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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全教授：教相判釋：空海對唐密日本化的貢獻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教相判釋：空海對唐密日本化的貢獻 李尚全 一、空海：唐密日本化的第一推手 空海(774-835)，俗姓佐伯，日本贊岐國多度郡(今香川縣善通寺市)人，父親佐伯直田公，母親阿刀氏。15歲時，跟隨舅舅學《論語》、《孝經》等。18歲時，入平安京(今京都市)大學明經科，學習《書經》、《詩經》、《左傳》等儒家經典，與此同時，偶然遇到一位沙門，教他讀善無畏翻譯的《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因而轉入佛教，到四國的大泷岳、室戶崎等地潛修佛法。795年於奈良東大寺受具足戒，法名空海。在入唐前就已撰著了《聾瞽指歸》、《三教指歸》等著作，顯露出較為深厚的漢文化修養。為了更透徹地理解漢傳佛教教義，於桓武天皇延歷二十三年(804)七月六日，作為學問僧與最澄等隨第十六次遣唐使籐原葛野麻呂一行分乘4艘船，從肥前國田蒲(今長崎)啟程，入唐求法。空海當時31歲，乘坐在第一艘船上，最澄當時38歲，搭乘在第二艘船上，由於在途中遭遇上暴風雨，第一艘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艘船漂泊到明州(今寧波)，第三艘船重返日本九州，第四艘船下落不明[1]。空海於次年從福州到達長安。在長安期間，初住西明寺。隨後遍訪各寺高僧，從醴泉寺般若與牟尼室利學《華嚴經》等，又隨昙貞學悉昙梵語。翌年於青龍寺東塔院從惠果受胎藏界和金剛界曼荼羅法，並受傳法阿阇黎的灌頂，號“遍照金剛”，獲得了密教正宗嫡傳的名位和向後代傳法的身份。惠果寂後，奉唐憲宗命撰寫碑文。806年攜帶佛典經疏、法物等回國，撰《請來目錄》，並把《劉希夷集》、《王昌齡集》、《朱千乘詩》、《貞元英傑六言詩》、《雜詩集》、《雜文》、《王智章詩》、《诏敕》等大批詩文作品和唐代書法作品帶到日本。由他編纂的《篆隸萬像名義》，則是日本第一部漢文辭典，對唐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文鏡秘府論》，不僅促進了日本對唐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漢唐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資料。 漢傳佛教早在前秦時期，就經過朝鮮半島開始向日本傳播，但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自聖德太子開始的飛鳥文化[2]到奈良文化的近200年間，毫不誇張地說，其核心就是佛教文化，三論宗和成實宗搭起了佛教理論框架，唯識宗和俱捨宗鋪陳出博大精深的佛教知識體系，華嚴宗張揚出如來藏體系的判教理論，律宗規范了日本僧人的生活方式。這就是日本佛教史家所說的“奈良六宗”。 奈良六宗是天皇掌握的意識形態，是國家意志的表現，也是整合地方實力派(貴族)的理論武器。在日本的飛鳥時代， “佛教是聖德太子文化立國的基礎”，“是包容一切新文化的廣泛的文化體系”，所以“飛鳥時代的文化從內容來說，是佛教文化，這也是它同前代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3] 到了奈良時代，可以看做是飛鳥時代的延續，“它是實行律令政治的初期，是以佛教為中心的各種文化取得驚人發展的時代”[4]。律令社會雖然使日本社會法制化了，但也使社會矛盾日趨表面化，再加上天災、疫病流行，貧民增加，政治處於困境之中，只憑儒家的道德教化，無法解決新的社會問題。就在社會矛盾叢生、難以應付的關鍵時期，從天武天皇起，從唐朝傳來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和《仁王護國般若經》發揮了重大的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這兩部佛教經典宣揚說，如果有人誦讀和講說這兩部經的功德，就能國泰民安，消災解難。再加上在莊嚴的寺院裡，用肅穆的儀軌誦讀這兩部經，更具有吸引力。聖武天皇之所以推行佛教政治，就是這兩部佛教經典所強調的，君王應該“具有一種護國安民的自覺責任感”[5]。於是，聖武天皇在天平十二年(740)發願建造東大寺及其盧捨那佛大金銅像，在天平十五年(743)破土動工，開始興建，到天平勝寶四年(752)四月舉行盛大的盧捨那大佛開眼供養法會，共花費了10年時間，以及龐大的人力和財物。據統計，僅鑄造盧捨那佛大金銅像，就用去熟銅739560斤，白銀12618斤，煉金10446兩，水銀58620兩，碳18656石。東大寺全稱“大倭國分金光明寺”，也稱“總國分寺”。[6] 聖武天皇開創的天平文化，是唐風盛行的巅峰。唐朝在州縣建立官寺的制度，天平時期也完全照搬，在各國(日本古代的國比現在的縣略小)建立國分寺，即在各國國都建立比丘住的“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和比丘尼住的“法華滅罪之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又稱之為國分僧寺；法華滅罪之寺，又稱之為國分尼寺。聖武天皇規定，每個國分寺裡建造七重塔1座，塑造1丈6尺高的釋迦牟尼佛像1尊，置備有《金光明經》、《妙法蓮華經》和《大般若經》的抄本；在國分僧寺住僧20人，國分尼寺住尼10人。僧尼們在國分寺裡供養、誦讀、宣講《金光明最勝王經》、《法華經》和《仁王般若經》“三大護國經典”，祈禱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這說明中央集權機構的勢力滲入到佛教界，佛教深入到地方政治”。這是因為，盡管“當時交通頗為不便”，但利用中國文化卻非常神速。“這也許只限於日本當時的貴族，但在日本享受最高教育的人，具有較高教養的人，卻與中國享有最高教育的人，具有最高教養的人幾乎處於同一水准上，在把中國文化引進日本這一點上不僅有方便條件，而且擁有實力”。[7] 空海在長安學習唐密達3年之久，成為惠果阿阇黎的洩瓶弟子，回到日本以後，唐密得到日本信徒的廣泛歡迎。而最澄在天台山只學習了1年，且比較雜亂，天台、禅、密和律，統統吸收，所以回到日本以後，面對“日本人渴求的是密教性的咒術”[8]的信仰需求，不得不跟隨比自己年小7歲的空海學習唐密。弘仁三年(812)，“最澄在高雄山神護寺接受空海的兩部灌頂”[9]，取得了傳授唐密的資格，並與天台宗相融合，完成了天台宗在日本的密教化，稱之為“台密”。由此可知，空海是唐密日本化的第一推手，標志著天平時代的“唐風文化”向平安初期“國風文化”的過渡。 二、教相判釋：空海使唐密在日本體系化 空海對唐密日本化的貢獻，從日本文化發展的趨勢來看，滿足了日本人自古以來，對咒術文化的需求。佛教自聖德太子以來的飛鳥文化和天平文化，始終居於靈魂中樞的地位，使天皇脫離了巫術文化的羁絆，升華成有教養的最高統治階級，采用儒家的政治模式，使日本社會律令化，完成了唐文化對日本文化的第一次社會改造工程。 空海在平安初期，面對貴族政治的崛起，律令化社會的日趨完善，肩負起了改造日本舊貴族社會的責任，即把具有巫術色彩的舊貴族，改造成適應律令社會的新貴族。為了完成佛教改造日本舊貴族的第二次社會工程，空海對唐密進行了理論翻新，即教相判釋。 密教最初由印度的龍樹、龍智興起，在唐玄宗時期，開始傳入中國，在長安形成唐密，是對印度密教的《大日經》和《金剛頂經》的中國式的新诠釋。善無畏和一行師徒，以《大日經》為根據，創立了表示理論的胎藏界曼荼羅；金剛智和不空師徒，以《金剛頂經》為依據，創立了表示智慧的金剛界曼荼羅。而惠果則把這兩種曼荼羅融匯在一起，並全盤端出，傳授給了空海。“但惠果沒有留下著作，又其後因中國密教的衰頹，所以將密教體系化的課題只好留待日本的空海”[10]。又據村上專精的說法，唐密“在奈良時代已經傳入日本，到了平安朝初期，有所謂八家的傳入，但其中專修密教而且得到正統密訣的歸國者只有弘法大師空海。並且大師與其他密教家不同，為密教作了教相判釋，說明了整個佛教對密教的關系，闡明了整個佛教的終極妙義在於密教”，“弘法大師的真言宗在日本傳播的盛況不能不說是在印度、中國前所未見的”[11]。也就是說，教相判釋，既是空海對唐密日本化做出的重大貢獻，又是對唐密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1、《辨顯密二教論》：對奈良六宗和台密既肯定又否定 空海處於天平唐風文化向平安國風文化的過渡時期，他與最澄與奈良六宗對立的台密不同，采取了對奈良六宗既肯定又否定的策略，他承認奈良六宗的合法性，不過，空海依據密藏《金剛頂經》，從佛的三身來說，奈良六宗除華嚴宗以外的其他五宗，是“如來變化身為地前菩薩及二乘凡夫等說三乘教法”，華嚴宗是如來的“他受用身為地上菩薩說顯一乘等”，佛的變化身和應化身所說的言教，“並是顯教也”，而他在日本所弘揚的東密，是“自性受用佛，自受法樂，故與自眷屬，各說三密門，謂之密教”[12]。這樣就把奈良六宗在天平文化裡的崇高地位，在平安時代的貴族文化裡貶低了地位。他說： 此三密門者，所謂如來內證智境界也，等覺、十地不能入室，何況二乘、凡夫誰得升堂？[13] 所謂不二摩诃衍及圓滿海德諸佛者，即是自性法身，是名秘密，亦名金剛頂大教王，等覺、十地不能見聞，故得秘密號。[14] 空海在《辨顯密二教論》裡，不光是對奈良六宗地位的貶低，而且對同時代興起的最澄創立的台密地位，也進行了貶低。他說： 《楞伽經》雲：佛告：大惠！我為曾行菩薩行諸聲聞等，依無余涅槃而與授記。大惠!我與聲聞授記者，為怯弱眾生生勇猛心。大惠!此世界中，及余佛國，有諸眾生行菩薩行，而復樂聲聞法行，為轉彼心，取大菩提，應化身佛為應化聲聞授記，非報佛、法身佛而授記莂。 喻曰：依此文，《法華經》者，是應化佛所說。何以故？為應化聲聞等，佛授記莂故。[15] 空海就這樣借用佛的三身顯密二教理論，把奈良六宗和最澄的天台宗貶低在東密之下，樹立了東密在平安時代的獨尊地位。 2、《秘密曼荼羅十住心論》：從凡夫到密教即身成佛的10個階段 日本淳和天皇天長年間(824-834)，敕命諸宗第一人提出自宗的教義。於是，空海依據《大日經·住心品》，撰寫了《秘密曼荼羅十住心論》，在天長七年(830)系統地陳述了東密教義[16]，實際上是從去人欲到即身成佛的心理描述，茲簡單介紹如下： ①異生羝羊住心。“此則凡夫不知善惡之迷心，愚者不信因果之妄執，我、我所執，常懷胸臆，虛妄分別，鎮蘊心意，逐陽焰而渴愛，拂華燭而燒身。既同羝羊之思草YIN，還似孩童之愛水月，不曾觀我自性，何能知法實谛？違教違理，從此而生。”[17]此即人欲橫流的拜金主義者唯利是圖、追逐權力的心理狀態。 ②愚童持齋住心。“愚童持齋心者，即是人趣善心之萌兆，凡夫歸源之濫觞，萬劫寂種遇春雷而甲坼。一念善幾沐時雨而吐芽，發歡喜乎節食，行檀施乎親疏，少欲之想始生，知足之心稍發，見高德而尊重，具伎樂而供養。知過必改，見賢思齊。初信因果，漸諾罪福，孝於親親，竭忠國主。不及之善生，探湯之惡休。內外三歸，從此而發，人天十善，因是修行。”[18]此即去人欲、存天理的儒家主義者的心理狀態。 ③嬰童無畏住心。“至如護戒生天堂，修善脫地獄。惡下之心稍發，欣上之願初起。於是求歸依彼天龍，盡虔誠此神鬼，仰拔苦悲，祈與樂眄，影隨形而直，響逐聲而應。三途苦果，畢前因出。四禅樂報，感今緣升。因果不可不信，罪福不可不慎。”[19]此即持五戒、修十善的在家佛教徒的心理狀態。 ④唯蘊無我住心。這是小乘聲聞人的心理狀態。“二百五十戒防身、口非，三十七菩提習身、心善”，“厭怖生死，灰滅身智，欣仰湛寂，等同虛空。是則聲聞自利之行果。”[20] “此唯蘊無我一句中，攝一切小乘法盡，故今聲聞乘名唯蘊無我住心。”[21] ⑤拔業因種住心。這是中乘辟支佛的心態。“觀因緣於十二，厭生死乎四五，見彼華葉，覺四相之無常。住此林落，證三昧於無言。業惱株杌，猶此而拔。無明種子，因之而斷。” ⑥他緣大乘住心。這是唯識宗人的心理狀態。“至此僧只始能觀察阿陀那深細之識，解了三界唯心，心外更無一法而可得者。乘此無緣心，而行大菩提道，故名無緣乘也。《楞伽》、《解深密》等經，《瑜伽》、《唯識》等論所說，八識、三性三無性，皆是此意也。”[22] ⑦覺心不生住心。這是三論宗人的心理狀態。“覺此心本不生，即是漸入阿字門，如是無為生死緣，因生壞等義，如《勝鬘經》、《寶性》、《佛性》論等中廣明。謂本不生者，兼明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去、不來等。三論家舉此八不，以為究極中道。”[23] ⑧一道無為住心。這是天台宗人的心理狀態。“大隋天台山國清寺智者禅師，依此門修止觀，得法華三昧。即以《法華》、《中論》、《智度》為所依，構一家義，修止觀，兼為門徒說雲。正修止觀者，乃至觀心具十法門：一觀不可思議境，二起慈悲心，三巧安止觀，四破法遍，五識通塞，六修道品，七對治助開，八知次位，九能安忍，十無法愛也。”[24] ⑨極無自性住心。這是華嚴宗人的心理狀態。“善無畏三藏說，此極無自性心一句，悉攝《華嚴》教盡，所以者何？《華嚴》大意，原始要終，明真如法界不守自性隨緣之義。”[25] ⑩秘密莊嚴住心。這是東密人即身成佛的心理狀態。“即是究竟覺知自心之源底，如實證悟自身之數量，所謂胎藏海會曼荼羅，金剛界會曼荼羅，金剛頂十八會曼荼羅是也。如是曼荼羅，各各有四種曼荼羅、四智印等。”[26] 三、結語：拔高了東密地位，完善了唐密體系 空海在長安青龍寺惠果阿阇黎門下學習唐密3年，回到日本後，創立日本東密，在晚年，完成了唐密的教相判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就日本佛教界而言，把東密的信仰地位，拔高在奈良六宗和同時代台密之上；就唐密的理論體系而言，完成了唐密的判教理論，把唐密從理論上提升到隋唐其他七大宗派之上，進一步完善了唐密的信仰體系。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佛學研究所) 【注釋】 [1]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塗玉盞譯，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12月版，第82頁。 [2] 日本飛鳥時代(あすかじだい)，始於推古天皇即位(592)，止於遷都平城京(710)的118年，上承古墳時代，下啟奈良時代。此期以政治中心為奈良縣的飛鳥地方(即當時的籐原京)而得名。 [3]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說》，汪向榮、武寅、韓鐵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版，第61頁。 [4] 同上，第82頁。 [5] 同上，第83頁。 [6]楊曾文：《日本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46頁。 [7] 〔日〕內籐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第82頁。 [8]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第89頁。 [9] 同上，第85頁。 [10] 同上，第98頁。 [11] 〔日〕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楊曾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11月版，第64頁。 [12] 《大正藏》第77卷第374c－375a。 [13] [14] [15] 《大正藏》第77卷第375a，第376a，第376c。 [16]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第101頁。 [17] [18] [19][20][21][22][23][24][25][26]《大正藏》第77卷第304a，第314a，第323c，第329b，第329c，第337b，第347a，第351b，第353c，第359a。 《法音》  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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