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應重新認識“文化力”
應該對現代人類文明的 “失衡”敲響警鐘
文化是一種 客觀存在,但只有它轉化為力量時,才能稱之為文化力。這就要研究這種力量與其他力量的相互關系,以及怎樣通過這些相互關系作用於社會的進步文化力是“人類的第二個太陽”
池田大作(創價學會名譽會長):“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論語》中的不朽名句。高先生一貫主張“靠文化來復興人文精神”,思想中一定包含著貴國發展的淵源,及與世界友好和平的關鍵要素。“文化力”正該是“友好”、“和平”的最大“武器”。
現在,能與您以“聯結世界的文化力”為題展開對談,格外高興。
高占祥(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您過獎了,我一直視先生為尊長。“文化力”是給予科學進步、經濟發展、社會繁榮等無限力量的原動力,可說是“人類的第二個太陽”吧。
池田大作:的確,如同太陽光促成植物發芽、成長、開花一樣,只有充分發揮“文化力”,才能讓人豐富的內發創造力開花。但是,不得不承認現代世界並沒有健全地讓“文化力”發光。
希望我們能就歷史與人類的發展、人生與藝術、人文精神與宗教、教育問題、世界和平等對談,並期望是一次與年輕讀者們共同探索今後世界新目標的機會。
高占祥:與軍事力、經濟力相比,文化力常常被看低,尤其在現代社會,可以說是被輕視。但是,證明人之為人的證據,就在於文化,現在該是重新認識文化力的時候了。文化的力量改變個人與國家的命運
池田大作:高先生在《文化力》中針對現代人類文明的“失衡”敲響警鐘。我猜測高先生指的是構築人類社會財富、技術的 “物質性”,和道德、信仰等“精神性”之間的平衡吧。我深有同感。
如今,貴國在取得驚人經濟發展的同時,正在努力構建一個“和諧社會”。而實現這“融合”、“和諧”理念的基礎,我認為非“文化力”不可。貴國作為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大國”,堅持走和平大道是人類的巨大希望。
高占祥: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文化被忽視了。中國文化界常用一句話來形容某些人對文化的態度:“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只看到經濟力、科技力,而忽視了文化力、精神力,恐怕是一種世界流行病。文化不僅僅是力量,也是靈魂,是經濟發展、科技發展乃至社會發展的驅動力和牽引力。
池田大作:可以說日本也一樣吧。
這讓我想起當年與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討論的內容,即“對於饑寒交迫的人來說,文學能起到怎樣的作用”。博士說:“為了藝術的真正藝術,同時也是為了人生的藝術。”他又加重語氣地說:“文學,是能應付人生種種挑戰並戰而勝之的人性本能,所以切莫失望,要從正面堂堂向人生的諸惡和困難挑戰。”如此說起來,湯因比博士也是一位堅信“文化力”的人士。
高占祥:我的母親和哥哥、姐姐都目不識丁,是“睜眼瞎”。這使我真切地感到人生沒有文化便沒有光明。
1935年11月7日,我出生於北京通州一戶貧窮的家庭。家中房無一間,地無一垅。母親生我時已48歲。我出生就沒奶吃,雖是個嬰兒,但卻滿臉皺紋。有人開玩笑道:“高家生了個小老頭兒。”“小老頭”這個丑陋的乳名曾一度壓得我在同村的孩子中抬不起頭來。幼年時代,有時餓得受不了,就和小伙伴們到荒坡上挖野菜吃,雖然很苦澀,但能充饑。
9歲時我就去了離家一百多裡的石景山制鐵所做“小苦累”。沒日沒夜地砸礦石焦炭,抬廢鐵爐渣。
1945年日本投降後,我十歲才開始上小學。然而,因為自幼喜歡讀書,六七歲開始,時常讀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名賢集》等啟蒙讀物。書是從街坊家借來的,他們還領著我讀,教我識字。
池田大作:雖然不該與高先生比較,我少年時代也苦不堪言。家境不濟、戰爭,疾病……直至成人,終無安心學習的環境,但自己一直努力看書,書是精神伙伴。
話又說回來,您好不容易上小學,又因不得不打工幫補家計而中途退學?
高占祥:是的。我只讀過五年小學,幸好,一直努力抓住一切學習機會。是文化改變了我的命運。因此,我真誠地希望用文化的力量改變更多人的命運,甚至還奢望用文化的力量改變國家的命運。文化力是軟實力的核心
池田大作:高先生可貴的努力,個中蘊含著“文化力”的原型。這種“文化力”是作為“人的生存力”及“為了他人的生存力”的“文化力”。
佛法上很重視“知時”,即在最深層的次元回應 “眾望”——適從民心。高先生倡導的“文化力”,在貴國已成為合“時宜”的思想。文化本身就是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形成的物心兩面的成果,是精神遺產。以衣食住為首,包括科學、技術、學問、藝術、道德、宗教、政治等生活形成的樣式和內容,深深地牽涉著人的精神生活。
怎樣來繼承、創造、發展這文化,是當今最重要的課題。
在此,請高先生為日本的讀者就“文化力”的定義簡明扼要地解釋一下。
高占祥:在社會科學領域,定義往往不像自然科學領域那樣確切。文化或更如此。先生考問我,讓我深思。我想,文化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只有它轉化為力量時,才能稱之為文化力。這就要研究這種力量與其他力量的相互關系,以及怎樣通過這些相互關系作用於社會的進步。
軟實力的內容雖很廣博,但就其主要內涵來說,可以簡括為“五力”,即政治導航力、社會文化力、民眾精神力、制度約束力、外交決策力。這些軟實力都以文化力為基礎,因此,文化力是軟實力的核心。正如先生所論斷的:聯結地球的文化力是中國的發展和世界和平的關鍵所在。
池田大作:1991年,我在哈佛大學發表了題為“軟實力的時代與哲學”的演講。我特別強調,從軍事力、權力、經濟力等硬實力轉變為知識、文化、組織等軟實力,是時代的要求。而能解決問題的哲學,則是東方的“緣起”那樣的思想,重視關系性要比重視個別性更多,而且該是綜合性的、內發性的。
今天,時代正不斷地向著軟實力轉變。2008年來訪日本的胡錦濤主席在與我的會談中,我們也就“只有和諧社會才是人類該前進的道路”各抒己見。同時,我們也一起展望,通過以青年為焦點的更進一步的文化交流,把人類的心聯結在一起。
對貴國而言,從文化力的觀點來看,您認為今後該推進的是什麼?創立“亞洲文化聯盟”
高占祥:和諧是重要的,但和諧不是最終目的,和諧的最高境界是“和合”。和諧出美,和合生力。只有和合力,才是推動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的“超強力”。
和諧社會的建設,實質上就是“人心”的建設。“心和”是和諧社會的基因。應該引導社會秉持一種健康、健全的文化理念和態度。
個人認為,這是一項比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建設更艱巨復雜、更緊迫的戰略任務。
池田大作:非常重要的觀點。以佛法為基調的創價學會的和平、文化、教育運動,也是始於每一個人的內在的變革,即“人間革命(人性革命)”。只有與發自自身生命次元的革新、精神變革相互動的社會變革,才是持續可能的社會變革。就此,我在小說《人間革命》的前言中寫道:“一個人偉大的人性革命,不但能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甚至可以轉變全人類的宿命。”
一個人的生命所擁有的力量和智慧是無可估量的。為和平、為建設和諧社會,重要的是行動。長年來,我們與貴國深入地開展著文化、教育交流。如此踏實的民間層次的心與心的交流將越顯重要吧。
高占祥:我要感謝創價學會及其所有成員,尤其是池田大作先生。你們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開拓者。
在文化交流之中,我最關心的是民間交流。雖然長期從事黨政工作,但我始終認為民間交流才是最為本質的交流。它較少受到政府利益、政治偏見和政黨意識形態的影響。池田先生堪稱是中日交流事業中一位偉大的民間使者。
池田大作:不說我了,民間交流、民間人士交流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嫌多。1974年,繼訪問貴國之後,我又首次訪問了蘇聯,那時我向柯西金建議:“日本人對俄羅斯文學、音樂很感興趣,但對蘇聯這個國家抱有恐懼感。光是政治、經濟的交流不能建立真正的友好。讓我們廣泛活躍地推進民間交流、人際交流、文化交流,增進相互理解。”
高占祥:在國與國的交流中有三條紐帶:政治紐帶、經濟紐帶、文化紐帶。政治的紐帶是飄忽不定的,經濟的紐帶是時聚時散的,只有文化的紐帶是永恆的。兩國人民的文化血液能夠交匯融合,就會成為凝聚友情的偉大力量。
池田大作:對,國家的主角是人民,沒有比扎根於人民之中的文化更強大有力。文化交流是人類的橋梁,是巨大的和平彩虹。
尤其是在文化、歷史方面有著深厚淵源的貴國與日本、以及亞洲各國緊密相連的話,我相信一定能夠使文化更加成熟和發展。
就此,湯因比博士在與我的對談中指出:“日本與中國歷史性的文化、社會方面的紐帶最為重要。”
我認為,文化交流是掀起聯結人心的友好“波浪”。在這波浪上,政治之船以及裝載在這船上的經濟貨物都能順利航運。這也是我與貴國各位領導人會談的信念。
高占祥:縱觀古今,人類的文化不是一座靜靜的山脈,而是一條流動的長河。只有不同的文化支流相互交匯、相互撞擊、相互融合,人類文化才能不斷向前發展。
我個人很重視中華文化與日本、韓國、朝鮮、蒙古、新加坡的關系,中國應進一步加強多邊的交流與合作。不能任由文化霸權的國家搞單邊主義。在文化上要搞區域聯合。三年前,我曾主持亞洲文化合作會議,並提出創立“亞洲文化聯盟”的設想,就是出於上述考慮。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文化交流的本質是靈魂的交流。當然,如今講的文化交流更多時候是指文學、藝術、教育、科學、出版,也包括體育競技和相關的文化產業等等,通過文化交流,走出去,請進來,吐故納新,取長補短。這樣做,不僅能促進人類文化的發展,而且還會增強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有利於人類的和平與進步。
池田大作:我的想法與高先生是一致的。長年來,日本有一種傾向,認為藝術、音樂等文化是一部分人的特權。但是,優秀的文化、藝術本應該是人類重要的共同遺產。應讓文化回歸到人民的手裡,我因此創辦了民主音樂協會(民音)、東京富士美術館。
誠如高先生所言,通過接觸不同文化國家的繪畫、雕刻、音樂等,感觸“民族的靈魂”,則能更深入地了解那國人民的心,並能更進一步相互理解,從中產生共感、敬意和相互學習的心意,我相信也可能有人性的新發現。
另外,政治、經濟的關系中必有利害關系。它們會因時代的變化而搖擺不定。對此,由文化交流締結的友誼,具有穩定性和持久性。
高占祥:對。有這樣的說法:“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以這句話形容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雖然略顯悲觀,但卻具有很大程度的真實性,況且國家利益本身也是堂堂正正的。但是,利益因為是具體的,此長彼消的,所以無永久可言。相比之下,文化交流因為往往不涉及過於具體的政治經濟利益,所以,就具有您所說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中日之間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池田大作:日本自古就學習貴國的文化。常說“日中交流二千年”,其多半是日本從中國學習的歷程。我們創價學會第一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先生也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的1903年出版的著作 《人生地理學》中,率先強調文化從貴國傳入日本的恩義。
高占祥:您特地用了“恩義”一詞,這使我很感動,使我看到先生對歷史所懷抱的敬意。如何看待歷史,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但對曾經發生過的史實則要承認。承認歷史,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
池田大作:是的。對待歷史,既不近視,也不遠視,應該正視。
因此,必須了解真實歷史、正確認識歷史。尤其是日本,絕對不該忘卻在當年的大戰中對以貴國為首的各國所犯下的種種殘暴行為和罪過。
高占祥:正如池田先生所說,中國和日本自古就建立了深厚的關系。最早的傳說可以追溯到秦王朝的徐福。到八世紀有鑒真東渡日本,另有阿倍仲麻呂、空海西行中國,此類故事甚多。
我印象很深的是,無論古代向中國學習,還是現代向西方學習,日本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化理念,也就是所謂的“和魂漢材”吧。這種文化的自主性很值得中國人學習,任何一個民族也不能“虛心”到丟失自己的地步。
池田大作:多麼寬宏大量啊。您現在所說的這番話,正是日本應該學習的。誠如日本大肆流行過的詞語“西方化”、“崇洋”,對日本傳統文化、傳統精神的不斷消失一直抱有危機感。
不過,在對這方面加以留意的同時,兩國青年共同相互學習,攜手前進將越顯重要。兩國人民之間建立永恆的友誼是關鍵所在。
高占祥: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句話說得很高明:人與人、國與國在相處時,要將心比心。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千萬不要強加給別人。這不算苛求,應該都能做到。而且這種說法不是耳提面命,而是柔性的勸說。有人認為這是人類的普世價值,我贊同。
池田大作:是啊,孔子的這句話也是我恩師非常重視的一句話。基於這句話,恩師又教訓青年說:“利於人者,汝施於人”。
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行動是信賴和友情的起點。
高占祥:中日之間,如果事事能夠想到、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很多麻煩就沒有了。與您三十年的往來,我深切體會到了友情的珍貴、力量和快樂。與人交往,要恪守“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之道。這是處世最應注意的事。
編者按:池田大作,國際知名的佛教思想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高占祥,著名詩人、書法家、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兩人一個82歲,一個75歲,友誼長達三十多年。1979年4月,以高占祥為團長的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代表團訪問日本,造訪創價大學,池田大作熱情接待。兩人共同栽下贊頌周恩來夫婦的兩棵櫻樹,命名為“周夫婦櫻”。1992年池田第八次訪華,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高占祥代表文化部授予池田大作 “文化交流貢獻獎”。2009年10月,中華文化促進會授予池田“終身國際顧問”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