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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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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陳士強教授：《閱藏知津》要解 上
《閱藏知津》要解(上) 陳士強 《閱藏知津》，簡稱《知津》，總目四卷、正文四十四卷，合四十八卷。清順治十一年(1654)，北天竺沙門智旭撰。收入《法寶總目錄》第三冊。智旭，字蕅益，別號八不道人，俗姓鐘，江蘇吳縣木渎鎮人。初習儒學，辟佛老，著《辟佛論》數十篇。十七歲時，因閱襪宏《自知錄》和《竹窗隨筆》，遂不謗佛，並取前論焚之。二十四歲從德清弟子雪嶺剃度出家。後游江、浙、贛、閩、皖諸地，晚年入居靈峰(在浙江孝豐)。生平著述五十一種，其中重要的有《楞嚴經玄義》、《楞嚴經文句》、《法華經會義》、《起信論裂網疏》、《八識規矩頌直解》、《教觀綱宗》、《佛說阿彌陀經要解》等。弟子成時將其著作分為“宗論”和“釋論”，而將宗論類著作編成《靈峰宗論》十卷，書首有《八不道人傳》，敘說智旭的生平事跡。 《知津》書首有智旭自撰的《敘》、夏之鼎撰寫的《緣起》和智旭介紹《知津》體例的《凡例》。 智旭《敘》雲： “顧歷朝所刻藏乘，或隨年次編入，或約重單分類，大小混雜，先後失准，致使欲展閱者，茫然不知緩急可否。故諸剎所供大藏，不過緘置高閣而已。縱有閱者，亦罕能達其旨歸，辨其權實。佛祖慧命，真不啻九鼎一絲之懼。而諸方師匠，方且或競人我，如兄弟之阋牆；或趨名利，如蒼蠅之逐臭；或妄爭是非，如癡犬之吠井；或恣享福供，如燕雀之處堂。將何以報佛恩哉？唯宋有王古居士，創作《法寶標目》，明有蘊空沙門(寂曉)，嗣作《匯目義門》，並可稱良工苦心。然《標目》僅順宋藏次第，略指端倪，固未盡美；《義門》創依五時教味，粗陳梗概，亦未盡善。旭以年三十時，發心閱藏，次年晤壁如鎬兄於博山，諄諄以義類诠次為矚。於是每展藏時，隨閱隨錄，凡歷龍居、九華、霞漳、溫陵、幽棲、石城、長水、靈峰八地，歷年二十，始獲成稿。”(《法寶總目錄》第三冊，上、中，下同) 《敘》中所說的“始獲成稿”，指的是《知津》大體告成。因為書末敘載的屬於此方撰述中的“序贊詩歌”三種和“應收入藏此土撰述”四十五種，當時僅載書名，尚無提要。據《敘》末所署的年月，其時為“甲午(1654)重陽後一日”，僅隔三個多月，至翌年正月二十一日，作者便去世了。最後補充進去的這些著作，也就無人補寫提要了。九年以後，至清康熙三年(1664)，夏之鼎等人抽資依原稿刻印流通。光緒十七年(1891)，金陵刻經處校對重刊，在《知津》最後敘載的四十八種著作的題名下添注了撰者名氏。收入《法寶總目錄》的即是此本。 《知津》將全部佛典分為四藏： 第一經藏下分大乘經和小乘經。大乘經分為五部：華嚴(卷一)、方等(卷二至卷十五)、般若(卷十六至卷二十三)、法華(卷二十四)、涅槃(卷二十五)。這中間方等部又分為顯說(卷二至卷十)和密咒兩部，密咒部再分為經(卷十一至卷十四)和儀軌(卷十五)兩項。小乘經(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不分部。 第二律藏下分大乘律(卷三十二)和小乘律(卷三十三)，末附“疑似雜偽律”一部，即《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一卷(西晉失譯)。 第三論藏下分大乘論和小乘論。大乘論分為釋經論(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六)、宗經論(卷三十七至卷三十九前部分)、諸論釋(卷三十九後部分)三類，每一類又分為西土和此方兩項；小乘論(卷四十)不分類。 第四雜藏下分西土撰述和此方撰述。西土撰述(卷四十一)不分類，末附“外道論”兩部，即《勝宗十句義論》一卷和《金七十論》三卷，又附“疑偽經”一部，即《大明仁孝皇後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二卷；此方撰述(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分為十五類：忏儀、淨土、台宗、禅宗、賢首宗、慈恩宗、密宗、律宗、纂集、傳記、護教、音義、目錄、序贊詩歌、應收入藏此土撰述。這中間“應收入藏此土撰述”又區別為釋經、密宗、淨土、台宗、禅宗、慈恩宗、纂集、傳記、護教、目錄十項。 《知津》所解說的佛教經典究竟有多少，作者沒說，書中亦無可資參考的統計數。不過，由於《知津》所解說的經典囊括明南藏(《永樂南藏》)和北藏(《永樂北藏》)，於此入手，可以推知。據《法寶總目錄》第二冊所刊二藏目錄，南藏收佛典一千六百一十部，北藏原有佛典一千六百一十五部，萬歷十二年(1584)又將漢地撰述三十六種，編為“大明續入藏諸集”合入，成一千六百五十一部。疊合的部分不計，明南北藏收錄的佛典總數為一千六百五十七部。《知津》將其中的《感應歌曲》合入《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稱歌曲》，作五十一卷，從數目上減去了一部。另外新增明藏所缺的《維摩诘所說經疏》十卷、《維摩诘所說經記》六卷、《六妙門禅法》一卷、《釋摩诃衍論》十卷、《肇論》一卷、《觀心論》一卷等六部，以及“應收入藏此土撰述”中所列的四十七部，則《知津》著錄的佛典為一千七百九部。 自北宋至明末出現的《大藏經》解題(或稱提要)著作中，《知津》成書最晚。在它之前，北宋遵式於天聖二年(1024)編撰過《教藏隨函目錄》，敘述諸部著作大義，成為木刻大藏經的第一部提要(已佚)；崇寧三年(1104)，東京法雲禅寺住持惟白編集了《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八卷(其中卷二、卷四至卷七各分上下，實為十三卷)，對《開元錄》入藏經(宋藏)逐卷解說，頗為詳悉；崇寧四年(1105)，清源居士王古撰成《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十卷，對《開元藏》、《貞元藏》新譯和宋朝新譯，不分卷品撮舉指要；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東吳沙門寂曉撰就《大明釋教匯目義門》四十一卷，摘敘明藏眾經大意。後又改寫成《大明釋教匯門標目》四卷，流傳於世。然而，由於《知津》的作者善於甄采前人的編纂經驗和研究成果，且用工至深，以二十年之心血方泐成一稿，所以《知津》雖後出而居上，無論是分類編目，還是解題舉要，都很有見地，從而成為古代《大藏經》解題著作中的上乘之作。 《知津》在分類方面的特色： 一、按天台宗五時判教編排經藏。 此種編法發轫於寂曉所撰的《義門》，彼書打破了宋元大藏經均依《開元錄》分類編次的規式，根據天台宗的五時判教，將全部藏經編為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陀羅尼、聖賢著述九部。《知津》在《義門》的基礎上損益取捨，更成一體。歷來經錄均將《般若經》放在大乘經之首，而《知津》則置《華嚴經》為大乘經之首；將《開元錄》中寶積、大集兩部，與五大部外諸大乘經(包括重譯和單譯)的大部分經典合在一起，成立方等部；將《法華》從五大部外大乘重譯經中獨立出來，並附以性質相近的數部大乘經，成立法華部。“《義門》但分五時，不分三藏，謂三藏小教，但屬阿含一時也。”(《凡例》，第1007頁下)《知津》仍按歷來的典則，將大乘經典和小乘經典分為經律論三藏；《義門》在華嚴部以後敘阿含部，這雖符合五時的順序，但作者認為，“以小教加於方等、般若之前，甚為不可。”(同上)因此《知津》仍依經律論三藏的每一藏先大乘、後小乘的原則，將《阿含經》移至法華、涅槃之後，即敘完大乘經之後，再敘小乘經；《開元錄》中的密教經典是按其重譯或單譯被編入“五大部外大乘重單譯經”中的，《義門》將密教經典抽出，單獨編為一部，而《知津》參照《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的編法，將密教經典看作是大乘經的分支，將它編入方等部，並剖分為密咒經和密咒儀軌兩項。 二、第一次將大乘論藏分為釋經論、宗經論和諸論釋三類，並將中國僧人有關的章疏論著編入其內。 在《開元錄》以前，大乘論是不分子目的，《開元錄》根據大乘論的內容有疏解某經和通論教義的不同，創立釋經論和集義論的分類法，然而所收僅限於印度的佛教著述。智旭在《開元錄》的基礎上，別創三分法，即在釋經論之外，將“集義論”一類再分為宗依大乘經文、闡釋大乘義理的“宗經論”和對大乘論進行解釋的“諸論釋”，這就更符合大乘論的實際構成。而且智旭在大乘論三類的每一類中，不僅收印度佛教學者的著作，同時也收中國佛教學者的著作，這是以往經錄中從來沒有過的。如“此土大乘釋經論”中收唐澄觀的《華嚴經疏》六十卷、法藏的《華嚴經指歸》一卷、宗密的《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之鈔》三十卷、明宗泐和如玘的《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注解》八卷、隋智顗的《四教儀》六卷、宋子璿等的《首楞嚴經義海》三十卷等三十八部；“此土大乘宗經論”收姚秦僧肇的《肇論》三卷、隋智顗的《摩诃止觀》二十卷等十四部；“此土大乘諸論釋”收元普瑞的《華嚴懸談會玄記》四十卷、宋知禮的《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六卷、宋師會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連珠記》二卷、唐窺基的《大乘百法明門論解》一卷、元文才的《肇論新疏游刃》二十卷、唐湛然的《止觀義例》二卷等二十一部。 三、開立雜藏。 雜藏之名，源自經文。智旭說：“若據《智度論》說，則凡後代撰述合佛法者，總可論藏所收。若據《出曜經》說，則於經律論外，復有第四雜藏。今謂兩土著作，不論釋經、宗經，果是專闡大乘，則應攝入大論；專闡小道，則應攝入小論；其或理兼大小，事涉世間，二論既不可收，故應別立雜藏。”(《凡例》，第1007頁下)簡而言之，雜藏所收的是大乘論和小乘論所不能包括的印度和中國的佛教撰述。《知津》又按宗派、文體、內容和新收諸方面，將“此方撰述”即中國佛教撰述分為十五類，收錄著作一百八十一部，這種慎細的分類是前所未有的。 四、調整經典的歸屬。此有種種不同： 第一，大乘經的調整。如《圓覺經》一卷(唐佛陀多羅譯)，在《開元錄》中屬於五大部外大乘單譯經，《知津》則將它移至華嚴部；《大乘方廣總持經》一卷(隋毗尼多流支譯)及其異譯《佛說濟諸方等學經》一卷(西晉竺法護譯)、《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三卷(姚秦鸠摩羅什譯)及其異譯《等集眾德三昧經》三卷(西晉竺法護譯)、《摩诃摩耶經》二卷(蕭齊昙景譯)、《大方等大雲經》四卷(北涼昙無谶譯)等六經，原屬五大部外大乘重譯經。《菩薩處胎經》五卷(姚秦竺佛念譯)、《中陰經》二卷(同譯)、《佛說蓮華面經》一卷(隋那連提黎耶捨譯)等三經，原屬五大部外大乘單譯經。《知津》均編入涅槃部。 第二，將有些大乘經編入大乘律。如《開元錄》定為五大部外大乘單譯經的《捨利弗悔過經》一卷(後漢安世高譯)及其異譯《大乘三聚忏悔經》一卷(隋阇那崛多譯)，《知津》勘同《菩薩藏經》一卷(蕭梁僧伽婆羅譯)；《菩薩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一卷(劉宋求那跋摩譯)，《知津》勘同《菩薩戒本經》一卷(北涼昙無谶譯)和《菩薩戒本》一卷(唐玄奘譯)；《文殊師利問經》二卷(蕭梁僧伽婆羅譯)，原屬五大部外大乘單譯經；《佛說善恭敬經》一卷(隋阇那崛多譯)及其異譯《佛說正恭敬經》一卷(元魏佛陀扇多譯)，原屬五大部外大乘重譯經。上六經，《知津》均編入大乘律。 第三，將有些大乘經移編為小乘經。如《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一卷(姚秦羅什譯)、《佛說法滅盡經》一卷(劉宋失譯)、《般涅槃後灌臘經》一卷(西晉竺法護譯)、《天王太子辟羅經》一卷(姚秦失譯)、《佛為海龍王說法印經》一卷(唐義淨譯)等六經，《開元錄》編在五大部外大乘單譯經之中，《知津》均編入小乘經。 第四，將有的大乘論編入小乘論。如《緣生論》一卷(隋達摩笈多譯)，《開元錄》編在“大乘集義論”一類，《知津》則編入小乘論。 第五，將有的小乘經編入小乘律，如《佛說齋經》一卷(吳支謙譯)，本為《中阿含經》第五十五卷的異譯，《知津》將它編入小乘律。 五、同一類經典中的單本和重譯，根據內容加以編次，並在重譯中選取善本加以標識。 《開元錄》以前的經錄在敘述同一類經典時，都是先敘單本，後敘重譯，至《開元錄》則反之，先敘重譯，後敘單本。寂曉的《義門》采用《開元錄》以前經錄的辦法，在重單譯中，先取單本總列於前，後以重譯別列於後。這兩種編法有條理清晰的好處，但也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毛病，即“相去懸隔，查考稍難。”(《凡例》，第1008頁上)以《開元錄》卷十二所收的密教經典為例，一部分出現在五大部外大乘重譯經中，另一部分又出現在五大部外大乘單譯經中，中間隔著數十部雖是重譯但因阙失只存一本的顯教重譯經和自古以來只有一譯的顯教單譯經。查考之時，自然不便。《知津》別開生面，將單本和重譯混編於一處，使內容相近的經典免於分散。 又，以往經錄在編定重譯的次第時，一般都以譯出時間的先後為序，這對於歷史狀況的真實記敘，無疑是正確的。但重譯既多，若一一俱閱，既費時日且無多大必要，故須有人指示何本為善本，以便讀一本而得數本乃至數十本重譯的要旨。《大唐內典錄》曾嘗試做過這種工作，它在重譯中選取一個好的譯本作為誦持的主本，編成“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因選取的譯本有些未必真善，招致《開元錄》的譏議，以後便無人敢於問津了。《知津》繼踵《內典錄》之業，在重譯中“選取譯之巧者一本為主，其余重譯者即列於後。”(同上，第1008頁中)凡重譯經主本和單譯經全頂格書寫，非主本的重譯經“於總目中，即低一字書之，使人易曉。”(同上)並且在非主本的重譯經的解說中，指出該本與主本的同異情況，使人知道是否應與主本並讀，或者可以不讀。這是《知津》的學術價值之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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