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戒史話
關於律制，印順法師說：「從修行解脫來說，律是不必要的；如釋尊的修證，只是法而已。然從佛法的久住人間來說，律是有其特殊的必要性[1]。」在律制當中，有接納新人成為出家僧團之一份子的辦法，稱為受具足法。印順法師說，成立受具足法的目的，是「為了佛法的推行於人間」[2]。
據《摩诃僧祇律》卷廿三[3]的記載，佛陀成道以後，開始說法度眾，其中有願意追隨佛陀出家的，佛陀對他們說：「善來！比丘！」他們就成為出家僧團的一份子；與此同時，佛陀也教導比丘們應該學習他，也接納其他人加入出家僧團的行列，它的方法也是對新加入者說：「善來！比丘！」即可。「善來」的梵語是「Svagata」，就是「歡迎」的意思，是問候語。所以印順法師說，這樣的方式是制度建立之前的「道義的自由結合」[4]。
後來由於這種只說：「歡迎你！」就接納一個人加入出家僧團的方式產生了一些不整齊的現象，因此應捨利弗的請求，佛陀建立了「十眾受具」的辦法，也就是用一個制度來審核新加入者的資格，並以十個出家眾共同的接納作為加入出家僧團的條件。
印順法師說：「大眾部是戒從大眾得的；而上座部系，和尚為大眾的主體，戒是應從和尚得的[5]。」對此，他表示「應重視《僧祇律》的獨到精神」，因為這樣表示了「在受具時，推與僧伽(十人為法定代表)，使受具者在佛法(得戒)中，直接與僧伽相貫通[6]。」因此，他說：「依律制，如受具足戒的，成為僧伽一員，不只是加入當前界內的僧伽(現前僧)，而是成為全體僧伽的一員。全體的僧伽，稱為『四方僧伽』[7]。」「四方僧，不為當前的時空所限，而有永久性與普遍性，成為佛法住世，佛教延續的實體[8]。」
《摩诃僧祇律》卷廿三，又敘述了佛陀應億耳的請求，考慮實際上的困難，允許邊地受具，只要五位法定代表人的審核就可以了，稱為「五眾受具」[9]。
綜上所述，受具足戒的意義其實十分單純，印順法師說：「受戒，只是在大眾前，立定誓願，決意受持某類(或沙彌、或比丘等)律儀，經大眾認可，這等於參加黨團，舉行遵守黨規的宣誓儀式。這是重要的、嚴肅的，但並不是繁雜的[10]。」「受戒的只要有衣缽、不犯遮難。雙方條件具足，傳授比丘戒法，一兩點鐘，究竟圓滿。現在的西藏、錫蘭、緬甸，還是如此[11]。」
若再進一步推求，受具足法的核心精神，只是「請求和接納加入僧伽」而已，這在「善來受具」的不成文法中最是清楚；「十眾受具」「五眾受具」的成文法，只是在這當中規定了審核與共同認可的程序與條件。
中國作為一個接納佛教的異邦，向來對於西竺的規定抱持著極端尊重的心情，對於經律上的規定往往視為神聖不可凌替和不容懷疑。這樣的精神固然是敬法重法，是崇高宗教情操的表現，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反效果。這個現象在傳戒的歷史中表現得相當突出。
佛教初入中國，度人出家時，因未滿五人，新出家者只是剃發披服缦條。這些中國最早的出家人，是不被佛教史學家承認其僧格的。其實從他們是志願捨俗出家，而且被傳教的比丘接納來看，怎能否定他們也是僧伽的一份子呢？
後來戒經不斷的傳入與翻譯，五世紀初更掀起了律典翻譯的熱潮，諸部律典相繼譯出。但就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部份佛教徒不斷以戒經中的規定來要求受戒的情形。其中，以比丘尼僧團成立的艱辛最足以說明問題。
西晉升平元年(西元三五七年)洛陽竹林寺淨檢尼等四人，參加昙摩竭多依《僧祇律》設立的戒壇，受具足戒。結果此事在當時受到強烈的攻擊，因為戒律中規定女人必須在兩眾出家，而事實上那時候中國根本還沒有合法的比丘尼，結果淨檢一行人只好逃到泗水，在船上結壇受戒。但這次受戒依然不受後代的承認，只得於劉宋元嘉年間，再度由錫蘭請來比丘尼眾，終於在西元四三四年才使中國的女性在二眾邊受了具足戒。《中國佛教人物與制度》中說：「世傳漢代婦女阿潘出家但受三皈，晉時淨檢尼只在一眾邊得戒，都未得全戒；故中國尼眾於二眾邊受具足戒的，以慧果、淨音等為始[12]。」從漢末至劉宋，恐怕有將近三、四百年的時間，這些捨俗出家且被弘法者接納的出家女眾，只因不合戒律的成文法，就被否定其僧格，思之難免令人不平。
由此觀之，可見中國佛教徒在「受具」這件事情上，其儀式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它的實質意義。這種重視形式的「中國佛教精神」一直到近代都沒有任何改變。明代中葉以後，由於政府封閉戒壇，受戒軌則逐遭廢弛。這對中國佛教徒來說，實在是難以忍受的事。明末，一大批傳戒儀式又被制訂出來，其中，見月讀體的《傳戒正范》[13]是沿用至今的傳戒典則。
台灣光復以後，以白聖法師為代表的中國佛教會，以「傳戒」作為改造台灣佛教的手段，不能不說是極有影響的。但是在我們來看，就在一九五三年中國佛教會首次在台南大仙寺傳戒的前夕，印順法師在贊歎之余，也對中國佛教向來注重形式的作風作了針砭：「有人見到中國佛教(不但是台灣)的衰落，以為病在傳戒太潦草了，於是發表高論，有以為至少要三個月，有以為要一年、三年。這些，根本不知道戒律是什麼，傳戒是什麼[14]！」「而我們中國，把傳戒看成天大的喜事；等到戒牒到手，誰也問他不到，讓他掛單去，趕經忏去，這才是大毛病。怪不得隆重傳戒，被譏為粉墨登場，做作一番[15]。」
看看台灣今天佛教的風氣，印順法師四十年前的針砭似乎仍然顯得那樣鮮明辛辣。看到《佛教新聞周刊》[16]上今年兩家的傳戒通啟，標榜的東西似乎並沒有什麼改變，回想起如學法師在《法光雜志》第4期的專訪中，對光復後的台灣佛教風氣的評語就是「表面化、不實在」[17]，在這樣的風氣中，如果諸山長老們還繼續振振有詞，那麼誰有力量挽回其萬分之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