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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華方田教授：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與中國文化
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與中國文化 文章轉自浙江學刊(杭州)1988年第3期 作者：華方田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佛教自漢代傳入我國後，一直存在著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擊撞、沖突與調和、融合的錯綜關系，並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作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本文試圖以四朝《高僧傳》為主要依據，通過對浙江古代佛教學者的活動之分析研究，探討它和古代浙江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內在關系。 一、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的概況隨著佛教在全國范圍的興衰消長，浙江佛教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同時，由於浙江政治、經濟、文化和地理等特點，浙江籍佛教學者也呈現出其令人注目的特殊風采。 首先，從靜態上審視，有以下一些基本情況: 在數量方面，四朝《高僧傳》總共記載了145位浙江籍佛教學者。其中《高僧傳》15人，《續高僧傳》22人，《宋高僧傳》80人，《大明高僧傳》28人。 從時間跨度來說，上述145位佛教學者的生活年代，分別早自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381)，晚至明成祖永樂六年(1408)，前後共1027年，其中除了有15人年代不詳外，兩晉南北朝有25人，隋唐有68人，五代有14人，宋元明有23人。此外，查《御制神僧傳》和《佛祖統紀》，前者所載浙江“神僧”16人，基本上是與四朝《高僧傳》重復的。《佛祖統紀》中記載了205名浙江僧尼，主要是天台宗僧人，反映了浙江佛教學者在天台宗發展史中的突出地位。 在地理分布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主要活動在浙江西北部富饒的平原地帶、東部沿海及一些風景秀麗的地方，即現在的杭州、紹興、寧波和溫州等地。這些地區都是浙江省政治、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或山清水秀的風景勝地。 在派別類型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幾乎遍及中國所有的佛教學派、宗派。從南北朝的成實、涅槃、毗昙等學派，到隋唐時期的天台、華嚴、律、淨土、禅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各派各宗都有浙江佛教學者活動的蹤跡，而其中尤以天台宗人為最多。 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中又有層次高低之別，其中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上貢獻較大、知名度頗高的有:慧皎、灌頂、道宣、文綱、少康、澄觀、良價、文偃、文益、貫休、延壽、寧、知禮、皎然、元照、智圓等。他們分別在創宗立派、著書立說方面各有突出的貢獻，而且有的在詩歌、繪畫、書法、雕塑等方面也頗為擅長。他們大大豐富了包括浙江在內的中國思想文化寶庫。 其次，從動態上審視，浙江佛教經歷了顯著的演變過程。 就僧人的數量變化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從逐步發展進到繁榮興盛。在此期間，浙江佛教活動起步雖較中原地區為遲，但佛教人才迅速成長，名僧輩出。四朝《高僧傳》所載，南北朝時代浙江佛教學者有25人，約占總數的20%。隋唐佛教宗派的紛紛創立，標志著中國佛教達到鼎盛時期，浙江佛教也達到了高潮，湧現出一代佛學宗師。四朝《高僧傳》中記載的此時期的浙江僧人有82名，競占總數量的63%。唐代“會昌法難”及“安史之亂”後，佛教已度過其黃金時代而開始走下坡路了，雖然浙江佛教特別是禅宗和淨土宗仍然保持著發展的勢頭和一定的盛況，但畢竟也是強弩之末了。四朝《高僧傳》中記載的宋元明三代的浙江僧人共有23位，約占總數量的18%。由此我們也大體上可以從中透視出浙江以至全國佛教發展的興衰過程。 就派別類型的變化而言，迄至南北朝時代，浙江僧人主要隸屬於成實、毗昙、涅槃等佛教學派。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形成了天台、唯識、華嚴、禅、淨土等八大宗派。浙江是天台宗的根據地，而天台宗又是第一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起著開風氣之先的重大作用，對以後其他一些宗派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此時浙江僧侶以天台宗人居多，幾乎每個浙江佛教學者都是以學習《法華經》開始其佛教生涯的。宋代以來，其他宗派都日趨衰微，唯有典型中國化的禅宗和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宗，分別或以其簡易直接、明心見性的法門或以廉價出售天國門票，贏得了廣大士大夫和下層人民群眾的響應與支持。此後還由於儒釋道的合流，佛教日益與儒、道融為一體；同時，佛教內部各宗派也呈現出相互交融的趨勢，如禅宗與華嚴、天台兩宗的融合及禅與淨土的合流，支配了此後浙江佛教學者宗教活動的軌跡。 再就地理文化的角度而言，伴隨著漢文化中心的變遷，浙江佛教的地位和形勢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在地理空間位置上，漢文化中心經歷了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的遷移，這就導致了江南文化特別是江浙文化的日益繁榮，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居於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安史之亂”及北宋政權的建立，實現了漢文化中心由西向東的轉徙，而“靖康之難”則造成了中國文化中心南遷的契機，實現了漢文化中心由開封——洛陽的東西向軸心，向杭州——蘇州的南北向軸心的轉變。作為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活動中心也隨之移到了江南。所以，宋元時期佛教各宗派的代表人物大部分為江南人士，其中又以浙江為最多，如禅家五宗之曹洞、雲門、法眼三宗鼻祖良價、文偃、文益，宋代天台宗之主要代表人物義寂、知禮、遵式，宋代淨土之省常，宋代華嚴之子璿等皆是浙江人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自宋代以來浙江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傳統文化發展的重大影響。 二、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的業績 通覽四朝《高僧傳》及有關資料，我們發現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對佛教無不虔誠備至，他們躬行自己的信仰，積極參與一切有利於弘揚、光大佛教的活動，在促進佛教的中國化，豐富中國古代文化，擴大中國佛教的國際影響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以下從六個方面具體說明這些學者的重要活動及其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作用。 (1)積極創宗承傳，增添佛教的新氣象。中國佛教在隋唐五代的創宗立派活動中，浙江籍佛教學者發揮了其創造精神，獨樹一幟，開啟一派之風氣。如道宣(596——667)，原籍長城(今浙江長興；一說江蘇丹徒人)，因常住陝西終南山研究、弘傳《四分律》，創立律宗，世稱南山律師。此宗後來極為盛行，後又經鑒真傳入日本。良價(807——869)，會稽諸暨(今浙江諸暨)人，禅宗曹洞宗創始者之一，因住筠州洞山(今江西宜豐縣)，被稱為“洞山良價”。良價宣揚“森羅萬象，古佛家風”，主張即事見真，從事象上顯現出理體。此宗宗風細密，流傳久遠，影響很大，並傳入日本。文偃(864—949)，姑蘇嘉興(今浙江嘉興)人，禅宗雲門宗創始者，因住韶州(今廣東韶關)雲門山弘揚禅宗，自成一系，世稱“雲門文偃”。此宗注重一切現成，舉揚一家險峻而簡潔高古的宗風。北宋時極為隆盛。文益(885—958)，余杭(今浙江杭縣)人，禅宗法眼宗創始者，晚年住金陵(今南京市)清涼院傳法，因稱“清涼文益”。他創立的家風是“對病施，相身裁縫，隨其器 量，掃除情解”(宋·晦巖智昭《人天眼目》卷四)，在宋初盛極一時。 在繼承祖師衣缽，發揚自宗家風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也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在天台宗的傳法世系中，浙江佛教學者尤為令人刮目。繼首創天台宗的四祖智之後，一直到第十五祖義寂，除九、十、十二祖之外，其余八祖皆為浙江本省人。他們是:五祖灌頂(561—632)，臨海章安(今浙江臨海縣章安鎮)人，世稱章安大師。六祖智威(?—680)，處州缙雲(今浙江缙雲)人，上元元年(674)居於軒轅煉丹山法華寺傳教，故號“法華尊者”，時人稱“大威”。七祖慧威(634—713)，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號“天宮尊者”，時人稱“小威”。八祖玄朗(673—754)，婺州烏傷(今浙江義烏)人，曾隱居左溪巖，世稱“左溪尊者”。十一祖廣修(771—843)，東陽下崑人。十三祖元琇，生卒年代不詳，天台縣人。十四祖清竦，生卒年代不詳，天台縣人。十五祖義寂(919—987)，溫州人，因住天台山螺溪傳教院傳授天台教觀，遂被稱為“螺溪大師”。其中灌頂從陳後主至德元年(583)師事智起，到隋開皇十七年(597)智去世為止，一直跟隨智，成為智創建天台宗的得力助手。智的著作多是由他筆錄成書的，他建國清寺，敷衍師說，著作宏富，在天台宗史上居有重要一席。義寂曾通過當時信奉佛教的吳越王錢俶，遣使到高麗(今朝鮮；一說去日本)訪求天台教典，求得不少典籍，使天台教典在經過“安史之亂”和“會昌法難”的破壞後由湮滅而復興，實是使天台宗得以中興的人物。義寂死後，天台宗內部逐漸演成“山家”、“山外①”兩派。“山家”的掛帥人知禮(960—1028)，“山外”代表人物智圓(976—1022)分別為四明(今浙江寧波)，和錢塘(杭州)人氏，在天台宗歷史上和知禮齊名的遵式(964—1032)，為寧海人。可見，天台宗的創建、鞏固和發展，實有賴於浙江佛教學者的積極活動。 此外，有澄觀(737—838或738—839)，越州山陰(今紹興)人，初遍學“三藏”，後專研《華嚴》，成為華嚴宗的集大成者，被尊為華嚴四祖。子(?—1038)，嘉禾(今浙江嘉興)人，系宋代華嚴宗代表人物之一。少康(?—865)，缙雲仙都山人，佛教史稱“蓮宗七祖”之一。延壽(904一975)，錢塘人，也稱“蓮宗七祖”之一。省常(959—1020)，錢塘人，“蓮宗七祖”之一。允堪(?—1061)，錢塘人，元照(1048—1116)，余杭人，是為宋代律宗的兩個重要代表人物。可見，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在華嚴宗、淨土宗和律宗的傳承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勤於注疏創體，豐富中國佛教文庫。浙江歷來為人才荟萃之地，加之江南佛學一向偏重義理，因而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大多勤於著述，注、疏、論、抄、記、傳、志、錄、偈，作品極為豐富，為汗牛充棟的中國佛教文庫增添了不少新鮮的內容，並大大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據初步統計，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中有作品傳世的有41人之多，留下書籍127 部，卷數逾千。其中給後世佛教思想發展以一定影響的作品有:《高僧傳》14卷，《涅槃義疏》10卷，慧皎著；《法華義疏》3卷，慧基著；《毗縣大義疏》十余萬言，慧集著；《俱捨文疏》30余卷，《金剛般若經注》，《大莊嚴論》(譯)，《大莊嚴論文疏》30卷，《法華經缵述》10卷，慧淨著；《般若經注》，僧旻著；《成實疏數》10卷，洪偃著；《三論文疏》，慧田著；《涅槃經疏》23卷，《觀心論疏》5卷，《國清百錄》4卷，《涅槃玄義》2卷，《天台八教大意》1卷，灌頂著；《華嚴經疏》60卷，《華嚴經隨疏演義鈔》90卷，《華嚴法界玄鑒》2卷，《三聖圓融觀門》1卷，澄觀著；《法華經科文》2卷，玄朗著；《寶鏡三昧歌》，良價著；《宗門十規論》，文益著；《宗鏡錄》100卷，《萬善同歸集》3卷，延壽著；《續高僧傳》30卷，《廣弘明集》30卷，《釋迦方志》2卷，《集古今佛道論衡》3卷，《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四分律拾毘尼義鈔》3卷，《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2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道宣編或著；《大宋高僧傳》30卷，《大宋僧史略》3卷，寧著；《楞嚴經疏》(後被稱為《長水疏》)10卷，子璿著；《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少康和文谂合撰；《行事鈔會正記》，《戒疏發揮記》，《業疏正源記》，《毘尼義鈔輔要記》，允堪著；《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42卷，《四分律羯磨疏濟緣記》22卷，《四分律含注戒疏行宗記》21卷，《觀無量壽佛經義疏》3卷，《阿彌陀經義疏》1卷，元照著；《止觀義例》，《法華不妙》，《不二門科節》，義寂著；《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6卷，《金光明經文句記》12卷，《觀音經玄義記》4卷，《觀音經義疏記》4卷，知禮著；《贻謀鈔》1卷，《首楞嚴經疏》10卷，《四十二章經注》1卷，《遺教經疏》2卷，《阿彌陀經疏》1卷，《涅槃經疏三德指歸》20卷，智圓著；《涅槃經夾注》80卷，禮宗著；《四分律輔篇記》10卷，《金剛經義疏》7卷，玄俨著；《號呶子》10卷，《儒釋交游傳》，皎然著；《金剛集注》，《心經消災經注》，《彌陀經句解》，性澄著；《四教儀經》，弘濟著；《阿彌陀經集注》1卷，普智著等。這些著作中的僧傳、開宗性著作和編纂古代思想斗爭的論集，對於研究古代佛教史和古代思想史，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三)大力培養門徒，擴大佛教勢力。僧(人)和佛、法一樣，為佛教“三寶”之一，其數量的多寡直接影響到佛教實力的強弱和命運的興衰。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大都繼承了帶徒傳法的傳統，積極培養門徒，以承傳燈火，擴大勢力。據不完全統計，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傳法在百人以上者有十三人，在千人以上者有九人。如慧基傳徒一千多人。子璿化眾“幾一千”。知禮門下“嗣法二十七人，入室四百七十八人，升堂一千人”《佛祖統紀》卷12，《四明法智法師法嗣》，其中知名的有廣智、神照、南屏。道宣傳弟子“千百人，其親度日大慈律師，授法者文綱等”(《宋高僧傳》)。從慧稜出世者“不減一千五百眾”(同上)惟寬“度黑白眾殆及百千萬”，“門弟子殆千余，得法者三十九，入室受遺寄者曰義崇、圓照焉。”(同上)玄俨傳法“殆出萬人”(同上)“門人有法華、昙俊、崇默、龍興、崇一、開元、智符、稱心、崇義、香嚴、懷節、寶林、洪霈、覺引、灌頂”。(同上)傳弟子最多者為慧約法師，據載“皇儲以下，愛至王姬，道俗士庶，威希度晚，弟子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續高僧傳》) 值得特別一書的是，有的佛教學者培養出了不少在中國佛教史上頗有影響的人物，比如，華嚴五祖、佛教哲學家宗密(780—841)為澄觀門下四哲之一。良價傳法曹山本寂(840—901)，並和本寂共創曹洞宗。天台宗人德韶(891—972)曾受禅宗法眼宗鼻祖文益的深刻影響。天台宗十五祖義寂傳法於朝鮮人義通，義通(927—988)後在中國敷揚天台教觀近二十年，成為天台宗的一代祖師。唐代僧人、卓越的天文、歷法學家一行(673—727)曾師事於天台宗人慧朗(662—725)。唐律宗僧人文綱(636—727)師承南山律師道宣，又傳法於道岸(654—717)。唐詩僧皎然(?—約790)出自天台宗人守直(700—770)門下。這些弟子對推動佛教的發展，抬高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都曾做出過重要的貢獻。 (四)建寺修廟造像，鞏固佛教陣地。寺廟是佛教僧眾奉佛拜祖、聚眾修行的場所，民間文化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儲藏、陳列佛教經典、繪畫、雕塑的藝術館。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對於建寺修廟造像都十分重視。如僧瑜與同學昙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建招隱精捨；真觀造金銅大象五尊，塔兩層、寺兩所。澄觀曾建雲花寺，並於該寺般若閣下畫華藏世界圖相，在所設十二次無遮大會上“塑形績象”。唐代僧人子瑀之前，德清縣全境無有一塔一寺，經過子瑀銳懷營構，德清始有精宇；他還抄寫經籍一萬六千卷。有的僧人上奏封建政府，請求支持修建寺廟的活動，如慧忠曾奏請唐政府在武當山建太一延昌寺，於白崖山黨子谷建香嚴長壽寺，並於此兩寺中各置一經以備度僧之用。有的僧人還大力勸導、動員信徒修寺建廟，如義寂在海門勸人修寺塑像，以至“感動”宋太宗派人重建壽昌寺；後到永安縣境，又勸七鄉人修塑光明寺中已毀佛像。還有的雕鑿石佛，公元486年僧護於新昌縣石城山隱岳寺寺北青石壁上首開其功，镌造十文石佛，剛成面像，不幸而逝。後有僧淑繼其業， 未成。後建安王派遣當時最有名的佛教建築專家僧佑繼續雕鑿，終於在516年雕成。該石佛身長百尺，由三代僧人歷經三十年鑿成，故名之為“三生石佛”，今座落在浙江省新昌縣大佛寺，被譽稱為“江南第一大佛”，實為我國南方早期石窟中巨型佛象的唯一碩果。 (五)寓禅於詩畫文，豐富文藝作品。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重視文學藝術諸形式在傳播佛教上的獨特效果，他們樂於與儒者名流交往、熱心於詩畫的創作。在他們中間湧現出了文學批評家、書法家、畫家和詩人。如唐代詩僧皎然，本姓謝，字清晝，謝靈運十世孫，吳興長城(浙江長興縣)人。文章俊麗，被時人稱為“釋門偉器”，善以佛教義理入詩，宣揚禅理與出世思想，格調清淡閒適。《全唐詩》編其詩為七卷。另撰有詩論《詩式》、《詩評》、《詩議》，其中以《詩式》最為重要。該書以論詩歌風格為主，提出“四不”、“二要”、“七德”、“十九體”等標准，倡導高古閒逸，輕視思想內容，開了以禅理論詩的先聲，對唐代詩人、詩論家司空圖、南宋文學批評家嚴羽等人的詩論都有一定的影響。唐詩僧清江，會稽(浙江紹興)人，工詩。大歷、貞元年間，與清晝齊名，人稱“會稽二清”。其詩多為羁旅抒懷，送別贈答之作，較少衲子氣。《全唐詩》錄存其詩二十一首，編為一卷。五代前蜀畫家、詩人貫休(832—912)，本姓姜，字德隱，婺州蘭溪(今蘭溪縣)人，人稱“禅月大師”。他的畫怪駭突兀，在當時極負盛譽，齊己將其比之王維。《宣和畫譜》著錄其作品有高僧、羅漢、菩薩、維摩等三十件，故宮尚藏有其《極樂圖》、《羅漢像》等掛軸。他最著名的《十六羅漢軸》還可從《唐宋元明名畫大觀》中看到印件。貫休詩名聳動於時，《全唐詩》錄存其詩七百一十七首，編為十二卷。著作有《禅月集》傳世。貫休兼善草書，世稱“姜體”，時人比之懷素。歐陽炯評價他說:“詩名畫手皆奇絕”，“聲似喧喧遍海涯”。“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均見《全唐詩》卷761《貫休應夢羅漢畫歌》) 此外據後三朝《高僧傳》所載，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中在詩、書、畫等領域裡成就卓然的還有慧淨(撰《詩英華》10卷、洪偃、真觀、道標、光、靈澈(《全唐詩》錄存其詩十六首)。盤谷(著《游山詩集》3卷)。還應指出，在我國文學史上頗有地位的劉勰、白居易、賀知章、韋應物、王禹偁、徐铉等人都曾受到過浙江佛教學者的深刻影響。如晚年好佛，自號香山居士的白居易就曾向浙江佛教學者惟寬、道標、慧琳等人請教過禅理佛法。《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則長期投於僧佑門下。他在鐘山定林寺定居十多年之久，著名的《文心雕龍》就是他在此期間完成的。自然，在這時期，劉勰也參與了佛經的整理，撰寫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梁書·劉勰傳》)，協助僧佑做了大量工作。在宦海沉浮二十多年之後，劉勰於520年在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即使在他出仕期間，仍然和僧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不斷參加有關佛教的活動，並且終身未婚。可見在劉勰的頭腦中，無論是在《文心雕龍》寫作之前，還是在寫作之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劉勰“博通經論”、“為文長於佛理”，其有關佛教方面的著述很多，流傳至今的還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石像碑》(見《會稽掇英總集》卷16)和《滅惑論》(見《弘明集》卷8)兩篇。 (六)積極向外傳播，擴大國際文化交流。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又從中國流傳到了朝鮮、日本等國家。在佛教向外傳播的過程中，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對天台宗、禅宗之曹洞和法眼兩宗的向外流傳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據載，唐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和他的弟子義真入唐游學，從天台山修禅寺道邃、佛隴寺行滿習學天台教義，並從道邃受菩薩戒。第二年五月攜帶在唐求得的經論疏記二百三十余部回到日本，大弘教化，在比叡山開創天台一宗。從此天台宗在日本便逐漸發揚光大起來。 宋時，由良價創立的禅宗曹洞宗也流傳到了日本。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臨濟宗的創始者榮西的再傳弟子道元來到中國，歷訪天童、徑山、天台等山，參谒了無際了派、浙翁如琰諸禅宿，終於得到天童長翁如淨的啟發而豁然開悟，並蒙印可，受傳秘蘊及衣具頂相。他於寶慶三年(1227)歸國，盛弘禅學，創立了日本的曹洞宗。由於交通便利，宋以後日本禅僧入宋求學及宋僧往日本弘傳禅學的人很多，導致了神學在日本的逐漸繁榮。日本各禅寺的構造、禅堂的設備乃至日常生活，多模擬宋地禅剎式樣，中國禅門詩偈在日本禅林中也非常流行。這些都明顯地反映了浙江禅宗學者所給予的巨大影響。延壽的《宗鏡錄》寫成後流傳很廣，高麗光宗王讀後，深受啟發，遣使航海來宋赍書敘弟子之禮，並奉金線袈裟、數珠紫水晶、金澡罐等。延壽還為隨同使者前來學佛的智宗等三十六人印可記莂，法眼宗旨因而弘揚於朝鮮。 三、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從前面論述的浙江古代佛學者的活動情況，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有的是佛教學派的開山鼻祖，有的是復興宗派的中堅人物，對於唐代，尤其是宋代以來佛教的延續起了很大作用。有些則是在學術上、教職上地位顯赫，聲望頗高的學者，如《高僧傳》卷8所載，慧基法師“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敕為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其弟子昙斐以小品淨名獨步當時，“有譽江東，被敕為十城僧主”，且青勝於藍，人稱“超進慧基，乃揚浙東之盛”。至於居主持地位的一寺之主更是不可勝數。他們身居主持之職，倍受教徒愛戴。如允若為杭州興華寺主持，行丕由天台佛隴升主寶陀，道樞初主何山後移主華藏、靈隱等寺。此外，這些佛教學者的重要地位也可以從他們得到皇帝贈予的稱號上看出來。在四朝《高僧傳》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性澄，得號“佛海大師”；本無的溢號為“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南朝僧人僧旻，位居京邑五大法師之右，“乃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為家僧，四事供給。又敕於慧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續高僧傳》)；錢塘僧人明徹，受到梁武帝優禮相加，家僧資給，“每侍御筵，對揚奧密，皇儲賞接，特加恆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同上書)這些僧人不惟受到最高統治者的恩寵，而且還與官僚士大夫密切往來。通過他們的中介，間接影響著統治者對待佛教的態度，使佛教受到封建政府的支持而得以持續發展。 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的影響並未限於佛教史方面，而是擴及到文學、藝術、哲學、倫理、民俗、社會心理及國際文化交流等各個領域。在文學藝術上，浙江古代佛教學者於詩、文、畫、書法、建築、雕塑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為祖國的文學藝術寶庫增添了諸多瑰寶。在哲學思維和倫理道德方面，天台宗重視佛教理論和實踐的止觀學說，禅宗之曹洞、雲門、法眼等宗的禅風都隨著歷史的發展積澱在人們的哲學意識和道德觀念之中。在民俗和社會心理方面，佛教的影響是深入而久遠的，千百年來佛教的影響對世世代代的浙江人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據《高僧傳》載，道琳善於求佛除妖，“靈驗”異常。文說“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跡，皆長三尺余。眾威服其征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齋以飯之”。《續高僧傳》載大志法師“善屬文藻，編詞明切，撰願誓文七十余紙，意在共諸眾生為善知識也。今廬山峰頂每至暮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遺誓，用燒道俗，合道皆酸結矣”。從這些習俗中可以看出佛教在民間的影響。此外，浙江佛教學者通過向日本、朝鮮等國僧人傳授佛教，也對國際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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