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
道堅
【教學目的與要求】 一個民族的崛起，必有相應民族文化的興盛，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有五千年文明的美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唯一延續存在至今的國家。中華民族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逐漸形成以儒、釋、道三教文化為中心的文明主體，佛教傳入後，致力於中華文明的建設，並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節 佛教對中國倫理學的影響
一 佛教與中國倫理學
中國倫理學流派紛呈，可謂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自虞唐三代的天道思想形成始，至周季的儒、墨、道、法等諸子百家爭鳴，及漢武帝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而漸以儒家倫理為正統。中國儒家倫理學的范疇極為廣博，依蔡元培先生之說，哲學及心理學為中國倫理學的前提，其他如“‘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學范圍於倫理也。曰‘國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是軍事學范圍於倫理也。曰‘攻擊異教，恆以無父無君為辭’，是宗教學范圍於倫理也。‘評定詩古文辭，恆以載道述德，眷懷君父為優點’，是美學亦范圍於倫理也”。因此，中國倫理學涉及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綜合性學科。
作為正統中國倫理學的儒家，在宗法制度及家庭觀念的影響下，以“三綱五常”為綱要，具有濃郁現實主義及人生化的色彩。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以倫理為基礎，以“家天下”的皇權思想統攝六紀(即君、臣、父、子、夫、妻六紀)，確定了君、父、夫的絕對權威，並以“忠”、“孝”為人生最高道德行為。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仁”為五常之首，是儒家理想中人格完成的聖人道德論，從其德言為“仁”，從其行言為“孝”，從其性言為“忠恕之道”。仁是重視生命的尊嚴，普濟博愛的精神境界，並以“仁者愛人，知者知人”及“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說明仁的道德論。
佛教東傳初期，對中國傳統倫理綱常來說可謂嚴重的挑戰。儒家倫理為封建倫理道德體系，屬於世俗的，即以神化君權結合家庭倫理觀念，形成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而佛教倫理提倡種性平等，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理念，宣揚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自由思想，顯然與儒家倫理相悖。佛教自稱以解脫世間種種纏縛，證得具有“常、樂、我、淨”四德的涅槃寂靜境界為目標。因此佛教並不以世俗道德倫理為最高准則，而是以世俗谛基礎，超越世谛的出世間倫理道德為歸趣。這種圓融真俗二谛的倫理道德觀，甚而不受現實倫理綱常的束縛，具有超道德的性質。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注重融攝傳統倫理道德，即吸取儒家倫理道德思想，以補入世之不足，逐漸形成完整的中國佛教倫理學體系，成為中華倫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佛教倫理道德
(一)佛性論
中國佛教倫理學以對人的本質、本性的思考為基礎，認為每一個生命都有其神聖性，都具有解脫成佛的潛能。然而佛性受到煩惱妄想的覆蓋而不顯發，因而輪回六道，不得解脫。眾生若能斷除無明惑業，則見佛性，獲得涅槃的永恆之樂。佛性論是佛教人性論的基礎，為去惡從善、修行成佛提供了理論根據，對宋明以來的儒家道德修養論有直接的啟示作用。
人人本自具足佛性，都可以成就佛道。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沒有尊卑貴賤之分，打破人為的階級劃分，讓不同職業不同種族不同國家的人，在佛性論的思想下平等互利。這種超越狹隘民族主義、地方主義的理念，為世界的和平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佛教客觀分析了人性的善惡性質後，以佛性論性善惡學說來論證成佛及眾生生死輪回的根據，為社會倫理道德提供了許多積極的思考，如一闡提成佛說，表明有罪眾生雖然犯有嚴重過失，但不失其人性的尊嚴，因而應該給予起碼的人道主義關懷等。
(二)因果報應學說
所謂因果報應學說，也稱萬有因果律，指善惡行為必將獲得一定的善惡果報。佛教認為生命是永恆的，在業力的牽引下，輪回於生命的各種類型中，其類型大致分為六種，即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等六道。天、人、阿修羅的境遇相對較好，屬三善道，地獄、餓鬼、畜生三道生活在比較痛苦的環境中，屬三惡道，也稱三途(地獄為血途，餓鬼為火途，畜生為刀途)。佛教認為，未來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修十善業上升天道，修持五戒轉生人間，修福不修慧生於阿修羅道，貪婪的眾生轉生餓鬼道，造作惡業則墮落地獄，不明真理愚癡無智轉生畜生道。六道升沉，全憑自己的心念和行為作主，而不是命運或上蒼的安排。過去的行為影響現在的生活，現在的行為又影響著未來的命運，人在命運流程中始終占著主動的位置，從而形成佛教獨特的生命觀。
(三)佛教戒律學
在佛教倫理學中，戒律學始終貫穿佛教思想體系，認為“戒”為佛教總綱“戒定慧”三學之首，受到佛教界空前的重視。
戒與律原有不同的意義。戒音譯為屍羅，意指行為、習慣、性格、道德和虔敬，引申為防非止惡義。律是梵語優婆羅叉的意譯，一指禁制之法，一指诠量罪的輕重。而“戒律”並用，意謂維持佛教教團的道德性、法律性的規范。亦即‘律’指為維持教團秩序而規定的種種規律條項及違犯規律之罰則，屬於形式的、他律的。‘戒’指內心自發性地持守規律，屬於精神的、自律的。然而戒與律並非分離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維持教團秩序。總之，戒的范圍窄，律則包含一切律儀，如行住坐臥四大威儀也含攝其中。廣義而言，“戒律”有戒、律、律儀等義，有規范身心，引生善果的勝用。
佛教一般以三聚淨戒來說明戒律學。第一攝律儀戒是佛教分層管理的基本行為准則，即佛教教團所受的戒。攝律儀戒以消極的約束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其主要強調不許干什麼，以自利為主。第二攝善法戒強調佛教徒的個人、家庭、社會等義務，並以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遠大理想，勤修一切善法，如四宏誓願、六度和十善等。攝善法戒要求佛弟子積極面對現實，為營造眾生的福祉作最大的努力，以利他為主。第三攝眾生戒，玄奘譯為饒益有情戒，即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廣作饒益眾生事業。為利益無邊眾生，甚至可以以一切方便行門，不受教條主義的約束，如看病、說法、報恩、救護、勸慰、布施等等。攝眾生戒屬自他二利結合，甚至具有超越倫理的性質，如為救護眾人的生命和財物，以慈心殺盜賊，則不犯戒。
(四)佛教孝道論
佛教認為孝為人道的基本倫理准則，人而不孝，則連畜生都不如。父母恩沉似海，應如何報答？《五分律》卷二十說：“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於上大小便利，並以極世珍奇衣食供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故當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必得重罪。”因而供養事親為基本報恩方式。《梵網經》卷下雲：“孝順乃至道之法，故以孝為戒。”佛教將孝的觀念與戒結合起來，認為孝道是成就佛道的必備因素，甚至有“百善孝為先”的說法。
佛教又將孝道分為世間孝與出世間孝，供給父母衣食等為世間之孝，以佛法開導父母為出世間之孝。出世間孝擴大世間孝的局限性，將所有的人作為自己的父母，“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而供養承事。這是超越家庭觀念的普遍孝道論，為社會提供了尊老敬老的良好風尚。
佛教對中國哲學的貢獻
一 佛教哲學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哲學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豐富了中國哲學的內容，同時又不同程度地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兩漢以前，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古代的傳統宗教信仰密切相關，在魏晉以後，中國哲學在儒、釋、道的沖突與交融中發展演變，最終形成以儒、釋、道文化為主體的哲學系統。佛教哲學自兩晉的格義化、玄學化，逐漸影響中國哲學，到隋唐佛教哲學高度發達，在中國哲學史上大放異彩。
二 佛教哲學對中國哲學的影響
(一) 宇宙論的擴展
儒家以天地四方為界，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道家以“道”來表示宇宙的無限性。佛教以“三千大千”說和“劫波”說揭示了空間上多元層次性和時間上的多元階段性，並以“華藏世界”的宏觀宇宙哲學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佛教的宇宙觀注重生命體在自然中的地位，認為有情生命和無情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有情生命為有情世間，無情界為器世間，二者圓融一體，相互依存，協調統一。
(二) 本體論的深化
中國傳統哲學的本體論不甚發達，佛教形而上本體論傳入，如“二谛圓融”和“事理相攝”的理論，即分析本質世界和現象世界的相互辯證關系，使中國的本體論思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心性論的開拓
隋唐以前，中國哲學側重於天人關系的闡釋，隋唐佛教後，因受到佛教涅槃佛性說和般若無知說的影響，儒家哲學也重點轉移到心性之學上來，強調本心的清徹明覺和返本復性的功夫，形成一套系統的性理之學，這是接受佛教心性論薰陶的結果。
(四) 人生論的提升
佛教有豐富的人生論，如以悲苦人生論為基礎的“四谛”說，著重認知這個世界的真相為苦、空、無常、無我的觀念，並要求面對苦難的世間，去探尋苦的根源，尋求解脫諸苦的方法，最終導致永恆的快樂。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和積極濟世的六度思想，豐富了人生智慧，使人從現實中得到超脫，獲得不為凡情所動的保持自我能力，對中國的人生哲學發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
(五) 認識論的推進
佛教的法相唯識學長於名相的分析，對人的心理活動和認知過程有極為細致的研究，以八識學說剖析精神現象，並以“種子說”、“薰習說”、“變現說”等闡述了系統的認識論，從而彌補了中國哲學缺乏獨立的認識論之不足。
(六) 辯證法的豐富
佛教辯證法以華嚴學的“圓融無礙”思想為代表，打破一切人為的界域，將差別、矛盾、對立統一溝通起來，恢復世界的整體性和普遍聯系的規律，是高度發達的辯證法。
第三節 佛教對中國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的貢獻
一 佛教與中國文學
佛教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體，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詞方法，也就是帶來了形式和內容兩方面的重大變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對於律體詩和俗文學(包括說唱文學、通俗小說、戲曲等)的產生有著直接的作用；在內容方面，主要主張就人生而觀其無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變轉幻化，從而為文人開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現實的想像力，表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
(一) 佛教翻譯文學的形成
從漢末到西晉，安世高、支婁迦谶、竺法護等人采取直譯的方法翻譯佛經，“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宋高僧傳·安世高傳》)東晉以來，佛經翻譯家逐漸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翻譯文學，為中國文學史開辟了新的園地。如姚秦時譯經大師鸠摩羅什主譯的《維摩诘所說經》、《妙法蓮華經》、《摩诃般若波羅蜜經》等，譯文宏麗優美，語意顯明曉暢，為歷代文人所喜愛，常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讀，對文學界影響很大。佛陀跋陀羅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文瀾壯闊，宏偉瑰奇。昙無谶譯《佛所行贊經》，傳述釋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韻文形式的傳遍文學。這兩部佛經的文學色彩極為濃厚，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不小。中國漢魏以來，散文和韻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時的佛經翻譯家以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譯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這種新文體對改變當時中國文學的文體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代的文學發展。
(二) 佛教推動音韻學的和律體詩的產生和發展
佛教對於中國詩歌的影響十分巨大，一方面是伴隨著佛教而傳入的印度聲明論，導致南朝音韻學上四聲的發明和詩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從而推動了唐以來格律詩新體裁的開創；一方面是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學空宗理論和禅宗思想，給詩歌的內容以強烈的刺激，豐富了詩歌的意境，使詩歌的面貌更為多姿多彩。
(三) 佛教導致說唱文學——變文、寶卷、彈詞、鼓詞的相繼產生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佛教對於說唱文學和小說的影響，比對詩歌的影響還要顯著。自南北朝以來，佛教為了弘法的需要，開始推行經文的“轉讀”、“梵呗”的歌唱和“唱導”三種宣傳教義的方式。由於誦讀、講說、歌唱、贊歎等形式多樣化，說唱結合不僅開佛教俗唱的風氣，而且有變文之作，繼之有寶卷、彈詞、鼓詞等文學藝術出現。
(四) 佛教為古典小說提供了故事情節和思想內容
佛教對我國古代志怪小說和神魔小說提供故事來源，啟發藝術構思。我國上古文學作品注意“辭達”，風格質樸，不利於小說的創傷和發展。而佛教典籍則廣取譬喻，以寓言、故事來說明教義，往往把佛理融化在華麗奇妙的文藝形式裡，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傳，有利於打破中國小說的博物、逸聞、笑話等傳統題材的束縛，為小說創作打開文闊的天地。六朝時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從而產生了許多志怪小說。如干寶的《搜神記》等。
(五) 佛教為中國文學語言寶庫增添新的詞匯
隨著佛教典籍的翻譯和流傳，佛教典籍中不少優美的典故和具有藝術美的新詞語，被引進了我國六朝尤其是唐以後的文學作品，其中源於佛教的成語，幾乎占了漢語史上外來成語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國佛教的新詞匯豐富了我國文學語言的寶庫，使漢語言的表現力更為靈活，為中國文化生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 佛教與中國藝術
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的佛教建築及造像藝術等逐漸發展，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民族文化與印度文化、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推進了中國藝術的發展。此時佛教的作用非常巨大。北方佛教重修持，立寺建塔，造像刻碑，蔚然成風。南方佛教重義理，詩歌、繪畫、書法及佛寺建築藝術盛極一時，與北方的石窟藝術等交相輝映。唐代是中國古代藝術史上的黃金時代，佛教建築、雕像、繪畫藝術，燦爛輝煌，登峰造極。到了元代藏傳佛教的造像藝術傳入內地，豐富了佛教藝術的寶庫。本文擬從如下幾方面寫：
佛教建築藝術——佛殿、佛塔和經幢
佛教雕塑
佛教繪畫
佛教音樂
三 佛教與中國科學技術
(一)佛教與醫藥衛生學
佛教的養生論、禅學對中國古代的醫療、養生、健身和開發智慧有密切關連。禅定能使人斷除煩惱，淡化欲念，純淨思慮，安適身心，自然能治病健身。西藏密宗的瑜伽修煉有益於養生，在僧人的推動下，藏醫藏藥有獨特的療效。
(二)佛教與印刷術
佛教為了傳播文化，對中國印刷術的貢獻傑出。
(三)佛教與天文、地理和歷史學
我國僧人來往於絲綢之路，見識廣闊，其游記域志對中國和亞洲地理學、歷史學作出過重大貢獻。如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為中外學界所推崇。
唐代僧人一行大師精於歷象陰陽五行之術，是著名的天文學家，他改撰《天元大衍歷經》，續成《魏書·天文志》，在世界上第一次算出子午線的長度等。
(四)佛教與園林種植學
佛教寺院的園林藝術發達，對中國園圃種植業有很大的英魂，其不僅林木花果種類繁多，而且引進國外新品種，培植奇花異木、菜疏藥草，並向社會推廣，如茶葉種植業的發展，僧人便有很大的功勞。
【基本概念】佛教倫理學 佛性論 因果報應學說 戒律學 孝道論 佛教哲學 佛教宇宙觀 本體論 心性論 人生論 認識論 辯證法 佛教文學 翻譯文學 音韻學 說唱文學 佛教藝術 建築、雕塑、繪畫、音樂藝術 佛教與科學技術 醫藥衛生 天文、地理及園林種植學
【思考題】1、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2、什麼是佛教倫理學？
3、佛教戒律學與中國傳統倫理的異同？
4、佛教對中國哲學的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面？
5、佛教對中國文學的貢獻有哪些？
6、什麼是佛教藝術？
7、請簡述佛教藝術在中國藝術中的作用？
8、佛教對中國科學技術的貢獻有哪些？
【閱讀材料】1、牟鐘鑒等著《中國宗教通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祁志祥《佛學與中國文化》，學林出版社。
3、黃頌一主編《佛教二百題》，四川人民出版社。
4、方立天《中草藥佛教與傳統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