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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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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於凌波居士：一代佛學家呂澂
一代佛學家呂澂 於凌波 呂秋逸，名澂，秋逸其字，又作秋一、鹫子，早年以呂秋逸一名為人所熟知。他是江蘇省丹陽縣人，出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1896年)。 秋逸早年畢業於江蘇省立鎮江中學，繼之考入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在校肄業一年，又考入民國大學經濟系。未幾退學，到南京金陵刻經處，隨歐陽竟無研究佛學，時為1914年。翌年到日本留學，專攻美術，1916年回國。當時，劉海粟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聘秋逸為教務主任，秋逸時年21歲。 1918年，歐陽竟無在金陵刻經處籌備“支那內學院”，以秋逸曾在刻經處研究佛學之因緣，加以他對於秋逸的賞識，故邀約秋逸到刻經處協助。秋逸應邀到金陵刻經處，協助竟無籌備支那內學院，由此悉廢以往所學，專志於佛學研究，至於終老，前後為時70余年。 支那內學院創立於極端困窘的情況下，籌備之初，以經費無著，秋逸曾隨乃師南下昆明，北上北京，向當時的雲南督軍唐繼堯、北京政府的鐵路督辦蒯若木募捐。1922年，支那內學院成立， 1923年開課，秋逸於授課及管理院務之余，並校勘刻經處刻印的經典。 支那內學院開課之初，學人畢集，人才極一時之盛。若湯用彤、聶耦耕、邱唏明、景昌極等，均在院任教，而呂秋逸、王恩洋兩人尤為重要。他二人是宜黃大師的左右手臂，也是內學院的兩大柱石。故由“支那內學院”，進而開辦“法相大學特科”。一時內學院聲譽鵲起，與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遙遙相對，成為國內有名的兩大佛學中心。不意好景無常，1926年之後，北伐期間，武昌佛學院和支那內學院，都先後為軍隊占用而停辦，兩佛學院遭遇相同命運，師生星散，弦歌中辍。武昌佛學院只留下大敬、法舫二師看守圖書法器，支那內學院也只有呂秋逸和邱唏明留在院中，陪伴著宜黃大師。 1927年，支那內學院停辦——當然駐軍也給房主留下了存放經書及生活的空間。(金陵刻經處范圍頗大，占地20余畝，有房屋 100多間)秋逸和邱唏明等陪侍著宜黃大師，繼續做校勘經典、著述研究的工作。《藏要》二、三輯，就是在內學院停辦後十年間完成的。內學院教學工作雖然停辦了，而印經工作並未間斷，所以“支那內學院”的招牌仍然存在。 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未幾戰火蔓延到南方。宜黃大師率領著一部分門人弟子，由秋逸押著大批的重要資料，溯江而上，到了四川，在江津停留下來，覓得房捨，成立了支那內學院的“蜀院”。蜀院並未招生開班授課，師生們仍然做著述研究工作。當然，慕宜黃大師之名，登門執經問學者仍然常有，而大師時已年近70，垂垂老矣!他晚年致力於《般若心經》的參究，以期徹悟幻真，所有院務，由秋逸處理。 至於秋逸，方當40余歲壯盛之年。他絕世天才，出於宿慧，由自修苦學，而通達英、日、法、梵、藏各種文字。在入川以後若干年間，於處理院務之余，全心投入學術研究。他對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讀，深入堂奧，曾校勘藏文《攝大乘論》、《因明正理門論》，及梵文《楞伽經》等佛典。並完成《印度佛學源流略論》、《中國佛學源流略論》、《雜阿含經刊定記》等重要佛學著作，及若干篇重要學術論文。 1943年2月，宜黃大師歐陽漸逝世，大師各地弟子到江津奔喪，內學院並召開院友會。在眾院友的公推下，秋逸繼任院長，王恩洋等院友擔任院友會理事。 關於呂秋逸的傳記資料，目前發現者尚極有限，尤其是他生平生活情形，所知者更少。在宜黃大師逝世後未久，大師的另一弟子熊十力，於是年3月上旬，寫信給呂秋逸，由這封信中，我人可窺知秋逸的一些生活情形，亦可對內學院蜀院有了解，十力函件原文曰： 來函收到，師事、法事，一切偏勞，吾感且慚。內院當由足下主持，無可旁诿，縱組一院友會，恐將來亦有名無實。天下事，當負責者，便直下負起。惟負者不負，其事終歸失敗。老弟侍師忽忽齡50年，所相與辛苦經營的法事，若當吾弟之身而敗壞，縱不自惜，其何以慰師於兜率乎？ 老弟弱冠已負盛名，如捨法事而或作他種生活，自當優裕。今吃苦數十年，而忍令內院歸於渙散手?吾所為老弟深念者，一、望於生活，宜勿太苦，院費不必過計，當用直須用，人生將近半百，過苦不可久。諸侄之體氣，尤令吾見之而寒心。天地生才極不易，何可如是不愛惜耶?從大處著想，則過於撙節之儉德，似亦可稍改變也。今後用功，亦不宜過。入夜切望寧息，勿看書或用思，此吾所切望於老弟者。 二、院內繼起人才，急宜培養。美才良不易，但得中資者二、三人，優其生事之資給，使得專心久於其業，將來繼支法事，則內院可無倒閉之虞矣。吾最痛心者，多是一般老太婆的知解，搖筆弄舌，而自命為佛學。此輩由來已久，不止今日如是也。老弟務須注意訓練二、三個真作學問功夫的人，於末俗中支持正教，是又吾所切望者也。 以上是熊信的上一半，讀起來情意深厚，誠摯感人。 十力於1920年，辭去天津南開中學的教員職務，到金陵刻經處從歐陽大師學佛學，時呂激在刻經處協助大師籌備支那內學院，二人相處年余。1922年，十力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教。十力北上時，把歐陽大師十八歲的兒子歐陽東帶到北平住了半年。歐陽大師在《歐陽東泅斃哀紀碑)上稱：“……入學校者數年，學未得也，習染甚，體為之羸，東大恐，中夜憤悔，痛哭不可抑，熊子真挾與北學，幽燕水深土厚，不半年而體強。”由此看來，十力與大師及秋逸之間，都有一分深厚的感情。 此信的下一半，是談為歐陽大師出紀念冊的事，亦頗值一讀： 吾與弟，十年以長，吾齡60，而弟亦齡50矣。老至，更何所念?惟於平生所嗜好之學，冀有後起過吾侪者耳。紀念冊一事，吾意不妨從緩。世間政界或學者，喪一名人，必有專冊或專號紀念，皆其平生知舊與門生故吏谀頌之詞，吾見寄來此等刊物，辄棄置不入眼。吾侪事師：似不必效時俗也。昔朱子卒，而黃勉齋竭平生之精力，為之作一行狀。此文於朱子一生行誼及學術，無不深入其微，窮極其大，蓋天地間有數之文字也。 吾侍師之日淺，又思想不純為佛家，此明白彰著之事，即為師作文，恐難盡合。吾弟始終未離函丈，學業雖較師更加精詳，而究未改師門規矩，望精心為師寫一行狀，勿限時間，勿拘古文家傳狀體例，稱心而談，隨時有感則書，不求文采。實至，而美在其中矣!此不必於一時成就，勿須勞神，但興至則書耳。弟狀成後，吾或略跋數行。師名早震寰宇，谀頌之，於他無增；不谀頌之，於他無減。時俗之所為，何須效…… 自是年3月至7月，兩人往復各寫’了上十封的信，以後信件多是學理上之討論及爭議，當另為專文述之。 歐陽大師逝世後，秋逸繼其遺志，續辦內學院蜀院於江津，聚眾講學。其間曾與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編寫《漢藏佛教關系史料集)。1949年支那內學院改名為“中國內學院”，秋逸仍任院長。1953年，該院院友會開會決議自行停辦，此一創立30余年之佛學研究機構至此結束。 1953年6月，北京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秋逸被選為常務理事。 1956年，佛協在法源寺設立中國佛學院，秋逸任院務委員會副主任，同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1955年起，任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61年，受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托，在南京蘇了一個為期5年的佛學研究班。 除佛學方面的工作外，曾任江蘇省人代會代表、江蘇省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89年於北京病逝，享年93歲。 摘自《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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