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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廷傑教授：符秦時期的佛經翻譯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符秦時期的佛經翻譯 韓廷傑 關於符秦時期的佛經翻譯，隨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卷八記載如下：“符健立皇始元年，當晉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之歲，至姚泓永和二年，是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丁已，國紀歷編實六十國載，華梵釋種一十六人，合出經論傳等一百六十四部九百一十四卷。”1唐道宣的《大唐內典錄》記載如下：“前秦符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四十部二百三十九卷。”2唐知升的《開元釋教錄》卷三記載如下：“符健皇室元年辛亥，至符登太初九年甲午，凡經五主四十四年，沙門六人，所譯經律論等，總一十五部，合一百九十七卷。於中七部六十五卷見在，八部一百三十二卷缺本。”3 符秦時期的佛經翻譯，已不像東漢、三國時期那樣是私人行為，政府已經介入，符堅開始有組織地翻譯佛經，並派秘書郎趙政主持這項工作。趙政是位佛教信徒，符堅逝後不久，他就出家當了和尚。。趙政、道安都主張直譯、質樸，這是符秦時譯經的基本特征。符秦時翻譯的佛經，文字樸素易懂，沒有很多刪改，能夠基本反映佛經本來面貌。 一、符秦時期的譯經概況 符秦時期的主要譯師如下： 沙門昙摩持，或雲侍，意譯法慧，或法海，西域人，善持律藏，妙入契經。以符堅建元三年(482)，於長安翻譯三部經，慧常筆受。 所譯三部經如下：一、《十誦比丘戒本》一卷，已佚，或稱《十誦大比丘戒》，初出，見《僧佑錄》；二、《比丘尼大戒》一卷，已佚，亦雲《十誦比丘尼戒》，第二出，見《僧佑錄》；三、《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一卷，已佚，或無“尼”字，僧純於龜茲國得梵本來，佛念譯語，慧常筆受，見《寶唱錄》。 沙門鸠摩羅佛提，意譯童覺，西域人，以符堅建元十八年(公元497年)壬午八月，於邺寺翻譯《四阿含暮抄解》(亦稱《四阿鋡暮抄經》)二卷，現在，當年冬十月譯畢，佛提執梵本，佛念、佛護譯為漢文，沙門僧導、僧叡、昙究筆受。 《出三藏記集》卷九有《四阿鋡暮抄序》(作者不詳)對此記載如下：“阿鋡暮者，秦言趣無也。阿難既出十二部經，又來撮其要迳直道法為《四阿含暮》”，與《阿毘昙》及律並為三藏焉。身毒學士以為至德未墜於地也。有阿羅漢名婆素跋陀，抄其膏腴以為一部，九品四十六葉，斥重去復，文經義豐，真可謂經之璎鬘也。百行美妙，辨是與非，莫不悉載也。幽奧深富，行之能事畢矣。 有外國沙門，字因提麗，先赉詣前部國，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彌第求得諷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邺寺，令鸠摩羅佛提執胡本，佛念、佛護為譯，僧導、昙究、僧叡筆受，至冬十一月乃訖。此歲夏出《阿毘昙》，冬出此經，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迂斯經，恐韋編未絕，不終其業耳。若加數年，將無大過也。近來譯人，直令轉胡為秦，解方言而已，經之文質，所不敢易也。又有懸數懸事，皆訪其人，為注其下。時復以意消息者為章。章注修拓路者，引經證，非注解也。4 《四阿鋡暮抄》，亦稱《四阿鋡暮抄解》，現存，編入《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釋經論部》上，作者婆素跋陀，對有疑惑的數和事，都訪有關的人，注於其下。對於其他問題，則采以經注經的方式。 僧伽跋澄，或稱跋橙，意譯眾現。《出三藏論集》卷十三本傳記載說：“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修習精詣，博覽眾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毘昙毘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方，觀風弘化，苻堅之未，未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禅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鹹稱法匠焉。堅秘書郎趙政，字文業，博學有才章，即堅之琳、瑀也。崇尚大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毘昙毘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集僧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漢文。以偽建元十九年(公元498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 初，跋澄又《婆順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政復清出之。跋澄乃與昙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竺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眾，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5 據《出三藏記集》卷二記載，僧伽跋澄的譯笈，共三部七十二卷：一、《雜阿毘昙毘婆沙》十四卷。偽秦建元十九年(公元498年)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出訖，或雲《雜阿毘昙心》；二、《婆須蜜集》十卷，建元二十年(公元499)三月十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訖。三、《僧伽羅剎集經》三卷，秦建元二十年(公元499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僧伽跋澄翻譯的三部論，都有道安寫的序，收錄於《出三藏論集》卷十。 據《大唐西域記》卷三，佛滅度後四百年，犍陀羅國的迦膩色迦王，召集五百羅漢，以世友為上座，結集三藏。曾造《阿毘達摩毘婆沙論》十萬頌以釋《阿毘達摩發智論》。此論出世後，在印度形成研究熱潮。如道安的《鞞婆沙序》談到：“又有三羅漢：一名屍陀盤尼，二名達悉，三名鞞羅漢，撰《鞞婆沙》，廣引聖證，言輙據古，釋《阿毗昙》焉。其所引據，皆是大士真人，佛印印者也。達悉迷而近煩，鞞羅要而近略，屍陀最折中焉。”6 跋澄翻譯的《鞞婆沙論》是玄奘譯《大毘婆沙論》的節抄本，如道安序所說：“經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事是釋《阿毘昙》十門之本，而分十五事為小品回著前，以二十五事為大品而著後。此大小二品，全無所損。其後二處是忘失之遺者，令第而次之。”7道安所說的“四十事”和最後的拾遺二處，合在一起，就是四十二處，相當於唐譯本《大毘婆沙論》第二編結蘊的一部分。道安所說的小品十五事，相當於唐譯本第四十六至五十卷，即《結蘊》中第一《不善納息》的前半章。道安所說的大品二十五事，相當於唐譯本第七十一至八十六卷，即《結蘊》第四《十門納息》的前半章。由此可見，符秦僧伽跋澄翻譯屍陀盤尼撰寫的《鞞婆沙論》十二卷，只相當於唐譯本《大毘婆沙論》的一小部分。8 關於《鞞婆沙》的譯出情況，道安的序記載如下：“有秘書郎趙政文業者，好古索隱之士也。常聞外國尤重此經，思存想見，然乃在崑岳之右，艽野之西，眇爾絕域，未由也已。會建元十九年(公元498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諷誦此經，四十二處，是屍盤陀尼所撰者也。來至長安，趙郎創虛在往，求令出焉。其國沙門昙無難提筆受為梵文，弗圖羅剎譯傳，敏智筆受為秦言，趙郎正義起盡。自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乃訖。胡本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首盧，長五字也，凡三十七萬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語為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字。”9譯完以後，道安進行過校對。因其《序》稱：“遂佐對校，一月四日”10 道安的《序》對譯文的要求，“趙郎謂譯人曰：“《爾雅》有《釋古》、《釋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來出經者，多嫌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胡為秦，以不閒方言，求知辭趣耳，何者？傳胡為秦，以不閒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眾鹹稱善。斯真實言也。遂案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時改倒句，余盡實錄也。”11由此可見，趙政、道安等都主張經文的“質”，在翻譯《鞞婆沙》的時候，除了改倒裝句以外，都是照實翻譯，是比較忠實於原文的，沒有進行刪減。 《出三藏記集》卷還有道安寫的《僧伽羅剎經序》，看來僧伽跋澄翻譯的這部經，是講佛成道後的事跡。關於僧伽羅剎的情況，道安的《序》介紹如下：“僧伽羅剎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家學道，游教諸邦，至犍陀越土，甄陀罽貳王師焉。高明絕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經》、《大道地經》，其所集也。又著此經，憲章世尊，自始成道，迄於淪虛，行無巨細，必因事而演，游化夏坐，莫不曲備。雖《普耀》、《本行》、《度世諸經》載佛起居，至謂為密。今覽斯經，所悟復多矣。”12 關於本經的譯出情況，道安的《序》和《僧伽羅剎集經後記》(作者不詳)都有記載，《後記》記載尤詳：“大秦建元二十年(公元499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賓比丘僧伽跋澄於長安石羊寺口誦此經及《婆沙》。佛圖羅剎翻譯，秦言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核理趣，每存妙盡，遂至留連，至二十一年(公元500年)二月九日方訖。且《婆須蜜經》及昙摩難提口誦《增一阿含》並《幻綱經》，使佛念為譯人。念學通內外，才辯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質，謂此土好華，每存瑩飾，文句減其繁長。安公趙郎之所深疾，窮校考定，務存典骨。既方俗不同，許其五失胡本，出此之外，毫不可差。”13看來，道安、趙政對經文的翻譯，要求甚高。原由佛圖羅剎翻譯，因其漢文水平太低，改由佛念翻譯。佛念經常懷疑西域語言繁質，所以譯文刪去很多。為了適合中國人的愛好，修飾過多。道安、趙政對此很不滿意，進行修正，除五失本以外，一律保留經典原貌。 《僧伽羅剎集經》編入《大正藏》第四冊《本緣部》下。 僧伽跋澄翻譯的《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收入《大正藏》第二十八冊，《毘昙部》三。共分十四犍度：聚犍度、心犍度、三昧犍度、天犍度、四大犍度、契犍度、更樂犍度、結使犍度、行犍度、智犍度、見犍度、根犍度、一切有犍度、偈犍度。《出三藏記集》卷十《婆須蜜集序》說明如下：“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如來也。從釋迦文降生鞞提國，為大婆羅門梵摩渝子，厥名烏多羅。父命觀佛，尋侍四月，具相表、威變、容止，還白所見。父得不還，已出家學道，改字婆須蜜。佛般涅槃後，游教周妬國，盤奈國，高才蓋世，奔逸絕塵，撰集斯經焉。別七品為一犍度，盡十三犍度，其所集也。後四品一犍度，訓釋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犍度也。該羅深廣，與《阿毘昙》並興外國。”關於譯出情況，《序》記載如下：“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持此經一部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政文業者，學不厭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譯傳，跋澄、難陀、禘婆三人執胡本，慧嵩筆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訖，胡本十二千首盧也。余與法和對校修飾，武威少多潤色。此經三乘為九品，特善修行，以止觀迳十六最悉。”14 符秦時代的另一位譯經師是沙門昙摩蜱，意譯法愛，印度人，《開元釋教錄》卷三說他“器宇明敏，志存弘喻。”15符堅建元十八年(公元361年)壬午，譯《摩诃般若波羅蜜鈔經》五卷，佛護(即佛圖羅剎)譯傳，慧進筆受，道安校定。《開元釋教錄》卷三指出：“其傳雲：與《大品》、《放光》、《光贊》同本者，或恐尋之未審也。”16 符秦時代的另一位譯經師僧伽提婆(samghadeva)，另譯僧伽提和、僧伽褆婆等，意譯眾天。罽賓國人，姓瞿昙，符堅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癸未來長安，沙門法和請他譯經，從建元十九年起，至建元年未止，共譯二部經：《阿毘昙八犍度論》三十卷(現存)、《阿毘昙心》十六卷(已佚)。涼州沙門竺佛念譯傳，慧力、僧茂筆受，法和理其指歸，道安作序。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267年)游於盧山和建康，又譯經論，具如《晉錄》所顯。 僧伽提婆翻譯的《阿毘昙八犍度論》三十卷，編入《大正藏》第二十六冊，《毘昙部》一。迦梅延子造，八犍度如下：雜犍度、結使犍度、智犍度、行犍度、四大犍度、根犍度、定犍度、見犍度，與《發智論》同本異譯。《出三藏記集》卷十有道安寫的《阿毘昙序》，記載了該論譯出情況：“以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罽賓沙門僧伽禘婆，誦此經甚利，來詣長安，比丘釋法和請令出之。佛念譯傳，慧力、僧茂筆受，各理其指歸。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訖。其人檢校譯人，頗雜義辭，龍蛇同淵，金鍮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怃然恨之，余亦深謂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面得盡定，損可損者，四卷焉。至於事須懸解起盡之處，皆為細其下。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盧，四十八萬二千三百四言。秦語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17 符秦時代的另一位譯經師是昙摩難提，《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昙摩難提傳》稱：“昙摩難提，兜佉勒國人也。龆歲出家，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中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練。是以國內遠近，鹹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游，以符堅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至於長安。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含》。堅使臣武威太守趙政，志深法藏，乃與安公請出經。是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騷動。政於長安城內集義學僧寫出兩經梵本，方始翻譯。竺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歷二年方訖。具二《阿含》，凡一百卷。自經流東夏，迄於符世，卷數之繁，唯此為廣。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堅屢禮請，厚致供施。在秦積載，後不知所終。” 據《出三藏記集》卷二，昙摩難提只譯過兩部《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和《中阿含經》。《開元釋教錄》卷三記載他譯了五部經，除二部《阿含經》以外，還有《三法度論》二卷、《僧伽羅剎集》二卷、《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一卷。 昙摩難提翻譯的《中阿含》，是本經的第一譯，譯於符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已佚，只存一些零本。因其譯文不能盡符原意，所以十多年以後，僧伽提婆等再加改譯。 昙摩難提翻的《增一阿含》，隨順世人的不同根機，從一法遞增至十一法，所以稱為《增一阿含》。正如道安的《增一阿含經序》所說：“《增一阿含》者，比法條貫，以數相次也，數終十，今加其一，故曰《增一》也。且數數皆增，以增為義也。”(《出三藏記集》卷九) 全經共五十二品四百七十二經，第一是《序品》，然後一法有十三品一百零九經，二法有六品六十五經，三法有四品四十經，四法有七品六十一經，五法有四品四十經，四法有七品六十一經，五法有五品四十經，六法有二品二十二經，七法有三品二十五經，八法有二品二十經，九法有二品十八經，十法有三品二十六經，十一法有四品三十九經。以此說明持戒、布施、生滅、涅槃等佛教道理，還配有種種因緣故事。 昙摩難提譯本四十一卷，後半十五卷，每品或大段未尾的錄偈，昙摩難提等忘而未譯，道安、法和增補為五十一卷。因其譯文沒能盡善，僧伽提婆又進行修改，所以現行本署名是“東晉瞿昙僧伽提婆譯”。 僧肇寫的《長阿含經序》(收於《出三藏記集》卷九)說《增一阿含經》有四分八誦，現行本只有十一法的《牧羊品》，標明第四分別誦，其余段落不明。關於本經的譯出情況，據《出三藏記集》卷九道安寫的《增一阿含經序》，昙摩難提“以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來詣長安，外國鄉人鹹皆善之，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佛念譯傳昙嵩筆受。歲在甲中夏出，至來年春方訖。為四十一年，分為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余(即道安)與法和其考正之，僧、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18 二、道安對譯經事業的貢獻 沙門道安，本為東晉高僧，與譯經結緣，是在符秦時代。 道安俗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省正定縣南人)。生於晉懷帝永嘉大年(公元312年)。出身於書香門第，幼喪雙親，被表兄孔氏收養，七歲讀書，五經文義，已稍微通達。十三歲出家為僧，非常聰明，但外貌丑陋，不被師父看重，讓他到田園干活，長達三年。他辛勤勞動，毫無怨言。他精進努力，齋戒無缺。數年之後，才向師父要求念經。師父給他《辨意經》一卷，有五千多字。道安攜此佛經到田地干活，休息時抽空閱讀。晚上回來後，把佛經還給師父，又要另一本。師父說：“昨天給你經了，你不讀，今天又來要經。”道安說：“昨天你給我的經，我讀過了。”師父有疑，不相信他說的話。又給他《成具光明經》一卷，不到一萬字。道安像往常一樣，攜書到田，抽空閱讀，晚上回來還給師父。師父讓他復述，竟然一字不差。師父大為驚異，對他特別敬重。後來，讓他受具足戒，正式成為一名比丘，讓他外出游方參學。至邺，入中寺，迂佛圖澄。佛圖澄很贊嘗他，與他談話一整天，別人見他其貌不揚而輕視他。佰圖澄對他們說：“這個人有遠見卓識，你們比不上他。”因而拜佛圖澄為師。佛圖澄每次講經，都讓道安復述。有些人不服氣，故意刁能他，提些怪問題，他都能挫銳解紛，行有余力。當時人們都贊歎說：“漆道人，驚四鄰。”19“道人”是指出家人，和尚，“漆”是說道安長的黑。 道安聲望不斷提高，四方學士竟相前來拜師，受業弟子有法汰、慧遠等五百多人。後迂石氏之亂，道安感到天災人禍，率眾入王屋女機山，不久後又渡河至陸渾(今河南嵩縣東北)，山棲木食修學。不久後，慕容攻河南，道安等南投襄陽，行至新野(今河南西南)，道安對弟子們說：“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20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道安派法汰等去揚州，派法和等入蜀，道安率弟子慧遠等到襄陽。習鑿齒聽說後，前來拜訪，坐穩後說：“四海習鑿齒”。道安回答說：“彌天釋道安。”21曾給謝安寫信說：“來此見釋道安，攻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我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22由此可見，道安不靠神通，不以勢壓人。而靠廣博的學問，靠高尚的道德行為，統率大眾，受到當時人的贊美。符堅素聞其聲，常說：“襄陽有釋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23符堅攻破襄陽，道安、習鑿齒被擒，符堅說：“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24從此以後，道安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人，大弘法化。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64年)二月八日卒，葬於五重寺內。 道安既是佛教領袖，又是佛教學者，對中國佛教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組織譯經 道安對原有的譯經很不滿意，《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記載說：“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25原有的譯經，經常出現錯誤，佛經的深奧義理表達不出來。致使道安講經說法的時候，只能講個大概意思，不能細講，《出三藏記集》卷八載有道安寫的《摩诃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談到他講《般若經》的情況：“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恆歲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滯句，著尾隱沒，釋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叉羅等。”26道安在襄陽(漢陰)十五年，每年講《放光般若經》兩遍，到京師長安快四年了，仍然堅持每年講兩遍，從不懈怠，經常迂到“滯句”、“隱沒”之類的情況恨不得拜見《光贊般若經》的譯者竺法護和《放光般若經》的譯者無叉羅，向他們請教。 以上遭迂，使他下決心參預譯經。道安本人不懂梵文，不能親自譯，便憑他的佛教領袖地位，可以組織譯經。道安在長安的七年當中，主要任務是組織譯經，並為譯經寫序，《出三藏記集》卷六、七、八、九、十五卷收錄道安寫的經序十四篇。經過長期的翻譯實踐，他總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具體反映在他寫的《摩诃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咛反復，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本也。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也易。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十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此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讵可不慎乎！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27 “五失本”是說有五種情況可以允許漢語譯文與梵文原典不致：一、從語法上考慮問題，梵語往往是倒裝句，一般來說是把動詞放在後邊，如果死譯，漢語不通，所以漢語譯文應當服從漢語的語法形式，方成通順譯文。二、一般來說，梵本佛經都很質樸，但中國人喜歡漂亮文雅的漢語。為了迎合中國人的這種喜好，佛經譯文一定要修飾。道安提出這一原則，和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個人的愛好密切相關。《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記載說：“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與學士楊弘仲論詩風雅，皆有理致。”28道安不僅熟讀佛教經典，也喜歡讀佛教以外的書籍，很會寫文章，文筆很好，文學造詣很深，常與學士討論寫詩問題，發表的意見很在行，很有道理。三、梵本佛經當其表達感歎、歌頌或叮咛的時候，行文原原本本，十分詳細。再三重復，不厭其煩。這不符合中國人的習慣，中國人寫文章，喜歡簡潔明了。為了迎合中國人的愛好，所以在翻譯的時候，要把重復的部分刪除掉。四、梵本佛經，往往以長行把問題說明以後，再用頌文進行總結，此稱“義說”，很像是中國韻文的韻語。從內容來講，頌文與長行無任何區別，這種情況很多。翻譯為漢語的時候，要把重復部分刪掉。五、前文已經把所要講的問題都說清楚了，在後文論述其他問題的時候，又要涉及前述問題。在此情況下，梵本佛經往往出現重復。在譯為漢語的時候，要把重復部分刪除掉。 “三不易”是說有三種情況，使佛經翻譯感到很困難，很不容易：一、《般若經》等佛經，是具三明(三種神通)之佛所說，是佛出長舌所宣講。聖人說法因時而宜，因人而宜，把這種典雅的古文，翻譯為適合今人的語言，這是第一種不容易。二、佛教經典的作者佛(說經)、菩薩(造論)都是智者，我們凡夫卻很愚昧。佛、菩薩都是聖人，我們是凡夫俗子，相距甚遠，不屬於一個層次。聖人說的話深奧懂難，時間又相距甚遠，翻譯為適合當今俗人閱讀的經典，這是第二種不容易。三、第一次佛教結集時，阿難背誦出佛說的經，離佛涅槃不久，尊者大迦葉讓五百名有六種神通的阿羅漢互相審查，相互校對書寫。現在距此已經有一千年了，用現代人的意向進行衡量，那些阿羅漢們是那樣的有智慧，處於生死輪回中的有情眾生又是這樣的平庸，怎能不知傳法之難呢？這是第三種不容易。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原則，是要告誡時人：在翻譯佛經的時候，肯定要迂到很多困難，很不容易解決。所以要慎之又慎，千萬不可草率行事。把印度人的佛教理論介紹到中國來，讓中國人理解，沒有“五失本”怎麼能行呢？ 道安的譯經理論影響巨大，姚秦鸠摩羅什譯經的時，其助手僧叡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予既知命，迂此真化，敢竭微誠，屬當譯仼，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懼交懷，愓焉若厲。”29隋代彥悰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其著作《辨正論》中，具體列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內容，然後贊美說：“余觀道安法師，獨禀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眾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論譯人之得失，可謂洞人幽微，能究深隱。”30此中所說“梵典之難易”即指“三不易”，此中所說“譯人之得失”，即指“五失本”。彥悰認為，只要執行“三不易，五失本”的譯經原則，就能表達印度佛經深奧難懂的佛教義理。 正確表達印度佛經的正確義理，這是譯經的根本目的，具體方法可以靈活掌握。如前所述，道安在《摩诃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原則，此經已佚，序言仍存。序言說明該經的譯出時間是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譯經原則的時間，大概也是這個時候。跋澄翻譯《鞞婆沙論》時間是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即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譯經理論的第二年。道安也為這部論寫了序言，其序稱：“趙郎謂譯人曰：‘《爾雅》有《釋古》、《釋宮》者，明古今不同也。昔來出經者，多嫌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胡為秦，以不閒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眾鹹稱善。斯真實言也。遂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時改倒句，余盡實錄也。”31趙政提出的譯經主張，道安是同意的。趙政主張盡量保留經本原貌，不要追求華麗，不要過多修飾，保留原經的質樸狀態，也不要過多刪除(損言)。除“改倒句”符合道安“五失本”的第一條外，其余皆不符。說明道安在譯經實踐中，並沒有完全格守“五不失”的原則。 (二)注經 《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稱：“佛之著教，真人發起，大行於外國，有自來矣。延及此土，當漢之未世，晉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質從異，譯胡為晉，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質晉，或善晉而未備胡，眾經浩然，難以折中。”32這裡說明道安注經的原因。佛教起源於印度，傳入中國要靠翻譯，印中兩國的語言結構不同，發音不同，文質不同。從事佛經翻譯的人很多，他們有的通梵文而不通漢語，有的通漢語而不通梵文，譯出的佛經自然難懂，這就促使道安下決心注經。 道安所注佛經主要如下： 《光贊折中解》一卷 《光贊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准》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一卷 《般若放光品起盡解》一卷 《道行品集異注》一卷 《大十二門注》一卷 《小十二門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跡金剛經甄解》一卷 《持心梵天經甄解》一卷 《賢劫八萬四千度無極解》一卷 《人本欲生經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 《陰持入經注》一卷 《大道地經注》一卷 《十法句義雜解》一卷 《義指注》一卷 《九十八結解》和《約通解》共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除以上注經，他還寫過《三界諸天錄》一卷、《經錄》一卷、《答法汰難》一卷、《答法將難》一卷、《西域志》一卷。 《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對此總結如下：“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意，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敘，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33 從道安的著作來看，他的佛學知識非常廣博，他所弘揚的主要是般若學的禅學，也涉及到小乘佛教、戒律等。《出三藏記集》卷七《道行經序》稱：“大哉智度，萬聖資通，鹹宗以成也。地含日照，無法不周，不恃不處，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無形，兩忘玄漠，塊然無主，此智之紀也。夫永壽莫美手上乾，而齊之殇子。神偉莫美於凌虛，而同之涓滯，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朽種。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夢。由此論之，亮為眾聖宗矣。何者？執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為之哉耳。非據真如游法性，冥然無名也。據真如游法性，冥然無名者，智度之奧室也。”34這裡所說的二大特點：一、用道教的“真人”等名詞概念論述般若；二、把空、有兩宗結合在一起，因為他提出“游真如據法性”的問題。大乘空宗主張一切皆空，並不承認真如法性。 道安的禅學觀點也很有特色，他把四禅、四無量心、四空定之十門禅說成是“三乘之大路”。“三乘”即聲聞乘、緣覺乘和菩薩乘，前二乘是小乘，後一乘是大乘。道安認為，三乘證果，都離不開十二門禅。 道安對小乘佛教的推崇，反映在他寫的《鞞婆沙論》和《阿毘昙序》中，對戒律的重視則反映在《出三藏記集》卷十一《比丘戒序》中。梁慧皎著《高僧傳》卷五《道安傳》稱：“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范》、《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捨，遂則而從之。”35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制定僧規。本傳又記載說：“安每與弟子法迂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36由此可見，道安又是彌勒淨土信仰的先驅者。本傳又記載說：“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每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37道安首次規定，出家人皆姓“釋”，這種習俗一直延續至今。 (三)、編纂經錄 《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傳》稱：“自漢暨晉，經未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铨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居，實由其功。”38從漢到晉，翻譯的佛經越來越多，有的譯師不記名字，後人追憶又搞不清年代。為清楚起見，道安著《綜理眾經目錄》，又稱為《道安錄》或《安錄》。說明譯師、譯時、新譯、舊譯等，使讀者一目了然。道安原著已佚，大部分內容保留在僧佑著《出三藏記集》卷三、卷五當中。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安錄》大概分為以下七個部分： 一、經律論錄。《出三藏記集》卷一的《新集撰出經律論錄》是在《安錄》的基礎上增補而成，共收經律論四百五十部，凡一千八百六十七卷。 二、二古異經錄。《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公古異經錄》說明如下：“古異經者，蓋先出之遺文也。尋《安錄》，自《道地要語》迄《四姓長者》，合九十有二經，標為古異。雖經文散逸，多有缺亡，觀其存篇，古今可辨。或無別名題，取經語以為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號質實，信古典矣。”39道安以前的某些譯經，已不知譯師、譯時者，稱為“古異經”。這些佛經多為《阿含經》的某一部分，多為殘篇，有的題目也沒有了，就用經文中的一句話作為題目。 三、失譯經錄。《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譯經錄》說明如下：“佑校安公舊錄，其經有譯名則繼錄上卷，無譯名者則條目於下。尋《安錄》自《修行本起》訖於《和達》，凡一百三十四經，莫詳其人。又關、涼二錄，並缺譯名，今總而閃，列入失源之部。《安錄》誠佳，頗恨太簡，注目經名，撮題兩字，且不列卷數，行間相接，後人傳寫，名部混糅。且朱點為標，朱滅則亂，遁空追求，困於難了。斯亦玙之一玷也。且眾錄雜經，苞集逸異，名多重復，迭相散案。”40“失譯”即已不知譯師之名。僧佑在肯定《安錄》的前提下，也指出它的缺點，太簡單化了，只注經名，不列卷數，還有很多重復。共收142部147卷。 四、涼異經錄。“涼土”相當於現在的甘肅省武威。共收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五、關中異經錄。共收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六、疑經錄。共收二十六部三十卷。道安說明如下：“外國僧法，學習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若有一字異者，共相推校，得便擯之，僧法無縱也。經至晉土，其年未遠，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無括正，何以別真偽乎！農者禾草俱存，後稷為之歎息，金匮玉石同緘，卞和為之懷恥。安敢預學次，見泾渭雜流，龍蛇並進，豈不恥之。”41由此可見，道安對偽經恨之入骨，一定要把它清除出去。 七、注經及雜經志錄。共收二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包括《經錄》等著作四部，關於《經錄》，道安說明如下：“此土眾經，出不一時，自孝錄光和已來，迄今晉康寧二年，近二百載，值殘出殘，迂全出全，非是一人，難卒綜理，為之錄一卷。”42可見道安時代，譯師得到什麼經，就翻譯什麼經，還沒有受宗派、學派影響，也沒有系統性。 三、慧遠對譯經業的貢獻 慧遠的生活年代是東晉，因為他是道安的弟子，所以列於道安之後論述。 慧遠，俗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崞縣)人。據《高僧傳》卷六，慧遠卒於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公元1416年)八月六日，世壽八十三歲。 慧遠出身於士族，自幻好學，聰敏過人。十三歲時隨舅游學於許昌、洛陽，學習儒家六經，尤精老、莊。21歲時和弟慧持於太行恆山(今河北省曲陽縣西北)迂見道安，聽其講《般若經》，頗有領悟，感歎說：“儒道九流，皆糖秕耳。”43與弟慧持俱投道安門下，出家為僧。道安很贊嘗慧遠的聰明和勤奮，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44 慧遠二十四歲時即登講席，引《莊子》說明佛教的實相之義，使惑者了然。因為慧遠有深厚的《老》、《莊》功底。所以道安允許他講佛法時，不廢俗書。 慧遠於東晉興寧三年(公元365年)隨道安至襄陽。道安曾派他赴荊州看望患病的竺法汰。當時道恆在此宣揚“心無”說，竺法汰派弟子昙一和慧遠前往駁斥。 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因政局不穩，道安分張徒眾。慧遠奉命於太元六年(公元381年)來到廬山，直至去世。 慧遠在廬山，與道安的另一弟子慧永相會，他們先住西林寺。在慧永的要求下，江州剌史桓伊於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為之建成東林寺。在慧遠的主持下，東林寺成為當時的譯經、弘法中心。 慧遠和他的師父道安一樣，他本人不曾從事翻譯，但他組織別人譯經，並寫序言，對佛經翻譯亦很有貢獻。他寫的序言，對佛經翻譯亦提出一些獨到見解。 慧遠到廬山以後，深感“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禅法無聞，律藏殘缺。”45派弟子法淨等長途跋涉去取經，獲得很多極有價值的梵本佛經。“每逢西域一賓，辄懇恻咨訪。屢遣使入關，迎請禅師，解其擯事，傳出《禅經》。又請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出數經。所以禅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百卷。初關中譯出《十誦》，所余一分未竟，而弗若多羅亡，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昙摩流支入秦，乃遺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余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阙，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蔥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皆遠之力也。”46這裡對慧遠在佛典譯傳方面的貢獻，論述頗詳。 一、請僧伽提婆翻譯法勝的《阿毘昙心論》(Abhidharmahrday’sastra)，收於《大正藏》第28卷，主要論述小乘佛教的有漏、無漏、色法、十八界、十二因緣、三十七道品等。由於慧遠的邀請，僧伽提婆於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譯為漢語，太元十六年(公元391)慧遠整理成四卷，並作序言。《佛光大辭典》稱“東晉僧伽提婆及慧遠合譯”，很不確切。 關於本論的譯出情況，作者不詳的《阿毘昙心序》記載如下：“釋和尚昔在關中，令鸠摩羅跋提出此經。其人不閒晉語，以偈本難譯，遂隱而不傳。至於斷章，直雲修妒路。及見提婆，乃知有此偈。以偈檢前所出，又多首尾隱沒，互相涉入，譯人所不能傳彬彬然，是以勸令更出。以晉泰元十六年，歲在單瘀，貞於重光。其年冬，於尋陽南山精捨，提婆自執胡經，先譯本文，然後乃譯為晉語，比丘道慈筆受。至來年秋，重復與提婆校正，以為定本。時眾僧上座竺僧根、支敏純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剌史王凝之，優婆塞西陽太守任固之為檀越，並共勸佐而興立焉。”47 慧遠的序文對書名解釋如下：“阿毘昙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管統眾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曰法勝，淵識遠鑒，探深研機，龍潛赤澤，獨有其明。其人以為《阿毘昙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非贍智宏才，莫難畢綜，是以探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於《問論》，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48 關於本論的譯出情況，慧遠的序文記載如下：“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茲文，味之彌久，兼宗匠本，正關入神，要其人情悟所參，亦已涉其津矣。會迂來游，因請令譯。提婆乃手執胡本，口宣晉言。臨文誡懼，一章三復。遠亦寶而重之，敬慎無違。然方言殊韻，難以曲盡，傥或失當，俟之來賢，辛諸明哲，正其大謬。 晉太元十六出。”49由此可見，僧伽婆、慧遠在翻譯《阿毘昙心論》的時候，慎之又慎。 二、請僧伽提婆翻譯《三法度論》(tridhaka’sastra)，並作序言。《三法度論》收於《大正藏》第25冊，又稱為《三法度經論》。依四《阿含經》，說德(施、戒、修三真度)、惡(惡行、愛、無明三真度)、依(陰、界、入三真度)等三法九真度。“真度”是梵文Khanda的音譯，又稱為犍度。 關於本論的情況，《三法度經記》記載如下：“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诃鞞耶伽蘭，兼通一切書。記此《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說此經。持此福佑一切眾生，令從苦得安，見谛解脫。”50 慧遠的《三法度經序》稱：“有游方沙門，出自罽賓，姓瞿昙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國，預聞斯道，雅翫神趣，懷佩以游。其人雖不親承二賢之音旨，而諷味三藏之遺言，志在分德，誨人不倦，每至講論，嗟詠有余。遠與同集，勸令宣譯。提婆於是自執胡經，轉為晉言，雖音不曲盡，而文不害意，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自昔漢興，逮及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方言，幸復詳其大歸，以裁厥中焉。”51“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說明翻譯的時候，去掉一些修飾。以前的翻譯，有的是“文過其意”，是說有些補充。有的是“理勝其辭”，是說有此刪節，譯文沒有把原典的道理充分表達出來。慧遠主張避免這兩種極端，行其中道。 三、請佛陀跋陀羅翻譯禅經。應中國僧人智嚴之請，古印度迦毗羅衛的佛陀跋陀羅(Buddhabha意譯覺賢)，於晉義熙四年(公元408年)來到中國長安，拜見鸠摩羅什，因學見不同，遭羅什門下擯斥。佛陀跋陀羅率弟子慧觀等40多人到廬山，投奔慧遠。 慧遠聽說佛陀跋陀羅善禅法，非常高興，趕忙派昙邕送信給姚興及長安僧眾，調解佛陀跋陀羅與羅什的矛盾，取消判其犯戒的處分。請他翻譯《修行方便禅經》二卷。慧遠親自為他寫序《廬山出修行方便禅經統序》，收於《出三藏記集》卷九，開頭便說“夫三業之興，以禅智為宗。”由此可見，慧遠對禅法非常重視。 佛陀跋陀羅主要繼承達摩多羅和佛大先(亦稱佛陀斯那)兩家的禅學理論，現存《禅經》主要介紹佛大先的漸修法門。所以慧遠的序說明如下：“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阖眾篇於同道，開一色為恆沙。其為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則是如。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為澄源引流，固宜有漸。”52由此可見，達摩多羅的禅法是以中觀理論為指導的頓悟法門，佛大先的禅法是以唯識理論為指導的漸悟法門。 關於佛大先的情況，《出三藏記集》卷九《禅要秘密治病經記》記載如下“……天竺比丘大乘沙門佛陀斯那，其天才特拔，諸國獨步。誦半億偈，兼明禅法，內外綜博，無笈不練，故世人鹹曰人中師子。”53 四、請昙摩流支譯《十誦律》。《十誦律》曾由罽賓沙門弗若多羅與羅什共譯，由弗若多羅誦出梵文，由羅什譯為漢文。剛譯三分之二，弗若多羅逝世。公元405年，西域沙門昙摩流支攜梵本《十誦律》來到長安，慧遠派昙邕寫信給他，請他與羅什續譯。 五、慧遠曾把《大智度論》節抄成二十卷，已佚。慧遠寫的《大智論抄序》保存在《出三藏記集》卷十。慧遠的序對譯文的文、質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若逐令正典，隱於榮華，玄樸歸於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幽淪長夜，背日月以昏逝，不亦悲乎，於是靜尋所由，以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辭樸而義微，言近而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莫尋，故令常訓者，牽於近習，束名教者惑於未聞。若開易進之路，則階藉有由；曉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遠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54 關於文質的問題，方廣錩教授的論文《關於江泌女子僧法誦出經》(載於《普門學報》二OO一年第二期)進行了很好的論述：“古代佛教翻譯有直譯、意譯兩家。直譯的經典行文質樸，不太好懂，稱為‘質’。意譯的經典行文流暢，很好讀，稱為‘文’。古代的翻譯家認為，直譯忠實於原文，比較可信；但過於質野，有礙流通。意譯文詞流暢，固然好讀好懂，但也有可能會以詞害義。不少人提倡一種‘文質均’的行文風格。《眾經別錄》對每部經典的行文風格都有判述，諸如‘文’、‘質’、‘不文不質’、‘文多質少’、‘文質均’等，作為閱讀的指導。” 慧遠的影響主要在淨土，被推為中國淨土宗初祖。慧遠淨土信仰的特點，不同於他的師父道安，道安是彌勒信仰，慧遠是阿彌陀佛信仰。他曾於安帝元興元年(公元402年)，率弟子劉遺民等123人，在阿彌陀佛像前發誓，共期往生阿彌陀佛所在的西方極樂世界。 1、《大正藏》卷49，第75頁 2、《大正藏》卷55，第219頁 3、《大正藏》卷55，第510頁 4、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40頁 5、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22——523頁 6、貝僧佑著《出三藏記集》卷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81頁 7、《出三藏記集》卷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82頁。 8、參見高觀如著《阿毘達摩毘婆沙論》，載於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三輯 9、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82頁 10、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82頁 11、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82頁 12、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73——374頁 13、《出三藏記集》卷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74——375頁 14、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75——376頁 15、《大正藏》卷五十五，第511頁 16、《大正藏》卷五十五，第511頁 17、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77頁 18、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39頁 19、語見《高僧傳》卷五，中華書局版《高僧傳合集》第31頁 20、《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2頁 21、《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2頁 22、《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2——563頁 23、《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3頁 24、《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道安法師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3頁 25、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1頁 26、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89頁 27、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89——290頁 28、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3頁 29、參見《出三藏記集》卷八僧叡著《大品經序》，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92頁 30、語見《續高僧傳》卷二《彥傳》，中華書局版《高僧傳合集》第118頁 31、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82頁 32、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27頁。 33、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1頁 34、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62——263頁 35、中華書局版《高僧傳合集》，第312頁 36、中華書局版《高僧傳合集》，第312頁 37、中華書局版《高僧傳合集》，第311頁 38、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1——562頁 39、中華書局點校本，第91——92頁 40、中華書局點校本，第98頁 41、《出三藏記集》卷五，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21——222頁。 42、《出三藏記集》卷，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28頁。 43、《高僧傳》卷六，中華書局版《高僧傳合集》第37頁。九流即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 44、《出三藏記集》卷十五，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7頁 45、《出三藏記集》卷十五，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8頁 46、《出三藏記集》卷十五，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8頁 47、《出三藏記集》卷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77——378頁 48、《出三藏記集》卷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78頁 49、《出三藏記集》卷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79頁 50、《出三藏記集》卷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80頁 51、《出三藏記集》卷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80頁 52、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45頁 53、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45頁 54、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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