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悲怆 四次法難
超波
閩南佛學
前言
佛教自東漢傳人中國，上至皇帝、皇後、臣子，下至百姓，全國上下，如醉如狂的崇佛，出現“街東街西講佛經”的熱潮，影響到社會各個階層。尤其，佛學作為“魏晉南北朝文化”時期最主流的哲學思想，其時間之長，聲勢之大，都遠非宋明理學，西漢經學所能比擬的。入宋以後，佛教與儒教融會，被當作生活的精神食糧，為人民所接受，佛教已不再作為外來的宗教，而滲透到中國人民的血肉中。佛教不僅找到它的立腳之地，而且還在中國的土壤上，經歷了試探、適應、發展、改革、滲透、許許多多的歷程，最終產生了自己的獨特結構，形成廠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體系，呈現出可謂中國的氣象和特質，從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和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內容。在其發展變化過程中，一方面，印度發展著的佛教思想仍在不斷傳人，給予了它持續的影響；另一方面，已形成的中國佛學思想也逐步成熟，構成廠如天台、華嚴、淨土、禅宗等各種體系。因此，所謂中國佛教，它既不同於，中國的傳統思想，也不是印度思想的全盤移植，而是吸收了印度學說所形成的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一種新文化。
佛教，是宇宙人生的最高真谛，它是“亘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存”的偉大真理。然而，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它卻沉浮不定，經受丁種種劫難，如一位自發蒼蒼的老人，飽經風霜，歷盡風險。在佛教傳人中國—二千余年的歷史中，受到空前絕後打擊的，莫過於“三武一宗”(三武一宗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後周世宗)的教難了。
一、法難簡析
“三武一宗”法難給當時的中國佛教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給當時的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今天雖已成為歷史，但對於我們佛教求生存求發展的今天，這是我們每個佛教徒不可不明了的問題。那麼，當時的佛教為何會遭受如此的厄運?每次都有它的社會背景，主觀和客觀的因素。下面就以本人的—點心得大略的給予分析。
l、北魏太武帝滅法
據歷史記載，北魏太武帝本來對佛教非常敬重．曾招請高德沙門，共贊佛法。
尤其是每在四月初八日的浴佛節，當釋尊像經過時，還親自登上城樓觀看慶祝活動，並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後來，他聽信司徒崔浩的谄谏，逐漸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
公元445年，杏城蓋吳叛反而長安騷亂，太武帝親自率兵去鎮壓蓋吳。到達長安，在—寺中，見有沙門於寺中種麥牧馬；而且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帝為之大怒，認為沙門與蓋吳通謀造反。又於寺中查出釀酒器具及大量財物，並發現寺內還有洞窟藏匿婦女，太武帝被這些長安寺院沙門的不如法行為所激怒，崔浩從行，極力勸帝滅佛。於是，太武帝采納崔浩絕滅佛教的建議，斷然下诏廢佛，殺戮沙門，焚毀佛像經卷，並命令全國各地廢佛。
緊接著，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門通告各地官員，焚毀佛像經籍,坑殺沙門。執政的太子晃，雖然再三反對刑戮沙門和焚毀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卻以佛教為虛妄，斥佛教為“西戎虛誕，妄生妖薜”，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張。其憎惡佛教說：“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在北魏全境實行激烈的廢佛運動，其廢佛情況，據《高僧傳》卷十《昙始傳》載：“以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捨，統內僧尼悉會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繼承明元帝的太武帝，由於道士寇謙之的煽動及崔浩的誣言，在光輝的中國佛教史上，劃上了第一條傷痕。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法難呢?當然北魏太武帝滅佛並不是偶然的心血來潮，采取這項重大措施，當然有其原因。其原因是：第一，佛教是外來宗教，是一種異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它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肯定會引起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沖突的矛盾。第二，佛教的發展，需要有巨大的經濟力量作為後盾，寺院經濟的過分發展，侵害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不滿。種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導致統治階級要憑借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例如：僧尼享有免除賦稅徭役的特權，而且，當時尼大多數不直接從事生產。因此，出家僧尼數量太多，就會影響國家的稅收和勞役。此外，大量的建寺造塔，也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樣使國家經濟力量受到影響。總之，佛教力量的過分膨脹給封建統治勢力帶來一定的不利因素。第三，在思想方面，佛道之間斗爭的激化也是太武帝滅佛的原因之一。當時道士寇謙之通過司徒崔浩接近太武帝而向其宣傳道教，使太武帝逐漸信仰道教。440年，改國號為“太平真君”，就證明他接受了道教，後又至道壇受符篆，正式成為道教徒。另外，信仰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博學而為太武帝所信任，其堅決反對佛教，因此，太武帝毀佛可說是佛道斗爭的結果，不過，促使太武帝反佛的直接因素，則是一些佛教僧侶的不法行為。這次滅佛，雖然因為太子晃的暗中庇護而減少了損失，但是這一行動卻給佛教徒在思想上、心理上造成了極大影響，直接影響到後來的佛教發展。
2、北周武帝滅法
太武帝在毀佛後不久就被侍從宗愛等人所謀殺。452年，魏文成帝即位，下诏重興佛教，頓時給狂熱的佛教徒激起廠興佛運動。人們親眼目睹崔浩滿門抄斬，以及太武帝的暴斃，信服於佛教冥冥之中有因果報應，而都有心驚膽顫之感。故此．北魏佛教又盛極一時。然而，至北周再遇—大厄難，是為佛教歷史上第二次法難。
北周武帝最初並不反對佛教，但為了滅齊，統一北方，建立業績，首先要富國強兵。於是采取“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的限佛政策。對於日趨奢華的佛教要進行整頓改革，加之還俗僧人衛元嵩的上表和道士張賓等的共伺策劃，終於導致滅佛活動。當時還俗沙門上書曰：“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捨而祚失。”說明治理國家並不在於佛教，恥佛教同“五胡”，責佛法為非“正教”的武帝，表示贊同。於是武帝多次召集沙門，道士及百官以辨優劣。至577年的10年中，周武帝先後七次主持三教辨論，其中當然以佛道二教之辨為主。
570年，沙門甄鸾呈《笑道論》痛揭道教偽虛，《笑道論》當場被武帝燒毀。另有道安上《二教論》貶斥道教，認為“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軌轍”。但武帝在三教中尊儒教為第一，認為“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①卻憎惡僧人，說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濫用公費，而且認為佛教來自國外，不應敬奉。他說：“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僅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②認為理應廢棄夷狄之佛教。
577年，征討北齊時，武帝在此境內推行滅佛令。以佛教費財傷民，悖逆不孝為由，實行大規模廢佛活動，完全不顧及著名僧人慧遠，任道林等人的極力抗爭，於北周全境內掃盡—切寺塔，焚毀經籍佛像，勒令僧尼還俗為民。如此，使佛教一時銷聲匿跡。多數高僧或隱藏山林，或亡命北周，或混淆於俗人中，亦有還俗者。據《歷代三寶紀》卷十一載：“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四萬)盡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這次滅佛，與北魏太武帝滅佛不同。第一，佛道二教並廢；第二，雖毀壞寺塔，焚燒經典，但未殺沙門，而是強迫他們為民；第三，奉儒教為正統，認為建立統一大業必須以儒家宗法制度鞏固三綱五常為中心。如此，不僅為自己統治華夏提供根據，而且儒家學說也是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有力工具。因此，這次毀佛是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出發，而進行廢佛的。
北周武帝廢佛的時間雖然極短，但打擊尤為酷烈，給佛教界的思想、經濟等方面，都帶來了相當嚴重的影響和損失。
3、會昌法難
從南北朝發展起來的佛教，受到唐代帝室和貴族的尊重。他們很重視佛教對維護社會安定、穩定人心的作用，所以唐朝佛教顯得比以往更繁榮。新的佛教教義不斷從印度傳來，更加豐富了原有宗教的內涵。與此同時，中國佛教的各個宗派基本在此時形成。由於宗派的建立，使宗派信仰和宗教文化更進一步的滲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令這一外來宗教終於達到和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休戚相關的程度。
唐中期以後，由於佛教寺院經濟的高度發展，觸犯了世俗地主和貴族的利益，也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於是，產生了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三次法難——會昌廢佛。
這次廢佛，起因於道教排斥佛教。得到皇帝信賴的道士趙歸真煽動，唆使笃信道教的武帝廢佛。當然，廢佛的原因不僅僅發自道教方面，其主要理由還是由於僧團的腐敗，僧侶墮落，私度僧、偽僧、濫僧等的不如法行為，以及寺院擁有大量財產，從而造成國家經濟上的困難所致。
據《舊唐書》卷十八載：武帝在廢佛敕裡說：“……僧徒日廣，佛寺日增，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寺院經濟雄厚，僧尼數量猛增，在當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對統治階級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武帝並且說：“壞法害人，無逾此道。”因此，在會昌五年，實行大規模滅法運動，在全國各地進行全面滅佛。結果，拆毀的千古悲怆 四次法難在 109寺院有4600余所，沒收沃田數千萬頃，改奴婢為兩稅戶達15萬人。且將廢寺時所得來的銅像、鐘磬等，用來鑄錢、造農具等。寺捨一律歸公，以往佛教興盛的繁榮景象被一掃而光。這是“三武一宗”中災禍最嚴重的一次厄難。
在唐代諸帝中，唐武宗僅僅是個政績平平的統治者。然而，他卻是唯一的、堅決排佛的封建君主。他從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出發，尊道排佛。且推崇儒、道二教，對佛教外來文化采取敵視的態度。他采取了粗野、暴烈的措施來取締佛教，完全不顧及佛教的社會地位及其影響，大張旗鼓地對歷代以來的寺院及僧尼進行殘酷的摧毀。這種無知、愚昧的做法是唐武帝脫出常軌的行為，是病態的表現。造成這一事態的原因，除了偏激的認識和錯誤的估計外，同他個人素質低劣也有關系。他不懂得佛教的社會基礎及佛教的教義有可以淨化社會的價值，簡單地付於強力手段。
武帝廢佛，毀寺殺僧，勒令還俗，做法凶殘，這是武帝錯誤的宗敎政策所造成的悲劇。滅佛一年後，武帝駕崩，宣帝即位,罪不容沫的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人，被一一殺戮，原因是煽惑武帝排毀釋教。其後，宣帝遂大興佛教。一時“斤斧之聲，不絕天下”，佛教又以新的姿態出現於世。
4、後周世宗滅佛
五代時期，江南諸國的君王崇信佛教，並向佛教名僧問道，如吳越王錢弘俶便是很虔誠的信徒，他曾經向天台德韶，永明延壽等禅師問道。因吳越境內未受戰亂之擾，故唐末五代，隨著文化逐漸向南轉移，佛教也受到南方諸國王的保護和支持，繼續廣泛而又穩定地傳播，從而使以吳越為中心的佛教顯得十分繁榮。
然而，與此相反，北方佛教卻受到限制。由於北方諸國戰爭不停，造成賦役沉重，掠奪連年，既給佛教設施以嚴重破壞，也驅使更多的壯丁和人口流人僧侶中。如此，從國家急需兵源和財力上，佛教起了重大阻礙作用。所以，北方諸朝對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賞賜名僧和度僧人數的政策。到後周世宗時，對佛教則采取大規模壓縮和堅定限制的方針。
955年，後周世宗诏令禁止私度僧，不經父母、沮父母同意的不准出家，嚴禁私自傳戒，由官方發給度牒者乃可剃度受戒，違者重罰。毀除沒有敕額的寺院3300座，所存寺院有2600多所，僧尼系藉者61200人，無藉者勒令還俗。他還禁止捨身、燒臂、燒指、燒身等各種毀壞身體的行為，並把廢掉的銅像鐘磬改鑄成錢幣，給廠佛教以沉重打擊。由於這種措施的實行，使得江北佛教再度衰微。
從周世宗廢佛的措施與結果看，與前三次廢佛有所不同。這次廢佛不是由於佛道二教在宗教上的對立、互相排斥爭論所致，主要是因為國家財政上的困難以及僧團的墮落而肅清教團，周世宗在位雖六年左右，但他是—個比較有作為的君主，整頓佛教的態度比以前幾次滅佛顯得比較明智。
從歷史全貌看，無淪中國固有的文化與外來佛教發生怎樣的激烈爭執，也不管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出於經濟政治的需要，采取各種措施，對佛教給予禁止、限制、乃至打擊，都沒有阻止住佛教在全國境內迅速廣泛的傳播，以及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深入。相反，儒釋道的斗爭，且起到了促進三教的相互吸收與相互融合的作用。諸帝滅佛，並不反映整個統治集團的集體意識，暗中反對毀佛者大有人在。因此，雖然毀佛一時，給佛教以巨大的打擊，但不能長久，更沒有使佛教教團滅絕，反而起到了—些整頓、改革佛教的作用。在各種矛盾激烈的沖擊下，中國佛教取得了既有異於外來佛教，又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立地位，形成廠一種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每一次的廢佛活動，除了出於統治者的主觀原因之外，還存在其它客觀因素。前三次法難，幾乎都是因佛道二教互相攻擊、毀滂、排斥，為了自己的教派能取得君主的支持與弘揚，就提高自己的教義，而貶低異己之教，利用各種言詞乃至著書等手段來博得帝王的信賴。如此—來，君工若信仰道教則排佛，若崇佛則對道教進行貶斥，或二者俱廢。如唐武帝滅佛，就是由於唐武宗李氏王朝追李耳為始祖，加上他幻想長生的原因，欣賞道教的長生之術，而崇尚道教，因而偏信道士趙歸真的谄言，實行廢佛活動。又如北周武帝時，因道士衛元嵩上書建議廢佛，僧人甄鸾又呈《笑道淪》以明道教之偽妄，在這種佛道二教爭執不休的情況下，武帝獨尊儒術，毀滅佛道二教，結果二者俱傷。
其實，任何一種文化的產生既然能得以生存及其得到發展，都有它一定的社會性質，歷史意義及其存在價值，應該互相包容、吸收、取長補短。眾所周知，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有它獨到的教義和理論，同樣，外來的佛教，更有其創見之處，經過長期的發展，已滲進人民的生活中，豐富廠人民大眾的信仰，成為人們生活中的精神營養。尤其今天，物質文明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群眾更需要尋找精神寄托，來充實他們的生活。那麼，更需要佛教在這方面發揮它本身具有的作用。
佛教的傳播與弘揚是不分地理位置的，至於北周武帝視佛教同“五胡”，認為理應廢棄夷狄之法的佛教，只不過體現了他錯誤片面的認識。其實，應該持“天竺天地之中”、“聖教妙通，至道淵博”、“大教無私，互德弗偏”之態度。③
佛道二教不過是信仰上的差別，其目的都是勸人行善，無須論誰是誰非。《弘明集》卷七朱廣之《咨顧道士夷夏論》雲：“崇空貴無，宗趣一也。”反對其蔑視外來的佛教，主張佛道二教是一致的。在佛道之間，反對重此抑彼的偏袒作法。又如，蕭子良批評孔稚珪尊道斥佛，分辯彼此．主張佛道二家：“可各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④強調在信仰上應互相尊重，毋須楊己長，貶他短而產生矛盾，互相攻擊，只會釀成歷史悲劇。
二、諸帝滅法，摧殘文化
四次滅法，無疑是一種歷史悲劇。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障礙。諸帝王滅法，可說是對中國佛教文化、藝術的摧毀。
佛教自印度傳人中國以後，經過艱辛而漫長的過程，形成了—種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體系，成為中國輝煌燦爛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對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哲學等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作用。
在文學方面，它對我國文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其中一部分本身是典雅、瑰麗的文學作品。如《維摩诘經》、《法華經》、《楞嚴經》特別為歷代文人所喜愛，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究。
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自居易、王安石、蘇轼等大文學家的詩歌創作，“三武一宗”諸帝王竟然把佛教文化毀於一旦，使佛教一落千丈，停滯不前。
在藝術方面，佛教對它的創作和發展產生了極為燦爛的成果。例如：眾所周知的中國的建塔造像，起源於佛教，隨著佛教的傳播，建塔造像的藝術亦隨之風行全國各地。現在我國古代建築保存下來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許多佛教建築已成為我國各地的主要風景點。聞名中外的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是我國雕塑藝術的寶庫；四川樂山的石雕大佛座像，是我國最大的石佛像。這些地方都成為世界著名的風景區及旅游觀光聖地，給祖國的錦繡山河增添了光輝。三武一宗諸帝王則采取粗暴、野蠻的行動，焚燒寺塔、經像，其行為無疑是愚昧、無知的，是對中國藝術等文化的摧殘。
其次，諸帝王的廢佛行為，也是忽視佛教和僧尼對社會的影響與利益。從古至今，僧人對人類社會亦有卓著的貢獻。如唐代著名的天文學家—行法師，他測定了子午線，制定了《大衍歷》七篇，為後世歷法的編定作出了貢獻。唐中期的律宗名僧鑒真法師，六次東渡，最終成為日本律宗鼻祖。他同時還把中國的文化、藝術、醫藥、建築等知識介紹給日本，為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播下了友誼的種子。還有唐初最傑出的佛教學者，翻澤家——玄奘法師、他西行求法，歷時十九年，回國後撰成千古名著《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為研究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裡蘭卡及巾亞等地的歷史、地理和古代東西交通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有關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舉不勝舉。北周武帝則斥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濫用公費，這完全是一種慌言謬論，是—種主觀的臆測與論斷。
總之，中國佛教這一豐富絢麗多采的文化遺產，它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然而，三武一宗諸帝王只看到佛教弊病的—面。這種以點蓋面的觀念，充分表現出他們目光的短淺，掩蓋了僧人講經說法能淨化人心，勸人棄惡行善等積極利世的一面。唐士大大李師政曾說：“唯佛之為敬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這明確指出佛教是造福人類，利益眾生的。北魏太武帝卻斥佛教為“西戎虛誕，妄生妖孽”，聲稱“壞法害人，無逾此道”。周武帝認為佛教費財傷民，悖逆不孝等言論，恰恰證明他們是見識淺陋知識貧乏而胡亂下的結論。三武—宗諸帝王廢佛的行為，顯然是粗暴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殘與毀滅。
三、浩劫滄桑，發人深省
從以上分析觀之，造成法難的原因，除了外在的社會條件，帝王的主觀意識，更主要的還是佛教內在的因素。作為真正的佛教徒，要怎樣才能使佛教得到正常而穩步的發展，令正法久住於世呢?
1、制度健全，團結一致
歷史上的四次法難，都因僧團內部腐化而致，其中牽涉到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寺院管理制度不健全。俗語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社會上的任何—個工廠、學校、公司乃至寺院等組織機構，都各自訂有—套嚴格完善的規章制度和管理方案，以約束人們的行為規范，使之依法辦事，行之有軌。我們出生於人類，不可能閉門不出，單獨生存。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自身生活的需要，必須過著一定人數的群居生活。群居一起，就避免不了矛11， 閩南佛學院學報盾、斗爭的產生。那麼，怎樣來制止和解決矛盾、斗爭的發生呢?離不開規章制度，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否則，就是一盤散沙。尤其，我們寺院的僧尼來自五湖四海，更要有嚴格而且健全的寺院規章。禁止那些在社會上有過政治等錯誤和思想不健全，目的不明確者混入寺院出家，更要嚴禁濫收徒眾，隨便剃度等不良現象。特別對已出家的僧尼，應嚴格管理；對行為不軌，不信因果，不守清規戒律者，應采取懲罰與遷單等措施。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講所謂的“慈悲”，為了提高僧尼的素質，處理要果斷、干脆，絕不能拖泥帶水。若濫行慈悲，歸根結底，對佛教團體、寺院沒有益處，對其本人亦有害無益，而且還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
有佛教，有僧伽，就有制度。誠然，教制必須顧全到古代的佛制，演變中的祖制以適合現實情況進行修正而建立。在佛教長期發展的階段，僧伽的混濫、穢雜、毎與佛教的擴展成正比。南北朝的佛教，北魏文帝復興以後的佛教，莫不如此。目睹當今佛教，建立健全的寺規，已是當務之急。
當然，規章制度，不僅是寫於紙上掛在牆上的死教條，更重要的還是在於人去執行、落實，方能發揮它的力量和作用。在寺院掌握“利劍”的執事們，應在其位、謀其政。對於貌合神離，搞歪門邪道的所謂的“僧人”,就不妨鐵面無私，依法不依人，消滅害群之馬。佛陀在世度眾生的方法亦有攝有伏，現在履行佛陀責任的執事們，為了整個佛教未來的命運，為了不重蹈“三武一宗”的悲劇，又為何不現—現“怒目金剛”像呢?
同時，要使佛教久住於世，還應發揚百丈懷海“一日不作，—日不食”的美德。作為一個身心健全的出家人，應從事各種勞動，自食其力，以免給社會帶來負擔。百丈懷海曾說：“天地日月，日日作業不息，天地之間的萬物，也應日日作業，自強不息，故一日不作，—日不食。”自食其力，既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也能經得起歷史潮流的考驗。
別立禅院的禅僧，在唐代適應山林農村環境，參照佛陀的僧制，配合著真參實悟的信心與精進，確平相當成功。唐武帝以經濟上的理由，展開了滅佛運動。貼出告示曰：有一人不耕，便有人挨餓；有一女不織，便有人受凍。僧尼不耕不織，寺廟富麗和宮殿爭妍……。於是破壞4600余所寺院，260500余僧尼被迫還俗。在這大劫中，各宗派裡只有禅宗得以幸存。其原因除了不須經典佛像作為修行憑據外，主要是禅門僧人都親自勞作，自給自足，不需寄生於社會。因此，懷海這種農禅並重的生活制度．已成為我國的優良傳統，至今仍受到叢林的推崇。
寺院制度健全尤為重要，但僧眾團結更不可掉以輕心。古語雲：“僧贊僧，佛法興。”僧團的和睦與否，決定了佛法的興衰。要成辦—件事業，單靠某—個人的力量是相當有限的。特別是僧尼們，應負起荷擔如來家業之重擔，將佛教發揚光大，這是我們佛子義不容辭的責任。那麼，這就要靠眾人的共同努力，因為眾人的力量是無窮的。
佛教僧團向來提倡“六和敬”的生活制度。所謂“六和敬”就是“身和同住，口和無淨，意和同悅，見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能做到“六和”，大家就能互相尊敬，和睦相處，不會有毀謗、爭斗、咒罵、吵鬧乃至歐打等不良現象。如果人人能以“六和敬”精神作為自己的行為准則和規范，那麼僧團中就會充滿平靜、祥和的氣氛。《四分律》雲：“互相詈，互求長短，疾滅正法。”僧團的不和，將是佛教毀滅的征兆。發揚“六和”精神就是佛法住世的象征，佛教將因此而得到振興與發展。
2、嚴持淨戒、正法久住
持戒是每一個佛教徒的本份，若要令正法長住於世，就必須嚴持戒律。
所謂戒，是佛教徒行為的准繩。眾生易造惡，令心奔馳松散，戒可制身心不造惡，乃至逐漸斷除煩惱，讓身心得到安定。
歷代高僧大德，諸大菩薩，乃至三世諸佛，都以持戒為基礎而有成就，戒為定慧之本，離戒則定慧不可得。何以故?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由慧破煩惱，如是成就菩提故。《遺教經》雲：“因依此戒，生諸禅定，及滅苦智慧。”由此可知持戒的作用。
出家的最終目的，是要了脫生死。欲求解脫，必須以持戒作為基礎，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慈悲救世精神，作為生活的根本原則。出離三界火宅，持戒是關鍵。《涅槃經》雲：“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華嚴經》說：“戒為無上菩提本。”戒是邁向涅槃城的捷徑，是斷惡行善的標准，是成就空慧的基礎。戒為一切善法的源流，戒為人天的規范，戒能使你找到自己的歸宿。
持戒者，鬼神欽，人天敬，諸佛菩薩時時護持；犯戒者，鬼神怨，人天恨，諸佛菩薩日益遠離。何以故?不守戒與佛戒相乖違，即是遠離諸佛故。渚佛慈悲欲救之，可是欲救不能，徒有悲歎，是人遠佛，非佛遠人也。《四十二章經》雲：“佛言，佛子離吾數千裡，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雖常見吾，不順吾戒，終不得道。”
又《遺教經》雲：“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如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能持戒，就等於佛陀常住於世。若不持戒，即使佛陀住世，亦是妄然，佛法仍會遭到破壞。佛教中，有戒律存在，則能令正法住世。《律藏》雲“毗尼久住，正法久住。”佛臨人滅前教導弟子：我滅度後，以戒為師。是故佛弟子，不得越戒犯戒，應嚴持淨戒。
分析佛教史上的“四次法難”，幾乎都與僧人行為放蕩不羁，不守戒律，僧團腐敗，墮落等因素有關，而以此作導火線，激怒了統治者下诏廢佛。可見僧團的不和、腐化等現象，必然會造成自我滅亡，正所謂玩火者必自焚。
既然造成災禍的原因主要是僧尼自己，那麼收拾殘局亦當然要靠僧侶的努力。古訓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弘揚，要靠一大批有學識，有修持的僧人來承擔。我們這一輩應該精進修持，嚴持淨戒，拯救今天搖搖欲墜的佛教。我們必須加強自身建設，人人從自己做起，遵循寺規，嚴守戒律，如此佛教又何以遭難?無論是佛陀制戒，還是祖制清規，無非是為了調伏弟子們的身心，遠離過患，而訂下的種種條文規約，它們是僧團中的防腐劑。嚴格遵守戒律，僧團中的種種問題將會迎刃而解，就能轉穢土為淨上，轉煩惱為菩提，至成就無上佛果，如此又何愁佛法不能久住於世？
結 語
縱觀古今，佛教在中國歷史—仁已幾經周折，大起大落，一幕幕的悲劇反復重演。詳察當今僧團，各種流弊無不存在，若不趕快懸崖勒馬，很難說不會再造成歷史重演。假如要利用政治手段來整頓僧團，實乃可歎可悲，絕非僧尼所望。當然，一切事物都有它產生、發展、乃至衰亡的過程，這是緣起法，是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否則，就違背了“無常”的偉大真理。然而，作為佛陀的弟子們，有責任而且有能力來延長佛教的命運。
既為佛子，當行佛事。紹隆三寶，續佛慧命，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在我國風土人情所允許的條件下，應嚴格遵守戒律，發揚“寧願守戒而死，不願破戒而生”的犧牲精神，令正法久住，永不衰竭。
注釋：①《廣弘明集》卷十《敘釋慧遠抗周武帝廢佛教事》
②《廣弘明集》卷十《敘仟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诏》
③《廣弘明集》卷七沙門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
④《廣弘明集》卷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