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師資記》游意
陳士強
《楞伽師資記》,又名《楞伽師資血脈記》,一卷。唐東都(洛陽)沙門淨覺居太行山靈泉谷集。日本以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敦煌殘本為底本,1931年朝鮮金久經整理本為校補本,將它編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淨覺,俗姓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唐中宗時韋後之弟。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玄赜的門人[案:此據王維《大唐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塔銘》及淨覺《楞伽師資記序》。佚名的《歷代法寶記》則稱淨覺是“神秀禅師弟子”]。著述尚有《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敦煌寫本),據日本學者考證,《楞伽師資記》當撰於開元四年(716)。
《楞伽師資記》書首有淨覺《序》(起首部分已阙),說:
大唐中宗□□(缺“和皇”)帝景龍二年,敕召入京(指玄赜,其時神秀已卒),便於東都廣開禅法,淨覺當眾歸依,一心承事,兩京來往參觐,向有余年。所呈心地,尋已決了。祖忍(弘忍)大師授記之安州有一個,即我大和上是也。乃刑(形)類凡僧,證同佛地,帝師國寶,宇內歸依。淨覺宿世有緣,親蒙指授,始知方寸之內,具足真如,昔所未聞,今乃知耳(第1283頁上)
《楞伽師資記》是早期禅宗的重要史書。由於它所記述的禅門“楞伽師”的最後二代,主要是禅宗北宗(神秀派)系統上的禅師,故也可視為是一部記述北宗師資傳授史的著作。
禅宗,因主張修持禅定,遣蕩一切執見,證心自覺,見性成佛而得名。這裡所說的禅定,梵音為“禅那”,略稱“禅”,意譯為“靜慮”,指靜息散念,審慮佛理。它原是佛弟子必須修行的戒學、定學、慧學“三學”中的定學,也是大乘的主要教理“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中的一門,須和其他修行方法相配合,才能獲得超凡入聖的效果。但禅宗視“禅”為殊勝法門,以它來統攝一切修行。
禅宗認為,釋迦牟尼的教示有“教內”和“教外”兩途。釋迦牟尼逝世以後,五百弟子在王捨城集會,第一次將佛陀生平的教理結集為經律論“三藏”,以後又逐漸增廣,這些通過經典載錄的方式傳下來的佛陀言語,便是“教內之法”,簡稱“教”。凡是以研習佛典上的文句和義理為途徑以求解脫的人和派別,都屬於“教”的系統;釋迦牟尼在世時,常在靈山說法。一日,他拈花示眾,眾人皆茫然不知其意,唯獨大弟子摩诃迦葉破顏微笑,表示領會。於是,佛陀宣布,已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微妙法門”付囑摩诃迦葉。這種通過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印證方式傳下來的“佛心”,便是“教外之法”,又稱“教外別傳”,別稱“禅”。只有禅宗屬於這一系統,故禅宗又稱“佛心宗”。
因此,雖然禅法早在東漢末年,就隨著安息國沙門安世高譯出的大小《安般守意經》、大小《十二門經》、《大道地經》
(又名《修行道地經》)、《五十校計經》等禅經傳入中國。以後又有支谶、支謙、康僧會、竺法護、道安、慧遠、鸠摩羅什、佛馱跋陀羅、昙摩蜜多、沮渠京聲等加以弘揚傳持者代有其人。但由於這些禅法都是由經典文字傳下來的,從源流上來說屬於“教內之法”,因而禅宗並不以此為先河。它認為,真正來華傳“佛心”的禅法,自梁普通年間入華[案:《景德傳燈錄》卷三、《五燈會元》卷一等。《續高僧傳》卷十六則說是劉宋末年]的南天竺沙門菩提達摩(“摩”又作“磨”)而始。故禅宗在推溯摩诃迦葉至般若多羅為西天初祖至二十七祖的同時,確定菩提達摩為西天二十八祖兼東土初祖。
達摩來華以後,雖然以傳佛心印為主,但他並不排斥經典,而是把經典上的教說,當作是開悟修行者禅機(“藉教悟宗”)的重要手段。他曾把四卷本的《楞伽經》傳付給禅宗東土二祖惠可(又作“慧可”、“僧可”),並對他說:“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見《續高僧傳》卷十六《僧可傳》。)
這裡談到的《楞伽經》,全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由劉宗求那跋陀羅於元嘉二十年(443)譯成四卷(分“一切佛語心品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以後又經北魏菩提留支和唐實叉難陀重譯,分別成為《入楞伽經》十卷(始自“請佛品”,終於“總品”,凡十八品)和《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始自“羅婆那王勸請品”,終於“偈頌品”,凡十品),內容較四卷本略有增加。《楞伽經》通過佛在楞伽山答大慧菩薩一百八問的方式,著重闡述了一切眾生都含有如來清淨心(又稱“如來藏”)以及“自心現境界”的理論。這一理論與禅宗建立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禅法要旨是契合的,故成了早期禅宗十分推重的一部經典。
二祖惠可又將《楞伽經》傳付給三祖僧璨,僧璨傳付給四祖道信。從道信開始,雖然依持的經典出現了轉向的趨勢,如道信在蕲州黃梅縣開“東山法門”,要求門人“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見《楞伽師資記》第1290頁中),相傳他曾勸道俗念此經以卻兵(《歷代三寶記》和《傳燈錄》卷三),道信的傳承者五祖弘忍,“常勸道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見《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行由品”),但道信“為有緣根熟者,說我此法要,依《楞伽經》諸佛心第一”(本書第1286頁下),弘忍向學人開示《楞伽》義雲,“此經唯心證了知,非文疏能解”(第1289頁下),可見他們對《楞伽經》同樣十分重視。弘忍又將《楞伽經》傳授給神秀、慧安(又稱“老安”)、玄赜等。神秀等又傳弟子,從而形成禅宗門下的“楞伽師”(即弘傳《楞伽經》的一派學者)。
初,有淨覺的老師玄赜,“以鹹亨元年至雙峰山,恭承教誨,敢奉驅馳,首尾五年,往返三觐。”(第1289頁下)後住安州壽山寺,撰《楞伽人法志》以記禅門楞伽師的授受源流(已佚)。在此書的基礎上,並參考《續高僧傳》中有關菩提達摩、惠可的記載,淨覺寫成了這部《楞伽師資記》。
《楞伽師資記》共記述了八代楞伽師,起自劉宋,終於唐朝,凡十三人[案:此據作者在行文中作為每一代標識所列舉的人物而言,如“第一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第二魏朝三藏法師菩提達摩”等。作者在書末說:“得道獲果有二十四人也。”由於書中實際提到的不只二十四人,故不詳所指]。
第一代:劉宋的求那跋陀羅。中天竺國人。初學小乘後宗大乘。元嘉十二年(435)隨船來到廣州,以後於丹陽郡譯出《楞伽經》。
第二代:北魏的菩提達摩。南天竺人。泛海吳越,游洛至邺。沙門惠可、道育奉事五年,方誨以“大乘入道四行(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弟子昙林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曰《達摩論》也。菩提師又為坐禅眾釋《楞伽》要義一卷,有十二、三紙,亦名《達摩論》也。此兩本論文,文理圓淨,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偽造《達摩論》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第1285頁中)
第三代:北齊邺中沙門惠可。俗姓姬,武牢(今河南洛陽東)人。年四十[案:此據《續高僧傳》、《傳法寶紀》、《歷代法寶記》等,本書誤作“年十四”]遇達摩游嵩洛,求為弟子。
第四代:隋朝舒州思(《歷代法寶記》作“司”)空山僧璨(本書誤作“粲”),從惠可得法後,“隱思空山,蕭然淨(靜)坐,不出文記,秘不傳法。唯僧道信奉事粲(璨)十二年,寫器傳燈。”(第1286頁中)
第五代:唐朝蕲州雙峰山道信,“信禅師再敞禅門,宇內流布。有《菩薩戒法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第1286頁下)
第六代:唐朝蕲州雙峰山幽居寺弘忍。“忍大師蕭然淨(靜)坐,不出文記,口說玄理,默授與人。在人間有《禅法》一本,雲是忍禅師說者,謬言也。”(第1289頁中)
第七代:唐朝荊州玉泉寺神秀、安州壽山寺玄赜、洛州嵩山會善寺慧安。
第八代:唐朝洛陽嵩山的普寂、敬賢、長安蘭山的義福、藍田玉山的惠福。
《楞伽師資記》在記述八代楞伽師的過程中,兩點引人注目。
其一,將求那跋陀羅列為禅門楞伽師之祖,而將一直作為禅宗東土初祖的菩提達摩降為第二代,在禅宗系譜中開創了特殊的一例。對此,《歷代法寶紀》的作者曾作過詳細的辨駁,說翻譯《楞伽》和求那跋陀羅、菩提留(亦作“流”)支、實叉難陀“盡是譯經三藏,不是禅師,並傳文字傳法。達摩祖師宗徒禅法,不將一字教來,默傳心印。”
其二,著重記述人物的禅學思想,而將他們的生平行歷用寥寥數語帶過。就生平事跡的細致性、完整性而言,書中的求那跋陀羅章不及《高僧傳》卷三本傳,菩提達摩、惠可章不及《續高僧傳》卷十六本傳,僧璨、道信章不及稍後的《傳法寶紀》、《歷代法寶記》。故《楞伽師資記》的筆法有點象後來的禅宗燈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