遂撰碑)，於汾州(破劍周處)，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碑)，於邙山(破王世充處)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碑)，於洛州(破劍黑達處)立弘福圭(岑文本撰碑)。以上敕建的寺院均在戰爭重地，起到取慈去殺，淨化人心的作用，同時還給賜寺院大量土地車、馬等。不僅在戰地上修建寺宇，還為他在征戰時所殺的將士“建齊行道”。《全唐文》卷四《為戰亡人設齊行道诏》上說：“……朕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戰，所向平珍，然……凡所殪，難用勝紀，……竊以如來聖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為重。……今宜為自征討以來，手所誅翦，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為建齊行道，竭誠禮忏。……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宏濟。滅怨障之心，趨菩提之道。”太宗為征戰之際所殺的人建齊行道，依仗三寶功德，永離萬劫之苦。在《全唐文》卷八還有唐太宗《為已故禮部尚書虞世南齊僧诏》，其時齊僧五百，造佛像一軀。
經過隋末戰亂的風暴，佛教受到了很大打擊，寺宇破敗，僧尼銳減，唐太宗每思之則良用慨然，因此兩次下诏，要全國各地，普度僧尼。《全唐文》卷五《度僧於天下》上說“二乘結緣，濟度為先，八正歸依，慈悲為主……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為僧，僧尼總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華夷。當處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務須精誠德業，無問年之幼長，其往因減者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全唐文》卷八《諸州寺度僧诏》雙：“……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可見唐太宗對振興佛教出力頗多。”“度僧立寺，”“廣事弘持”。在度僧當中嚴格規定官度，並有一定的限度，維護山門的莊嚴，功不可沒。當時共有寺3716所，度僧尼18500人。
(二)敕頒《佛遺教經》及禮敬高僧
為了進—步對佛”情深護持“，他還專門下韶，頒發《佛遣教經》。《全唐文》卷九《佛教經施行敕》上說：”……《遣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所說，誡勸弟子甚為詳要，末俗缁素，並不崇奉。大道將隱，微言且絕，永懷聖教，用思宏闡……多寫經本，務在施行…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見僧尼行業與經文不同，宜公私勸勉，必使遵行。
如此一來無論京官、州官、人手一冊《佛遺教經》，憑以監督。檢查僧尼們的行為是否輿經相符。如不符者，則進行公私勸勉，以使佛門純淨，宏闡聖教．為護持正法，唐太宗可謂功績可嘉。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對當時一些上層僧侶也特別的優禮，如貞觀六年(632)，太宗诏請華嚴宗初祖杜順進宮。下殿親迎，賜號“帝心”，結果朝廷上下對杜順禮敬備至；貞觀九年律學大師智首死，太宗敕令為他舉行葬禮，由朝廷供給葬具，命房玄齡，杜正倫；辛大臣親往吊祭。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與玄奘的關系。玄奘從印度歸國途中，到了於開，上表太宗。太宗立即韶復玄奘：“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輿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己敕於阗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敦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迎接。”(見《全唐文》卷七昭玄奘還至於阗國進表韶))。玄奘到洛陽，太宗立即“別敕引人深宮之內殿……談敘真俗……從卯到酉(早上五時到晚七時)，不覺時延，迄於閉鼓。(《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玄奘在會見時，請求搜擢賢明，組織譯場，太宗對玄奘說：“……造宏福寺，其處雖小，禅院虛靜，可為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房玄齡商量，務令優給(見《大正藏》卷五P253)。這樣玄奘從洛陽回到長安後，延請知名高僧如道宣、神泰、玄應等十二人證義，又征集綴文等相敷十人，襄助譯事，大臣於志寧，許敬宗，杜正倫也參與了譯事。玄奘在弘福寺建立了規模宏大譯場，開始了他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譯經事業。貞觀二十年(646)玄奘把他撰述的《西域記》奉表上聞，太宗韶答(見《全唐文》卷八《答玄奘法師進書诏》)。太宗又親為玄奘所譯經作《大唐三藏聖教序》……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民仰德而知道。(見《全唐文》卷十)。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披覽玄奘所進新譯《瑜伽師地論》，對侍臣說：“朕觀佛經，瞻天俯海，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猶汀滏之池方溟渤耳!而世雲三教齊致，此妄談也。(見《大正藏》五十卷P454)隨即敕令秘書省繕寫九部，分發雍、洛、並。相、荊兖、揚、涼、益九州，以輾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聞之義。(同上)。同年慈恩寺落成。又度僧三百，請高僧五十人人住。別造譯經院。請玄奘移居翻譯，並任上座之職。玄奘移居之日，真太宗及皇太子等親執香爐臨送，場面莊重，觀禮者數萬人．唐太宗直到死前仍和玄奘談論佛法，問及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跡，歎相見恨晚，不能廣做佛事為憾。
以上兩則不難看出由於多種原因，使唐太宗對佛教產生了信仰，他曾在《弘福寺施齋願文》裹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發誓惟以丹誠，皈依三寶。，表示自己的最終追求是。願心悟無為，神遷妙喜……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在《大興善寺鐘銘》裹，他又自稱是”金輪天王“的化身，要以度生為己任，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與梵音而俱遠…¨圓海有竭，福祚無窮，方石易銷，願力無盡。(見《全唐如卷十)，唐太宗對佛教實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佛教迅速恢復發展起來，寺宇重輝，僧尼得度，譯事隆盛，宗派爭鳴，一派生機的景象。
(三)抑佛點滴
唐太宗即位初年，及至晚期，對佛教的態度有些矛盾．上述的則是。護法情深的帝王，然而他也對佛教采取—些抑制措施。《全唐文》卷八《貶蕭禹手韶》上說：……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沙門，傾帑藏以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庭．…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虛報施之微，何其謬也梁武帝的後裔蕭禹信佛，太宗下韶貶斥。在這道韶書裹，太宗又鄭重聲明，佛教不是他所尊信，又舉梁武帝等人奉佛的結果。”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唐紀》八《太宗》)。不但如此，還在實際行動上限制佛教，抑制佛教。在即位之前，又將洛陽的寺院焚毀，凡曰道場，盡為消除。即位之初，又多次檢校僧團，清肅非濫。對於一些非官度僧尼，都處以極刑。其中雖也有韶令天下度僧之舉，然而度僧數字限制極嚴，強調。總數以三千為限。，被度的對象“務須精誠德業，……若官人簡練不精，宜綠附殿失，但戒行之本，惟尚無為”。對假慕沙門，妄稱神通，以不法方式謀財者，皆以刑罰，“務使法門精整”(見《全唐文》卷五《度僧於天下韶》)。
貞觀十一年，唐太宗用行政力量來干涉佛道之爭，強制規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韶》，這位“皇帝菩薩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態，嚴正宣布，“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見《全唐文》卷六)。發生在貞觀年間的道先佛後問題爭論，就是圍繞著逭道韶書展開的．在社會上掀起一場軒然大波，沙門智實、法琳、法常、慧淨等伏阙上書，請求太宗收回成命，結果智實被杖責放還。貞觀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論毀謗皇室。法琳被貶至死(見《全唐文》卷六《诘沙門法琳韶》)。
(四)唐太宗奉佛、抑佛之剖析
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前後矛盾，實際上他的作法輿當時的社會背景息息相關。在思想界，佛教至唐初已有六、七百年的發展，已與中國古有文化相協調，擁有眾多信眾和社會基礎，佛學理論遠遠超過儒道兩家。輪回、報應的觀點更使人歸仰如市，影響巨大。在政治上，一些士大夫也紛紛皈依佛教，著名的士族如蕭禹、蕭瓊、李百藥、杜正倫、岑文本、虞世南。杜如晦、裴寂均崇佛虔誠。當傅奕反佛之時，蕭禹等人挺身而出，與之抗爭。在經濟上，僧尼享有免租役等特權，僧尼寺院數字激增，並擁有眾多土地和勞力，影響了朝廷的收人和兵役來源。諸多原因使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不僅僅是信仰問題，帶有較濃的政治色彩。道先佛後的爭論實際上是堅持唐高祖自稱為李聃後裔的說法，提高道教的地位，是因為。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是他的始祖，更重要的是借道教始祖的後代來提高李唐皇室的聲望，以與那些自高門第，妄自尊大的山東老牌士族相對抗。所以表面是道先佛後的宗教問題，其中有復雜的民族及政治問題。其目的是有利於唐王朝的統治，這—點也無可厚非。
在控制建寺度僧方面，我們知道在太宗時代。唐王朝尚處百業待興之際，隋末大起義的酶擊還傷痕累累，其時全國戶不滿三百萬，大量土地荒蕪，蒼茫千裹，人煙斷絕，鷄犬不聞；道路蕭條。(見《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所以對雄材大略，勵精圖治的唐太宗來說，增殖戶口，發展農業生產，乃是當務之急．如此—來，對寺院濫度僧尼特別敏感，嚴格控制寺院僧尼的數字。禁止私度，這都是為了使佛教的發展不要超過一定的限度。不得不采取的抑制之勢。
對過去僧尼干涉政治、造反等等弊端，他也警惕不懈，所以又特此修訂寺院規章制度，使僧尼必須遵守。總之，他只所以對佛教采取—些限制政策，是力求消除或盡量縮小佛教對國家的不利作用。同時又極力提倡佛教的慈悲、濟世。報四重恩的宗旨，來發揮佛教有助於王化的作用。他韶令在戰場建寺，設齋行道，都說明了這個問題。在唐太宗征遼失敗後，對佛教更是信仰彌深，這也與他推行休養生息、貞觀後期經濟出現繁榮的國家和寺院在經濟上的矛盾已趨向緩和有直接關系。因此身為帝王的唐太宗有其信佛與抑佛的兩面，一些抑佛的措施是為有利於他的統治，同時也以君主的身份來整頓教團，提高了僧尼的素質。貞觀年間高僧輩出就說明了這—點。
四、武則天輿佛教關系概觀
(一)武則天輿《大雲經》
武則天母家出身楊隋皇室，世代奉佛．其人也特重佛法．在封建社會女人當皇帝，從儒家的立場來說難以接受，因此她想要通過—切手法來獲得政隴，必須要在輿論界制造氣氛。對符瑞圃知興趣極大，垂拱四年(688)，武承嗣偽造瑞石說：“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見《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後》)。武則天見後興奮非常，稱其石為“寶圖”。六月又得瑞石於汜水，也暗示女子當成帝王。在689年，當時沙門懷義輿法朗等人撰《大雲經疏》說她是彌勒下生，在閻浮提稱主。然而《大雲鋤在此前已有幾種譯本，只是本文有女主的文字，懷義等人才注疏上表。同年九月，武則天自立為帝，改國號曰“周”，改元天授。《舊唐書》卷六《則天本紀》上說。……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雲，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武後當即下诏頒《大雲經》於天下，在各州郡建大雲寺，度僧數千人。此後武則天對佛教極力提倡，表現出強烈的護法熱情，如在天授二年(691)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徹底改變太宗時道先佛後的政策。關於這一點在《全唐文》卷九十五上說：“朕先蒙金口之記，又承實偈之久，……大法闡奧，明王國之祯符……馭—境而敷化，弘五戒以訓人!受開革命之階。方啟惟新之運。自今已後，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處黃冠之前。……布告遐迩，知朕意焉”。(見《釋教在道法之上制》)
《新舊唐書》所說沙門的偽造的《大雲經》現已無從查考，而在北涼昙無谶翻譯的《大雲無相經》裹則談到了女人稱王的事，如“……有一天女，名曰淨光……佛言天女!汝以是因緣，…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王輪……”。又說：“是天女者，……為眾生故，現受女身，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即承正，威伏天下，合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奉承，無違拒者。”(分別見《大正藏》十二卷P1098、1107)這段經文被武則天看做是佛對於她當王的授記．並且，懷義。法朗等為《大雲經》進行注疏。說經裹所指的女王就是神皇武後．武則天對撰疏的雲宣等九人別賜爵縣公及賜紫色袈裟。並且在天授元年(690)十月，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藏《大雲經》．請義學沙門登座講解卜(見《資治通鑒》卷204《唐紀》20《則天後》)又在長壽二年(693)，菩提流支譯出《寶雨經》十卷，再次談到有位“故現女身的菩薩，為自在主，統治天下。”故在聖歷二年(699)經》十卷《華嚴》譯成，武後親為制序曰：“金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展披詳；《寶雨》之文後及”。在《大周新譯聖教序》也說：“甘露之旨既深。《大雲》之喻方遠。”《大唐聖教序》還說。重開甘露之門，方布《大雲》之蔭。(以上均見《全唐文》卷九十七》。
可見武則天的稱帝，與《大雲經》及《法雨經》的預言記載有非同尋常的關系。她之所以對《大雲經》及化教的重視也不難理解，主要是《大雲經》等在佛教上為她武周政權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重視《華嚴經》
武則天時代以前，《華厳經》曾在晉代有六十卷的譯出，她聽說晉譯的不全，於是派人去於阗取回梵文全本。 並親自組織這部經的譯經活動。 由實叉難陀擔任主譯。梵僧戰陀提婆譯語。法藏筆受，復禮綴文，圓測、弘景等人證義，女皇本人也親自參與。證聖元年(695)，於洛陽大遍空寺開始翻譯， 到聖歷二年(699)十月翻譯完坒，共八十卷，亦稻唐譯華嚴。武則天對重譯《華嚴經》十分重視，在她的統治時代，形成了以此經為理論根據的華嚴宗，並且親自為新譯《華厳經》撰寫序言曰：“……華嚴經者，諸佛之密藏，如來之性海，梘之者，莫識其指歸，挹之者，莫測其涯際，有學無學者，絕窺觎，二乘三乘，寧希聽受……一句之內，包法界之無邊，一毫之中，置剎土而非隘。……敬譯斯經…添性海之波瀾，廓法界之疆域，大乘頓教普被於無窮，方廣真诠遐該於有識……(見《全唐文》卷九十七)。
上邊的序言字裹行間道出了《華嚴經》核心大義。也可以看出武則天對此經也研習有素．長安四年(704)敕眾僧於內道場，建華嚴法會。著名華嚴大師法藏親自給武則天講解此經。由於經中的六相，十玄的玄理使她茫然，法藏以殿前的金獅子為喻，如是重重無盡道理方才豁然，這就是有名的《金獅子章》。
(三)、對禅師的禮敬
談到武則天輿佛教的關系一定會提及她對禅師的禮敬。尤其對兩京法王，三帝國師。的北宗禅匠神秀，深深仰慕。神秀在當時北方名聲大振，“四海缁徒，向風而靡，道譽馨香，普蒙熏灼”，為一代禅宗耆宿。武則天於長安年中(701——704年)請神秀到京師魄說神秀已95歲)，神秀“肩興上殿”，武則天“親加跪拜，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敕於昔住址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自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谒，望塵拜伏，日有萬計”(以上引文見《宗高僧傳》卷八《神秀傳勸。不僅對神秀如此，對南憚的慧能也表敬禮，派人禮請，慧能托病不出，只將得法袈裟請到長安，內道場供養。在武則天的政策下，無論長安，還是南方。撣宗風靡各地，禅師輩出，對撣宗的弘傳發展，厥功其偉!
(四)、集僧尼之資造像
長安四年(704)夏，四月，武則天決定在洛陽北邙山的白司馬陂，鑄造一尊特大佛像。因為造像工程巨大，耗資甚多，光靠朝廷出資有困難，於是希望所有僧尼集資修鑄，很快收集十七萬。她自己也出脂粉錢二萬以助其事。雖然此時有內史狄仁傑等人的陳詞反對，終無濟於事。大佛的建成雖然花錢很多，但其作用難以估計，建造大佛對在民間推廣佛法，樹起佛教慈悲濟世的理念，淨化人們的心靈，維護社會的和平等等都有其歷史作用．況且造像之資大都出自寺院及僧尼之間，非出白宮府，無論朝野或民間對僧尼的看法的改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蘇環傳》上說：“武周之世，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當大佛建成之後，武則天率“百僚禮祀”。又在《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後》上說：“……禁斷天下屠殺”。此項規定持續了八年在全國范圍內禁止殺生。對佛敎的慈悲戒殺的主張在民間的普及，以及在群眾中提倡慈悲的觀念，對治國治人都大有好處。
(五)、余論
佛教在武則天時代不但得到了全面恢復。同時有了長足發展，首先改變了太宗時期的道先佛後政策，使佛教處於國教地位，。弘五戒以訓人。即是明證。建寺造像度僧也不遺余力。一時出現了。裹蒼動有經坊，環貴亦有精捨。(見《舊唐書》卷八十九《狄仁傑傳》的情況。大雲寺遍及州郡。在她統治期間，佛教的華嚴宗、禅宗。唯識宗、律宗紛紛趨於鼎盛，一時高僧如林。華嚴宗的法藏深得武後的禮敬，再譯華嚴，功德無量。唯識宗的玄奘、窺基活躍在佛教界，不僅傳譯了大量典籍，同時撰寫了大量的佛學著作。律宗的始祖佛教史學家道宣也弘化此時，協助奘師譯經，歸隱終南，撰述律著等值得稱道。禅宗的慧能，神秀，武則天均非常仰慕，禅宗在南北兩地更是遍地開花。淨土宗的善導也在武則天時代創宗立說，舉揚淨土。天台巨子智威，佛史學家道世都是此時的名德。同時譯事發達，著名的譯師如菩提流支，實叉難陀，義淨等大師均譯著等身，為宗派的創立，佛學爭鳴，做了理論及文獻上的准備。唐代是佛教的黃金時代，而武則天時期，在她的支持下，佛教思想理論走向成熟，宗派林立，佛教的社會地位較高，可以說武則天時代是唐代佛教最興盛的時期。
五、唐玄宗的抑佛
中興唐朝的玄宗李隆基，在他繼位的開元期間。唐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玄宗的統治時期(713---755)，主要在開元前期，社會安定、經濟、文化日益發達繁榮，在宰相姚崇的建議下，開元前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廢除苛捐雜稅，廣開言路、用人唯賢，刑賞得當等等，促進了社會發展。開元之治。即指此一時期。到開元後期，尤其是天寶年間(742---755)，階級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日益深刻尖銳，終於發生安史之亂，唐朝從此走向衰落。
唐玄宗對佛教的政策，配合其政治改革的需要，對佛教采取限制發展的措施，雖然輿密宗因緣較殊勝，但總體上佛教在此時處於被限制的狀態。
(一)、玄宗輿開元三大士
開元期間，先後從印度來了三名梵僧，即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佛教史上稱他們為“開元三大士”。經過他們傳譯經典，弘布密法，在開元期間創立了密宗，這是在玄宗在位時期唯一成立的佛教宗派，跟玄宗的關系也十分親密。
善無畏(637——735)，原為中印度的貴族，後出家為僧，曾於那爛陀寺學習密教。開元四年(716)來到長安，玄宗久聞其名，遣將軍史獻出玉門關等候迎接。深受玄宗的禮遇，先住興福寺，繼敕住西明寺，寧薜諸王都一一降禮欽重，嚴飾內道場，尊為教主。開元五年，玄宗韶敕善無畏於菩提寺開始翻譯經典。開元十二年，又隨玄宗人洛陽，住大福先寺，先後於長安、洛陽兩地譯出密宗典籍多部，共十余卷。影響最大的是《大日鋤七卷，相當於密宗的宗經，密宗的基本理論都包括在這部經裹了．開元二十三年(735)，善無畏示寂，贈鴻胪卿。
金剛智(669--741)，南印度人，婆羅門種，自幼出家，先習經律，後專密教。開元八年，(720)來到長安，玄宗敕迎住慈恩寺，尋徒薦福寺，所住的寺院必建大曼茶羅、灌頂道場以度四眾。義福一行憚師及不空三藏皆行弟子禮(見《宗高僧傳》卷一《金剛智》)。開元十一年敕金剛智於資聖寺翻譯密教經典，主要譯有《金剛灌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綳四卷等。開元二十九年示寂，玄宗敕賜“國師”稱號，代宗時又賜“大弘教三藏”。
不空(705——774)，北印度人，婆羅門種，自幼來中國，年15歲。禮金剛智為師，20歲在廣福寺受戒，旋即奉诏參與金剛智的譯場，協助翻譯密宗經典。開元二十九年，奉師命赴五印度及獅子國，尋求密藏梵本。天寶五年(746)返回中國．據唐圓照《貞元釋教綠》卷十一記載，不空共譯出密教經典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主要譯有《金剛頂經》三卷，為密宗重要典籍。天寶五年玄宗請不空住進鴻胪寺，並在皇宮為玄宗受。五部灌頂”，成為玄宗的戒師。在玄宗、肅宗。代宗時期，不空備受尊崇。開元三大士中影響最大的就是不空，密宗也在此時正式成立。在玄宗時期，密宗的另一主要人物一行禅師，協助善無畏翻譯《大日經》，並撰《大日經疏》敵二十卷，成為密宗的重要著述．圓寂後被玄宗賜谧為“大慧禅師”。上述幾人當中，不空深得玄宗的親信，多次在宮廷主持密壇法會，祈福消災等，還經常在皇宮講。“仁王般若經”。不空本人具有—些神通，如祈禱。咒術均能應駐，玄宗時期敬重密宗，跟開元—大士本身的卓越的功能有關，也反映帝王奉佛現實的—面。
(二)、奉佛余說
開元十八年(730)兩京崇福寺僧人智升進所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玄宗敕人大藏。
開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又將他《御注金剛般若經》“頒行天下”。對此，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丞相張九齡等人上表祝賀，玄宗復韶曰：“僧徒固清，欲以興起，心有所得，辄復疏之，今請頒行，仍慮末惬”(見《全唐文》卷三十《答張九齡等賀御注手韶》)。不鲢出玄宗對《金剛經》的研究還頗有心得。
開元二十六年(738)，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兩寺。開元二十七年(739)，敕天下僧尼，國忌日，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千秋節，就開元寺祝壽．天寶三年(744)四月敕兩京天下州郡，取官手鑄金銅天尊及佛像各—軀，分送開元觀、開元寺供奉。
以上的幾條資料都清楚的表明，玄宗對佛壓抑的同時，也有提倡的—面，只不過在政策上加強了限制而已。
(三)、沙汰僧尼、禁建寺院
佛教在武則天時代得到迅速發展，宗派相繼成立，寺院、僧尼數字猛增，寺共有4000所，占有大量土地，雖然土地來源多種多樣，但眾多的僧尼則享有免租稅等一系列特權，寺院經濟的膨脹，及修寺院費用的錢財，數以萬計，嚴重影響了以帝王為首的封建經濟．玄宗時期，據《舊唐書》卷四十三祠部記載：寺院有5358所，僧尼126100人。玄宗采納了姚崇的建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阻止寺院和僧尼的過度發展。首先，下韶淘汰僧尼偽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俗，敕百官勿得創寺，民間勿得鑄佛、寫經。又下诏說：“僧尼數多，俞濫不少．先經磨勘，欲令真偽區分。仍盧猶有非違都遣撫檢，聞奏此造籍，以為准繩”。(見《全唐文》卷三十《檢括僧尼诏勸。通過沙汰濫偽的做法，使—些不法及私度僧尼還歸民戶．而編造僧籍，又加強了對現有僧尼的控制及管理．在度僧方面也十分苛刻，逢重大節日方有少數人得度．《全唐文》卷二十六上還載：“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後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任經所縣，陳牒檢驗，然後聽許”。強行規定不得隨意建造寺院。並敕令，“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人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見《新唐積卷四十八)。713年，玄宗又命令采訪使王志音在各州郡拆毀那些“無敕寺院”．並下韶對全國寺院進行清理整頓，指出一些沙門不能依教修持而奔走權貴，生活腐化，部份還私度沙彌等，均給予處分(詳見《全唐30》卷三十《澄清佛寺韶》)。在《禁僧徒斂財诏》還特別說明一些不法僧尼出家動機不純，“唯財是斂”，通過種種方式謀取財物，無心於道業，浪跡民間。對此規定，鑒於一些行為不軌僧尼的表現，自此以後。僧尼除講律以外，一切禁斷。六時禮忏，須依律儀，午後不行，宜守俗制。如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科罪。(同上書)凡在鄉村巡游教化，往還百姓之家，都在禁限之例。同時又用試經度僧的方法度僧。對於玄宗這—系列的措施，我們應該給予積極肯定。這些做法雖有政治目的，對佛教來說未嘗不是好事，借助行政力量來提高沙門素質，維護了僧團的整體利益。尤其試經度僧制度，對唐朝的度僧的素質的提高，起到不可估計的作用。
(四)、韶令僧尼必拜天子
關於僧尼是否澧敬君親的斗爭，束晉南朝出現了不同情況，雖然在庾冰輔政時期，桓玄當權之際及劉宋孝文帝都曾先後站在統治階級立場，從儒家的名教綱常出發，要求沙門應敬王者，月旺化，稱臣子，但是，這種政策或遭到了佛教界強烈反對而未果，或行而復廢。北朝有道人統法果帶頭禮拜帝王之舉，其後禮敬帝王也一直在起伏變化。而唐初高祖，太宗對佛教采取了限制的政策。武則天的奉佛，改變了前代的做法，聽任造寺度僧，廣大僧尼享有種種特權，包括不禮拜天子在內。從唐玄宗開始，王權反對佛教特權的斗爭達到了高潮。玄宗即位不久。就於開元年下韶：“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見《全卷文》卷三十)至開元二十一年，又頒《僧尼拜父母柵，要求僧尼學習道士、女冠，“不自貴王”，“稱臣子之禮”。並令“自令以後，僧尼一依道士、女冠例，兼拜其父母”。前後兩道诏令，時隔近三十年，在佛教方面無人出來輿之抗爭，只有按韶令執行。對此《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崇玄署》上說：“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宗高僧傳》卷十五《義宣傳》上也載：“自漢至唐肅宗朝，始見稱臣，由此沿而不革”。這都說明僧、尼放棄。方外之賓。的特權，禮拜君親，玄宗時有的僧尼仍舊卓然不群，保持清高出世之表，與其韶令分庭抗禮，但都屬於非法行為，受到法律制裁。在佛道關系上，唐玄宗一反武則天“釋教在道法之上”的規定，恢復了太宗時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的舊制，此後幾乎一直在唐代推行。
六，唐武宗的減佛
(一)，武宗前唐代佛教概述
貞觀以後，尤其在武周統治期間，佛教達到鼎盛，譯事發達，塔寺林立。僧尼眾多。直到會昌法難為止，天台、三論、華嚴、法相、真言、淨土，律，撣諸宗都已成立。如華嚴宗自杜順以來，經智嚴規模略具，再傳到法藏，長於辯術，大弘宗義，其後又經澄觀著《八十華嚴疏》，著述豐富。澄觀傳法給宗密(會昌元年示寂)，著原人論，兼習撣宗，為—代大德。天台宗自智者以來，由灌頂繼承師法，傳至湛然，中興天台。大張教綱，輿華嚴、禅宗呈鼎立之勢。法相宗由玄奘開宗設教，弟子窺基繼緣著述，復由慧韶、智周、如理等人的弘通，此宗已全盛。然而法相宗義理精微，不易普及，開元以後趨衰微之勢。真言宗經開元三大士及不空而創立，典籍儀軌系統完備，再由惠果，真言宗進入黃金階段．而法難也在此時。淨土宗由道綽、善導遠承昙鸾的系統，深得人們普遍信仰，成為一時的主流。念佛法門傳至民間，根深蒂固。律宗由道宣承智首的法統，以大乘學說解釋小乘律，於是大成律宗，此時又有法勵、懷素弘傳四分律，三家的弟子遍天下．禅宗自達摩以來，至弘忍，在其門下以神秀、慧能為佼佼者。慧能親承衣鉢，大吹法鼓於曹溪，道風日遠．晚年弟子遍及南北，各地開花。弟子有青原行思。南陽慧忠，荷澤神會、永嘉玄覺、南獄懷讓。各領風騷宗門，到會昌法難時，禅宗勢力最大，堪稱獨秀。三論宗人唐後即衰微，故不述。
(二)、武宗減佛的原因
1、佛教勢力的強大；上述的情況表明佛教自人唐以來。由於先後得到朝廷的提倡，佛教發展迅速，其影響也日益廣泛。武宗在廢佛敕裹說：“……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見《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本紀》)。這說當時已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寺院經濟豐厚，僧尼不可計數，對以皇帝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已構成了嚴重威脅的程度，武宗並且還聲稱。害法害兒無逾．此道?“(同上書)。因此他采取了粗野、暴烈、無知的行為來毀壞佛教，完全不顧及佛教的社會地位影響。這種做法表現了其人政治目光的淺陋，深受士人佛徒所不齒。
2、偏信道教，由於唐武宗幻想長生，加上李氏王朝追李聃為始祖的原因，而崇尚道教，欣賞道教的長生之術．即召集道士趟歸真等八十一人來宮中，在三殿修。金錄道場。，武宗親到三殿，於九天壇受法。會昌五年(845)正月。武帝還敕建望仙台於南郊，規模宏大．以道士趙歸真為右街道門教授靜為銀青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並請他治理崇玄館，吏屬、鑄印均有。武宗原即對佛教沒有興趣，加上道士趙歸真等人的從旁煽動，更增加了其對佛教的厭惡。
(三)、法難前對佛教的種種做法
根據日僧圓仁《人唐求法巡禮記》，將武宗在沒有正式毀佛前已有種種行為來打擊佛教。圓仁身遭法難，耳聞目睹，所述極詳。
開成五年六月十二日聖誕之時，於大內供齋，兩街大德與道士互相辯論。道士身著紫衣。大德不可。南天竺寶月三藏入朝，其人及弟子被收禁棒打。開成末年，召道士趟歸真八十一人人禁中，親受法綠。會昌二年三月三日，敕無籍僧還俗，不置童子沙彌。武宗毀佛至此已見端倪。五月腳卜國僧人進行檢察，敕停止宮內供奉大德二十人。六月十一日值聖誕日，敕僧道在殿前辯論。道士二人著紫，沙門如舊。十月十九日，敕下全國所有僧尼凡習咒術、禁令、雜工巧，及不修戒行者，並勒還俗，充人兩稅戶。先後還俗者達五千多人。會昌三年四月中旬，敕殺天下摩尼師。五月二十五日勘問諸寺外籍僧的來由。六月有韋宗卿進《涅槃經疏》二十卷，《大圓伊宗鏡略》二十卷，武宗敕焚之，並毀其稿，並斥佛為戎人，經疏為胡書，在此前後又敕焚宮內佛經，埋佛菩薩並天王像等。九月敕兩街功德使疏中城中僧人。無籍僧盡令還俗，其它諸州依此行事。從此，京城內講經說法全部禁絕。會昌四年三月敕不許供佛牙，包括五台山，法門寺等均不許供養，如有違者處之以刑，因此諸州縣無人來往朝拜，又准敕勘責有僧無公驗者。可以在當處打殺。焚燒內道場所有佛像，而供奉天尊老君。同年的聖誕不召憎來論議。並敕僧尼不許街裹行，鐘聲以前歸寺，不許宿別寺，違者處罪。聖誕日的當天，道士奏雲，孔子言黑衣繼十八子為天子。黑衣指僧人，十八子則指李氏帝王，而此時武宗正是第十八代帝王。武宗信奉道教，對此奏書毫不懷疑，憎佛愈甚．加上道士趙歸真在武帝面前譏毀佛教，勸說除去。至此武帝毀佛已全部進行!
(四)、武宗廢佛的經過
會昌四年(844)，7月，敕令拆毀滅天下山訪房，蘭若、普通佛堂、村邑齋堂，僧尼敕令還俗。《全唐文》卷七十五《南亭子記》上曰：“武宗皇帝始即位，去山台野寺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這是從地方開始，拆除中小寺院及蘭若。到會昌五年四月，敕祠部檢撫天下佛寺。僧尼的數字，對佛教寺，僧進行調查統計，為滅佛做准備。調查結果，全國共有大中寺院4600所，蘭若四萬所，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同年七月，下敕並省天下佛寺，敕令兩都兩街各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長安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及莊嚴寺。其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寺二所，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僧十人，下等五人。其余所有僧尼都敕令還俗。又下诏，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減半，留十人減三人，留五人皆去之。所留寺院皆由鴻胪寺掌管不隸祠部(祠部掌管天地，宗廟大祭，鴻胪寺管朝貢客使)，所有非保留的寺院限期拆除。並派人監督，拆毀寺院的財貸田產，一律設改。所有廢寺的銅像、磬、鐘統統收繳鹽鐵使，銷毀鑄錢，所有鐵像，鑄做農具，銷毀費用由國家支付。一般家裹的金、銀等佛像，限一個月交出，如違敕處罪(見《舊唐舊》卷十八《武宗本紀》)。唐武帝通過粗暴措施崇道廢佛，其結果有四千六百多所大中寺院被毀，蘭若4萬被拆，敕令還俗僧尼有265000人，收回寺田數千萬頃，寺院的淨人，充兩稅戶的15萬人。
(五)、武宗廢佛簡評
在唐代諸帝唐武帝是個政績平平，然而確是唯一的一個堅決排佛的皇帝。他從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出發，排斥佛教，推崇儒、道二教。對佛教外來文化采取敵視態度，用粗野的措施來取締佛教。這種無知，愚昧的做法是唐武宗脫出常軌的行為，病態的表現。造成這—事態的原因，除了偏激的認識和錯誤的估計外，同他個人素質低劣也有關系。不懂得佛教的社會基礎及佛教的教義可以純化社會的價值，簡單的訴諸強力手段。武宗廢佛，毀寺殺僧，敕令還俗，做法凶殘。這是唐武宗的錯誤的宗教政策所造成的悲劇。武宗滅佛並不反映整個統治者集團的集體意識，暗中反對者大有人在。因此雖然得逞一時，但不能長久。滅佛一年後，武宗嗚呼死去。宣宗即位，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這幫魔鬼被一一誅殺。原因是。惑武宗排毀釋教。(見《舊唐書》卷十八下)。罪有應得，當時反佛的李德裕被貶至外地，宣宗遂大興佛教，一時。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見《全唐文》卷794)。佛教又得到了一定的恢復。然而佛教典籍在廢佛時大量被焚燒，義學研究水平不高，佛教從總體上已結束了隆盛時期的繁榮。此後唯憚宗、淨土、天台成為五代至宋元時期的主流。
七、唐代其它諸帝輿佛教關系舉要
以上通過唐高祖，太宗等與佛教關系的略述，突出說明在唐一代帝王對佛教政策急劇轉變的幾個重大時期，對佛教興衰產生了直接影響。下面再對其他諸帝簡要說明。
唐高宗李治與佛教，其人奉佛，主要表現在修建大慈恩寺，度僧三百。請玄奘綱維寺任，並在寺內造譯經院。撰寫經序，鼓勵支持玄奘譯經。指派群臣參加譯事。在佛道關系采取平等的方法(詳見《全唐文》卷十四)。
唐肅宗、代宗與佛教，唐肅宗李享。即位不久，敕“天下寺觀，各度七人”。乾元元年(758)，肅宗依不空受戒灌頂。上元元年，敕僧尼朝會，不須稱臣。代宗也崇佛，請西明、資聖兩寺僧眾念《護國仁王鋤。代宗率百官前去行香、禮敬。並多次下韶書維護頌揚佛教(詳見《全唐文》卷四十—四十九)。
唐憲宗輿佛教，其最突出的就是迎佛骨來宮供奉。韓愈《論佛骨表》作於此時。
穆宗在位期間，親制《南山律師贊》《見《全唐文》卷六十七》。並設壇度僧。
唐敬宗李湛，在寶歷元年(825)。敕兩街建立“方等戒壇，，並鼓勵僧人用俗講的方式弘化。
唐文宗在803年，祠部奉請“天下僧尼非正度者，允許申請度牒”。申請者多達70萬人．803年澄觀示寂，文宗為之“辍朝三日”、“重臣缟素”，撰寫《華嚴四祖清涼國師像贊》，宰相裴休奉敕撰碑、稱頌澄觀(見《全唐文》卷七十五)。又下《條流僧尼敕》精整僧團，試經度僧及修復寺院(見《全唐文》卷七十四)。
唐宣宗即位，立即復興佛法，一改武宗對佛教的政策，杖殺趙歸真等十二人，廣度僧尼，令隸屬祠部，並發度牒，同時修復寺宇。其後的懿宗，僖宗對佛法也盡力推崇，昭宗也是如此，只是建樹無多，故不贅述。
八、總論
綜觀唐代帝王與佛教的關系，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首先表現在對佛教各宗兼容並包：如太宗對杜順、弘忍、智威、玄奘均加以崇禮。他們彼此學說不同，宗派各異，太宗一梘同仁，不因他們的學說不同來論是非。他們的學說能自由發達，實賴太宗的重要保證。武則天對佛教各宗派的態度也是如此，崇敬法藏，禮候慧能、神秀，置其門派之爭於不顧，對律學大師義淨同樣重視。其它各朝也情況如前。唐代各朝對佛教的諸宗派，能同時提倡，還表現在譯經方面。對此唐王朝給予組織和獎勵，被視為國家大事，主譯者由朝廷任命，助譯人也常有由朝廷派選，譯場所需都由國家供給。先後有玄奘、義淨、菩提流支、實叉難陀、“開元三大士”等。所譯經典內容廣泛豐富，為唐朝義學興盛提供了文獻上的先決條件。這種態度表現了唐人的豁達心胸，不但對佛教如此，儒、道也同樣重視，收到了嘩異色而同芳。的效果。在控制教團規模方面，唐代帝王著重限制佛教政治、經濟力量的發展．僧尼的素質普遍很高，這輿試經政策有直接關系。義學大德輩出，紛紛創宗立說，闡發義理，使佛教義學達到空前的興盛。在這過程中，唐代帝王對佛教的提倡起了促進的作用．玄宗對佛教采取了限制的辦法，武宗又以行政力量粗暴毀佛，繼承了歷史上野蠻的思想專制，影響極為惡劣。經典佛像、壁畫、精妙絕倫的寺塔被毀殆盡。這是佛教的不幸，許多宗派從此—蹶不振，宣告佛教鼎盛階段的基本結束；同時也是唐代佛教政策的最大的失敗，沒有帶來任何好的社會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