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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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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劉元春教授：佛教民間慈善活動的特點與影響——上海“耀華路念佛小組”慈善活動紀實
佛教民間慈善活動的特點與影響 ——上海“耀華路念佛小組”慈善活動紀實 劉元春 這裡所說的“佛教民間慈善活動”，特指佛教居士自發組織的慈善活動。這些活動，一般是由某個“念佛小組”成員自發自願開展的，既有成員間的互利互助，也有社區內的扶貧濟困。在上海，佛教居士中有不少自發組織的“念佛小組”。他們多數是因為年老體弱、交通不便等原因，難以經常參加寺院佛事活動，於是大家相約在某個信徒家裡，幾個人、幾十個人一起誦經拜佛，有時也會請有關法師、居士來講經說法，開展印經、朝山、放生等佛事活動。在他們的信仰活動中，“助念往生”與“慈善互助”占有很突出的地位，發揮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我一直跟蹤調查上海浦東新區的“耀華路念佛小組”，並多次參加他們相關的活動，了解到他們從事慈善活動的一些真實情況。這裡，僅把自己了解的相關實例，簡要地介紹出來。 一、組織與管理 這個念佛小組事實上是有城鄉兩個不同群體組成的，包括在上海浦東新區上鋼新村街道的“耀華路念佛小組”和在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的“洞井村念佛堂”與“鞋塘村念佛堂”，都是由一位叫戴根蘭的居亡牽頭發起的。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就借用“耀華路念佛小組”作為通稱。 在上海的“耀華路念佛小組”，主要是居住在浦東新區上鋼街道的城市居民信仰者組成，經常參加活動的有56人，其中男平均年齡65歲，男6人，女50人，都是離退休老人，他們的生活狀況多屬於一般市民平均生活水平，不富裕也不貧困。他們的念佛活動，基本上是固定在一位居士家裡，老兩口，房子不大，30多平方米，每次都是濟濟一堂。另一個是在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農村的“洞井村念佛堂”與“鞋塘村念佛堂”兩個小組相距約9公裡，前者有40多人，後者有90多人，共約130余人，主要是當地的農民，其中90％是中老年人婦女。鞋塘村的發展較晚，是從2003年4月開始的。按當地農村的生活水平衡量，他們貧富不等，其中有少數小企業老板，多數是靠種田生活的農民。洞井村念佛堂設在戴根蘭居士的老宅，100多平方米上下兩層土木結構磚房裡；鞋塘村念佛堂設在其負責人莊某家宅裡，比較寬敞。在他們的佛掌裡，擺設很簡陋，正堂放置一張供桌，供放著幾尊佛菩薩像。 戴根蘭，生於1923年，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洞井村l現在家住浦東新區耀華路上鋼五村。1946年，獨自一人來到上海榮(毅仁)氏紗廠(後國棉22廠)做工，曾做過信徒多數還到過浙江農村參與那裡的活動，資助那裡的社會公益活動。 佛教慈善應當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精神層面的。廣義地講，用佛教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教育人們除惡興善，慈悲利世，都是佛教慈善的涵義。但是，針對佛教居士群體活動來講，他們主要是對那些處於苦難或者病危階段的人們，給予精神勸慰、鼓勵，比如臨終助念等。這是人們生命狀態最真實的階段，也是佛教信仰活動對個體生命最能顯示出心靈震撼的時刻。二是物質層面的。在人們處於無助的困難時刻，不論多少，物質上的資助是十分必要的。針對這些問題，戴居士曾提出並制定了開展慈善活動的一些規矩。他們成立了“臨終助念團”，把信徒分成六個小組，每個小組每次兩個小時，共24個小時。當人臨終時，助念團信徒獨自或者幫助家屬在合聲助念阿彌陀佛號同時，再用鼓勵和贊頌的語詞勸慰臨終者平和地走完今生的路途。他們不僅對信仰者，對非信仰者中的鳏寡孤獨者都熱心幫助。他們完全自願並免費，有時還集資幫助貧窮的臨終者家庭。尤其在農村，已經有多人得到了念佛助念，安祥地度過了人生的最後時刻。 在物質層面上，他們根據佛教“布施”中包括法布施、財布施、無畏施的思想，規定念佛小組每年開展三次布施活動，同時隨時舉辦必要的慈善捐助，奉獻愛心。其中，“法布施”主要是印經，一次1萬元左右，印制諸如因果報應方面的小冊子等教內外都可以看的書籍，弘揚佛教的倫理道德精神。財布施主要是每次贊助上鋼街道僑聯會1000元、上鋼五村、六村居委會各500元，支持他們濟殘扶困等慈善事業。另外，用去數量不等的善款資助寺院放生活動，培養大家熱愛生靈的善心良願。 近幾年，他們積極組織的慈善活動，內容廣泛。下面舉出幾個慈善活動實例—— (1) 救助重病兒童 2000年9月，戴居士得知耀華路270號401室的一位9歲兒童姜達偉患有多種疾病，需要救助。她馬上到家裡探視，得知孩子父母離異，母親下崗，父親靠釘鞋收入微薄，現在與外公外婆、一個有精神病的姨媽共同生活，全家就靠外公幾百元退休金生活。她本人先出500元，並且要每天出10元為孩子買營養品。隨後號召人家捐助，有48位居士分別出資5—50元不等，當天募得1500元，交給居委會用於治病。 (2) 救助返滬知青 2005年初，一位居士告訴戴居士說，有一位50多歲的返滬知青，身患癌症，因為沒有上海戶口，沒有醫療保障，無法看病，很痛苦。她組織居士們集資1800元，直接轉交給病人。 (3) 整修水井 2000年夏，戴居士在洞井村出資並組織信徒整修水井。這口古井出自然泉水，過去供應全村千余人的生活用水。但地勢低窪，多年來沒有人管理整治，．成為道路污水匯聚處，嚴重影響用水質量。戴老居士個人先出資200元買水泥，請人整修道路後，組織信徒親自動手清污。之後，她拿出僅有的1340元存入當地銀行，作為獎勵每年兩次清污人員的費用。她提出，每年春節與端午節前，大家共同清理水井，方便居民生活。至今，已經堅持了5年。 (4) 修通山路 2003年，上海與浙江兩個小組信徒集資4000余元，用於修建通往當地風景區滴水洞的山路。滴水洞是天然形成的，曾經在抗日戰爭中成為當地村民躲藏的庇護所。後來，村民在裡面供奉了城隍、土地爺等民間神祗，寄托著感恩與追求平安的信念，義處於松柏翠竹環繞的山地風景區內，是當地人聚會活動的場所。現在，成為外地人、城裡人必去的休閒勝地。 (5) 慈善基金會 2001年，戴居士個人出資1500元，2006年增加400元，作為基礎基金。用來每年供奉洞井村70歲以上老人，每人每次2斤油棗。油棗是當地老人喜歡的食品。她這樣做，目的是想提倡孝敬老人的風尚。 三、作用與影響 這個念佛小組的相關活動，在城鄉信徒之間都起到了“信仰價值導向”的作用，也獲得了社區人群積極的評價。戴居士個人的道德行為，所起到的模范作用是很人的。 她在帶領居士們從事慈善活動的時候，總是說：“我們能夠出資放生，或者求往生，那怎能見死不救呢?”她認為，佛教最強調教育，而教育的目的是引導人們實踐佛法真理。真正的佛教徒，只有親身實踐佛法，行動起來，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教育。“聽經念佛，向觀世音菩薩學習大慈大悲，向彌勒佛學習笑臉相迎。” 戴居士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節儉，她／L乎不打出租車，總是擠坐公共汽車。她的兒女多次勸她來回打車，注意安全，但她總是說：“在上海一次來回打車的錢，可以讓農村窮人辦不少事情!” 她多次對我說， 自己窮人出身，受了不少苦，所以看到窮人，就像自己當年一樣，感覺難受。兒女不需要我照顧了，還都很孝順，我能夠把自己的退休金節省卜來，為大家辦些好事。金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好事有好報，好人有好報。自己做點好事，心情就好，身體也好，所以自己過去的病魔都跑了。健康地生活著，就是最大的福報了。 因此，她每作一件事，總是同時進行思想教育工作。比如，在洞井村清污水井之後，她讓人在石壁上寫了《通告書》： “村民們，為了飲水清潔，特此通知佛友們清除污染，使洗滌水暢通，保持井 水清潔。希望村民們共同配合遵守!” 隨後，還逐戶作工作，講解自利利人、因果相牽的道理。我曾經到實地去，看見村民們在那裡喜笑顏開，都稱贊戴居士等佛教徒們做的大好事。甚至有不少人贊歎說：“一個老太婆真行，為村民辦了實事!”洞並村黨支部、村委會聯合發布《表揚信》： 近年來，由上海退休工人、八十高齡的戴根蘭為組長的念佛小組，在我們村做 善事、好事、實事，得到了廣大村民一致的好評。 念佛小組大都是年老體弱和部分家庭婦女自願組成，經濟收入並不高。可是，他們使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在2000年3月17日，為清理村民的飲用水井衛生，光排出垃圾及污泥，就達300多擔，使水質明顯好轉。同年12月18日，他們集資將村內一條因年久欠修的主通道(弄堂)改作成水泥路面，大大方便村民通行。這些善事好事，廣大村民高度贊揚!對於他們救助兒童姜達偉的事跡，上鋼街道與耀華居委會的負責人都曾當面稱贊過，認為這些老人的行動也教育和鼓勵了他們，他們的自發行動時時鞭策著他們為人民服務。《新民晚報》、《浦東新區周報》等新聞媒體，也都先後進行了報道。雖然報道中沒有點名是念佛小組的信仰行為，但是，也給了他們不小的鼓舞。《浦東新區周報》2000年10月19日第三版《緊急救助十歲病孩姜達偉——上鋼街道耀高小區居民獻愛心的故事》報道中寫道： 小區裡一位老人不僅捐錢，還主動與小達偉結對，每天拿出10元錢為孩子買 營養品，經常上門和他談心，鼓勵他與病魔做斗爭，做一個勇敢堅強的孩子。 針對戴根蘭居士及其帶領的耀華路念佛小組慈善義舉，中共上鋼新村街道工委、宣傳統戰科、各界人士聯誼會、上鋼街道耀華路居委會等組織都曾先後頒獎鼓勵。戴根蘭居士被“評為2000年度扶貧幫困獻愛心活動積極分子”。2001年2月，上鋼新村街道宣傳統戰科與各界人士聯誼會共同頒發的《獎狀》中寫道： 耀華路全體佛友念佛小組，在社區扶貧幫困活動中，熱心贊助，成績顯著，特 給此狀，以資表彰。 列舉這些社會各級政府與宣傳媒體表彰內容，是想說明一個事實：這個佛教居十團體的慈善行為，哪怕是多麼微不足道，都能得到社會各界的充分尊重和肯定。 四、感受與思考 佛教信徒的信仰活動是多層面多形式的。根據人乘佛教的信仰活動特點，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是純宗教意義的信仰活動，比如，佛教徒的禮佛誦經、持戒修行等，這是信仰者的本份。另一方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活動，這是在信仰觀念的影響—卜積極參與服務現實人群的行為方式。比如，佛教徒在“人間佛教”精神鼓舞下，所從事的扶危濟困等的菩薩行，都是普利社會的好事，已經超越了純粹的宗教意義。分析佛教徒信仰活動的特點，應該從這兩個視角去觀察和思考。 佛教倡揚眾生平等和大慈大悲的精神，這是佛教慈善的思想根底。佛教慈善活動有多種表現方式，有人喜歡套用“出世的”與“入世的”概念來劃分。一般人的理解，前者注重來生的去處，後者注重今生的生態。我倒傾向於，前者關注的主要是精神境界的安頓和超越，後者關注的主要是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升。以上所述，念佛小組的活動方式，恰恰涉及了這兩個層面。他們的活動沒有漂亮的口號、沒有誇大的渲染，很少“機巧”，很少“神秘”，也不“缥缈”，而是實實在在地貼近普通民眾，貼近現實生活。 實際上，不論是在上海，還是在浙江農村，他們作的最多的是經常組織大家探病問苦。因為大多數是退休多年的老人，他們經濟能力有限，不可能有太人的物質幫助，只有力所能及。他們聚會，最直接的作用是老人們之間傳遞相互的信息，身體狀況，家常裡短，互相安慰，身心愉悅。當聽到某個人某個家庭出現病災或不快，他們一般兒個人打個招呼，買些水果、補品，相約去探視、勸慰。上鋼新村的居士們經常電話聯系，交談的多是大家的生活情況，會轉告某人需要幫助的信息，然後共同想辦法解決。在浙江金華農村的，因為多數與戴居士左親右臨，也會經常把那裡的瑣事以電話相告，共同商議解決。農村的信徒們節日聚會時，自帶米面、青菜，一起做飯吃飯，歡聲笑語，親情融融。這時候，他們往往是在“說人”，而不是在“念佛”，倫理親情與溫良和善的生命律動，升華並超越了信仰的憧憬! 近些年，在對上海市佛教信仰情況調查中，發現佛教慈善活動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1999年初，對224位居士進行了調查，在“信佛的機緣和參加佛教活動的日的”問卷中，回答“受佛教徒善良行為的感染，認為信佛就是做好人”的占到26．79％，“受到了佛教界好人好事的幫助，有報恩目的”的有0．36％，“臨終時不受苦，被佛菩薩接引”的有31．25％，“學佛可以成為受人尊敬的人”的有0．40％，“離退休、下崗後無事可做，感到孤獨，信佛可以找到朋友，互相來往、幫助、安慰”的有0．45％；在“信佛後的實踐活動和精神感受”問卷中，“經常做好事，幫助窮人、病人、老人、殘疾人等”的占到26．34％，“敢於主持正義，與壞人壞事作斗爭，積極參與社會有益的活動”的占0．58％，“改變了自己的處事方式和不良個性，與人團結友愛，關系和諧、愉快”的占20．09％，“常與教友們來往，不孤獨不憂慮，精神好，身體好”的占19．64％：在“對佛教能夠發揮積極社會作用的想法”的問卷中，認為佛教發揮作用最主要的在“社會道德規范”的占到54．91％，“個人修身養性”的有42．86％，認為現階段佛教最需要的活動是“切實的信仰建設”的占92．86％，而最關鍵的是“開展積極的公益活動，為社會作出實際的貢獻”的占18．75％；在“意見匯總”中，居士們普遍提出要“多做有益的社會公益活動，提高佛教在大眾中的形象”、“集中善信的功德，成立一些義工組織，濟世救人”、“要根據信徒們實際的修行和對社會的貢獻，進行評比，樹立先進，以激發大家為現實服務的積極性和自覺性”。——很顯然，佛教慈善活動不僅對信仰者，而且對一般社會人群，都有不小的感召力，產生兩性互動。可以說，積極入世，展現個性，服務社會，是當今居士佛教信仰活動中的突出品質。 在他們的信仰心態中，盡管很自然地保持著對來世的憧憬和佛菩薩保佑的期求，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更加關注對自己精神的提升和陶冶，更加熱心於對社會有益活動的參與，也就是說，他們期望通過佛教信仰活動改變自己生命狀態，確立自己人生的社會價值。把自己的信仰行為與社會人生價值聯系起來，並且積極尋求貢獻社會人群的途徑，是值得高度重視和熱情鼓勵、有效引導的大好事，是與當代社會發展要求相協調的良好行為，是大乘佛教精神的實踐趨向。回饋社會、服務社會和積極主動解決社會問題，是佛教界融入社會，積極參與社會變革，從而展現“人間佛教”枉會價值的最有效途徑。這也是黨和政府“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任務。 戴居士及其念佛小組的活動，他們的作用與影響，是當前佛教慈善活動的一個縮影。他們的活動有佛教信仰力量的作用，更是人類善良本性的驅動，也是人類友愛和文明的表現。他們施用的對象和范圍有限，但是，其精神價值和社會意義，卻是深遠的，巨大的。對於追求真善美的人們來講，不論他們的力量多麼有限，他們的奉獻多麼微薄，而他們的信仰實踐與理想追求，都是值得尊重和珍視的! 當然，在調查中，我也時常感到他們的困惑。他們的慈善行為，雖然受到廣泛的贊揚，但是，因為他們的慈善活動基於一定的佛教信仰理念，而時常會被人誤解、甚至批評；在社會媒體宣傳的時候，也會因為這個信仰的背景而有意或無意地被“忽略”、“淡化”。這些問題的存在，因為有其歷史的、現實的限制，的確不能用簡單字眼來形容。但是，我們習以為常的現象，的確也削減了他們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的熱情。 宗教信仰活動是社會人群、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作為精神保障而獲得社會支持的途徑之一。隨著老年社會的到來，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也將不斷增加，諸如老年人的物質贍養與精神維護必然成為全社會的重要問題。對生死的渴望與懼怕，必須有一定的信念支撐和安慰，才可能使之泰然自若，具有健康的心態。另外，社會體制的不斷變化與競爭的日益激烈，中年人、青年人又將不斷面臨生活風險的考驗，如果沒有比較成熟的精神理念與堅強意志，就會帶來更加復雜的社會問題，影響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也就是說，不同年齡階層的人群，都需要“社會支持”。“從社會學視角來看，社會支持是一定社會網絡運用一定的物質和精神手段對社會弱者進行無償幫助的一種選擇性社會行為。””也就是說，所謂“社會支持”不僅包括社會物質保障，同時應該包括社會精神保障，兩者應該是有機的和諧統一，不可偏廢。就人類的本性來講，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之後，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加突出，尋求多樣的、符合自己內在情感取向的精神活動，是必然的。因為弱勢群體普遍存在的敏感、脆弱、消沉等心理障礙，使他們更需要社會群體的安慰、幫助、理解，使他們在感到被認同、有歸屬感、有寄托的心理自慰的同時， 自強自立。這是一個文明社會應該允許並加以積極引導的事業，是社會公正民主的標志。因此，當前在建立和實施社會保障體系的時候，應該注重建立顧及各種人群的多樣的社會精神保障體系，應該保護並引導社會主體信仰之外的精神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健康發展。 中國人推崇感恩，而中國農民最知道感恩，他們有“滴水之恩，湧泉以報”的淳樸品格。長期以來，他們處於社會底層，他們最需要被尊重。他們的心態反映著社會弱勢群體的一般情感，而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和情態是慈善事業關注的基點，也是佛教慈善關注的重心。弱勢群體需要物質的幫助，也需要精神的支持。生活的艱難可以度過，但尊嚴的被忽視或者歧視卻不能忍受。——對生命尊嚴普遍的尊重，對生存個體真實的支持，正是社會慈善的精神之所在，也正是佛教慈善的精神之所在。 (作者劉元春，1963年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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