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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建福教授:略論震華法師的現代佛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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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震華法師的現代佛學思想

呂建福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歷魏、晉、南北朝之演變,至隋唐而形成中國佛教台賢禅淨等各大宗派,中國佛教由是而達鼎盛。宋元後漸衰,明清以降,更趨式微。誠如近代佛教復興先驅楊仁山居士所說:“佛法傳之今時,衰之甚矣!”。1太虛大師於民國初年對當時佛教衰微之現狀也痛心疾首:

迨乎前清,其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瀕於亡矣!2

清末民初,正當中國社會國門打開、內憂外患、矛盾積聚之時。當時國家民族面對內憂外患有反思變革之驅力,因時勢之激發,佛教亦萌復興之機。最早由南京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廣為流通並開創具有現代新思想的新式僧教育,教界以太虛大師為主帥,勵力推行佛教變革,推動了近代佛教的復興。

在近代佛教復興的運動中,一大批青年僧人開始具有現代佛學思想,其特出標志是對佛教命運和國家社會的關注,與傳統佛教以出世解脫為主導、較少關心世間現實有很大的不同。這主要是由於太虛法師對傳統佛教積弊的深刻剖析並大力倡導關注現實人生的“人間佛教”思想的結果。震華法師即是在近代佛教復興思潮中成長、具有鮮明現代佛學思想的一位現代僧人。

釋震華,生於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寂於1947年。其生年,正當南京楊仁山居士於金陵刻經處內創辦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學堂,推行新式佛教教育的第一年,當時太虛大師年方二十,就讀於祗洹精捨,他推行近代佛教革新運動,具有現代新思想和宏大的視野,最早即醞釀於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祗洹精捨的創辦標志著近代佛教的開端,也可以說震華法師是與近代佛教同生的。

震華十一歲出家,十九歲入鎮江超岸寺依守培法師學習經教,三年後受具足戒,復入鎮江寺佛學院學習,後在竹林授記,為霭亭老和尚法徒。他天資聰穎,又刻苦好學,不久即通達經教,尤精通唯識。從他的學習經歷來看,其師從的守培法師和霭亭老和尚,皆是具有相當濃厚傳統佛教思想的老法師,可見震華的現代佛學思想主要得自於他的自學和近代佛教復興思潮的影響。

傳統佛教僧人出家主要是為個人的生死解脫,即常說的“了生死”、“生死事大”。生死解脫的智慧本是佛法不共的精華,應該是佛教的主導,但若不善加體認,就佛教的歷史和佛教的現狀來看,的確會造成悲觀消極、不事進取的流弊,對於整個佛教,則會導致脫離社會的“山林佛教”和以經忏為務的“死人佛教”,這就是太虛等許多現代新僧所極力批斥者,認為這是造成佛教衰頹的關鍵所在。太虛等倡導的則是在不離世事、不離眾生的原則下淨化自己、覺悟自己的“人生佛教”(後稱為“人間佛教”),提倡發揚大乘佛教積極涉俗利生、關懷人間社會的精神,在人生中作菩薩行而最後成佛。由此,佛教能得到興盛,社會大眾也能得到佛教的關心,社會事業和佛教興衰原來是一體的。

震華法師雖出身於傳統佛教教育,但其佛教思想則是現代的。其重要著述《僧伽護國史》、《歷代僧制泛論》、《佛教經濟十二門論》、《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等,可以說是全新的現代佛學著述,與傳統的經論注疏或宗派、法門等論著有很大的不同,它關注的是整體佛教和國家社會。這些著述,不僅在近代佛教史上不可多得,對當代佛教仍極具現實意義。

震華法師深研佛教史籍,乃出於對佛教現狀的關注,希望通過對佛教歷史的研究而獲得啟示,審視佛教的現實並思考改革的方案。誠如他在《夾山宗譜·序》中所言:“佛教史學之在中國,極不發達,晚近學者,激於社會學潮趨勢,漸留心於此……,思欲求得千余年來佛教演變之真相,孤懷凜凜,戛然獨造,誠可佩也”。《歷代僧制泛論》即是震華法師以佛教史研究反省佛教出路的一本重要著作。他認為:

佛教傳來中國,已歷千數百年,而能保存余緒,不致廢墮者,賴有僧制之徒續存在,以維持其命脈也。僧制若能克振,內之可以涵濡德行,陶籌英才;外之可以宣揚佛法,化導社會。

而佛教之式微,也實由僧制之廢馳。因此,極力推進近代佛教革新的太虛大師“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一生以改革、重整僧制為使命。震華法師考察歷代僧制、研討今後僧制,正是禀承了太虛大師的思想。他在《歷代僧制泛論》中,相當全面地考察了佛教僧制的各個階段,從原始僧制(以戒律為主)、演進僧制(以清規為主)到今後僧制(以太虛建僧構想為主),並相當精辟地論述了其演變的內在規律及得失利弊之所在。就佛教現狀而言:

前三制度,第一戒律早為第二清規所掩,自後清規又復行之不力,名存實亡,以致一般僧徒彷徨岐途,無從歸向,整個佛門,等於一盤散沙。3

震華認為僧制的廢馳,雖也有禅德高流特立獨行,常情難測,非僧制可以繩墨的影響,但主要原因在於“考試制度廢而不行,人人可以隨便出家,道學品行俱非所論”。由此偽濫泛起、僧品日下、法門凌夷、不得不衰也。近代淨宗大德印光法師也屢言前清廢除試僧制度乃佛教致衰之由,而呼呈革除“三濫”(濫收徒眾、濫傳戒法、濫掛海單)。太虛則提出了最富有現代意識並具有前瞻性的建僧構想,詳見於《整理僧伽制度論》、《僧制今論》、《建僧大綱》三書及《佛教革新方案》、《救僧運動》等文。震華禀承太虛建僧思想之余緒,號召佛教徒:

從速各各負起責任,共行患難。勿希望破壞者之賠償損失,勿依賴一二大德之努力撐持,勿坐待龍天鬼神之擁護默佑,唯有急起直追,發憤圖強,打破舊有因循觀念,結成真正和合團體,大精進大勇猛,不受任何惡劣環境所支配……能如此做去,庶能挽救危亡於萬一矣!4

由此可見震華革新佛教的新思想及其真知灼見,其“勿希望破壞者之賠償損失、勿依賴一二大德之努力撐持、勿坐待龍天鬼神之擁護默佑”,其中體現出的精神,正是太虛所倡導的人間佛教的適應今時、今地、今人需要的“今菩薩行”。震華為霭亭老和尚之法徒,霭亭老和尚為民末清初時金山寺保守派的首領,在“大鬧金山寺”事件中是反對太虛、仁山等新思想的主要人物,但震華卻認同於太虛改革佛教的新思想,不依門戶,且曾婉轉建議霭亭老和尚要“趕上時代、打破成見、容納人才”5,由此也可見震華法師“依法不依人”之正見及寬廣胸襟。

《佛教經濟十二門論》為震華法師的未竟之作,僅完成了第一門頌釋及余十一門頌文。但僅從“十二門”之名目即能略窺其廣博的內容及大致思想。傳統佛教經濟主要要源於信眾之信施供養,中國叢林制度建立後,以百丈禅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農禅並重的禅風,又有了新的內容,但降及近現代,社會形態急劇變化,佛教經濟也面臨著復雜的新局面。震華法師以對佛教界內部現實的洞察及社會新形勢的認識而作《佛教經濟十二門論》,可謂前所未有之作,從其十二門名目及頌文內容來看,既有對傳統的繼承(如“農禅自給論”、“技能養活論”等),又有全新的構想(如“產業收入論”、“經商生產論”、“做工勞作論”等),並抨擊時弊,提出新知,號召“僧勿再他靠,跌倒自己爬”(“經商生產論”)、“寄語諸同胞,快謀另發展”(“產業收入論”)。其佛教經濟思想,可以說是人間佛教思想在具體方面的深化,值得深入研究。

《僧伽護國史》及《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為震華關心佛教法運與現實社會政治的著作。《僧伽護國史》作於一九三四年,其時東北三省為日本占領未久,全面侵華戰爭隱然有發動之勢。震華法師以方外之人而作《僧伽護國史》,關心國家民族之命運,“用以警覺缁侶,且杜流俗謗者之口”6,實為菩薩作略,乃適時應機之作。問世後聲譽鵲起,可見該書在當時佛教界起到相當積極的作用。震華在該書中闡述了僧伽護國的道理,並詳舉古往今來僧伽護國之史實,令流俗者、漠然者耳目一新、有棒喝警醒之效。在《弁言》中,他寫到:

僧伽為國民之一分子,既受國家的保護,對於愛護國家義務,自也不能例外。且我佛如來,就是一個護國的良好模范。

又謂:

從來人類生活,多仰給於社會,決沒有一人可以脫離社會一切需要而自生存。但在社會矛盾紊亂現象中,吾人生命財產俱有累卵之危。要想拔開這種累卵危境,恢復安寧生活,必賴有國家的組織,為全體作保障。然則一個國家的產生,即以保障民眾利益為出發點。吾人既受全國保障的德澤,安得一任國家之危亡而坐視不顧。所以不論為僧為俗,皆有愛護國家的必要。

愛護國家、關懷社會本來是佛教中應有之義。佛教“報四恩”之說中的“報國王恩”,即是今日社會的報國家恩。佛教中《仁王護國般若經》即專為護國而說。只是中國佛教形成了出世的“山林佛教”的傳統後,大乘佛教涉俗利生的廣大事業及重要法義漸漸淡漠,被人遺忘。民國初年太虛力倡佛教切入現實社會,反而為恪守傳統的人士所詫異,視為新說。震華《僧伽護國史》即是針對這一現狀所作,正當日軍蓄勢全面侵華、山雨欲來之時,更有極強的愛國主義情懷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為震華法師研討“佛教與政治”之專著,篇幅不大,但極為精辟。該書之作,也是因時勢之激發:

僧徒對政治,究應抱如何觀念?在國家多事之大時代下,不容不加以討論。7

一般人對僧人與現實政治的關系認識較為模糊,甚至相互矛盾,如認為出家人為方外之士,不應顧問現實政治,只需精進自修即是好僧人;也有認為出家人不問世事,卻依賴世間種種以生存,實為國家社會一大負擔。佛門中人,也有類似看法,且大多以前一種為主,認為佛教清淨無為,參議政治不免不淨有染。這就是震華法師所說的“守道清高派”,在傳統佛教中占極大多數。也有少數出家人主張與俗同化,甚至無節無義,與世浮沉,不甘空門寂寞而廢道向俗,這類人也以佛教中某些利生的法義自許,實則道業未固、俗心熾然,震華法師稱為“變節還俗派”。第三種為“入世方便派”,主張以僧化俗、權宜參議政治。震華法師贊同的是這一派的觀點:

此為英明衲子之特有行為,決非普通僧流所可企及。必其本身已能深入佛乘得大受用,而後出其緒余以為應世導俗方便,示現隨類應俗之身游戲官宦之場,熔政治佛教於一爐,互顯其用。8

震華法師認為,佛教之關心政治,乃“為護國救民而參議政治,因參議政治而護教度生”,“國為吾之國,吾不得不護。教為吾之教,吾也不得不護”,“國得其護則民賴以救,教得其護則生賴以度,國與教相為依輔,民與生結成同體,力量必益增雄厚,功用亦更為顯著矣”。9在今天看來,震華法師實為一位愛國愛教的高僧,其對愛國與愛教關系的闡發深入而精辟,直至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仍極具現實意義。

從上關於震華法師與現代佛教復興背景及其現代佛學思想的略述,可見震華法師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僧人。較之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僧人對佛教命運及國家民族漠不關心,如太虛大師所痛斥之“如聾若啞之僧徒”﹣,震華法師雖出於傳統門庭,卻“依法不依人”,積極投入佛教革新運動,乃至嘔心瀝血著述適時應機、切中時弊、護國愛教之佛學論著,其精神、見識和胸懷都極為令人感佩,可以說,他是真正踐願太虛法師所倡導的“今菩薩行”者,堪稱一位現代高僧。其著作中的許多思想,是對人間佛教某些具體方面的深入闡發,對今日佛教界的自身建設仍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作者呂建福南京市佛教協會副秘書長,金陵刻經處佛學研究室副主任)

注釋:

1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送日平得大上人之武林》

2《太虛大師全書》第四冊

3《歷代僧制泛論》第一章

4同上,第四章

5《中國近代現代佛教人物志》第278頁

6濮一乘,《上海玉佛寺震華實禅師塔銘》

7《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總述》

8《歷史上僧人參政之光輝·參議政治之權宜》

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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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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