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弘法居士——鄭頌英
天晟傳統文化研究所 陳士東
鄭頌英老居士平生以刊印經典，普及教義為己任，四方學人，為法問道，或有難求助者，陸續不絕，他不顧年老體弱，有問必復，身居陋室，然心系眾生。筆者因撰文之故，去函請教於他，總能得到耐心回答，他老人家博學深證實在令我欽佩，因近人多不知他往昔弘法事跡，故欲撰文以記之，然他謙虛謹慎，贊他人賢善而不願揚己之德，曾來函令我止筆。我因深知他老人家功德，遂違師意而成此文，蓋因此善知識不可不令人知曉也！
鄭老系浙江寧波人，一九一六年六月生，後定居上海，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示寂，享年八十四歲。他接觸佛教是很早的，青年時期變笃信不疑，這不能不說是因緣使然。十五歲時，他因酷愛讀書，而於一個暑假期間見到報上弘化社贈閱名著的消息，就函索而閱之，當時索閱的是李圓淨居士的《佛法導論》和聶雲台居士的《人生指津》，因被這兩部名著中質樸的語言和深奧的哲理所折服，從此而啟信皈依佛教，於印光大師處聞法，後即在天台宗大德興慈法師座下受了三皈五戒。鄭老對天台教法深有領會，與興慈法師因緣亦甚深，許多年來，一直潛護天台宗之發展。在得悉寧波的觀宗寺及上海的法藏寺歸還音訊後，鄭老在高興之余亦懷有幾分憂慮，他在《台宗三祖·源遠流長》中深切地說：“我們竭誠建議和要求：這兩個天台宗的名剎，一定要建立成為講習天台教觀，培育合格僧才的專宗道場，重振台宗，法澤表流，而決不能成為經忏門庭啊！”他說這些是有深刻因由的，早年法藏寺有一次曾興起師徒爭執風波，師父興慈主張法藏寺應是天台宗的講經弘法修持道場，而徒弟慧開監院有大勢力，他熱心於辦成經忏，門庭，因此召開一次諸大護法的會議討論商決，鄭老那時才而立之年，就已能代表十大護法中聶雲台、李觐丹二老出席會議，會上諸大護法堅持興慈法師立場，慧開從此退出法藏寺。由此可見，一座寺院能否弘揚正法化導群機，就在於主持者的一念之間，寺院是弘法之機關而非商業娛樂之地，鄭老所憂慮的不正是我們今日寺院易犯之病嗎！他青年便能處理大事，不僅體現了他非凡的才干，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聶老與李老對他的信任器重，李觐丹老居士與他交往甚密，共同興辦過很多佛教事業，這會在下面祥述之。關於聶老，則是他衷心崇敬的良師，他在十五歲到三十余歲時，常到聶老處請教，聶老送他梁漱溟編的《村治》月刊，說梁是虔誠的佛教徒，懷著救國救民之心搞政治的。聶老不僅有很大的社會地位，智慧功德也是很高的，印光大師傳人德森法師常盛贊聶雲台、李觐丹、窦存我三人智慧德行，鄭老於聶雲台大居士處獲益良多。李圓淨居士長鄭老十余齡，家頗富有，常施淨資弘法，鄭老除了請教他一些佛法上的問題外，亦常與他一同興辦佛教事業，是故他們誼在師友之間。李圓淨對鄭老亦信任有加，敢托大任於他，如一九五○年在李圓淨捨報之前，到法院辦了公證手續，願將他在上海閘北寶興路的一塊房地產及在莫干山的別墅，托交鄭老和方子藩兩友，以此資金編印一部《梵英漢佛學大辭典》，這件事使鄭老始終感銘難忘。三十年代，慈溪縣西方講寺方丈定常與白雲庵常德師太和“桕墅方”答護法方家三婆等，在汶溪小洞岙建放生園，後改建為淨圓禅寺，該寺後山有“面壁居”，面壁居性海法師善講經說法，書寫碑版字。鄭老當時也住面壁居，與性海師共究佛學，後來鄭老還為聖壽寺造新大鐘書寫經文。在鄭老親近的善知識中，有一位令他感懷至深的人，這人就是方家三婆(王太夫人)。鄭老曾說：“在他所接近親教的三為前輩善知識中，心行廣大之菩薩行者，當推聶雲台、樂慧斌與方家三婆三位，信為護法居士的楷模”。方家三婆即是方子藩的母親，她是鄭老童年時親教的善知識，其曾皈依谛閒法師，法名聖照，又皈依印光法師，法名德裕，手書《華嚴》、《法華》等經，布施供養不遺余力，確是菩薩行者。方母曾在白雲庵內建有方氏念佛堂，清修並弘法，鄭老於弱冠前承慈溪洪塘留車橋白雲庵常德師邀，曾到白雲庵弘法小住，蒙方母慈攝猶子，法緣更深。後來，方母在其晚年某日，對鄭老說，還有大豐化學原料公司的一些股票沒有用去，就托您代作弘法利生功德吧，說著就將股票交給他。鄭老與方家因緣十分深厚，不僅親教於方母座下，還與其子方子藩一同弘法，是親密的法友。一九四一年，方子勤、方子藩昆仲為其母六秩壽征詩時，鄭老曾有一律賀詩，其中有“有子皆成名下士，無人不拜女中師”之句。寫到這裡我不禁要提醒大家，為什麼他能得到聶雲台、李觐丹、李圓淨、方家三婆諸大居士如此的信任呢？這與他辦事認真、誠實，重佛法輕世欲有莫大關系。另外，鄭老先後請益的高僧大德還有許多，親近交往的大居士也不少，如名居士陸淵雷是他知交，陸老詳告他許多珍貴的史料和事實；黃念祖居士亦常與他通訊聯系，鄭老曾大力贊助黃念祖《谷響集》出版之事，黃老於此書序言中稱他悲誓宏深為法忘身，一九八八年赴美傳密法後還不忘給鄭老來函。五十年代時，上海市佛教青年會領導班子中曾組成十余人參訪名山古剎，鄭老借機參訪了靈巖山了然、妙真大和尚；還曾旅行嘉興參訪范古農善知識，瞻仰隨學他淡泊寧靜、一商弘法的高行；另到穹窿山參訪高鶴年居士，高老半生行腳遍訪名山高僧，名著《名山游訪記》暢傳教內外，有徐霞客第二之稱。總之，鄭老參訪善知識之多是本文無法一一列舉的，此處只能略舉一些以令後學知曉他老人家之盛德。
關於他在日常方面的情況，由於我了解不多也非本文所限，故不多談，在他文中曾提到青年時期曾在上海泰康食品廠任職，在其《八十述懷》詩中有“經商立業運途通”句，想來是不錯的。由於他志信佛法，連生活中一些事也均滲透進了佛法，二十六歲時在上海功德林蔬食處舉行素席宴賓的佛化婚禮，男女兩家把功德林全包下來，佛教界親友中如林滌庵、方子藩、陳海量、黃智隆、張覺明等多以題贈詩文賀詞惠祝，林滌庵以親筆七言長篇見賀，有“鄭郎鄭郎如其人，說法能現居士身”；陳海量居士賀詩中有“功德林中共命鳥，逢人誇說菜根香”；張覺明女士更勉以“先送心歸極樂天”。陳海量給其編為《佛化婚禮紀念集》，惜此題詠在文革中與鄭老佛堂經書文物被抄一空。據說當日還有弘法活動，及贈送《護生畫集》等，在當時《覺有情》半月刊中曾有報道，以後繼有許多家佛友舉行佛化婚禮者，鄭老弘法能以身作則，於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之。另外，在他舉行佛化婚禮時，還以千元大洋救濟難民，又以巨資捐助關綗之創辦、趙樸初主持的上海淨業孤兒牧養院，被聘任該院院董。鄭老與趙樸老相交甚好，鄭老青年時期便追隨趙樸老從事佛教慈善事業，為弘法等事宜，趙樸老近六十年內寫給鄭老親筆函件達一百二十余封，九九年北京趙樸初辦公室已托上海佛協將趙樸老這些函件全部復印。樸老去世後，鄭老寫了一篇《緬懷敬愛的趙樸老》刊在《浙江佛教》第三期上以紀念之。除了早期協助聶雲台、李圓淨等大居士興辦佛教事業外，鄭老在抗日戰爭期間，還曾與羅永正、方子藩等幾個佛門道友，在方子藩家中組織創辦了“鹿苑佛學會”，做小型弘法研修活動。大型的弘法活動，亦有許多，如印光大師於一九四○年農歷十一月示寂後，蘇州靈巖山寺德森法師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印光法師永久紀念會”，並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創辦會刊《弘化月刊》，德森法師常駐紀念堂，主持會務及主編月刊，鄭老於其中被任常務理事兼流通組長。德森法師邀鄭老、樂慧斌、窦存我及鐘慧成每月一次到印光大師皈依弟子李觐丹家中審定下一期稿件，亦討論會務及縱論天下佛教大事，往往商討一整天，加上李觐丹居士，他們五人雖不具名義，實際上已是該刊的編委了。該刊後來成為建國後影響較大的佛教刊物之一，據聞蘇州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又復刊《弘化》雜志，射是可喜可賀的一件事，相信對推動佛教事業發展定會起到較大作用。抗戰勝利後，鄭老同一些道友又創辦上海佛教青年會，大規模弘法利生，這個佛青組織，是鄭老成就道業之處，在這裡他受到了順緣和逆緣兩方面的加持。上海佛教青年會，是抗戰勝利時即一九四六年由方子藩、鄭老、羅永正等一同發起成立的，會址設在覺園內，為上海青年佛教徒的組織，創辦這個組織的目的主要是向青年中弘揚佛法，為佛教接班人培養力量，他們還辦有《覺訊》月刊，弘法很有成績，如上述曾組織人游訪古剎遍參大德居士，開闊了成員的眼界。佛青會方子藩任理事長，鄭老任副理事長兼弘法部主任，他們二人互相幫助，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八年十年間，所有上海佛教事業和活動，以及發起舉辦法會等，乃至世法的工商事業，他們都是參加在一起緊密結合的。佛青當時聚集了一大批法門龍象，如精於科學的尤智表居士與羅永正(羅虛無)等人，還有弘一大師皈依弟子陳海量(陳與鄭老甚為知交，弘一大師賜鄭老的墨寶都是其代求的)。其中尤智表與鄭老和陳海量居士亦十分友善，一九四九年忽有人誣告他受國民黨二十萬美元，被捕入獄，那時他蘇州家庭無以為生，陳海量居士發起由鄭老等幾個佛友支援他家庭生活。二年後平反，趙樸初在功德林宴請祝賀，鄭老亦參加作陪。一九四八年，趙樸初迎請清定上師抵上海覺園建金剛道場，鄭老和方子藩等都參加了金剛道場護法會，後來更在密宗耆宿清定上師座下受了瑜伽菩薩戒。自此後直至九九年上師示寂，鄭老時常親近上師，為清定上師傳法做了許多有益的輔助工作，如協助編輯《清定上師開示錄》(附有清定上師簡介、能海上師簡介及康薩仁波卿行跡初搞)，其中，《康薩仁波卿行跡初搞》即是鄭老提供。他又與徐恆志、倪維泉二居士根據《瑜伽師地論》和《虛空藏菩薩經》，編輯了《瑜伽虛空藏菩薩戒本及誦儀》，經清定上師審定作序，於九四年出版。九九年七月，又為《清定上師影塵會議錄》題序，內中還記述了他在能海座前聽法之事。鄭老雖心儀淨土，但能平衡發展諸宗，如在《略論禅淨密之異同》一文中指出：“教內的各宗各派應當互相尊重贊歎，決不能執一廢余，自贊毀他！”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除了寫有大量闡述淨土宗教義文章外，他還與一些人倡議出版了一些密乘書籍，如《密宗法義精要》、《宗喀巴大師應化因緣集》、《入中論善顯密義疏》、《菩提道次第廣論》等，為密乘弟子准備了入門條件。實鄭老對密法是深知的，他不但與密宗大居士陸淵雷、黃念祖知交，還曾受過清定上師及法海喇嘛密法傳授，只不過對其采取謹慎態度罷了。他指出，修密易發神通，但當發通之後，若未體解一切法空，易生賣弄心，甚至斗法、毀棄戒律，是故推崇易行穩妥的淨土法門來接引眾生。鄭老在佛青期間，也參加外界其他佛事活動，如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繼佛青後又成立了“心光講學會”，每晨六至九時假座大中國心聲電台以播音方式弘法，每日播出內容有佛化唱片、法師講經、早時課誦、報告消息、通俗演講等，參加演出的有高僧及一些大居士，僧眾有南亭、理權等，居士有鄭老、陸淵雷、陳海量、方子藩、鐘慧成等。一九四九年，佛青由原林森中路(現名淮海中路)271弄6號遷入武勝路153號新址，鄭老等集資在佛青會址的兩側開辦大雄書局，由陳海量負責，任書局經理，編印了大量通俗讀物。然而，不幸的是，佛青在經歷五六年盛弘期後，被左的路線無情地摧毀了，鄭老也遭受到了逆緣的洗禮。當時(一九五五年八月)，鄭老恭請四川海燈法師來佛青傳授“穢跡金剛法”，後來收到中國佛教協會通知，一九五五年八月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代表會議在京召開，上海代表共有十余席，佛青占了四席：方子藩理事長、鄭老(副理事長兼弘法部主任、《覺訊月刊》發行人)、李行孝(副理事長兼少年部主任)、陳海量(理事及大雄書局經理)，定於八月十三日到京報到。傳法講經法會還未圓滿，一天，在講經後鄭老向海燈法師請假，因開會不能聽全了，法師說：“我知道”。說著，從懷中取出一個可掛的銅牌像章說：“這是穢跡金剛像，我念過五十萬穢跡金剛咒，現在加持您，這次去北京要掛在身上，不可離開！”原來法師早預知佛青之災難，已作好加持鄭老的准備。鄭老當時未能完全領會其意，再加上北京當時氣候非常熱，像放在挈匣內沒掛在身上。到北京後，才知這次會議是專為批判佛青安排的，會情較長，他們於九月五日回到上海真如，車未到終站前，他與李、陳二人即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到看守所。當時家中也被抄，佛青中召開檢舉大會，宣布他三人是反革命，號召揭舉三人罪行。會後，佛青即關閉，全國唯一的一所佛教青年會就這樣解散了。當時，靜安寺開會批斗並逮捕了清定上師，金剛道場也告停頓。一九五八年秋反右時，他們四人在市中級人民法院同庭受判決，清定上師無期徒刑，陳海量二十年，李行孝十五年，鄭老四十年，即於八月下旬同赴青海勞改。在“股來白骨無人收”的青海囚役中，他們處之泰然，鄭老等於其間有不少感應事，知系共業別業所致，陳海量在此間吟有大量詩詞，《懷鄭頌英居士》六首感懷尤深。鄭老當時留在農場職工醫院，做些西板報、發藥等輕微勞動，實際上沒有吃多少苦，且院長等待他很好。一九六二年秋，他寫申訴書到上海市高級法院，並呈趙樸老。在此時，得一人為他觀相，謂明年可回上海。果然，以九六三年三月三日，上海市高級法院來文：“提前釋放，回原處”。他於三月三十日到家，在青海只呆四年半，後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得以徹底平反。十四年減至四年，這是佛法加持的感應，鄭老後來說如果把海燈法師給他的像章帶在身上，可能會更好。
自鄭老沉冤平反後，就開始計劃復興佛教事業，一直努力弘法。鄭老夫人楊麗鑫自豪地說：“鄭老這個人就是死心眼，一心撲在佛事上，其它什麼也不管了，他在青海蒙冤回來，那時我心有余悸，叫他以後不要再搞了，可是他什麼也不聽，反而搞得更歡了”。一九八二年，當鄭老等在十年浩劫經書盡毀後，發起廣印時，陳海量有贈詩鼓勵：“鐵肩荷擔佛家業，海內更無第二人，獨轉妙法甘盡瘁，從今大地有回春”。八十年代，他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上海佛教協會常務理事，還曾任上海佛教協會出版流通組組長，印行了《法華》、《華嚴》、《楞嚴》等大乘經典，同時在協助政府落實宗教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鄭老為紅佛法盡心竭力，經常關心伽藍興廢。如潮音寺僧釋如得分別於一九七零年在積石山縣，一九八五年於塔爾寺，一九八九年在普陀山，二十年間三遇聖僧均囑建潮音寺。鄭老聞之，至囑西北臨洮楊宗義，經一年多致密調查取證，核實此殊勝因緣後，遂撰《勝緣奇跡話潮音》向國內外發文報道，同時在美國《萬佛城》、《廣東佛教》、《浙江佛教》及海內外佛刊撰文廣為布緣，後來一直關心指導潮音寺興建，引起巨大反響贊歎並紛紛捐資，使該寺初成規模。一九九三年春，石城釋耀雲已在安遠發展七十多佛弟子，大家極想建居士林，由於缺乏經驗，只好寫信請教鄭老，鄭老不僅介紹了上海居士林辦臨經驗，還一直關心安遠三百山佛教居士林發展，感人事跡很多，趙培洪居士已在《鄭頌英老居士與安遠佛教界的因緣》一文中有詳述。另外，鄭老還廣撰妙文，為名寺募資，如登消息助江西靖安寶峰禅寺籌財建寺，還關心蕪湖佛教，寄贈佛教圖書十批，助建圖書館，並推薦翟丹玲帶進在職潛修的青年十余人，增加了居士林的人力、物力。鄭老還常常協助佛教信眾解決困難，隨時以八十多歲高齡，親自往返郵局寄出贈人，如為《般若花》(徐恆志著)提詩，為《醒世覺迷寶鑒》題序，為《妙音信箱》及海口湖中寺主辦的《菩提》題寫刊名；現代佛學研究者陳兵先生請益鄭老，獲益匪淺；福建長舌法師，創辦《居士通訊錄》，得到他大力支持；在鄭老勸化下，譚希賢到普陀山普濟寺妙善法師處皈依，從此以佛教文章供養眾生，如此感人事跡，不可勝數。近年來，鄭老一直撰文扶正祛邪，除了以《課余隨筆》之名刊載之一系列文章，及為各寺募資之文外，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扶正(即主要澄清淨土宗一些理念)，一類是祛邪(即主要是批駁邪教及教內邪魔)。扶正的文章多是有關淨土宗的方面，因鄭老心儀淨土，修證使深處亦在此，當年果一法師派唐江居士面陳鄭老，禮請他參與“淨土宗文化研究學會”，可知他對淨土修養之高。此類文章如《論往生》，現代人往往亂用這個詞，鄭老為保佛法純正，而高呼“淨業行人臨終正念，具諸瑞相，方能確定其已得往生，才可以據其生前行持，臨終祥瑞，作往生記實的報道。沒有這些事實，而報道往生，把”往生“二字作為佛教界人士死的代用詞，是不負責任的，也非常不妥的”。另外還有討論念佛方面一心不亂、吃素等有關問題。近來有些教內人大呼佛法科學化，鄭老婆心切切，從龍昻居士《佛教科學化刻不容緩》一文開始，生怕著種提法會引起混亂，故幾次撰文正之，寫了一篇《佛教科學化刻不容緩的商榷》登在《台州佛教》上，並寄給四川昌臻法師，因他是龍昻的皈依師，請他轉給龍昻，龍昻在回信中表示提法不妥。後來因有人舊話重提，又寫了《佛教科學化趨勢的商榷》登在《妙音信箱》上。關於破邪顯正方面，鄭老對批判某邪功的文章很多，也很早很有力。自九六年以來他多次向國務院宗教局揭露某邪功的反動教材，九七年還寫信給吳立民，要求批判某邪功，還寄去了作了批注的某邪功書籍，吳老轉給《法音》編輯部。九八年二月一日，總第四十四期《奉化佛教通訊》刊載了齊運铎的《某邪功.種地.念佛》一文，替辯護。鄭老看後，甚為氣憤，立即寫了《某邪功是大毒草——不能容許邪正不分的胡說》刊在總第四十六期上，另還在四十九期上又登了一篇《不能容許附佛外道招搖撞騙》，加深批判某邪功實質。如今，國家有關部門已取締某邪功組織，定該功為邪教，這裡面應該記上鄭上老一份功勞。如《台州佛教》編輯室寫的《愛國愛教、正知正見——把揭批某邪功的斗爭進行到底》中所說：“對於附佛外道，佛教界不能輕視不理，大家應該如鄭頌英老居士一樣，積極地向政府和有關部門揭露附佛外道的罪惡行徑”。除魔務盡，鄭老後來在一些雜志上又對其它魔頭進行批判，如《摧邪顯正除三害》(《台州佛教》總127期)除了批判某邪功外，還揭露了兩個教內邪魔，一個是江西九江鐵佛寺蓄發的妙樂(自稱觀音化身，僧尼混居一寺，令各地都造妙樂寺)，另一個是某淨土邪說(看似淨土法門，可全悖佛法，謂只要聽到彌陀聖號，不用念佛就能往生)。從鄭老為我寄來的資料上得知，他以前還批評過所謂的“x x x 上師”及偽密宗上師盧勝彥等人，有鄭老在，佛教就多了一雙火眼金睛，任何魔頭都不能在他面前溜掉。九九年，《東北佛教》創刊，他被聘為顧問。同年，海口《華藏》雜志創刊，鄭老亦位列學術顧問。二OOO年，因年老體弱，鄭老准備引退，但為法問道或求幫助者仍絡繹不絕，鄭老又豈能全部放下，真是為弘法耗盡心力，最終發病而示寂。但他心懷淨土，臨終歸向淨土也是必然的事，有關瑞相已有他文報道，大家應深信不疑。我甚希望後學者多讀一下他老人家的文章，樹立正見，努力弘法。鄭老文章異彩紛呈，如《清心寡欲保壽康》一文，用佛法觀念來介紹青年養生；如追念先德之文，讀後令人聞慧大增，正念充盈。可喜的是，在海鹽雲有岫庵文物管理所鮑翔麟所長和鄭州《禅露》主編李銳鋒收集、編篡、共同安排下，將鄭老歷來文稿已整理出版，由徐恆志題序，名《淨意室文存》，序中說：“它不僅是敘事憶舊、咀嚼人生的佛教文化，也是一份珍貴的佛教史料”。最後，恭錄鄭老八十述懷作為本文圓滿。
年華八十去匆匆，夢幻煙雲只撫躬。志學嗜書皈佛早，經商立業運途通。
競因奇案游青海，也沐恩光返滬東。閱盡滄桑明業感，菩提聖道誓紹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