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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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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呂建福教授：百年中國佛教之回顧與展望——評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
百年中國佛教之回顧與展望——評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 呂建福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土，歷八百年而繁興，形成中國佛教八大宗派，蔚為壯觀。佛教之思想，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唐代安史之亂，盛世不再。復經會昌滅佛，佛教更是一蹶不振。然而較之後世，宋元明清各代仍高僧輩出且有宏富之著述，非如清末民初之中國佛教‘衰而瀕於亡矣’(太虛語)。自清末至今，又經一百余年。這百余年間社會之變革可謂‘劇變’。在文化上，中國文化也從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幻夢中醒來，在西方文化之‘科學與民主’的沖擊下，開始了新文化運動。在這一百余年中，中國佛教與中華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在中西文化的沖突中嬗變，隨社會之急劇變革而興衰，其中所關涉之佛教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及佛教的發展規律，有著豐富的內容和深刻的內涵。這一百年中國佛教史的回顧、研究、體認，無論對於中國佛教之繼往與開來，還是對於佛教文化參與全球化時代未來世界文化的重構，都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佛教學術界和佛教界之佛學研究，總的說來是研究傳統(如宗派、歷史、人物、經典等)的多而關懷現實的少。事實上，目前中國佛教無論在自身教團建設還是佛教文化的弘揚諸方面，均有大量現實的和長遠的問題，迫切需要學術界和佛教界之佛學研究的關注。而反思這一百年來中國佛教之歷程，更成為中國佛教目前的自身建設和未來發展的當務之急。陳兵與鄧子美兩位先生合作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正是這樣一部適時應機的重要之作。 《二十世紀中國佛教》不同於一般佛教史的寫法，而采用了‘專題史論’的方式，凡所涉及課題，‘重在探究其現實意義，前瞻意義，而學術界較少研討的重點問題’，因此，本書就成為一部總結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發展之經驗教訓、成敗得失，並探索其未來走向的專著。該書充滿了對佛教命運的關切之情，一部對於佛教的建設和未來發展具有深刻啟示意義和重要參考價值的弘護之著。 例如對中國佛學特質之所在的禅宗，作者在概述了禅宗曾有的輝煌後，深刻地指出明末以後‘隨禅風衰微，天下禅宗叢林率多改變了唐代以來專一參禅的宗風，在修持上講經、傳戒、念佛並行，並迎合民俗，趕經忏做道場，以超度死人為事，所謂“內則禅、講、律、淨，外則經、忏、齋、焰”，禅門傳統的以法傳人、以心傳心的傳承制度，也漸演變為以宗法性的廟產傳承為實質，傳法成為以“法卷”付授方丈繼承人的形式，失去了禅的實質性內容’(第7章‘禅宗的振作’)，接著對近世禅宗作了相當細致的分析，凡清末以來禅德(包括少為人知者)幾乎均有介紹，對近代禅宗大德虛雲、來果、月溪、圓瑛等的禅宗思想論之尤詳。作者還以較大篇幅研究了二十世紀禅宗的特出現象‘居士禅’、‘安祥禅’等。 對於中國禅宗的未來走向，作者在總結近百年禅史的基礎上，提出了‘建立適應現代人之機的新禅宗的原則’八條：重申宗旨、拓寬領域、緊扣生活、穩建基址、廣辟禅門、應用推廣、加強研究、注重在家，每項內容皆切實可行。作者認為：‘中國佛教要徹底實現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大概主要應從禅宗的振興著手。’這與近代太虛大師認為中國佛教復興之關鍵在於禅宗的思想可謂一脈相承。 該書緒論‘社會劇變與佛教轉型’與結語‘21世紀中國佛教之展望’乃高屋建瓴、極具識見之作。宋以後隨著中國封建王權統治的加強及儒學占據主導地位，佛教在社會中逐漸失去生機，基本上僅禅、淨二宗而已。延至清末，更是衰之極矣。清末民初，在時代的挑戰中，佛教在楊仁山居士、太虛大師等一批缁素精英的努力下，出現了‘近代復興’，惜乎30年代後的戰亂，嚴重干擾了佛教自身發展的進程；新中國建立後，佛教重現生機，而十年‘文革’、極‘左’泛濫，又使佛教瀕於滅亡。改革開放近20年來，佛教在復蘇中漸現旺盛之機，然而有識之士也看到，佛教界信仰淡化、戒律松弛、追求名利享樂等現象也相當嚴重地存在著，而寺院距住持佛法的標准甚遠，頗多忙於旅游、接待，更是突出現象。在佛教文化的弘揚上，目前的佛教也遠遠不能滿足信息時代的知識社會對宗教的需求。作者在‘結語’中指出，‘與動蕩混亂，以對抗、戰爭、科技為主要內容的20世紀不同，21世紀將是一個以和平、發展、生態為主調的嶄新世紀。’在下一世紀中，隨著物質生活的普遍提高，人們的精神需求包括對宗教的需求也將不斷增長。而傳統宗教也必須應時契機，調整改革。就中國佛教而言，明清以來‘國家限制、寺院中心、僧尼主導的陳舊模式’及‘以經忏佛事為主要內容的民俗佛教’也必將改變。而改變的關鍵乃‘在於發揚唐宋佛教大德應時契機大膽改革的傳統，探本溯源於原始佛教及大乘思想，適應未來社會之機，在教團、教義、社會功能三大方面徹底改革，徹底實現現代轉型’。作者展望： ‘未來社會的寺廟，應主要發揮佛學院、佛學講習所、禅定中心等功能，而不是神祠、僧尼之家和社會失意人士的避難所’；在教義方面，‘使佛學充分地人間化、現代化’、‘脫去古代經院佛學煩瑣玄奧的外衣，提取三藏教典中的精華，歸納成理路清晰、簡明易曉的理論和修證體系，恢復釋迦教法簡潔明朗的本來面目’；在社會功能方面，佛教‘應積極發揮文化參與的功能，起到淨化人們心靈和革除社會、文化弊病的作用，關懷社會問題、現實生活和人們的心靈問題，揭露和批判世俗文化的弊端和偏失，對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設和社會問題的解決提出方案和意見，在促進世界和平、環境保護、友好團結及促進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統合、東西方文化的融會方面，發揮作用。這大概是佛教對未來社會的人類所應作出的最大的貢獻，所應發揮的最有價值的、最重要的社會功能。’ 這也正是上個世紀上半葉太虛法師的宏願： ‘在現今世界文化大交通的趨勢下，卻應將此超脫一切方土、時代、人種、民族等拘蔽而又能融會貫通東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學明白宣揚出來，使之普及群眾，以作人類思想行為的指南。’(太虛，《佛學源流及其新運動》) 這應該是我們對中國佛教的最大展望吧！ (《二十世紀中國佛教》，陳兵、鄧子美著，40萬字，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本文作者呂建福系南京金陵刻經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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