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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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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聖凱法師：戒律對佛教神聖性的建構與诠釋
戒律對佛教神聖性的建構與诠釋 法國著名宗教社會學家愛彌爾·塗爾干(又譯為杜爾干、杜爾克姆、迪爾凱姆)將宗教現象分為兩個基本范疇：信仰和儀式；同時，他將世界分為兩大領域––神聖與世俗，在他看來，信仰、神話、教義和傳說，或者作為各種表現，或者作為各種表現體系，不僅表達了神聖事物的性質，也表達了賦予神聖事物的品性和力量，表達了神聖事物之間或神聖事物與凡俗事物之間的關系。儀式是各種行為准則，它們規定了人們在神聖對象面前應該具有怎樣的行為舉止。另外，塗爾干還提出宗教還有一個與巫術相區別的另一必要特征––教會。因為真正的宗教信仰總是某個特定集體的共同信仰，這個集體不僅宣稱效忠於這些信仰，而且還要奉行與這些信仰有關的各種儀式。集體成員不僅以同樣的方式來思考有關神聖世界及其與凡俗世界的關系問題，而且還把這些共同觀念轉變成為共同的實踐，從而構成了社會，即人們所謂的教會。但是，巫術缺少這樣的共同體。最後，他將宗教定義如下：“宗教是一種與既與眾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聖事物有關的信仰與儀軌所組成的統一體系，這些信仰與儀軌將所有信奉它們的人結合在一個被稱之為‘教會’的道德共同體之內。”所以，宗教首先主張神聖性，然後是相對信仰的組織，最後是禮儀(即與信仰相應的實踐活動)。所以，筆者常提倡“信仰是一種生活方式”，因為修道的生活表現了信仰，而儀軌則組織了這種信仰。 但是，無論對宗教如何定義，神聖性是宗教的核心觀念之一。佛教神聖性的建構便是體現在戒律中。同時，從“制度性宗教”出發，佛教是立足於神聖的；在佛教組織內部，教義、儀式、出家僧眾象征神聖性，誦經、弘法等宗教活動代表神聖層面。在佛教信仰中，以佛、法、僧“三寶”為中心建構了信仰體系：佛是覺悟者，是教主，確立了佛教的本質和實踐，並且對佛教的發展階段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法是佛陀覺悟後所宣說的教義，是所有覺悟內容、方法等的表達；僧伽則是佛教信仰現實層面的核心，因為它具有宗教上“中介”的作用。在信仰與制度的構成過程中，個人共享佛教信仰，必須依賴一種僧伽的“中介”轉化作用，僧伽通過對教義的闡釋、信仰的指導，從而將個人的信仰“轉移”成佛教的信仰。 所以，僧伽對佛教信仰體系的“中介”功能，體現在三個方面：1.佛教的專家，必須具備正確的佛教信仰，能正確地理解佛教的世界觀、人生觀等教理學說，由正確的實踐修行，而得到深切的、體驗的開悟。所以，在經典中，經常以阿羅漢等聖者作為僧伽的代表，即是指佛教的專家。2.民眾信仰的指導者，僧伽通過對佛教信仰的理解與實踐，具備救度苦難的教化能力與手段方法，且具有教化意願，而專心致力於救度眾生的事業。3.正法的延續者，即所謂住持正法，僧伽作為佛教神聖性特征最好的“表象”，僧伽團體的存在，是佛教存在於世的表現。 僧伽對於佛教具有“神聖性”的“表象”作用、信仰體系的“中介”功能，同時，對於信徒具有“模范”的作用。馬克思·韋伯提出佛陀是一種“模范型先知”，是通過以身作則的方式，無條件地指出救贖之道，所以依佛陀教法而建立的僧團則是屬於“模范性教團”。在模范性教團之外，還有虔誠的皈依者，他們並非自己走完全部的救贖之道，而是借著證明自己對模范聖者的誠心皈依，以期達到相對而言最佳的救贖狀態。所以，僧伽作為信徒的指導者，必須先具備“模范”作用，才能具有指導的作用。 二、戒律對佛教神聖性的诠釋 同時，在佛教信仰中，依韋伯所說“救贖絕對是依憑己力的一種個人成就”，沒有任何社會共同體幫得了忙。佛教強調自我解脫，不需要外在的皈依，這是“自皈依”的真正意義。“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即心即佛”無非表達了自性解脫的意義。僧團這種“教團共同體”的出現，在於為修道者提供幫助，監督新的修道者，為比丘提供教化、悔過與贖罪的場所；同時，僧團特別關照僧侶的舉止，保持身份的“端正”。 正是因為僧伽擔任著“表象”、“中介”、“模范”的重要作用，因此僧伽身份的“端正”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這涉及佛教信仰的“表達力”與佛教的“生命力”問題。所以，佛陀依“梵行久住”、“正法久住”的目的，制定戒律。“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戒律成為佛陀“人格化”的法律，成為保證僧團和合、安樂、清淨的源泉，亦成為僧人的行為規范與僧團組織的運作制度。於是，在佛教信仰落實於世間的“表達”，僧伽以其“表象”、“中介”、“模范”的三大功能，成為佛教神聖性的最主要“表達”；戒律則是僧伽神聖性的“保證”；寺院成為神聖性表達的“空間”。這樣，僧伽、戒律、寺院，成為佛教作為“制度性宗教”的基本內涵。 戒律作為佛教神聖性的“保證”，在佛教建構神聖的價值體系中，具有核心的價值。中國的高僧大德，對戒律的“保證”作用，都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不斷提倡“以戒為師”，戒幢高樹，以期達成正法久住的目的。 三、戒律在當今社會中的調適 戒律能夠保證佛教的神聖性，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今天的持戒環境，才能正確理解並踐行“以戒為師”的真正內涵。 “神聖”與“世俗”的分際是困難的，二者常常雜糅，神聖中有世俗的行蹤，世俗中有神聖的因子；二者互相合作，或相互沖突，於是展現出宗教現象的復雜性。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許多事物都逃避不了經濟邏輯的掌控。佛教團體或僧伽從內心或本質上建立一套神聖的價值體系，但是現實存續的考量，必須借助種種世俗的邏輯，確保自身在社會中的“價值”與“地位”。叢林在擴展自身的實力時，必須采用社會的主流價值，證明自身作為神聖性存在的地位。 佛教在21世紀信息化、知識化的傳播過程中，勢必更積極地介入世俗社會，一方面善用大眾傳播媒體的力量，來弘揚佛法、宣傳理念，增加自己的“能見度”，提升在社會中的“聲望”；另一方面，亦會積極從事世俗性的事業，如在慈善、社會福利、文化等社會事業中，必將發現佛教的“聲影”。世俗性事業的增加，其目的在於增加社會大眾對佛教神聖性的“制度性信任”。但是，其反面效果，在功利主義思想的推動下，有可能導致社會大眾從對“神聖性”的關注，轉移到對“世俗性事業”的關注。因此，提倡以戒為師必須關注並著力解決類似矛盾。 當然，在日益世俗化的社會中，佛教的神聖性也連帶相當不穩定，提倡“以戒為師”，這是鞏固佛教神聖性的最佳手段。在“全球化”與“後現代”的背景中，佛教的走向無疑是“多元化”與“開放性”，神聖與世俗、傳統與現代、保守與自由等張力都影響了社會大眾對佛教的不同訴求，於是對傳統的改革、重新建構與诠釋，成為佛教發展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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