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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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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呂建福教授：楊仁山與金陵刻經處
楊仁山與金陵刻經處 呂建福 一、楊仁山與金陵刻經處的創立 楊仁山，名文會，生於1837年，安徽石埭人。十歲受讀，十四歲能文，聰明穎悟，性格豪爽，喜讀奇書，知識廣博，“凡音韻歷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之術，靡不探頤，韫之於心。”(1)大約二十七歲左右接觸佛學，最先讀《金剛經》，後又讀《大乘起信論》。1864年病中再度研讀《大乘起信論》，深明大義，於佛法起大信心。於是常常去書肆尋覓佛典，有一次偶獲《楞嚴經》，專志閱讀，直至日暮肆主催歸才恍然醒悟。自此，楊仁山專心研究佛學，廣求佛經，研習佛法。 1865年(清同治四年)，楊仁山初至金陵。當時社會因多年的戰事之故，在江南一帶，經典文物損毀殆盡。楊仁山至南京負責戰事之後的江寧建造工程，結識了王梅叔、鄭學川、魏剛己、曹鏡初等學佛同道，於公務繁忙之余，研討佛學。鑒於當時佛典難求的情況，楊仁山感歎：“末法有七千余年，初分時經論不昌，何能延此長久!”與同道互相討論，“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眾生。”(2)遂與同道數十人，籌劃刻經事業，分任勸募，發心重刻藏經。其時楊仁山白天負責工程事務，晚上便潛心研究佛學、校勘經典，並誦經念佛或習禅打坐。 當時刻出的第一部經典是邵陽魏默深(魏源)所輯的《淨土四經》，楊仁山親為之作跋，記述“廣募信施、重锓梨棗”的原委，並盛贊淨土法門的殊勝。這篇跋文寫於1866年(清同治五年)的臘月初八佛成道日。後人便將這一年定為金陵刻經處創辦之始(3)。 金陵刻經處的創立，是近代中國佛教的大事。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金陵刻經處有開啟之功。金陵刻經處草創之始，雖以刻經流通為要務，貌似後來各地之佛學書局，究其實質，刻經處有別於一般出版機構。李安居士在《對金陵刻經處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說，金陵刻經處是一家“講學以刻經的佛教文化機構”，“不是單純的經坊，同時是佛學研究的學術場所。”(4)講學與刻經，是金陵刻經處的兩大佛教文化事業，講學與刻經的基礎乃在佛學的研究。 金陵刻經處的刻經，為近代佛教提供了大量佛典，不僅滿足了佛教信眾的普遍需求，也啟發了研究佛學的風氣、促進了佛教義學的振興；金陵刻經處的講學，不僅為近代佛教事業培養了許多卓越人才，推進了近代佛教教育事業，更開一代居士佛學之新風，對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復興貢獻甚大。以佛學研究為基礎，以印經與講學為事業，遂為金陵刻經處百余年來的優良傳統。1987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老居士親來金陵刻經處，特囑咐金陵刻經處要承先啟後，“講學刻經事業日進日新”。 二、金陵刻經處的刻經 金陵刻經處創辦當時，國內佛典非常難得。其時國內流傳的藏經主要有明代的《北藏》、《南藏》、明末的《徑山藏》和清代的《龍藏》，其中《北藏》、《龍藏》主要是朝庭賜藏，而為寺院典藏用的，普通寺院尚難擁有，一般人更難一見。《南藏》之板片大多於明萬歷年間朽壞，《徑山藏》之板片也大多毀於兵燹。民間私刻佛經，經清代中葉的戰亂，已經很少，經板幾乎全毀。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1866年首刊之《淨土四經》“跋”中曾寫道： “兵燹之余，僅見小本彌陀經，而於大本無量壽經及十六觀經迄不可得。適來金陵，獲見此本於王君梅叔處，覓之數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 當時經書難求之狀，由此可見一斑。常用經典如《無量壽經》、《十六觀經》尚如此難覓，何況其它佛典。在這種情況下，刻印流通經典，實為當務之急。 金陵刻經處創立後，刻印了大量佛典，與以前各種藏經不同，楊仁山居士出於利益眾生的願望，希望能為廣大信眾提供易於購得、方便攜帶的佛經，所以采用方冊本(書本式)刻印流通，讓一般讀者都能得到。在楊仁山居士主持金陵刻經處四十多年中，印行經典達百余萬卷，佛像達十余萬張，為當時的佛教界和知識界提供了大量的佛典，起到了極好的弘法效果，這也是楊仁山居士創立金陵刻經處的一個重要目的： “鄙人四十年來，屏絕世事，專力於刻經流通，竊以弘法利生為願。”(5) 金陵刻經處刻印的經書在近代享有很高的聲譽，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金陵刻經處對所刻經書，選擇極嚴，內容純正；二是刻印經書的質量很高，校勘嚴謹，刻工精致。 金陵刻經處創辦之初即有“公議條例”，對所刻佛經有一基本的原則，這在楊仁山居士婉拒一居士希望刊印《高王觀音經》的信中表達： “敝處創辦之始，公議條例，凡有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6)對於這條原則，楊仁山居士把握極嚴。他雖然與日本真宗學者南條文雄交誼很深，但當他發現真宗教義有違佛經原義時，也不留情面，拒絕了金陵本願寺希望在金陵刻經處刻印《選擇本願念佛集》的要求，並在與南條文雄書信中直言坦陳，“覺其中違經之語甚多”，並“將真宗教旨詳覽一遍，逐細批評”(7)，托人交南條文雄，在第二番書信中並說明：“既為釋迦遺教弟子，不得不爾也。”(8)楊仁山居士的做法，並非出於門戶之見，而是站在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立場上。對於本國高僧的著作，如《大乘止觀》中引文的錯誤等，楊仁山居士也有錯必糾，並不為之回護。 金陵刻經處的印經，除了在法義上審慎辨析、嚴格選擇，在版本上也很嚴格，在決定刻印一部書之前，對該書的版本先有一番研究，選擇善本而刻之。如《釋迦譜》雖在坊間有多種流通本，楊仁山則選擇較好的明版藏經而刻。並且，在版式及內容校勘上也極為精審，“古本書籍，改定行款，校正訛誤，甚費心力”(9)，因此，金陵刻經處所印經書，與一般翻刻佛經之粗糙、校勘不精、句逗段落錯亂較多大不一樣，從內容到形式均非常精審，校勘嚴謹，刻工也很精致，是佛經中的善本。楊仁山居士晚年曾自述： “鄙人志願，亟願金陵刻經處刻成全藏，務使校對刷印，均極精審，庶不至贻誤學者。至他處所刻未精之本，聽其自行流通，本處概不與之合並成書。”(10) 因此之故，金陵刻經處本或“金陵本”佛經，在近代享有極高的聲譽。 金陵刻經處的印經，對清末民初佛教經論的流通貢獻極大，實際上推動了當時學佛研佛的風氣，為近代佛教的復興作出了基礎性的貢獻。其中值得一提的還有，1878年楊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國，在倫敦博物館中見到一些在國內久已失傳的中國古本佛經，深為感慨。後來，他通過南條文雄，從日本購回許多國內久已散佚的隋唐古德著作，還有日本、朝鮮的一些佛教著述，多達二百八十種，一千余冊。其中包括《中論疏》、《百論疏》、《唯識述記》、《因明論疏》、《華嚴策略》等許多珍貴典籍。楊仁山得到這些典籍後，精心挑選，擇其善者雕版印刷，流通於世。這對近代佛教各宗教義研討有路、義學重興是極有價值的。 三、金陵刻經處的講學 金陵刻經處對近代佛教貢獻卓著、影響深遠的另一事業即是佛教的講學。楊仁山創立金陵刻經處，具有振興佛教的理念，印經以普濟眾生，講學以培育人才。1899年，楊仁山在一次演講時說： “欲求振興，惟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乃創議數年，無應之者!或時節因緣未至耶?請以觀諸異日。”(11) 楊仁山早有開設佛教學堂、興辦講學事業的構想，認為這是振興佛教的關鍵，但當時同見同行者甚少，所以楊仁山頗為感慨。 事實上在當時，中國佛教已非常衰敗。楊仁山認為“佛法傳至今時，衰之甚矣!”(12)民國初年太虛法師曾慨歎清初的佛教“衰也始真哀矣”，至清末已“衰而瀕於亡矣”，佛教已至消亡的邊緣。佛教的式微，固有種種外部的社會歷史的原因，如清政府佛教政策的不當、清代中葉戰事頻仍對佛教的破壞等，關鍵原因還在佛教自身。楊仁山指出： “近世以來，僧徒安於固陋，不學無術，為佛法入支那後第一墮壞之時。”(13) 原因在於： “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馳，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於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西來的旨，無處問津矣。”(14) 當時國內的佛教，雖然規模仍存(康熙時全國僧尼仍有十一萬八千余名(15))，然而人才凋零，徒有空殼，已經喪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和活力，一般寺院成了社會上無依無靠者的謀生庇護處。楊仁山對當時佛教界的判斷是： “方今梵剎林立，鐘磬相聞，豈非遺教乎?曰：相則是也，法則未也。”(16) 正是面對這樣的現狀，楊仁山非常重視佛教教育，培育人才，認為這是振興佛教的關鍵： “諸方名剎，向無學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趨於下也。”(17) 1908年，楊仁山於金陵刻經處內創辦“祗洹精捨”，正式開始講學，並親任講席，培育佛教人才。當時就學者以出家僧為主，其中有太虛、仁山、開悟、智光等僧青年，居士中有邱虛明、謝無量等，歐陽漸、梅光羲已從楊仁山居士學佛，當時是否是祗洹精捨學生不能確定，但深受祗洹精捨講學的影響應無疑問。當時的英文教師和梵文教師是蘇曼殊。本來佛學講席擬請法師擔任，一時未得，仁山居士親任講席，講授《楞嚴經》。次年還迎請天台宗高僧谛閒法師任監學講《天台教觀》。 祗洹精捨因經費不敷，只辦了兩年，但其影響是深遠的。在祗洹精捨之前，尚有日人水野梅曉於長沙、釋文希於揚州天寧寺設辦僧學堂，但其辦學主要是“廟產興學”壓力下的舉措，有保護寺產的考慮。祗洹精捨則是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由在家居士創辦的僧學堂，創辦目的純為培育佛教人才，且眼光遠大，其志不僅在振興中國佛教，且有在世界范圍內振興佛教的考慮。印順法師認為：“為佛教人才興學，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楊氏為第一人。”(18) 祗洹精捨的教學質量極高，非如普通僧學堂，實際乃近代高等僧教育的開始。祗洹精捨培養的一批人才，許多成為近代佛教史上的傑出人物。太虛法師評介：“祗洹精捨雖然辦了不久即停頓，其影響後來的佛教事業實大。”(19)釋東初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中認為祗洹精捨為時雖短： “卻為中國佛教種下革新的種子，無論於佛學的發揚，或教育施設，以及世界佛化推進，無不導源於此。”(20) 祗洹精捨於1909年秋停辦。不久，1910年，楊仁山又於金陵刻經處成立“佛學研究會”，有將刻經處的佛學研究和講學事業繼續下去、後繼有人的考慮，參與者有許多是當時的學界名流，公推楊仁山為會長，每七日講經一次。當時楊仁山已年逾七旬，仍弘法情殷，講學不辍，直至1911年去世。 祗洹精捨與佛學研究會的講學，不僅為佛教事業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還具有開風氣之先的貢獻。事實上，金陵刻經處的講學，不僅推動了近代佛教教育事業的開展，也開創了一代居士佛學的新風，對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影響甚大。歐陽竟無居士後來創辦支那內學院，精研法相，使絕響千年的法相唯識學重放光華，也是金陵刻經處研究與講學傳統的繼續和發揚。 1982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在《金陵刻經處重印經書因緣略記》中評價楊仁山：“近代佛教昌明，義學振興，居士之功居首!” 四、楊仁山的愛國思想 金陵刻經處創始至今已整整一百三十年。百余年中，幾度興衰，慧燈不熄。作為近代史上歷史最為悠久、在海內外具有廣泛影響的佛教文化機構，金陵刻經處不但對中國近代佛教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整理和保存以及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也都具有積極的貢獻。 楊仁山居士創立金陵刻經處，廣泛搜求佛教經典，精選刻印流通，成為近代木刻版佛經出版的一個中心，對我國佛教文化遺產的整理和保存極有貢獻。新中國誕生以後，四川、北京、天津、蘇州、常州等地的經板都匯來金陵刻經處，加上金陵刻經處原刻經版、佛像版，總數達十五萬余片。“文革”中損失了三萬余塊，至今仍存經版十二萬五千余片，佛像版十八套，並收藏了大量佛教典籍(包括楊仁山居士當年從日本尋回的隋唐古德注疏)，使金陵刻經處實際成為我國唯一的漢文木刻佛經和佛像版的文物中心。八十年代初金陵刻經處重新恢復以後，古老的雕版印刷(木刻水印、線裝函套等)傳統工藝也得以恢復，繼續為佛教界和知識界提供木刻版佛經，使金陵刻經處至今仍為世界范圍內的漢文木刻版佛經的出版中心。世界各國和地區佛教界和知識界人士來此參觀無不贊歎，這對宣傳我國宗教政策和促進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金陵刻經處作為我國漢文木版佛經的文物中心和出版中心，實乃中華佛教文化的一大寶藏，對於宗教界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極有意義。楊仁山居士創立金陵刻經處，抱著振興佛教的理想，後來他捨家宅為佛教的“十方公產”，立下“分家筆據”，規定子女不得繼承，永遠作為流通經典之所，誠為愛教的壯舉。事實上，楊仁山的佛教事業，與他的愛國思想也是分不開的。楊仁山時代的中國，清政府衰敗無能，而西方列強逐漸侵入，國力衰弱，社會動蕩，人心澆薄，楊仁山深感痛心。他的佛教文化事業，與他經世濟民的思想、富國強民的願望是一體的。他出訪歐洲，考察了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科學等，發現歐洲各國強盛的原因在於“有學”，而當時中國社會仿效西方只是學其皮毛。因此，楊仁山研究西方科學，“精究天文顯微等學，制有天地球圖，並輿圖尺”(21)，從西方歸國時還帶回許多科學儀器，希望能有助於研究西方富強的學問，這正是他的愛國思想的體現。至1897年，他還與譚嗣同、劉聚卿等人倡設中國近代最早向西方學習自然科學的民間學會“金陵測量會”，會址就設在自己家中，同時積極支持譚嗣同變法維新的進步活動，關心國家民族的興衰。 除了學習、傳播西方自然科學，希望能富國強民之外，楊仁山更發現世道人心對於社會治亂、國家興衰的重要性。在“南洋勸業會演說”中，楊仁山說： “世界各國皆以宗教維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惡果報，毫發不爽，則改惡遷善之心，自然從本性發現。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22) 世道人心，也是一個社會精神文明的體現。楊仁山認為佛教文化的發揚，有助於世道人心，有助於國家、社會。在“支那佛教振興策”中，楊仁山針對當時“廟產興學”的壓力，建議以佛教的資產兼辦佛教教育和新式教育，“如是則佛教漸興，新學日盛。世出世法，相輔而行。僧道無虛糜之產，國家得補助之益。”(23)由此可見楊仁山認為“世出世法”可以“相輔而行”，佛教對國家可有“補助之益”。 楊仁山對清末中國社會的衰亂深感痛心，但對百年之內中國必能振興、並列於歐美列強又極有信心，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他的預期早已是今天的現實： “世間治亂莫能預知，然自冷眼人觀之，則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24) 仁山先生的拳拳愛國之心，溢於言表，百年之後捧讀斯文，沁人肺腑。楊仁山居士實乃上個世紀之交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民族自信心的佛教大德，他創辦金陵刻經處所開創的佛教文化事業，與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有機地統一在一起。他抱著佛教有益於世道人心、有益國家社會的理想而開創佛教事業，印經以普濟眾生，講學以培育人才，力圖振興佛教。楊仁山一生，捨宅弘法，愛教利生，講學育才，愛國務實。在今天看來，楊仁山居士堪稱是一位愛國愛教的楷模，值得我們追念和學習。 對於金陵刻經處百余年來的歷程，早在1987年11月，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就表示了極大的贊歎，稱贊金陵刻經處這一“歷時一百二十年之佛教文化中心，幾經滄桑而慧燈不熄”。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項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實，在中國佛教協會的直接關心支持下，在地方宗教主管部門的領導幫助下，於八十年代初刻經處重新恢復，原有的研究和工作人員相繼回來，嗣後又陸陸續續增添了一些熱愛佛教事業的新人，使刻經處以佛學研究為基礎，以印經與講學為事業的優良傳統逐步得以恢復和發揚。現在我們於世紀之交來紀念金陵刻經處創立一百三十周年，緬懷楊仁山老居士及其豐功偉績，唯有按照趙樸老十年前對刻經處的祝願和囑咐：“仍願繼續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為祖國精神文明建設貢獻心力，不負仁山先生及其門弟子與歷來護持者創業守成之艱難，尤毋負周恩來總理在動亂期間諄諄囑咐恢復刻經處之至意。祝講學刻經事業日進日新!”團結各方面的力量，做好刻經處的工作，使金陵刻經處誠如長明的慧燈，是為最好的紀念和緬懷。 注釋： ①張爾田“楊仁山居士別傳”，《金陵刻經處歷史資料點滴集》第一冊。 ②“楊仁山居士事略”，《金陵刻經處歷史點滴集》第一冊。 ③金陵刻經處的刻經事業實際從1866年末開始，刻出第一部經，故以此為創辦之始。 《刻經處章程》則是在兩年後(1868年)由以楊仁山居士為首的十六名居士公議所定而產生的，金陵刻經處刻印全藏的計劃(妙空法師手訂)也於該年產生。有些學者以光緒十六年(1890)或光緒二十三年(1897)為金陵刻經處創始之年，是不確的。 ④李安“對金陵刻經處的回顧與前瞻”，金陵刻經處創辦130周年學術會議論文。 ⑤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五。 ⑥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六《與郭月樓書》。 ⑦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八，“與南條文雄書二十二”。 ⑧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八，“與南條文雄書二十三”。 ⑨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五，“與釋自真智圓國瑛書”。 (10)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五“報告同仁書”。 (11)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般若波羅密多演說”。 (12)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13)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14)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二，“般若波羅密多演說一”，“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 (15)轉引自藍吉富“楊仁山與現代中國佛教”，《華岡佛學學報》第二期。 (16)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佛學研究會小引”。 (17)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八，“與南條文雄書二十三”。 (18)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宣統一年”編者按語。 (19)《太虛大師全書》，“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 (20)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台灣東初出版社，第80頁。 (21)“楊仁山居士事略”，《金陵刻經處歷史資料點滴集》第一冊。 (22)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 (23)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 (24)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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