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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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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呂建福教授：金陵刻經處與近代佛教教育
金陵刻經處與近代佛教教育 呂建福 傳統佛教之培育僧材、續佛慧命，主要靠早期寺院的譯經講學及唐以後建立的叢林制度。叢林制度最早雖由禅宗大德所創，所謂“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但後來佛教寺院凡規模較大者，無論宗門、教下，幾乎無不實行叢林制度。這是因為它改變了印度佛教的游方乞食等不適應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做法，僧眾可以自食其力、安居修道，而培育人才、續佛慧命之功用自在其中。千余年來，佛教的人才基本由叢林制度所培育。在今天看來，佛教叢林中實施之佛教教育，實為“知行合一”的教育，是傳統的、也是合乎佛法特質的“如法”的教育，有足資近現代新式佛教教育所珍視者。然法久弊深，到了清朝末年，傳統寺院叢林已積弊重重。自本世紀初所興起的新式佛教教育，基本是學院式教育，即佛教界興辦與社會學校相仿之佛學院來培養佛教人才，乃佛教發展至近現代適應社會、契機弘化的必然。 近代佛教教育的興起約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佛教外部的原因，主要是社會政治的原因。1898年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以佛道寺觀產業的十分之七充作社會教育之資，興起“廟產興學”運動，並獲朝廷允准實施，由此而激發佛教界以寺產興辦僧教育兼辦普通教育的熱潮。動因本在保護佛教寺產，實際則成為近代佛教教育興起的契機。二是佛教內部的原因。傳統佛教叢林經過一千余年，到了清朝末年已積弊重重，叢林寺產極為豐厚，卻不僅不再能培養僧材，弘續佛法，反成了障道因緣。“一般僧寺多以販賣如來家業爭取貨利，以財富為榮、名利為尚。向上一著，早無人問津。”(1)當時名山大剎，數百僧眾中，能寫三百字書信者也不多，可見教育水平之低下。楊仁山居士因此慨歎當時“僧徒安於固陋，不學無術，為佛法入支那後第一墜壞之時。”(2)當時之寺院，許多成了社會上一些無職業者的謀生庇護處。佛教規模雖存，卻徒有空殼，早已喪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和活力。這是佛教界必須自我改革而以叢林寺產興辦佛教學堂、培育僧材、振興佛教的內部原因。其三是文化層面的原因，較之社會層面的原因可能更為深刻。清末中國社會正值國門初開、中西文化推排激蕩之時，當時面對西方列強，有國家民族之危機；面對造就船堅炮利之西方文化，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也出現了危機，從而有中西體用之爭，於今未息。佛教為中國傳統文化之重要部分，值此時勢，無論為佛教自身，還是為國家社會，都有反思和變革之驅力。因此，近代新式佛教教育的興起，除了有保護寺產、維護佛教的動機外，更有振興佛教的理想，乃至有以佛教拯救國家民族的危機和向全世界弘揚佛法的願望。基於這一文化層面的原因而興辦的新式佛教教育，起點是較高的。金陵刻經處於本世紀初興辦的佛教教育，即是這樣一種高起點的新式佛教教育。 在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捨”之前，已有江蘇揚州天寧寺於1906年開辦的“普通僧學堂”，由釋文希主持。就時間而言，這是近代史上由國人開辦的第一家新式僧學堂。在此之前，日僧水野梅曉曾於長沙開辦僧學堂，1899年南京“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也曾開設“東文學堂”，但皆非國人所辦。釋文希於揚州天寧寺所辦的僧學堂，資金來源於鎮江、揚州各大寺院。各大寺院出資動因只是藉辦學作為保護寺產的手段，並無興辦僧教育以培育人才的理想，因此不久即與釋文希發生沖突。最後釋文希被捕，揚州僧學堂因此停辦。楊仁山居士曾對揚州僧學堂寄予厚望，並希望鎮江之金山寺、常州之天寧寺也開辦僧學堂，但他對“各寺住持僧安於守舊”有深刻的認識，深知“非得大權力以鼓動其機，不能奮發有為也。”(3) 揚州僧學堂停辦的第二年，即1908年，楊仁山居士於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捨”。楊仁山以居士身而興辦僧教育、培育佛教人才，不無對傳統佛教界辦新式僧教育的失望，更主要是出於他對當時佛教衰弊的洞察。楊仁山認為佛教式微的關鍵在於缺乏人才。“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弛，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於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4)由於試經、傳戒等古制的弛廢，而造成出家眾素質低落，“安於固陋，不學無術”。因此，振興佛教之機，首先在於人才的培養。事實上遠在揚州普通僧學堂之前許多年，楊仁山就已有興辦僧教育的創議： “欲求振興，惟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乃創議數年，無應之者”(5)。 楊仁山於1878年曾隨曾紀澤出使英法，前後有三年之久，考察了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教育、科學、宗教等制度，具有同時代一般人——尤其是當時佛教人士所難得的開闊視野和洞察力。他深刻認識到“斯世競爭，無非學問”，而佛教的興衰也全系乎此。落到實處，即在提高出家眾的素質，培養優秀僧材。因此，楊仁山居士倡導新式僧教育就時間而言可以說是近代佛教史上最早的人物之一，而在辦學思想上更有同時代一般佛教徒難以企及者。金陵刻經處以楊仁山居士所捐獻私宅為基業，並賴十方信眾護持，為一刻印流通佛教經典之所，並非一般僧寺，自無以辦學保護寺產之考慮。祗洹精捨的辦學經費，基本由各界捐助，辦學理想極其宏大。祗洹精捨創辦時間雖在1908年，其緣起可上溯至1893年。當時楊仁山居士與錫蘭摩诃菩提會達磨波羅相識，達磨波羅欲振興世界佛教，而擬從復興印度佛教開始。祗洹精捨創辦一大動因，即在培育人才赴印度弘法，由印度而遍及世界。由此可見祗洹精捨辦學目標之遠大，非後來一般之佛學院可比。這也是楊仁山居士弘法之願心和開闊之視野的體現。早在1878年他42歲時，即有弘揚世界佛學的想法。在與南條文雄通信中他寫到：“弟潛心淨域十余年，願持迦文遺教，闡揚於泰西諸國。”(6)後來他在《支那佛教振興策》中又寫到：“統地球大勢論之，能通行而無悖者，莫如佛教……今欲重興釋迦真實教義，當從印度入手，然後遍及全球”。(7) 楊仁山以金陵刻經處為基礎創辦祗洹精捨，深察當時佛教之衰弊，迥異於一般“動機多在保護寺產”之普通僧學堂，純為培育弘法人才、振興佛教而興學，且有弘揚世界佛學的宏大視野，對於近代佛教教育而言，實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誠如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年譜》中所說：“為佛教人才而興學，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楊氏為第一人。”(“宣統一年按語”) 祗洹精捨的規模雖然不大(當時招收學生約20余名)，但其教育思想和教育體制在當時是相當先進的。楊仁山曾通過南條文雄了解日本“佛教各宗大小學校種種章程”(8)來規劃祗洹精捨的教學內容和制度。楊仁山所構思的僧學堂，參照社會學校的體制，“仿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各為三年，乃九年制學校。前三年學習基礎經論，如《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唯識三十論》等，學成為“初等”，可准受沙彌戒；後三年學稍深之經律論，學成可受比丘戒，為“中等”，並給度牒；最後三年研修教、律、禅、淨等專門之學，學成能講經說法者，為“高等”，可准受菩薩戒，並換牒。楊仁山認為，九年學成，“方能作方丈，開堂說法，升座講經，登壇傳戒，始得稱大和尚”。僅受初等、中等僧教育者，只能任寺院一般職事。而未受僧教育者，不准出家。不能學者，仍命還俗。(《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 由此可見，楊仁山居士所構想之僧學堂，已不僅僅是一般的佛教教育、培養人才而已，而是將佛教的教育制度與僧伽制度結合在一起，出家、受戒、任職等資格與教育制度有相應的關系。未經三年初等教育，學習普通知識及基礎經論，不得受沙彌戒。若三年初等教育也不能合格完成者，則令其還俗。這樣佛教教育制度就為僧尼的基本素質提供了保證。而必通達教理、專精一宗或數宗之高等教育後，方能作方丈、升座講經，更成為佛教高級人才之純正無訛的保障，可以杜絕以盲引盲、“濫附禅宗、妄談般若”等大弊。楊仁山居士深察當時佛教界習弊而有此構想。這一將佛教教育制度與僧制結合起來的構想，在當時實是一種創見，也是對傳統僧制的大膽改革，楊仁山認為如此方能提高全國僧尼素質。這對後來的佛教教育頗有影響，在今天仍不失其價值，值得重視。太虛法師後來倡導“教制革命”、整理僧伽制度，從楊仁山居士的構想中已見端倪，也是楊仁山居士佛教革新事業的繼續。 此外，楊仁山認為釋氏學堂還應設“普通學”，包括語文、算法、史學、地理、梵文、英文、日文等。在這方面，他借鑒了基督教傳教辦學的方式，認為佛教學堂可分教內、教外兩班，外班以普通學為主，這實際上就是由佛教界來辦社會教育。這既合乎大乘佛教教義，也易為當時“廟產興學”風潮下許多人所接受。內班則以佛學為主，但也兼習普通學科。楊仁山所開列的普通學中，外語占較大比重，這是因為他一直有將佛法弘揚至西方的心願。在這樣的釋氏學堂中修學佛學並兼學普通學的出家人，將是兼通內外學的現代僧人。後來各地之佛學院，大多也都設有普通學課程。 祗洹精捨實際開設有佛學、漢文、英文三門課程。漢文是研究漢文佛典的基本修養；英文則是通往西方的基礎，也是欲赴印度弘揚佛法和學習梵文的工具語言。佛學乃根本課程，當時曾聘蘇曼殊任英文教師，李曉暾為漢文教授。佛學課程，楊仁山曾請式海法師任講席，後因故未能應聘，楊仁山遂自任講席，講授《大乘起信論》和《楞嚴經》(9)，後又延請台宗名僧谛閒法師任學監並開講天台教觀。由此可知祗洹精捨之名為“居士道場”，實為居士所創辦之佛教道場，其時並無明顯的居士與出家僧之分別與爭論，與後來內學院一系有所不同。楊仁山居士佛學修養精純，弘法之胸懷也博大，當時名僧月霞法師尊為大願菩薩示現，對楊老居士極為尊敬，並四處募款助成楊仁山之佛教事業。後祗洹精捨停辦，月霞法師1914年至上海創辦近代著名之華嚴大學於哈同花園。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楊仁山倡導的佛教教育相當重視修行。在他所規劃的九年制佛教教育中，不僅列有學習課程，也列有修行內容，將朝暮課誦列為前三年之例行功課。後幾年由中等至高等之學習，研修“專門學”，也注重學修並重，並非純學術之研究。他在“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中強調： “專門學者，不但文義精通，直須觀行相應，斷惑證真，始免說食數寶之诮。” 楊仁山居士後來又於金陵刻經處創辦“佛學研究會”，於“小引”中也強調“由信而解，由解而行，由行而證”，遵循佛法“信、解、行、證”之次第，並不贊成純粹的學術性研究。楊仁山居士本人於公務繁忙之際仍“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教宗賢首、行在彌陀”是他一生學修並重的寫照。解行並重是修學佛法的原則，也是傳統佛教叢林教育的一大優良傳統。楊仁山所倡導的新式佛教教育，在形式上雖參照社會學校的教育制度，在內容上仍繼承了傳統叢林制度佛教教育知行合一的優良傳統，非如後來一般佛學院雖也強調學修並重，但大多受了新式學院教育的影響，重學而輕修。今日佛教界關注之“信仰建設”、“道風建設”等，也可從佛教教育繼承叢林制度解行並重的優良傳統、真正注重“學修一體”著手。祗洹精捨當時招收的學生大多為鎮江、揚州各大寺院的年輕僧人，也有在家居士，缁素共約20余名。人數雖不多，但後來許多成為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將或佛學名家，可以想見祗洹精捨教學質量之高，實乃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名符其實的高等僧學堂。其中著名者有太虛法師，後來成為近代佛教革新運動的領袖；仁山法師，乃“大鬧金山寺”的主角，促進了近代佛教的變革；智光法師，後創辦儒釋初高小學、焦山佛學院等，從事佛教教育多年；另有棲雲、觀同等，都是當時的著名人物。居士中有邱明、謝無量等，為佛學名家。歐陽竟無、梅光羲、李證剛等，雖非祗洹精捨實際招收的學生，但在祗洹精捨成立前後一直追隨楊仁山學佛，助成佛教事業，可以說也是祗洹精捨中的人物。 楊仁山於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捨，興辦佛教教育，雖為時短绌(因經費不敷等原因，祗洹精捨前後不足兩年)，但影響極大。作為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學堂，它不僅為近代佛教復興造就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更為後來的佛教教育提供了一種榜樣。祗洹精捨所培養的僧俗兩眾人才，薪火相承，至今仍在為佛教事業作出貢獻；祗洹精捨所提供的新式佛教教育模式，對近代佛教教育具有深遠的影響。歐陽竟無居士先就金陵刻經處成立“研究部”，後以研究部為基礎創立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支那內學院”，繼承和發展楊仁山的佛教教育事業，其所培養或影響的一批著名佛教學者，對近代佛教學術文化貢獻極大。太虛法師後來致力於佛教改革，新式佛教教育是他整個佛教革新事業的重要基礎。太虛的佛教教育事業深受祗洹精捨的影響。他入學祗洹精捨時年僅21歲，乃是因對一般僧教育組織有不少“徒擁虛名”或過於隨順潮流而“失卻佛教立場”甚或“俗化成飲酒吃肉”的失望，忽聞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捨，為其宏大格局所吸引，認為是一“世界佛教運動的組織”(10)而加入。後來他所創辦的許多佛學院，也格局宏大，武昌佛學院後更名為“世界佛學苑”，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課程規制上，也受祗洹精捨的影響。太虛早期創辦之“覺社”(1917)，其中有“佛教大學院”，太虛自謂“仿照金陵楊仁山居士之祗洹精捨，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11)，可以說是楊仁山佛教教育事業的直接繼承。 金陵刻經處世紀初的佛教教育事業，對近代佛教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太虛法師曾評價說：“祗洹精捨雖然辦了不久即停頓，其影響後來的佛教事業實大”。(12) 釋東初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中寫到，祗洹精捨為時雖短，“卻為中國佛教種下革新的種子，無論於佛學的發揚，或教育設施，以及世界佛化推進，無不導源於此”。(13)評價至高。因此之故，有的學者認為金陵刻經處不僅是近代佛教一重要的研究和出版機構，同時又是“近代佛學教育的中心”。(14)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金陵刻經處於本世紀初所興辦之佛教教育，除了它所作出的實際貢獻和具有的影響外，還為近代佛教教育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傳統佛教教育二千年來都是依托於寺院叢林，局限於宗教界，這固然有其保存佛教優良傳統等優勢所在，但傳統教界一定程度存在的保守傾向和某些積弊，也必然對新式佛教教育產生制約，影響近代佛教教育的發展。楊仁山以居士身而辦僧教育，依托於金陵刻經處而非佛教寺院，居於宗教界和社會文化界之間，在形式上可以說是全新的。金陵刻經處為一集佛學研究、佛經出版和佛教教育於一體的佛教文化機構，在當時也是一個社會民間團體，不僅有佛教界法師的支持，許多方面也有賴社會人士的護持(如祗洹精捨的辦學經費，主要來源於陳三立，當時陳三立正督辦南浔鐵路)，從其人員、經費、管理、事業各方面來說，都已迥異傳統寺院，而其佛教文化事業所產生的實際影響，也不僅局限於佛教界，而是與社會文化交匯，對當時知識界和社會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有學者認為，“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金陵刻經處對近代文化的貢獻，其實不僅在於佛法弘揚之本身，而且在於它將居士道場、圖書出版、高等教育合而為一的建設新文化的嘗試，近世佛法勃興實有賴於此。”(15)就佛教教育這一課題而言，祗洹精捨的高等僧教育，依托於金陵刻經處這一獨特的佛教文化機構，既擺脫了清末傳統佛教界的種種習弊和禁锢，又有佛經出版和佛學研究為其堅實的學術文化基礎，由此保證了其高等僧教育的質量。它的成功經驗，值得今後佛教教育事業認真研究和借鑒。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對金陵刻經處的佛教文化模式深有體認，稱其為“集研究、講學、刻經於一體的佛教弘法利生機構”(“金陵刻經處130周年祝詞”)，九旬高齡仍掛懷刻經處的佛教教育事業，諄諄囑咐“恢復仁山先生、竟無先生創導佛學研究、培養佛教人才的事業”(1995年11月)，祝願金陵刻經處的“講學刻經事業日進日新”!今天距楊仁山居士當年倡導佛教教育幾近整整一個世紀，由於種種歷史因緣，佛教界人才青黃不接、僧眾素質偏低的現狀仍為一嚴峻的現實。緬懷楊老居士當年的宏願悲心及其輝煌的佛教事業，我們相信，今天有政府熱心支持佛教文化事業的政策，有趙樸老等老一輩大德法師和居士的心量識見、悉心護持，有年輕一代佛教人才的真實發心、精進不懈，以我們今天的時代和條件，並不亞於百年之前，今日佛教界(包括金陵刻經處)之佛教教育培育人才、續佛慧命的事業，是必定能再創輝煌的。 注釋： (1)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第99頁。 (2)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3)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五，“與陶森甲書”。 (4)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 (5)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般若波羅蜜多會演說一”。 (6)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七，“與南條文雄、笠原研壽書”。 (7)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 (8)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八，“與南條文雄書二十七”。 (9)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卷四；印順，《太虛大師年譜》“1909年”。 (10)太虛，《太虛大師全書》，“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11)太虛，“覺社宣言”，《海潮音》第一期。 (12)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 (13)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第80頁。 (14)宋立道，“楊仁山的佛教理念”，載《金陵刻經處13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麻天祥，“金陵刻經處對近代佛教文化的貢獻及對未來文化建設之啟迪”，載《金陵刻經處13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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