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漠綠洲中盛開之花——華嚴經
沙漠之綠洲——於阗
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裡木盆地西南部之和田縣,為南接昆侖山脈之城鎮。公元一九一三年時,稱為於阗縣;公元一九五九改為和田縣。此即沙漠之綠洲——昔時之於阗。
和田縣,為包括自昆侖山系北流之白玉河與黑玉河等流域之大綠洲。因白玉河盛產白玉、黑玉河盛產黑玉而聞名。自河床所采收之玉,古來即為於阗之特產,西向至伊朗、伊拉克,東向則中國,為重要之貿易品。因貿易而令於阗致富。除玉之外,尚有絹布,以及飾樣華麗之地毯、褥墊等,頗受各國珍視。
於阗因位於東西貿易之要地而繁榮,更因吸收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而形成其獨特之文化。伊朗系之瑣羅亞期德教於此盛行,佛教亦傳入,且建有佛寺。
據《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載,於於阗,人民亦重視佛法,寺塔、僧尼甚多。其王亦信奉佛教,於六齊日時,必躬自灑掃,以谷物、果物供奉於祭壇。
於城南五十裡處,有寺院名贊摩寺。即昔時羅漢比丘盧旃(毗蘆捨那羅漢)為王塑造盆浮圖之所。又佛足石上,明顯的留有佛兩足之跡。
於阗西向五百裡處,有比摩寺、相傳為老子為教化胡人而成佛之道場。
如此盛傳佛教之於阗國之廢墟,現今於和田縣城之南方約二十五公裡處,有其古城之遺址,此即史書所謂之「西城」。遺址中殘留有不少土堆及建築用牆柱。都城南方有石塔,其高約六公尺余,周圍約六十公尺,四周散置無數泥塑之殘片。石塔附近有房捨之遺址,為流砂所覆蓋蓋。此處曾發現泥塑之佛像頭,可知此房捨為寺院之遺址。公元一九七八年冬,曾於此寺院遺址中發現漢代「錢」之貯藏所,據稱曾出土五铢錢(漢代錢之名稱)九十余枚。
此寺院究竟為何名稱?據稱測,或為《法顯傳》所雲瞿摩帝(Gomati)大寺。
絢爛一時之寺院與行像
老法顯為求殘欠之律藏,自長安出發之時為晉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一說公元四○○年),恰於鸠摩羅什抵長安之前,亦為《華嚴經》之譯者佛馱跋陀羅(覺賢)長安安之前七、八年。
法顯與慧景、道整、慧嵬等,為求戒律,自長安出發,經現在甘肅省西寧,至張掖,又經敦煌,渡沙河,而抵鄯善(樓蘭)。此國約有僧四千余人,為一佛教國,然皆信奉小乘佛教。法顯一行於此逗留約一個月,即向西北前進,約行十五日,至烏夷國(焉耆回族自治縣)。烏夷亦為小乘佛教國,有僧四千余人。自此再經一個月又五天之行程,始達於阗。
依法顯之記載,可獲知公元四○○年前後於阗佛教之狀況。於阗國家富裕,人民信奉佛法,約數萬名僧侶,研學大乘佛教。為約大於鄯善、烏夷等國十倍之大佛教國。每戶人家門前皆立一小塔,雖為小塔,其高約二丈余。
此國中,為接待旅游僧或客僧,造有高大僧房。當國王得知法顯一行將至時,特敕留於瞿摩帝寺,此寺為大乘之寺,約住三千名僧侶。食堂中之威儀,皆依戒律行事,人眾雖多,卻寂靜無聲,法顯亦頗為驚歎。
慧景等三人先行出發向竭叉國前進,法顯為觀此國之佛教儀禮——行像,而自行留下。所謂行像,即將佛像安置於裝飾華麗之花車上,游行於市區,供人瞻仰。此為佛誕日之重要行事之一。自印度、西域,以至中國,均以四月八日為中心而舉行之。
於阗國有十四所大伽藍,自四月一日起,即清掃道路、張燈裝飾,並於城門上懸掛飾幕以為莊嚴。國王、王妃以及女眷等皆入其中。研學大乘佛教之瞿摩帝寺之住僧,因深受國王之尊敬,故於行像儀式時,均列隊緩步於列之前。
行像之車輛,於城外三、四裡處裝置,其車為四輛車,飾有高約三丈余之御殿,七寶莊嚴,幢幡為飾。佛像立於車中,兩旁為菩薩像,以金銀裝飾而成之飛天像,則懸掛於半空中。
行像之車抵城門約進步前時,國王即卸去王冠,著新衣,在裸足、捧香華之侍者隨從下,出城門迎接佛像,國王頂禮佛足,為佛像散華、燒香。
當佛像抵城門時,於門樓上之王妃及侍女等,均紛紛散花供養。
於阗計有十四所大寺,每日一寺行像,十四寺結束時,已至四月十四日。此十四日間,於阗城內皆為慶祝釋迦佛之降誕而歡愉。
《法顯傳》中,又記載著於阗另一寺宇——王新寺,王新寺位於城西七、八裡處。自創立以來,已有八十年歷史。據雲,系歷三位國王之經營始完成。佛塔高約十五丈,堪稱為一大塔。塔之建築,以金銀為主,並飾以眾寶。佛塔之後為佛殿,佛殿之柱、扉、窗等,皆以金塗之。其間亦有裝飾嚴麗之僧房。五世紀初,於阗之寺院,其堂皇、莊嚴,於此不難窺知。
向流沙去之法領與渡海而來之覺賢
於於阗佛教全盛之時,有一漢族之求法者朝於阗而來,其名為支法領。支法領至於阗時,曾因於阗之大乘佛教興盛,以及大伽藍聳立興歎不已。支領自漢地至於阗,乃為求大乘經典而來。於國王信奉大乘教,且自行供養大乘經典。
支法領於於阗滯留時,風聞一重要情報,即於阗國東南三十裡處,有險峻之高山,其中秘藏無數大乘經典,由國家派人守護,且嚴禁持出國境。
支法領得知此事,即懇請於國王,請將《華嚴經》讓其持往中國流傳。國王感於支法領之求法心切,特允其請。支法領遂將《華嚴經》之前分三萬六千偈之梵本持歸長安。
此外,與法顯同時出發,向印度求法之智嚴,迢迢抵達罽賓國。於罽賓國見到僧侶們戒律嚴謹之清淨生活,衷心頗有感受,心想:中國之僧侶,有求道之意志,但卻無真正指導之師,因此,於佛道乏人悟得。於是,智嚴即遍求罽賓僧侶,至東土教化。
時人告言「有佛馱跋陀羅(覺賢)者,生於天竺耶呵利城,姓釋氏,代代崇佛。八歲出家,承佛大先禅師授禅法,現游化於此。」智嚴聞言,即確知此人乃弘禅、律於中國之人選。
佛馱跋陀羅者,即中國人所謂「覺賢」,此後,即以覺稱之。
佛馱跋陀羅智承智嚴之懇請,遂決心遠赴漢土,且決定不經絲路,改由海路至中國。
翻越蔥嶺以外,自印度經陸路至中國,有二種路線:一即經由喜馬拉雅山脈,即現今之尼泊爾,再橫斷經西藏,通過青海省,抵達蘭州,再至長安。一即經過緬甸,自雲南入四川,再經長安而洛陽。此中,不論何路,均需攀爬雪山(萬年積雪之高峰),因此,覺賢決意不行此路。
覺賢沿恆河南下,於恆河口附近登船。想覺賢當時所行之路,定為通商之道路。覺賢渡過緬甸,經由泰國,達東埔寨,再由海路沿印度支那半島而至河內、番愚(廣州)。《高僧傳》載其自交趾上陸,其意或謂沿途中之港口,或於緬甸南部上陸,橫斷印度支那半島而達交趾,再自交趾沿海路至中國。
自交趾出發後,覺賢充分地發揮其超人能力。即船行至一小島附近,覺賢告知船宜於此停泊。然船主卻以客船順風難值,乃隨風再行,約前進二百余裡,忽遇風向逆轉,船仍被迫返回小島。時,又值順風,眾皆主張前行,惟覺賢反封。不久,乘風前進之船支遭顛覆。其後,於暗夜時分,覺賢告知現宜出發,卻無從其言者。覺賢遂自解纜,僅自船前行。是後,凡逗留該處之船支皆遭海盜洗劫,或被殺害。
此事說明覺賢頗具有神異之能力,及通曉航海之術。船自交趾出發後直抵青州東萊郡。山東半島之登州港,古來即為東亞各海上交通之中心地,自交趾出發,理應於廣州上陸,卻遠漂至山東半島。法顯亦然,返國時,亦顯著於山東半島青島附近之牢山。
持戒之覺賢與破戒之羅什
於登州上陸之覺賢,聞鸠摩羅什於長安,遂前往長安。其至長安之時,據推定當為公元四○六年或公元四○八年頃。
覺賢抵長安後,於公元四○一年至長安之鸠摩羅什甚表歡迎。自西域經涼州,而抵長安,當時飄泊之羅什,或想從覺賢處多少獲些印度、罽賓等地之最新情況。然而,當時以羅什為中心之長安教團,與覺賢之間,似不能融洽相處。覺賢本為嚴守戒律、修持禅觀之禅者。而羅什卻為被迫而犯女色之破戒僧。於羅什之教團中,覺賢似為不受歡迎之人物。羅什教團之僧眾,頗受後秦國王姚興之護持,然亦因而附會於政治權勢,且常出入於姚興之宮延內;相反地,從不步入宮中之覺賢,獨自孤高絕俗,因此,頗令人感到不對味兒。被羅什及教團,包括政治權力者視為異端之覺賢,終於從長安被擯逐。
覺賢與弟子四十余人離開長安,自西域返國之寶雲亦與覺賢同行。
覺賢一行蒙蘆山慧遠之厚愛,遂奔向蘆山,承慧遠殷殷款待,公元四一一年,覺賢於蘆山翻譯禅經。
約隔一年,覺賢下蘆山,西行至江陵。公元四一三年二月,劉裕自江陵欲返建康,邀覺賢同行,覺賢遂至東晉之都,入住建康之佛寺。時建康之僧眾,頗仰慕覺賢孤高之風格,皆致之以敬意。
支法領與覺賢之相會——六十華嚴之翻
自於阗求得《華嚴經》梵本返回長安之支法領,此時亦離長安抵達建康。聞覺賢住於道場寺,遂商請覺賢翻譯《華嚴經》。覺賢欣然受請,始譯於晉義熙十四年(公元四一八年)三月十日,至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六月十日完成,費時二年又三個月,此即六十卷之《華嚴經》(晉經、舊經)。
是後,又比對梵本校訂,於永初二年(公元四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時筆受者為法業。法業乃嚴持戒律之僧,通曉小乘佛教之教學,此次筆受《華嚴經》,實為中國人理解《華嚴經》之第一人,想法業受此破天荒之教法,死亦可瞑目矣!
時,道場寺之僧眾,頗驚歎於大乘經典《華嚴經》之內容迥異於過去之所學。究竟毗盧捨那佛是何種佛?所謂光明正大者又若何?過去之佛教從未如此說,甚至有人懷疑是否受瑣羅亞斯德教之影響而說明?是否為真正之佛教?
通曉小乘教法之法業,於接觸此一出奇之經典內容後,遂將其要旨撰寫成書,即《華嚴旨歸》二卷。法業乃欲漢土眾人皆能理解華嚴教法,而熱心撰寫。至後時大成華嚴宗之法藏,於其著書中亦謂「大教濫觞,業之始也。」(《華嚴經傳》卷二)
迄今為止歎未曾有之教法,《華嚴經》之梵本,若僅置於桌旁,或該受不敬之罪,因而考慮建堂祭祀,此即華嚴堂之建築。位於道場寺一隅之華嚴堂,曾經入內參拜者,或許不僅支法領、法業二人,道場寺之僧眾、一般之信眾,參拜華嚴堂者相信為數不少。
獲見於沙漠中之第二華嚴經——毗蘆捨那羅漢與實叉難陀
公元四○○年頃,法顯所見之佛塔,佛殿,僧尼完備之於阗王新寺,於經過二百余年後,玄弉亦翩然而至。玄弉至此拜訪時,其寺名稱為娑摩若寺。高百余尺之佛塔聳立著,靈瑞事跡時可聞悉,從佛塔中偶亦放出神光。
其時,王城之南十余裡處有毗蘆捨那寺,為一大寺。此寺即《北史》卷九十七所述之贊摩寺,系於阗國之先生王為毗蘆捨那羅漢所建。毗盧捨那羅漢乃來自迦濕彌羅國之比丘,常於林中入定。王為之建造伽藍,並請其弘揚佛法。其名為「毗盧捨那」,恰與《華嚴經》教主同名。
據玄弉之記錄,七世紀前半之於阗,國王頗敬重佛法,自謂即毗沙門天之末裔。國內有百余伽藍,僧徒五千余人。與四○○年前同為大乘佛教盛行之國。據雲,昔時如來曾至此地為天人說法。
牛頭山之內亦有石室,有阿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系為等待彌勒佛下生。雖經數百年,但卻不改其姿態。
唐人時之於阗,有名為實叉難陀(公元六五二——七一○年,學喜)者。時則天武後尊崇大乘,欲求《華嚴經》完整之梵本。據雲於阗有所珍藏,遂遣使者至於阗,求《華嚴經》之梵本及翻譯者。時應機而來者即實叉難陀。
公元六九五年,始譯於東都大遍空寺,武後亦自臨御法座,撰寫序文。菩薩流志與義淨讀誦梵本,復禮、法藏協助翻釋。公元六九九年完成於佛授記寺。此即新譯之八十卷《華嚴經》 (唐經)。
唐經與晉經兩者比較,唐經文字較流暢,且內容亦自晉經之「八會三十四品」調整為「九會三十九品」,形態上較為整然。
公元七○四年,實叉難陀為探視衰邁之高堂老母,遂返回於阗;公元七○八年應中宗之請,又至長安;公元七一○年十月示寂,年五十九。火葬後惟舌不壞,遂將之送返於阗。又於長安城北門之外,古燃燈台附近,建造七層寶塔,時人稱之為華嚴三藏塔。
《華嚴經》為不可思議之經典。不論晉經或唐經,其梵本皆存於於阗。於阗乃大乘佛教興盛、保存大量大乘經典之所。公元七九八年,般若三藏所譯之四十卷《華嚴經》。並非完本,僅〈入法界品〉而已。此四十卷《華嚴經》,系公元七九五年,南天竺烏茶國之師子王,將手書之《華嚴經》梵本呈送唐德宗者。
《華嚴經》之二種梵本皆在於阗被發現,此或顯示著《華嚴經》系於於阗編纂之可能性頗大。且如前所述有關於阗之傳說,所謂毗盧捨那羅漢,恰與《華嚴經》之教主同名。
沙漠中之綠州於阗,即今之和田縣,雖昔時之城址及寺址皆成廢墟,在此地曾為信奉大乘之佛教國,且藏有多數大乘經典,其中之一即《華嚴經》。此經之梵本中歷三百年之久仍存在於於阗,一於公元四二○年、一於公元六九九年分別譯成中國之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