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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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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道堅法師：巴渝有關之早期高僧
巴渝有關之早期高僧 佛教傳入中國，學界認為始於西漢，歷三國、兩晉、南北朝，五百年間，本土高僧競起，至於南朝梁代，有慧皎大師綜達眾家僧錄，撰《高僧傳》傳世，方知諸家撰述，流行於世。如梁慧皎《高僧傳序錄》所雲： 漢之梁，紀歷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眾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齊，偏敘高逸一跡。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游方一科。沙門法進，延通撰傳論，而辭事阙略，庰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歸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昙宗《京師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徴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阙。齊竟陵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為蕪味。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示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余僧，所無甚眾。中書郎郄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古今；務存一善，不及余行。 慧皎大師所錄僧傳，彭城劉俊所撰《益部寺記》，為巴蜀最早記載佛教僧寺的文獻，可惜已湮滅無聞。自晉·常璩撰《華陽國志》，巴蜀之有志書二十余種，傳之清代，巴渝撰述《府志》、《廳志》、《縣志》甚多，其中多有高僧之記載。然佛教早期之巴渝高僧，非常稀缺，論其原因種種，不外戰亂及多民族聚居，或受傳統巫術抵捂等有關。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前139～前126)，張骞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印度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通過蜀地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豐都出土陶佛像，屬於東漢時期。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始於漢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東漢明帝於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此為文獻所傳最早之中國佛教組織。當時人以為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雖巴渝有東漢佛像出土，只能證明佛教在巴渝已有活動。 三國時期，巴蜀為劉備所據，而佛教偏興於魏土吳地，如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昙柯迦羅、昙谛、康僧铠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康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為博士；並為康僧會建立寺塔。昙柯迦羅、昙谛精於律學，譯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遵佛制，禀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馬寺譯出《昙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巴蜀在三國時期曾為張氏根據地，盛行五斗米教，諸葛氏持朝綱，傾心方術，喜天文地理術數等，重用術士，於重視理性思惟的佛教傳播，有一定負面作用。這是巴蜀在三國時期無佛教記載的根本原因。 一、晉代高僧在巴渝 魏統三國，兩晉繼之，佛教在巴蜀地區進入活躍時期。此時多有高僧行化於巴蜀。巴渝地區非蜀地重鎮，但長江通道卻是大德高僧出入巴蜀的重要旅途。 道安大師遣弟子法和入蜀。《高僧傳》卷五《義解·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載，道安大師因冉闵之亂，告誡徒眾雲：“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眾入王屋、女休山等地。後慕容俊進犯，避走襄陽，行至新野，謂徒眾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現在提到“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實則是徒眾太多，要求大家各安其份，弘法四方的教言。道安派法汰到楊州，法和順流入蜀，謂蜀“山水可以修閒”。《高僧傳·義解二》有《晉蒲坂釋法和》，謂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是一位知名的論師。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說明法和曾在巴渝之地弘法，並受到群眾的歡迎。後法和曾參與道安“詳定新經，參正文義”，成為生死自在的大德。 昙翼大師兩過巴渝。《高僧傳》卷五《義解二·晉荊州長沙寺釋昙翼》載，造長沙寺供奉阿育王造佛像的昙翼大師，“姓姚，羌人也。或雲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游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谷，先取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饷米千斛，翼受而分施。”刺史毛璩深信佛法，在巴蜀延請高僧，大力推行佛教。昙翼後隨長江出峽，住長沙寺。不知師曾於巴渝弘法否，然兩過長江三峽，一上一下，必有因緣哉。 慧遠大師弟慧持經巴渝入蜀弘法。《高僧傳》卷六《義解三·晉蜀龍淵寺釋慧持》載，慧遠大師之弟慧持法師，其住江夏，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嵋，振錫珉岫，乃以晉隆安三年(399)辭遠入蜀”，“止龍淵精捨，大弘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雅相崇挹”。蜀地沙門慧巖，僧正僧恭，都是一方大德，也遠來歸服。慧持大師經巴渝入蜀，影響所及，遍及四方，巴地多有僧侶，前往參學。 由佛轉道的范材出峽弘道。《高僧傳》卷十《神異下·晉襄陽竺法慧》載：“時有范材者，巴西阆中人，初為沙門，賣卜於河東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後遂退道染俗，習張陵之教雲。”范材由佛轉道，傳習五斗米道，多有神異，經巴渝東下，在襄陽一帶以賣卜為生。 晉代巴蜀已流行火葬之法。《高僧傳》卷十一《晉廣漢閻興寺釋賢護》，載賢護參禅習律，於晉隆安五年(401)卒，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支節都盡，唯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說明蜀中已流行火葬之法，當影響巴渝地區。 佛教重視生死之事，高僧圓寂，多建塔以奉捨利靈骨等。巴蜀地區為高僧造塔之史實，如《高僧傳》卷十一《習禅·晉蜀石室山釋法緒》載，法緒為高昌人，常在塚間行頭陀行，虎狼不傷，盛夏於石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裡。村人即於屍上為起塚塔焉”，此巴蜀為高僧起塔之重要文獻也。 《高僧傳》卷十二《誦經·晉蜀三賢寺釋僧生》，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住三賢寺，誦法華，習禅定。 二、南朝宋齊高僧在巴渝 南北朝時期，特別是南朝宋、齊、梁、陳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四次捨身入寺，建立了大批寺院，親自講經說法。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歷代帝王總體上扶植佛教，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為紀念母後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尼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朝時，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巴渝地區屬南朝地域，佛教此時進入活躍期，大量高僧莅臨弘法。 (一)南朝宋代高僧在巴渝 畺良耶捨三藏來巴渝傳禅道。梁《高僧傳》卷三載宋京師道林寺畺良耶捨，譯名時稱，是一位三藏兼通的大禅師，元嘉之初到京師(今南京)，住持鐘山道林寺，深受神僧寶志的崇敬。於元嘉十九年(442)，經三峽“西游岷蜀，處處弘道，禅學成群”。既然大師處處弘道，經忠州萬州，過渝州，弘法利生之事，雖未見典籍，然亦可知有其事實。 慧叡大師經巴渝西天取經。《高僧傳》卷七《義解四·宋京師烏衣寺釋慧叡》雲，慧叡為冀州人，少年出家，“執節精峻，常游方學”，經長江西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經商人救濟得還，至南天竺取經，後還京師，止烏衣寺。 行化巴蜀的道汪大師。《高僧傳》卷七《義解四·宋蜀武擔山釋道汪》載，道汪為慧遠大師弟子，善涅槃學。曾在梁州被羌族所迫，念觀音得救。後來到成都弘法，“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准備迎請道汪，道汪的弟子費文淵上書蜀刺史張悅雲：“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佥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禅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九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後宋孝武帝請為中興寺住持，固辭不就。 游歷巴蜀弘法的神僧邵碩大師。《高僧傳》卷十《神異下·宋岷山通雲寺邵碩》雲：“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游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谑，協以勸善。”於宋元徽元年(473)卒於岷山通雲寺。以神通見示，與當時巴渝地區流行五斗米教及方術有關。 示幻滅神異於江岸的慧安大師。《高僧傳》卷十《神異下·宋江陵瑟瑟寺釋慧安》載，慧安多有神跡，得火光三昧。曾隨商人經長江入湘川，患疾極笃，下船即亡於岸邊，有火光從身而出。“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跡，時人亦疑得聖果也”。《高僧傳》卷十《神異下·梁京師釋保誌》載：“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雲。”此蜀人者，亦有巴渝人之可能也。 遷流岷蜀的昙弘禅師。《高僧傳》卷十一《習禅·宋偽魏平城釋玄高》載：“昔長安昙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此昙弘經長安來巴蜀弘法之史實。 不食人間煙火的廣漢高僧法成大師。《高僧傳》卷十一《習禅·宋廣漢釋法成》載，法成“學通經律，不餌五谷，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禅為務。”法成不食人間煙火，通於經律，以禅為務的特色，此巴蜀僧佛道兼修的史實。 與玄高禅師齊名的慧覽傳禅於巴蜀。《高僧傳》卷十一《習禅·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慧覽為酒泉人，姓成，與玄高大師“俱以寂觀見稱”，曾至西域受戒，並在於填傳戒，教導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經長江東下，止鐘山定林寺，後敕住中興寺。 玄高弟子僧隱律師弘通巴蜀。《高僧傳》卷十一《明律·宋江陵釋僧隱》，師八歲出家，長齋持戒，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並從西涼州玄高法師學禅。“高公化後，復西游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至劉宋時，律學已在巴蜀地區得到傳播。 由道轉佛，苦行燒身的僧慶大師。《高僧傳》卷十二《亡身·宋蜀武擔寺釋僧慶》，師為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十三出家，止義興寺。“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459)於蜀城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張悅為蜀地著名刺史，對佛教采取扶持的態度，並延請大量高僧來蜀地弘法。僧慶大師苦行亡身，周時亦有益部僧釋僧崖燒身供佛之事，可見極端苦行及亡身之風氣，延至巴蜀。 (二)南朝齊代之高僧 慧觀大師弟子法瑗經巴渝下南京，成為一代大德。《高僧傳》卷八《義解五·齊京師靈根寺法瑗》，法瑗一兄為魏尚書，二兄為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從竺慧開出家，於元嘉十五年(438)還梁州，下成都，經長江“東適建邺，依道場慧觀為師”。慧觀為著名的譯經大師。 考察巴蜀佛跡及阿育王塔的高僧玄暢大師。《高僧傳》卷八《義解五·齊蜀齊後山釋玄暢》載，著名的禅師玄高的弟子玄暢，在荊州長沙寺與沙門功德直譯出《念佛三昧經》等後，“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適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跡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479)，又游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後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庵。……於是泛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眾陰望，止住靈根，少俄而卒。春秋六十有九。”玄暢大師曾兩次經巴渝之地，到涪陵禮拜過相思寺佛跡及阿育王塔。其弟子法期，蜀郡陴縣人，先從智猛學觀法，後隨從玄暢游學蜀地。(見《高僧傳》卷十一《習禅·宋荊州長沙寺釋法期》比玄暢稍早一點來巴蜀禮佛跡的尚有晉代慧達大師，曾發掘出金陵長干寺、鄮縣阿育王寺的捨利塔。 北山二聖之一的法紹大師，經巴渝東下，貴為一國之師。《高僧傳》卷八《義解五·齊琅琊山釋法度》雲：“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法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綿陽市)，汝南周颙去成都，招共同下，止於山茨精捨。”汝南周颙是著名的文豪，而巴西法紹與之交流，並從巴渝東下，後為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之師。 僧隱律師弟子法琳，於巴蜀弘揚淨土教法。《高僧傳》卷十一《明律·齊蜀靈建寺釋法琳》，法琳律師研心十誦，從隱公學律，“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經，……齊建武二年(495)，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忏不息”。淨土本有彌勒淨土、極樂淨土、藥師淨土等類，法琳所弘，為西方極樂世界之淨土教法。 經長江四過巴渝的智稱大師。《高僧傳》卷十一《明律·齊京師安樂寺釋智稱》，魏冀州刺史徽之後，宋孝武時，隨益州仰禅師於下都學習，後隨仰“反汶江，因扈游而上，於蜀裴寺出家”，精於律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禅律”，後余杭寶安寺釋僧志請還鄉講十誦，“雲棲寺復屈為寺主，稱乃受住……傾之反(返)都”。 誦經弘教的益州法定及僧侯大師。《高僧傳》卷十二《誦經·齊上定林寺超辯》雲：“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余萬言，蔬苦有致德。”蔬食誦經，操作獨立，法定大師持十萬余言，記憶過人，被錄入高僧之列。《高僧傳》卷十二《誦經·齊京師後岡釋僧侯》雲，“蕭惠開入蜀，請共同游，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阙，侯乃還都”。僧侯大師兩過巴渝。 經巴渝西行求取佛牙捨利的法獻大師。《高僧傳》卷十三《興福·齊上定林寺釋法獻》，“先聞猛公西游，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跡，以宋元徽三年(475)發踵江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於闐，欲度蔥嶺”，得佛牙一枚，捨利十五身。此佛牙今存北京八大處靈光寺內，曾到緬甸、台灣等地巡回供奉。 精於音韻梵呗的昙憑大師及善於轉讀的僧令道光大師。《高僧傳》卷十三《經師·齊白馬寺釋昙憑》，犍為南安人，止白馬寺，“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懷音者，皆崇其聲范。每梵音一吐，辄鳥馬悲鳴，行途住足，因制造孽銅鐘，願於示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時蜀中有僧令道光，亦微善轉讀”。 影響及於巴渝的唱導大家慧芬大師。《高僧傳》卷十三《唱導·齊興福寺釋慧芬》，“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眾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 三、結語 古代巴渝地區之佛教，因資料缺如，雖歷經數代而佛法演進，然諸文獻少有本土高僧之點滴記載。今閱覽梁慧皎大師之《高僧傳》，凡與巴渝有涉，即加以圈點，匯集而成巴渝有關之早期高僧事。事雖簡略不全，亦不加諸辨析或旁證，僅存原意，拋磚而已，以待來者廣其史冊文獻，網絡四方史料，再作攻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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