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東來漢魏西晉佛教
華方田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左右的印度，於兩漢之際由西域傳入中國內地。東漢、三國、西晉時期是佛教初傳我國內地並逐漸扎根發展的重要時期。
佛教初傳中土的確切時間，難以定考。目前中國佛學界較為普遍的看法，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入，而佛教界傳統的觀點多為東漢明帝永平年間“感夢求法”說。東漢的佛教，開始主要在宮廷中流傳，被看作祠祀的一種，混同於黃老之學。到東漢末期桓、靈二帝時代，隨著西域佛教學者如安世高、支婁迦谶等的相繼來華，由此譯事漸盛，法事漸興。三國時期，戒律傳入中國，開中土依戒律受戒之先河；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中國沙門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在佛經翻譯方面，主要以康僧會譯介的小乘禅數學和支謙譯介的大乘般若學為代表。到西晉時，佛教較以前有了相當的發展，翻譯佛經，弘傳教義，建寺度僧，佛教的流傳區域漸次拓展開來，佛教信仰者也逐漸增多。其中，竺法護等翻譯並弘揚的般若性空學，是這一時期主要的佛教義學思潮。
一、漢代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標志著佛教的發展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但是，關於佛教初傳中國內地的具體時間，歷來眾說紛纭。目前學術界多以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作為佛教初傳中土之始。此說最早記載於《三國志·魏志》卷三十裴松注所引曹魏魚豢撰寫的《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其後《世說新語·文學篇》、《魏書·釋老志》等也引用此文，只是在說法上略有出入。
而佛教界傳統上多以東漢明帝“感夢求法”，作為佛教傳人中國內地的開始。關於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具體情節各種史書記載不一，且頗多演繹和神話色彩。一般的說法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漢明帝做了一個夢，他看到有一個神人，金色的身體像朝霞般熠熠生光，身上有日光環繞，飄飄地從遠處飛來，降落在大殿前。漢明帝非常高興。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夢告訴眾大臣，詢問這是何方神聖。太史傅毅博學多才，他告訴明帝：我聽說西方天竺(印度)有一個得道的神，號稱佛，能夠飛升於虛空中，全身環繞著日光，君王夢見的大概就是佛吧。於是明帝派遣使者張骞(一說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去西域，訪求佛道。永平十年蔡愔等在西域大月氏國得遇印度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並得見佛經和釋迦牟尼白玉佛像，便用白馬馱經共還洛陽。漢明帝對他們的到來深表歡迎，並安排他們住於鴻胪寺。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在此譯出了漢文第一部佛經《四十二章經》，存放在皇室圖書館蘭台石室中。朝廷為紀念白馬馱經和請佛像之事，在洛陽建立了中國第一座寺院——白馬寺。於是，中國佛教佛、法、僧具足，標志著佛教在中國內地的開始。因此，後人把佛教的東傳稱作“白馬東來”。
實際上，關於佛教初傳中土的傳說，除了上述兩種之外，還有“孔子深知佛為大聖”、“秦始皇時有沙門攜經來化始皇”、“漢武帝禮拜佛像”，甚至三皇五帝之時已知有佛教等種種離奇的說法。這些說法多是後來為了和道教互競教興的先後而虛構出來的，不足為憑。至於將漢明帝“感夢求法”當作佛教正式傳人中國內地的開始，也不太恰當，因為根據有關史書(如《後漢書·楚王英傳》)記載，佛教於漢明帝時在社會上層特別是皇室中間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說明在此之前佛教已經傳人並流傳了一段時間。因此，根據現存的史料記載，將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時間定為兩漢之際是比較有說服力的。
從兩漢之際到東漢末年，佛教初傳中國內地，在與中國固有的儒家經學、神仙方術、黃老道學的碰撞、混雜、比附中逐漸站住腳跟。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文化領域黃老學說、神仙方術盛行，國人往往把新傳來的佛教視作與黃老學說、神仙方術相類的學說加以理解和接受。佛教及其教義在國人的誤讀和曲解中，通過對道教的依附和與谶緯方術等的混同而獲得了自身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東漢初年，佛教作為黃老方術的一種已得到了上層社會少數人的信奉，史書上已經有了明確的關於上層人物信佛的記載。《後漢書》中說，漢明帝的異母弟楚王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缣白纨三十匹詣相國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诏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诏書中明帝對楚王的奉佛行為明確地給予贊賞和支持。後來楚王英因為制作谶書符瑞獲罪，客死丹陽(今安徽宣城)。到東漢末期，桓帝為了坐致太平、增福增壽甚至羽化成仙而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這時，佛教不僅在皇室貴族中受到崇拜，而且慢慢地流傳到民間，信仰佛教的民眾在逐漸增加。如《三國志》、《後漢書》記載，丹陽笮融曾利用手中掌握的錢糧建立佛寺，“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人，悉課讀佛經”。又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余人戶”。他還舉行盛大的浴佛法會，“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裡，人民來觀及就食者且萬人，費以巨億計”。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出，時至東漢末年，佛教已經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表現形式。佛教從最早僅流傳於宮廷皇室逐漸向民間傳播，廣大民眾通過參觀寺廟、觀看法會等形式接觸佛教，佛教的影響力有所增強。寺院的建立，佛像的鑄造、法會的舉行以及佛經的讀誦等，更表明了漢末佛教在寺院建設及禮佛儀式等方面的重大發展。
佛經翻譯是佛教最初在中國傳播的首要方式。到了東漢末年，不少古印度和西域的僧人來到漢地，以洛陽為中心，譯出大量的佛教典籍。據現存最早的經錄《出三藏記集》記載，從漢桓帝到漢獻帝的40余年中，譯介為漢文的佛教經典有54部，74卷。最早提供漢譯佛典的著名譯師是安息的安世高、安玄和大月氏的支婁迦谶、竺朔佛、支曜、康巨、康孟祥等。其中以安世高譯介的小乘禅數學和支婁迦谶譯介的大乘般若學在中國漢地影響最大，成為漢代譯經的兩大系統——安世高系統和支婁迦谶系統。前者主要在中國北方傳譯，後者在南方傳譯。
安世高，原名安清，原為安息國太子，其父去世後，將王位讓於叔父，出家修道。他自幼刻苦好學，知識廣博，聲名遠播。後來，他游歷各國，宣揚佛法。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48年)到達洛陽，很快學會漢語。安世高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譯經大師，凡二十年間，共譯佛經三十四部、四十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經》、《修行道地經》、《人本欲生經》等，大多屬於小乘佛教的基本教義和禅法。
安世高精通的主要是禅法。禅即禅觀、禅定。法，即數法，是對小乘基本經典《阿含經》的論述。由於在解釋佛經時，常對佛之教法以數分類，所以又譯為“數法”。安世高善於把禅與數結合起來講解，所以人們說他“善開禅數”。安世高所傳的禅學比較注重禅定的修行。這是因為佛教初傳中國時，人們都把它視同於社會上流行的神仙方術，而禅學正是為了滿足比簡單的神仙方術更高層次的修習的需要。漢靈帝末年，為避戰亂，安世高到江南傳教，死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安世高翻譯的經典成為中國早期佛教信徒了解佛教的橋梁，在佛教史上有很深的影響。三國時期東吳名僧康僧會和東晉名僧釋道安，都是安世高系學說的重要繼承者和發揮者。
安玄也是安息人，是個在家持戒的居士，漢靈帝時來到洛陽經商。他常與沙門講論佛法，他與漢族的第一位出家者嚴佛調共譯《法鏡經》一卷。《法鏡經》是大乘的經典，與《大寶積經·郁伽長者會》屬同本異譯。依照當時的規定，漢人不得出家，但也有例外，嚴佛調大約在漢靈帝時就出家，為漢人出家之第一人。他與安玄都是安世高門下高足，共譯佛典，前後成經多部，流傳後世。時人贊譽安世高、安玄和嚴佛調是當時譯經之最，無人能夠媲美。
支婁迦谶，簡稱支谶，原是大月氏人。漢桓帝元年(公元147年)來到洛陽，到漢靈帝中平年間(公元184—189年)，共譯出佛經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以《道行般若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最為重要。支谶是在中國傳播大乘般若學的第一人，其所傳的大乘般若學在魏晉時盛極一時，對整個中國佛教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翻譯過來的佛經之外，此時已經出現了中國人自己撰寫的佛教著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稱為中國人自己所撰的第一部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論》。《理惑論》的原書已散佚，目錄在《出三藏記集》卷 12中。關於《理惑論》的成書年代，眾說不一，據胡適、周叔迦、湯用彤等人的考證，認為該書應是漢魏時的作品。作者為牟子，但牟子其人其事，已經無法確切地證實。但可以看出，車子學貫儒家和諸子學說，後信奉佛教。其撰寫《理惑論》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與反對佛教的學者進行辯論，消除人們對佛教的偏見。《理惑論》主張，佛教與當時在中國流行的儒、道兩教並行不悖。在論證中，《理惑論》多是采用儒、道兩家的名詞概念、思想學說，甚至廣泛引證老子、孔子等人的話來為佛教辯護，說明佛家與儒道兩家的思想並無二致。《理惑論》是佛、道、儒三教調和與並立的先聲。這種調和性後來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個顯著特點。佛教在傳人中國以後，面對強大的中國固有文化的挑戰，采取調和的態度是明智而有效的，這種態度為它在中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在後來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儒、釋、道三教的矛盾時不時地顯現出來，但基本上沒有超出《理惑論》所涉及的范圍，《理惑論》的回答也為後人的辯解提供了范本。佛教在三教之間的辯論中，總是巧妙地既保持自己的一定的獨立性，又對自己的說教作出適當的調整，以適應中國的正統思想，從而使自己在中國的濃厚的傳統文化氛圍中得以生存和發展。
二、三國佛教
三國時期，佛教的發展主要反映在佛經的翻譯上。天竺、安息、康居等地的沙門昙柯迦羅、昙谛、康僧铠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傳譯佛經；支謙、康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深受禮遇。昙柯迦羅、昙谛精干律學，譯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遵佛制，禀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其時的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禅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為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印度人昙柯迦羅干魏嘉平二年(250)來到魏都洛陽。當時魏晉的佛教，由於戒律尚未傳來，所以出家的僧侶並沒有禀受歸戒，只是剃發而已，所有齋供禮儀也是按照中國傳統的祠祀方式進行。昙柯迦羅主張，佛教徒的一切行為皆應遵從佛制。應洛陽僧眾之請，昙柯迦羅譯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又邀請當地的梵僧舉行受戒的羯磨來傳戒。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的開始。昙柯迦羅首次將戒律傳人中土，以及他首倡的依戒度僧制度，是中國佛教的重大事件，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他也因此被尊為律宗的始祖。
昙谛，安息國沙門，擅長律學，於魏正元二年(255)來到洛陽，在白馬寺譯出《昙無德(法藏)羯磨》一卷，此書出自《四分律》，後來一直在中國流行。
康居沙門康僧铠於嘉平末年來到洛陽，譯有《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無量壽經》二卷等四部。
吳部建業是當時江南佛教的中心，其代表人物是支謙和康僧會。
支謙，亦名支越，字恭明。祖籍月氏，其祖在漢靈帝時率部歸漢。支謙自幼博學多才，精通多種語言，曾就學干支谶的弟子支亮。東漢末年，為躲避戰亂，來到吳國，被孫權拜為博土。自黃武年間(222—228)至建興年間 (253—254)，支謙共譯出各種佛教經律36部， 48卷(據《出三藏記集》)。其中，《維摩诘經》二卷、《大明度無極經》四卷、《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等尤為重要。支謙繼承後漢支谶所弘傳的股若性空之學，其所譯《大明度無極經》是《道行般若經》的改譯本，經過他的改譯，原譯奉的晦澀之處，變得通暢易懂，原來采用音譯的地方也多改為意譯，開意譯派的先河。他翻譯的《維摩诘經》，所宣揚的佛教義理與般若空觀思想相通，而其表現方式則更為貼近在家的信眾，更易為人們所接受。
康僧會，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經商而移居交趾。十多歲時出家為僧，明解三藏，博覽六經，曾隨南陽韓林等學習安世高的禅數學。吳赤烏十年(247)來到建業，孫權為其建立寺廟，號建初寺，是江南有寺之始。康僧會翻譯的經典最重要的是《六度集經》。本經依大乘六度分為六章，編譯各種佛經91篇。該經的特點是將佛教的義理與儒家思想相協調，會通儒佛，開辟了佛教中國化的新路子，對後來中國佛教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三國時期，中國佛教僧人開始了西行求法的壯舉。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依律受戒的漢人比丘朱士行，同時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西行求法的中土沙門。
三、西晉佛教
西晉(265—316)佛教在三國佛教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據《洛陽伽藍記·序》載：“陽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法苑珠林》則說，“西晉兩京合寺一百二十所”。晉代的佛經翻譯者有12人，譯出經典167部(此據《出三藏記集》，《開元釋教錄》為333部)。在佛教義理上，受當時盛極一時的魏晉玄學的影響，佛教的小乘禅數學和大乘船若學與玄學的“崇有”、“貴無”兩派遙相呼應，互相激勵。西晉的佛教活動，仍然以譯經為主。竺法護則是西晉成就最大的佛經翻譯家。
竺法護，原籍月支，世居敦煌。8歲出家，遍讀佛經，博覽《六經》和百家之言。後隨師游歷西域各國，遍學36種語言，搜集了大量的胡本佛經，帶回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至懷帝永嘉二年(266—308)，他往來干敦煌、長安、洛陽之間，譯經傳法。一生共譯出佛經 165部(此據《高僧傳》，《歷代三寶記》稱有 210部，《開元釋教錄》稱有175部)。竺法護所譯的佛經，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單行本外，其余大多是大乘經典，包括般若類的《光贊般若經》，《華嚴》類的《漸備一切智德經》，《寶積》類的《密跡金剛力士經》，《法華》類的《正法華經》，《涅槃》類的《方等般泥洹經》等。竺法護所翻譯的佛教經典，涉及到大乘佛教的各個部類的代表作品，對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在竺法護譯經的過程中，得到了聶承遠、聶道真父子的鼎立相助
帛法祖和竺叔蘭也是西晉著名的佛經翻譯者。帛法祖，又名帛遠，姓萬氏，河內(金河南沁陽)人。自幼出家，博讀世典，精研佛經。曾於長安建立精捨，以講習為業，僧俗從學者近千人。晉惠帝末年，受到鎮守關中的河間王的禮敬。當時道士祭酒王浮經常與法祖論爭佛道之高下，每每為法祖所屈，王浮憤而作《老子化胡經》，攻擊佛教。帛法祖譯有《菩薩修行經》、《佛般泥洹經》、《菩薩逝經》等經典16部，還注有《楞嚴經》。弟子有法祚等多人，法祚著有《顯宗論》，並注釋《放光般若經》。
竺叔蘭，天竺人。干元康元年(291)同無羅叉一起在陳留倉垣譯出《放光般若經》。《放光般若經》在當時甚為流行，研習者眾多，影響很大。
總之，從東漢至西晉時期的中國佛教，是佛教傳人內地並在內地流傳的早期階段。這一時期，佛教活動以佛經的翻譯為主要內容，小乘禅數學和大乘般若學構成了早期佛教義學的兩大系統。佛教從混同干神仙方術、黃老之學，到逐漸走上自身發展的軌道，從最早僅在皇室貴族等上層社會流傳，到向民間大眾的廣為傳播，都顯示了早期中國佛教穩步發展的趨勢。般若經等大乘經典的譯傳和佛教回應儒、道等中國固有文化的努力，不僅體現了中國佛教思想的主要性格，而且還為中國佛教的後來發展奠定了基本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