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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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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居士文章
高振農教授：懷念恩師呂澂先生
懷念恩師呂澂先生 高振農 編者按呂澂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佛學家， 也是我刊特聘顧問。他老先生離開我們快要九周年了， 但他那音容笑貌、為人處事， 還不時地浮現在我們眼前; 他那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誨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忠貞不谕的愛國思想和對佛教學術事業的奉獻精神， 都是激勵我們前進的力量。所以， 我刊特約呂澂先生的高足高振農研究員寫了此文， 以寄托我們對他的哀思。 恩師呂澂先生離開我們快要九周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 仍然常常浮現在我的心頭。這是因為， 我之所以一生專研佛學， 毫不動搖， 完全是他老人家身教言傳所造成的。1961 年以前， 我曾從事多種工作。初踏上社會， 在一個農場任農業技術員， 後來當小學教師。建國後在江蘇省武進縣教育、文化部門任職， 1955 年考入上海華東政法學院， 曾想當一名法律工作者。畢業後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改行研究中國哲學史。1961 年， 我投入恩師呂澂先生名下， 研習佛學。當時也只是想到佛學是中國哲學的組成部分， 學一點佛教知識， 對研究中國哲學史有幫助， 從未想到要專門研究佛學。其後， 在恩師呂澂先生的諄諄教誨下， 我的思想逐漸有所改變。因為在數年的學習中， 我漸漸得知， 我的恩師雖在16 歲於中學讀書時即對佛學有興趣， 常常愛讀佛書。但他在大學學的是經濟， 留學日本學的是美學。回國後被劉海粟聘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教務長， 時年21 歲。其後， 他出版了多種美學著作， 影響較大。可是， 當他在1918 年應歐陽竟無之邀， 到南京金陵刻經處協助籌建支那內學院工作以後， 就悉廢原有舊學， 專志投身於佛學研究， 數十年如一日， 從未停辍。這種專心一致的生動事例， 深深地影響著我， 使我在五年的學習期滿以後， 終於也下定決心， 以專研佛學為我的終身奮斗目標。因此， 完全可以這樣說， 我之所以於今天能在佛學研究上稍有成就， 完全是受到恩師呂先生的教誨所致。 我的恩師呂澂先生， 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多種文字， 對印度佛學、中國漢地佛學和西藏佛學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以佛學為科學研究對象， 在研究方法上勇於探索和創新， 終於闖出了一條新的道路， 在整理、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攀登了近代佛學研究的高峰。他在支那內學院， 先後任教務長、院長等職。他在院內先是協助歐陽竟無辦理法相大學和輯印《藏要》三輯。歐陽竟無逝世後， 則繼承其遺志， 續辦內學院蜀院於四川江津， 聚眾講授佛學。其間曾為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寫《漢藏佛教關系史料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支那內學院改名為中國內學院， 他繼續擔任院長，直至1952 年該院院董會決議自行停辦時為止。其後， 他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和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於1955 年起， 任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1 年， 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委托， 在南京舉辦了一個為期五年的佛學研究班， 我和張春波、杜繼文同是該研究班的研究生。 恩師呂澂先生長期追隨歐陽竟無， 既是學生， 又是助手。其佛學思想基本上繼承了歐陽竟無的傳統， 但有所發展， 有所創新。他善於吸取古今中外佛學研究的成果， 既不盲目崇信外國的一套， 也不默守中國學者的成規。他有目的有選擇地利用國內外一切研究成果， 特別是近代日本佛學學者的研究成果， 作為思想資料， 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學體系。 多少年來， 使我最難忘懷的有以下三件事: 一、在南京佛學研究班學習期間， 恩師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當時我大學畢業不久， 工資收入較低， 家庭負擔較重， 故在學習期間伙食標准很低， 每月只吃十多元。他老人家知道後， 怕我身體搞垮， 影響學習， 就主動交代張春波(當時是我們的學習組長)要每年從他的津貼費中資助我200 元， 作為我的伙食補貼費。當時我雖然婉言謝絕了他老人家的好意， 但他那種百般愛護我的精神， 使我深受感動， 更加激發了我努力學習、誓求上進的信心和決心。這件事直至今天我仍牢記心頭， 難以忘懷。 二、約在1982 年前後，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通過上海社會科學院領導， 要我以特約編輯的名義， 協助《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佛教部分主編巨贊法師和黃心川先生編纂有關佛教條目， 負責組稿、審稿、改稿等工作。當時因為我剛剛歸隊， 到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工作。對於佛學， 因為經過十年動亂的荒廢， 已十分生疏， 正在重新揀起進行學習的階段， 故對編纂佛學條目，實在難以勝任， 因而遲遲不敢接受這一任務。一次因事到北京， 特地探望了住在清華大學的恩師， 順便向他陳述了我的想法。是他老人家百般鼓勵我， 使我生起了勇氣， 大膽地接受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邀請，經過幾年的努力， 最後沒負他老人家的期望， 圓滿地完成了這一任務。時至今日，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次他對我的諄諄教導。他說: “做學問， 在學生時代根據老師的指導， 認真刻苦鑽研， 練好基本功，這是一種學習方法。但是， 還有更重要的方法是自己在工作中邊干邊學。真正的學問，都是從這方面得來的。”接著， 他語重心長地教導我說:“我在學佛以後， 為了整理佛教典籍的需要， 自學了英文、藏文、梵文、巴利文等， 大都是靠閱讀字典之類的書而漸漸入門的。特別是學習梵文和藏文， 主要是靠讀字典自學而成。”他說: “大約是1920 年光景， 我在南京金陵刻經處籌建支那內學院，當時我們派遣黃忏華居士的胞弟黃樹因到北京從俄國佛教學者剛和泰學習梵文， 又從雍和宮喇嘛學習藏文。每年寒暑假黃樹因回到南京， 與人談及在北京學習梵、藏文情況，我聽後很受啟發， 決心自學這兩種文字。於是我請黃樹因幫我找到幾本梵漢字典和藏漢字典， 利用空余時間自學。有時黃樹因從北京回來， 就請他指點。大約花了五年多的時間， 我就能借助字典閱讀梵、藏兩種文字的原文了。其後在編纂《藏要》的校勘中， 我邊干邊學， 最後能夠利用梵、藏資料與漢文藏經對勘， 從而弄清了不少本來難以解決的問題。”他接著又說: “我的佛學知識， 來之於歐陽竟無， 但真正使我在佛學上有所造詣的， 乃是在實際研究工作中所造成的。我從1927 年起， 就著手准備編纂《藏要》三輯。在校勘佛典的過程中， 我一反過去僅就漢譯佛典作校勘的做法， 而是利用梵、巴(巴利文)、藏等幾種文字與漢譯佛典進行對勘。這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又細致的工作。先要逐一翻譯梵文、藏文、巴利文等幾種版本， 在文字上對版本、原典、異譯進行校勘， 然後在義理方面對各宗派的依據、傳錄、前後學說的變化等， 窮源究委， 絲絲入扣， 並要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許多疑難問題作出解答。這可說是一次對藏經空前規模的整理， 我為此耗盡了十余年的時光， 為的是使後來的佛學研究能取得比較可靠的正確的資料。而正是在這編纂《藏要》的十余年的工作實踐中，使我認識到， 隋唐以來所流傳的佛教典籍，由於翻譯上的困難和傳抄中的錯誤， 佛教經論中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也有因義理上理解的不同而形成各家學說上的分歧， 因此眾說紛纭， 莫衷一是。這就使得佛學思想本身就帶上了非常復雜的性質。一方面佛學思想在古印度向各地流傳過程中， 就不斷有所發展和變化。另一方面佛學傳到中國來， 其經典由梵文、巴利文而譯為漢文、藏文， 錯訛和疏漏在所難免; 其思想也因時因地而不斷有所演變和發展。不弄清這些情況和變化， 不掌握佛學思想發展的規律， 就很難搞清楚佛學思想的本來面目。因此， 我感到研究佛學， 必須立足於世界范圍。應該把世界各國的佛教， 無論是古代的，還是近代的， 都應當作為一個整體， 系統地加以考察、比較， 從中找出其異同之點， 糾正其錯訛之處， 尋求其發展和演變的規律。所以我在編纂《藏要》時， 就利用梵文、藏文和巴利文等資料，對勘漢譯佛典，從中鑒別真偽，考訂異亂，糾正錯訛，補正缺失，做到‘冶梵、巴、漢、藏於一爐’。正是由於如此，我在編纂《藏要》時， 翻遍了漢、梵、巴、藏等各種版本的佛典， 使我的佛學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 也可以這樣說， 我的佛學研究水平就是在編纂《藏要》過程中，逐步得到提高的。現在， 你能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佛教部分條目的編纂，這正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 千萬不要錯過。”我聽了他的教誨， 茅塞頓開， 就愉快地參加了這一工作。後來的研究實踐證明， 他老人家的教誨， 確實是金玉良言， 使我在這一段的工作期間， 學到了許多佛學知識。就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出版後不久，我個人也連續出版了《中國佛教》、《中國近現代高僧與佛學名人小傳》、《大乘起信論校釋》、《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等多種佛學著作， 並先後在各種刊物上發表了學術論文60余篇。我還負責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承擔的哲學社會科學“七五”期間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上海宗教史》的主編工作。該書於1992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 曾獲得了上海社會科學院頒發的優秀著作特等獎。現在回想起來， 我之所以能在佛學研究上稍有成就， 完全是得益於恩師呂澂先生的諄諄教誨。 三、1989 年6 月， 我到北京大學參加“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會議”， 有機會聽受了恩師的最後教誨。由於北京大學與恩師所居之地清華大學僅隔一條馬路，所以我每天晚上的社會公余時間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 五天中從未間斷。我每次去後，總是先陪他老人家看一刻鐘的電視新聞，然後兩人閒聊一刻鐘(他的兒媳曾特別地關照我，老人家容易興奮，談話最好不要超過一刻鐘，以保證他的身體健康)。這次五天的相敘，都是他主動問我一些問題， 如近來搞些什麼研究? 在上海的他的一些老朋友的近況? 我們同在南京學習的張春波、杜繼文等人的情況，相互間有無來往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特別是他得知《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已於1988 年出版， 各方面反映還不錯時， 他非常欣慰。我這次和他老人家見面晤談， 見他精神非常好， 一點也不像是93 歲高齡的老人。一些陳年舊事， 他還記得一清二楚; 一些老朋友的名字， 也全部記得。講話的思路也還很清楚， 只是走路已不大方便， 需要依靠拄棍和賴人扶持。哪知我返滬不到一月， 就傳來他病逝的噩耗， 使我悲痛萬分。我也沒有想到， 那年6 月間的幾次談話， 竟成了他對我的最後教誨。 總起來說， 恩師呂澂先生給予我的實在太多了。我的成長離不開他對我的諄諄教誨。值此恩師逝世將近九周年的日子裡， 謹以上面的三點回憶， 以寄托我對他的哀思。 《五台山研究》1998 年第1 期3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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