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上的社會運動
如果我們用「社會運動」這個概念來觀察佛教史的話，將可以有許多新的啟發。「社會運動」這個名詞在解嚴後的台灣，已經成為時尚，它啟發著人們用宏觀的角度觀察身邊的種種現象，並激勵人們以參與的熱情，投身於意見的表達和理念的推廣。然則當我們用這樣的態度觀察佛教歷史時，我們發現，「社會運動」的實質在佛教史上比比皆是；作為一個宗教，佛教固然把解決人類苦惱問題的核心，擺在個人問題的解決上，但是「般若是一德，隨機立萬名」，在社會批判與社會改革上，佛教在歷史上的表現雖然十分平和，但也仍然是波瀾壯闊的。
首先，如果從社會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佛陀的出家修行，乃至菩提樹下的覺悟，我們可以說，「四門游觀」的意象不僅僅是悉達多王子個人的苦惱而已，它事實上也是當時人心苦悶迷惘的具體凝結：「輪回」的觀念普遍的被奧義書宣揚開來，「如何止息生死之流」，成為當時印度文化的一大問題，而婆羅門教的權威正在崩解，種種沙門集團眾說紛纭……。從這樣的背景來觀察悉達多王子的苦惱，就能發現它的社會意義，乃至於釋尊菩提樹下的正覺，也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覺悟而已，而是從此點燃了心燈，照破了一個時代的苦悶迷惑，所以我們可以說，菩提樹下的覺悟，正是一個新的社會運動的原點。
尤其是釋尊成道以後，游行於恆河兩岸，四處說法度眾，他有計劃、有步驟的組織僧團，使之成為有組織、有紀律、有共同思想，又在經濟上實行共有的傳教團體，將覺悟的福音傳播到更廣泛的地區，乃至於實現它擔負「正法久住」的使命。釋迦牟尼佛這個偉大的覺悟者，不僅僅是一個超凡的宗教心靈而已，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說，他所推行的「覺悟運動」，至今仍是一個活躍著的普世運動；他所建立的弘法團體仍然充滿熱情地影響這個世界，滋潤苦惱的眾生。無論怎麼說，釋迦牟尼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偉大的社會運動者，給予後人許多深刻的影響。
再以釋尊反對當時婆羅門教的種姓制度，而提倡四姓平等來說，雖然不是佛教思想的核心，但卻是佛教思想的具體表現與落實。時至今日，種族隔離政策與種族歧視，仍然是某些地區社會運動的主題，如：美國三Ｋ黨的反種族融合，與南非黑人的反種族隔離運動都是荦荦大者。同時，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種姓制度這個問題，在印度至今仍然頑固不化，曾任司法部長的印度賤民階級領袖安貝克(B.R.Ambedkgr,1893-1956)，在為賤民階級爭取地位的種種努力之後，帶領二十萬賤民改宗佛教。這件事給吾人的啟發，不正是對那些譏諷佛教為不問世事，和以「傳教不問世事」自我標榜的人們，最正面的駁斥嗎？
大乘運動在佛滅五百年後勃然興起。從一定的意義說，大乘運動帶有反對小乘佛教的強烈意圖。尤其是《妙法蓮華經》以種種譬喻否定了小乘佛教在證悟解脫上的成就，宣示另一種「更真實的佛法」的存在；《維摩诘所說經》對小乘聖人種種嘲弄揶揄；《華嚴經》所揭橥的「不思議解脫」，顯示了即事而真、當相即道的種種面貌，超越了小乘佛教單一嚴謹的型態…‥；這些都說明了大乘佛教這一個波瀾壯闊的宗教革命運動，針對了傳統佛教社會的保守封滯，作了激烈的批判與揚棄，使佛教呈現出新的氣象和格局。
佛法傳到中國來，基本上仍屬上述由佛陀開始的「覺悟運動」的擴展和延續，可說毋庸再論；而繼承大乘經典佛教觀，也決定了中國佛教的發展型態，影響了中國人對全體佛法的理解方式。佛教傳到中國，漸漸的為中國人所接受，成為中國社會的一部份。在中國佛教史上，也不乏較具有社會運動意義的事件，而其中有些是與新興宗派的產生有關。譬如，隋代三階教的創始人信行(540-594)以末法時代的信念，極力的批判當時流行的佛教，大力提倡他所認為適合時代的佛法。據說，他為了能夠幫助路人推車而捨棄了比丘戒；這與當時的僧人擁有大量的「淨人」，用來替他們做戒律規定出家人不能做的種種勞役相比，真不啻天壤之別，而他的時代批判性，由此觀之，是最明顯不過了。
其次，如禅宗提出「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口號，也無疑是一項驚人的宣示。它批判了當時普遍流行，認為只有透過「客觀的研究教相」，才能理解佛法的觀念，而指出「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意思是說，佛法的真實意不僅可從文字上推測而得，也存在於解脫經驗的直接傳遞。禅宗的創發性，使中國佛教擺脫了一向由於拘泥於印度傳統，而導致的不適應的束縛，而能在新的原點上重新出發。這在宗教型態之改變、僧侶生活型態及組織之調整，乃至於促進佛法更深一層的滲入中國文化等等各方面，都發揮了極巨大的力量。
再以近代中國佛教史而論，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佛教處境內外交困，因此佛教界的社會運動也此起彼落。近代中國佛教的問題，大致說來，外來的有政治的壓迫、社會的歧視、外教的威脅等等。政治的壓迫在大陸時期，最明顯的是廟產興學運動，和內戰中軍隊駐扎寺廟等問題，許多教內大德都曾因此而向政府抗議，並團結教內藉圖自保。社會的歧視，最著名的反歧視運動，應屬前幾年，中佛會護教組由昭慧法師領導的「杯葛思凡」活動；對於外教的威脅，早期台灣佛教界主要是對一貫道的壓制和打擊，近年則有對清海法師的圍剿和劃清界線。
在對內方面，佛教體質的各方面之衰弱，與陳規陋俗的不合理，是佛教社會運動者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太虛大師提出了教理、教產、教制三個方面的革命，且用了一生的精力，並結合同志從事各方面的努力，而最後仍功敗垂成以終。太虛的努力與挫折，正說明了現代中國佛教積弊的深而廣，因而佛教的革新運動也絕對不會止於太虛的努力。其他，又如歐陽漸批判中國佛教的傳統觀念，力陳居士得以住持正法，並以「支那內學院」踐履之，這種居士爭佛教宣教權的正當性之努力，也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社會運動。再如，印順法師從事佛教教理的澄清，並在講述和著作中，處處流露出對現實佛教的批判，和對佛教理想的描述。印順法師透過文字著作的出版，滋潤了新一代學佛青年對佛教教理，尋求確實诠釋的渴求，當然也同時將他的革新理念推展到他們的心中。透過一些弟子及私淑者主動而持續的宣揚推動，印順法師的佛教觀已經成為台灣佛教界日漸深入人心的思想，這也預示著印順法師透過思想澄清而引動的佛教改革將會日漸蔓延開來。
近三、五年來，由於台灣社會政治變動加劇；改革意識普遍人心，而社會活力日漸旺盛，正是社會運動盛行的年代。台灣佛教界積數十年在經濟、人才及思想等各方面的預備，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擴大佛教影響力、健全佛教體質、改革佛教積弊、反對歧視佛教，乃至爭取政治上的自主權，改變執政黨應聲蟲的舊觀等等，都是許多熱心的佛教徒已經和正在從事的活動。然則回顧佛教史上的社會運動，我們可以說，在種種的改革和爭取之中，佛教之所以為佛教者，乃在於繼承和發揚釋迦牟尼佛為解救人類根本困惑煩惱而推行的正覺運動。佛教徒的種種努力，如果背離或忽略這一基本性格，佛教即使表面上十分興盛，都不能彌補佛教變質與墮落的悲哀。
【本文原發表於《法光雜志》第18期(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