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居士文章
陳堅教授：趙樸初佛教“三自”思想論析
趙樸初佛教“三自”思想論析 陳堅 解放後，中國基督教為擺脫對國外教會的依附，開展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自力更生辦教，並於1954年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此後，“三自”一詞就幾乎成了中國基督教的代名詞。然而本文要談的“三自”並不是基督教的“三自”，而是佛教的“三自”。 佛教的“三自”是趙樸初先生1995年於《在省級佛教協會工作座談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提出來，他說： 我想到一個問題向各位請教，大家都知道中國基督教有個三自愛國運動組織，我們佛教是否也可以有個“三自”？當然其內涵是不一樣的。我們的“三自”是什麼呢？就是“自知、自反、自強”。[1] 趙樸老提出佛教“三自”固然是受了基督教的啟發，但是佛教的“三自”和基督教的“三自”，兩者的內涵顯然是不一樣的。基督教的“三自”是指自治、自養、自傳，而佛教的“三自”則是指是自知、自反、自強。 一、佛教“三自” 植根於中國傳統道德觀念 作為佛教“三自”的內容，自知、自反、自強都屬於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范疇，即便是“自知”、“自反”、“自強”這三個詞本身亦是中國古代經典中現成而常用的。 (一)“自知” 趙樸老在《講語》中界定“自知”是“我們到底知道自己多少？自己認識自己多少？”[2]“這裡談到自知，就是自己知道自己，自己認識自己。”[3]可見，“自知”即是指認識自己，了解自己。《老子》第三十三章中曰：“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後人曾據此語總結出“人貴有自知之明”的格言)“自知”，不但是要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還要了解自己的得失，如《周易·系辭下》中曰：“《復》以自知”，疏曰：“自知者，既然返復求身，則自知得失也”[4]，意謂《復》卦講的是“返復求身，自知得失”的道理，其中，所謂“復”，即是指回復於自身；回復於自身干什麼呢？“中以自考”(《復》卦“六五”之象辭)，“自考”者，即是考察自己，亦與“自知”同義。 (二)“自反” 趙樸老在《講話》中界定“自反”曰：“孔孟講自反，就是‘事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我們佛教講‘自淨其意’，這個非常重要。”[5]“自反”的思想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道德背景，如《禮記·學記》中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孟子·離婁下》中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又，《孟子·公孫丑上》中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趙岐注：“縮，義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 “自反”也常叫“反求諸已”，如《論語·衛靈公》中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孟子·公孫丑上》中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又，《孟子·離婁上》中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自反”在中國古代經典中還有另一些同義詞，如《論語》中的“內省”、“自省”：“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裡仁》)“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學而》)《禮記·樂記》中的“反躬”：“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周易·蹇卦·象》中的“反身”：“君子以反身修德。” (三)“自強” 趙樸老在《講話》中並沒有對“自強”作解釋，這是因為“自強”的含義人所共知，無須解釋。今觀“自強”之淵源，亦源自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周易·乾卦·象》中曰：“天行健，君以自強不息”，這句話非常有名，古往今來，許多中國人都將它當作自己的座佑銘。再如《孔子家語·五儀解》中曰：“笃行信道，自強不息。”《禮記·學記》中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這段話在“自反”一節中已有引用，此是重出)。 作為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三個重要范疇，“自知”、“自反”、“自強”千百年來在中國社會薪火相傳，許多有識之士都自覺地將其作為自律或教育他人的精神資源。現在，趙樸老以中國佛教領袖的身份，用“自知”、“自反”、“自強”來要求中國佛教界，提出佛教“三自”，裨使中國佛教能以“三自”的精神來回應時代的挑戰，從而發展自身——這無疑是上承傳統、返本開新之舉。 二、佛教“三自”開出中國佛教發展之路 趙樸老在闡述佛教“三自”時藉“自知”和“自反”以反思中國佛教，並在這種反思的基礎上，為中國佛教指出了一條發展“自強”之路。 (一)就“自知”而言，趙樸老認為，“在這方面，由於過去的忽視沒有下很大功夫，現在應當下點功夫。……我們佛教徒到底知道佛教的情況有多少？我看作為佛教徒至少要了解佛教的基本理論，要知道什麼是佛教。另外要了解佛教在中國的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佛教到底作了多少貢獻”。[6]在這裡，趙樸老呼吁，佛教徒應該“下點功夫”了解佛教，包括了解佛教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了解(中國)佛教史。也許有人要問，難道佛教徒還不了解佛教嗎？不了解佛教還算佛教嗎？且慢，趙樸老提出這一點並不是空穴來風、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嘩眾取寵，而是擊中了中國佛教之時弊。我們不否認，在今日之中國佛教界，了解佛教甚至對佛教深有研究的佛教徒亦是有的，但放眼整個中國佛教界，不了解佛教的“佛盲”佛教徒實在太多了！“我們最近收到江西一位名叫聶明讀者的一封來信，說他參拜某一禅宗的祖庭時和僧人談話的情形：‘許多僧尼對佛教知識一無所知，不知道什麼是三法印、三世因果，甚至不知道戒臘這個佛教名詞是什麼意思。’僧尼素質之差，這是普遍存在的現象。”[7]連佛教的常用名詞都不甚了了，更遑論了解古色古香的佛書，了解深奧的佛學思想以及源遠流長的佛教史了。 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對佛教缺乏“自知”，究其原因，我認為至少有以下五個方面： 1、在現實的皈依入佛的游戲規則中，皈依無須以了解佛教為前提。佛教界對皈依者是有某些要求的(尤其是對要求出家者)，但就是沒有“了解佛教”這一要求；即使偶爾有這一要求，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也是把握不嚴，形同虛設，因為“了解佛教”實在是一條“軟槓子”，經常被置於可有可無的境地。總之，了解佛教並不是皈依成為佛教徒的一個必需條件。原則上講，任何一個人，只要自己發心，願意做一個佛教徒，那麼他只要找一個依止師，即可皈依入佛。 2、皈依者——這裡僅就出家人而言——的動機不純。許多人出家當和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亦“不在山水之間”)，其意根本不在佛教本身，而是有別的非分之想，如想通過出家當和尚來發點財，至少也混口飯吃；或想通過當和尚逃避世俗責任乃至法律的追究；或想通過當和尚以達到出國、做官的目的；有的人甚至還認為自己的命不好，當和尚可以沖沖晦氣，等等，動機五花八門。試想，在如此的動機下，出家人還能好好地去了解佛教嗎？還能關心佛教的真義嗎？ 3、佛教徒的文化素質不高，但是了解佛教，尤其是了解精深的佛學理論，卻需要較高的文化水平，這種差落使得一些佛教徒即使有心想了解佛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中國佛教界的現狀而言，在出家人中，高中畢業的算是不錯了，大學畢業的寥若晨星，而許多人則是小學、初中水平，僅能識幾個字而已；在在家居土中，中老年人居多，而且大多是中老年婦女，他們很多人小時都沒受過多少教育，有的甚至還是文盲，這樣一個文化不高的佛教徒群體，你能期望他們對佛教有多深的了解嗎？ 4、許多佛教徒認為，學佛主要是修心的實踐活動，了解不了解佛教的知識和理論無關大局，有人甚至還拿禅宗的“不立文字”來為自己在佛教上的無知作辯護。他們東施效頻地認為學佛只要回到自心自性即可，根本不需要了解佛教的經教文字。殊不知，禅宗的所謂“不立文字”，其意思並不是不要經教文字，而是不要執著於經教文字，亦即經教文字是要了解的，但千萬不可執著。如果說“不立文字”是指不要經教文字，那麼請問，慧能聽《金剛經》而開悟又作何解釋？可見，以“不立文字”來為不了解佛教作辯護，尤其是以“不立文字”為借口故意不去了解佛教，這是十分不明智的。 5、在現實的佛教生活中，迷信色彩的佛教大行其道，燒香拜佛，念經做忏，至於真正的以解脫煩惱為本位的佛教卻乏人問津，這樣一種佛教大環境根本就不利於佛教徒對佛教作正確的了解。 趙樸老在《講話》中對造成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對佛教缺乏“自知”的原因也曾提及，但在這樣的大會講話中沒有也不可能充分展開來，我只是照著趙樸老的思路往下說而已。盡管以上對佛教頗有揭短之嫌的話我是照著趙樸老的意思說的，但是，同樣的話由趙樸老嘴裡說出與由我嘴裡說出，其意味是完全不一樣的。本來，作為一個世俗人士，我是不應該對佛教界指手劃腳的；但是，作為一個學者，我完全有評論乃至批評某種社會現象的責任和自由，畢竟中國佛教界存在的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實際上，今天人們對大學的批評遠多於和激烈於對佛教的批評)。趙樸老在《講話》中只是指陳“佛教徒”不了解佛教，我這裡想把“佛教徒”這個概念置換成“佛教人”。所謂“佛教人”，包括出家佛教徒、皈依了的在家佛教徒、沒有皈依的佛教徒，各級佛教協會和政府宗教管理部門中的工作人員、各級統戰部門和政協的相關工作人員、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的佛教學者以及其他與佛教有關的工作人員，如出版社和雜志社的編輯、旅游社的導游等，總之，舉凡一切其生活或工作與佛教有關的人士，皆屬於我所說的“佛教人”。在我看來，不但佛教徒應該了解佛教，應該“自知”佛教，而且佛教徒以外的其他一切“佛教人”也應該了解佛教。有這麼一件可笑的事： 最近佛學院某學生給上海一家書店寫信買書，落款為“某某合十”，因為是豎式書寫，書店誤認“合十”為“拿”，在回信時的稱呼成了“某某拿同志”。[8] 真是令人噴飯、啼笑皆非。“合十”本是佛教的一種基本禮節，書店的工作人員居然懵懂無知，鬧出了如此笑話。我還聽某公安局的一位科長說過一件更為可笑的事：他有一次向某佛教協會的副秘書長討教何為佛教中的“六根”，該副秘書長煞有介事地對他說，“六根”即是指兩手、兩腳、一頭、一陽具！(“六根”應是指眼、耳、鼻、舌、身、意) (二)就“自反”而言，趙樸老在《講話》中回顧了中國佛教界所做過的事，並就其中的得失作了中肯的評價——有貢獻，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少。他作了一個十分形象的比喻來說明這種“自反”，他說：“我曾經到梅蘭芳的家裡去過，他有一個房子設有很多鏡子，前面、旁邊、後面都有鏡子，他不僅要從前面看到自己的表演姿態，也要從各個方面看到自己的形態。”[9]梅蘭芳先生在不同方位設立鏡子來觀察自己的表演姿態是否適當，趙樸老以此來比喻中國佛教界也應從不同的角度來觀照自己的得失成敗，他認為，在宏觀方面，“近十幾年來，我國佛教的各項事業逐步振興，在政策落實、教制建設、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社會救濟、海外聯誼、國際交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開展，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做出了貢獻”[10]，尤其在對外交往方面，佛教的作用是不可替代，是對外交往的一種“特殊渠道”。然而，在微觀方面，由於中國佛教界缺乏前面所說的“自知”，缺乏對佛教本身的了解，因而導致在具體的佛教實踐中嚴重偏離佛教的真義和宗旨，“佛教內部還存在著憂患，總的來講是人才缺乏、素質不高，商業化、庸俗化的現象滋長，突出地表現為信仰淡薄、道風不正、戒律松馳、學修不講、追逐名利，這些問題應該加以高度警惕和嚴肅對待。”[11]“如不‘加以高度警惕和嚴肅對待’，作為佛教徒來說，不但不能荷擔如來家業，續佛慧命，且有損於‘人天師表’這一莊嚴形象。”[12] 趙樸老發現，中國佛教界所存在的這些問題，使得佛教在教外民眾中沒有什麼好印象，如“現在往往有些人把宗教，特別是佛教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13]，“人家說我們是封建迷信，我們在理論上是不承認的。我舉一個例子，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曾經帶著一個勤務員出去散步，毛主席說，我們去看看廟好不好？那個勤務員說，那有啥看頭，都是些封建迷信。毛主席說，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嗎？這是毛主席說的。有一次我到四川大足山去視察，那裡有一個文物部門貼的條子寫的是：佛教是封建迷信，是精神污染。我批評了他們。回來後寫了個書面報告，其中一份是給錢學森同志的。錢學錢就寫了兩封信給我。他說宗教不是迷信，是文化。一個是偉大的革命導師講的話，一個是偉大的科學家講的話。我現在給大家講一講，我們要有自信，佛教不是迷信。”[14]從理論上講，佛教不是迷信而是文化，但是教外將其視為迷信卻是一個不爭的社會事實，面對這個社會事實，趙樸老認為，這一方面與教外民眾不了解佛教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與佛教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有關：如果佛教徒自己真懂佛教，不借佛教之名行迷信之實，恐怕教外民眾也不會如此普遍且強烈地認為佛教是迷信。在趙樸老看來，中國佛教界不但要自覺地“自反”，而且在面對來自教外民眾對佛教的不利評論時更要“自反”，不怨天尤人，只“反求諸已”，從自身找問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實際上，在今天商品經濟的社會中，佛教最為人所病诟的倒不是它的迷信，而是它的日趨嚴重的“商業化”，人們對佛教寺院唯利是圖、浸YIN於賺錢騙供，頗有微詞，趙樸老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他一分為二，認為寺院“商業化”這個責任不能全由佛教徒來負，因為許多寺院在體制上並非由佛教徒自己來管理，“許多非宗教部門和單位，利欲熏心，不擇手段，濫建寺宇，濫造佛像，借佛斂財，影響極壞，反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15]但是，在寺院“商業化”的問題上，佛教自身也是難辭其咎的。現在，作為“公開的秘密”，確實有許多佛教寺廟成了“佛教公司”，其方丈或主持就是“佛教公司”的總經理。最近“苦口”寫了一篇題為《對方丈導游的思考》的文章，反映南岳衡山佛教寺院，方丈當導游，不講修行辦旅游，破壞了南岳自古以來形成的神聖的佛禅文化，讀來發人深思。我想在此摘錄文中的幾段“苦口婆心”的話以回應趙樸老的“自反”： 具有道眼與可尊之德成了方丈的必備條件，那麼，如何指導阖院大眾修行，如何開示白衣善信，應當是方丈的重要職責，也是衡量一個方丈是否稱職的標准。而方丈放下這些本分事不管，卻自覺地來擔當導游這個差事，這實在令人百思不解。作為方丈，偶然陪伴道友或貴賓游山，倒是情有可原的，但畢竟不可以去擔當職業的導游，那將是本未倒置的事情，且從根本上違背了佛門的教規。……另外，作為素食餐飲業的開發，也應當由社會來承擔，寺院似乎不可過多地涉足於經濟的開發。……寺院或出家人出來經營素食餐館，畢竟與其身份與職業不相符合，也與佛門的清規直接相違。……旅游與餐飲商業對寺院則無時不在產生著負面的影響，寺院中的出家人如何保持自身的清淨，堅持遠離紅塵的梵行，這倒是考驗出家眾的一個重要關卡了。……如果放棄出家人的本分事，去從事旅游與餐飲等與出家人的身份極不相稱的職業，則只恐不但不能提升南岳的歷史人文地位，反而會使南岳已經擁有的美好聲譽變得黯淡乃至消失。[16] (三)趙樸老認為“自強”就是針對“自知”和“自反”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在實踐中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以期中國佛教能擺脫舊時習氣(中國佛教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實際上都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是舊問題之新反映)，“強立潮頭”，因應時代之變化。趙樸老在《講話》中提出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歷史唯物主義“自強”觀，換言之即，中國佛教要“自強”，就必須在“自知”和“自反”的認識過程中，不斷地去實踐，不斷地去改正缺點，從而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出路，但是趙樸老在《講話》中並沒有提出中國佛教具體的“自強”之路，(整篇《講話》主要是關於“自知”和“自反”的)，盡管如此，“自強”還是趙樸老“三自”思想的核心，因為“自知”和“自反”都是為“自強”服務的，“三自”的目的乃在“自強”，在中國佛教的“自強”；而且縱觀趙樸老一生的工作，尤其在中國佛協會長任上的工作，他一直是在為振興中國佛教、為中國佛教的“自強”而嘔心瀝血。這裡，我想結合趙樸老歷來的思想和實踐總結趙樸老為中國佛教設計的“自強”之路，大致有三條： (一)“人間佛教”。自從近代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以來，中國佛教便在努力開啟一條人間之路，直到今天，“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乃成了新時代佛教的發展方向，其理念和實踐成為當代有理想的佛教徒的追求。赴樸老順應了佛教人間化的這一時代潮流，努力引領中國佛教走“人間佛教”之路。台灣佛光山的星雲法師在評價趙樸老的“人間佛教”思想時說：“趙樸初先生高瞻遠矚，提出人間佛教、文化佛教的口號，適應了時代發展機緣，扭轉了中國佛教局面，再創了近代佛教的復興，功不可沒。”[17]台灣當代的主流佛教也是“人間佛教”，如剛才說到的星雲法師，還有法鼓山的聖嚴法師，華梵大學的創辦人曉雲法師等高僧皆是在台灣積極開展“人間佛教”運動的先鋒人物，可見趙樸老提倡“人間佛教”，亦表達了台海兩岸佛教領導人的共同心聲。 說實在的，趙樸老提倡“人間佛教”乃是回歸佛教之本來，因為“人間佛教”乃是佛陀的本懷，佛教的真義，君不見，《華嚴經》中說：“不樂住世間，退失佛法”；君不見，《壇經》中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免角。”佛教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幫助芸芸眾生解脫煩惱，在人間幸福地生活。現在，河北佛協會長淨慧法師所創導的“生活禅”，台灣聖嚴法師所開辟的“人行道”(他著有《人行道》一書，宣傳佛法是人間的“人行道”)等，皆是“人間佛教”實踐的注腳。 (二)人材培養。佛教徒文化素質不高，不懂佛教，對佛教缺乏“自知”，這已成了新時期中國佛教發展的瓶頸。一個文化素質不高的佛教徒很難適應知識爆炸、科學發達的當今社會，試想，自身適應尚難，更談什麼弘法利生？有鑒於此，趙樸老在1992年於上海召開的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提議將全國佛教工作的重心轉移到僧伽教育上來，希望通過加強教育來提高佛教徒的素質，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智力保障。此後，他逢會便講僧伽教育、人才培養的問題，並在實踐中將此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不但十分關心各級佛學院和僧伽培訓班的發展，而且還親自選派有潛力的佛教徒到海外留學。趙樸老有一句在教界廣為流傳的名言，曰：“中國佛教要發展，第一需要人才，第二需要人才，第三還是需要人才”，此話毫不含糊，铿锵有力，如“師子吼”，如“無畏說”，期在引導中國佛教界營造一種尊重教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圍。 (三)三國兩岸交流。三國系指中、日、韓三國。中、日、韓三國的佛教同屬漢傳佛教系統，歷史上本是一家，後來只因政治分區而形成各自的法統。就三國的佛教現狀而言，日、韓兩國的佛教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佛教學習，尤其在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方面，日、韓兩國更是走在中國前面。趙樸老積極組織並參與三國佛教的交流，希望通過這種交流取長補短，將中國佛教從封閉演化引上開放發展之路——趙樸老曾將三國之間的交流稱為“黃金紐帶”。同時，趙樸老也十分重視海峽兩岸的佛教交流，因為這樣的交流一方面可以藉佛教以溝通兩岸同胞的感情；另一方面，台灣佛教在許多方面確實有值得大陸佛教學習的地方。盡管我們不能說日、韓以及台灣的佛教就是大陸佛教的所要仿效樣板，但是它們的某些具體做法卻無疑是大陸佛教今後發展的目標。 三、結語： “舊三自”與 “新三自” 趙樸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強之佛教“三自”，被教界稱作是“振興中國佛教的莊嚴理論”[18]。在佛教“三自”中“自知”和“自反”屬於認識范疇，而“自強”則是屬於實踐范疇；“自強”是目的，而“自知”和“自反”則只是手段。我們不妨將“自治、自養、自傳”的基督教“三自”稱為中國宗教的“舊三自”，而將趙樸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強”的佛教“三自”稱為“新三自”。盡管“舊三自”原初是中國基督教的，“新三自”原初是中國佛教的，但是，實際上，對於中國宗教現有的五大組織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來說，“舊三自”和“新三自”都是合適的。比如就佛教而言，“新三自”自不必說，即就“舊三自”而言，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以來，一直是走“自治、自養、自傳”之路的，因為，當時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到中國來傳教，都是個人行為，而不是受某佛教組織的派遣，這與當年西方基督教徒受教會組織的派遣到中國來傳教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樣的；再者，從傳教內容上看，當時傳到中國來的也只是佛經、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而不是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組織和制度，因而不管從哪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佛教一開始就與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組織沒什麼瓜葛，而且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組織本身也沒有在中國佛教界搞“殖民”的意圖，因而中國佛教壓根兒就不存在“依附”的問題，從而也就不存在“擺脫依附”的問題，中國佛教從來都是獨立自主的。我們可以說“舊三自”不但是中國基督教的作風，更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今天，中國佛教若能保持“舊三自”的優良傳統(在當今復雜的宗教局勢下境外的佛教組織或有插手中國佛教的可能)，再以“新三自”開辟出新路向，中國佛教就能大有作為，並可告慰趙樸老在天之靈。 縱觀中國佛教發展史，一方面中國佛教從不依附於國外的任何佛教組織；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國的每一步發展又都以吸收中國文化資源為其動力，而且正是在這一動力的支持下，佛教在中國才實現了中國化並成為中國化的佛教。根據前述可知，趙樸老亦是從豐富的中國文化資源中找到了“自知、自反、自強”之“三自”以為新時期中國佛教發展的動力——中國佛教的發展啥時候都離不了中國文化的支持。 [1]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頁。 [2] 同上。 [3] 同上，第7頁。 [4] 陳鳳高《<周易>白話精解》，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12版，第354頁。 [5]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頁。 [6] 同上，第6頁。 [7] 編後語《自知·自反·自強》，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頁。 [8] 《學點兒專業外的學問》，見《靈山海會》2003年春季號，第38頁。 [9]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頁。 [10] 趙樸初《在中國佛教協會六屆一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5頁。 [11] 同上。 [12] 編後語《自知·自反·自強》，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頁。 [13]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頁。 [14] 同上，第7頁。 [15] 趙樸初《在中國佛教協會六屆一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5頁。 [16] 《靈山海會》2003年秋季號，第6-8頁。 [17] 學愚《台灣佛教掠影(續一)》，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38頁。 [18] 編後語《自知、自反、自強》，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頁。
上一篇：仁煥法師：明白定位為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