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佛教學術會議綜述
編輯：黃夏年
來源：南普陀在線
一、引 言
召開學術會議，就某一問題進行專門學術討論，這在古已有之。佛教是一個強調理論的宗教，佛學的研究往往伴隨著很多重要的學術問題需要進行討論，由此產生了專門的學術討論會。從古代的文獻記載來看，有關佛學的學術討論會召開過很多次。據說公元67年，漢明帝夜夢“神人”，第二天早上召集群臣開會，討論這位“神人”的來歷，大臣傅毅勇敢地站出來回答：“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神道也。”他指出這位“神人”是佛，促使明帝下決心派人西去求法，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如果這件事情是實，好麼佛教的學術問題討論會將以此為開始。由是說明佛教開始傳入是在召開學術問題討論後才決定的，這對佛學本身而言，又有了一上重大的意義。
佛教傳入後，中國歷史上不斷地召開各種學術討論會，這些討論會無外乎這樣兩種基本模式：一是由官方出面召集僧人和學者共同討論或爭論某一問題。例如南北朝時期梁天監六年(507)武帝出面召集學者和王公朝貴64人召開批判范缜的《神滅論》會議，發表的論文達75篇，主題是討論佛教因果報應的理論問題，這些論文有的被收到《弘明集》裡；二是由寺廟出面召集參會者討論問題。例如東晉沙門竺法汰為破道恆的心無義，“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難之。引經據典，析駁紛纭”，兩人爭論一天，沒有結果。第二天慧遠設難，批倒道恆，“心無之義，於此而息。”這二種基本模式，二千年來沒有改變，至今仍然沿襲下來。不同的是，在此兩種模式上，今天又衍生出另外三種模式。按現行的說法，在中國除了政界，教界之外，還有一個獨立學界的存在，所以在過去已有的兩種模式上，應該再加上第三種，即由學術界出面召開學術會議的模式。此外，在當代市場經濟的體制下，民間有錢的人和單位以及寺院願意出錢資助召開學術會議，所以由某一經濟實體出面資助會議的模式應運而生。另外，一些國外的團體拿錢資助中國的學術活動，召開一些雙向交流的佛教學術國際會議，由是說來，在當代中國一共有五種會議模式。而這五種模式，在20世紀的中國大陸，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裡都得到過體現。
二、回眸世紀初
在20世紀上半葉，即在民國時期，據筆者所見，佛教學術會議的召開還沒有詳細的統計資料，甚至介紹也談不上。盡管當時佛學的研究和出版是繁榮的，學術爭論的激烈程度也超過了世紀末，但召開像世紀末這樣舉行的有影響的學術會議，恐怕是不多的。如果能夠稱上學術會的，據筆者所見，只有1931年在北京華北居士林舉辦的第一次僧眾佛學觀摩會，這是一次集柏林寺教理研究院、錫蘭留學團、弘慈佛教院、彌勒佛學校四校優秀生，舉行講演作文比賽的大會。這裡的“講演作文”可能就是宣講論文，然後對之進行評判，至於其它的佛教學術會議，筆者寡聞，還未得見。
民國時期學術會議少，我想其一，最主要的原因是整個學術活動都是處於分散的狀態，學術界雖然有像支那內學院這樣的居士佛教和佛學研究團體，以及各種佛學院和佛學團體，但這些團體對諸如講經的事業很感興趣味，聘請有名的法師講經的記錄不斷，做學術講演的活動，則不多矣。更談不上學術討論會。其二，在任何時代，學術界畢竟還是屬於窮人的階層，學者是要受得清貧和冷板凳的，如果能夠維持學術研究的事業已屬不錯了。像支那內學院這樣有名氣的佛學團體，也會經常碰到經費不夠的情況，教師和學生的伙食極差，有錢都是用於刻經出版事業了，所以開討論會則一件奢侈、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三，就政府來說，佛教在民國時期，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佛學研究也是一些個人的行為，佛教界的地位是很低的，像當代中國佛教的巨擘太虛大師、曾在政、教、學三界中有很大的影響，但他連國大代表都沒被選上。佛教在官方眼裡只是一私人的行為，並且時時受到政府的壓制和限制，政教之間的矛盾有時候也發生歷害沖突，於是才有諸如將寺廟征用辦學的事情不斷發生，佛教界經常到政府請願，或者向全國通電，以求援手支持。所以由政府來舉辦佛教學術會議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四，就佛教界而言，也許舉辦一個比較得體的佛學會議並非不可能，而且並非沒有這個經濟實力。但是由於從事學問研究的僧人是沒有強大有經濟實力，有經濟實力的僧伽也對此不感興趣，而且整個佛教界內部散沙一盤，加上整個社會一直處在內亂外辱的大環境下，學術的活動更不被重視，僧伽不投入也是自然的事情。總而言之，本世紀上半葉沒有召開佛教學術會議的大環境。
三、新時期巨變
新中國成立心後，在1978年以前，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佛教正在被“消滅”，研究佛學的人很少，雖然有隸屬於中國佛教協會領導的金陵刻經處和三時學會這樣的佛教研究團體，但是同樣也沒有召開學術會議的氣氛，僅是編輯一些書籍而已。1964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但這個所當時正處於“文革”的前夕，加之剛剛成立，還沒有展開正常的學術研究工作，所以從整個大環境上看，當時沒有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也就談不上什麼召開佛學學術會議的事情。直到1978年以後，這種局面才得到改觀，黨和政府重新落實和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學術界實現了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方針，佛教的研究成為社會科學的一個亮點，越來越受到學者的注意。隨著佛教學術活動的蓬勃開展和不斷深入，佛學會議開始舉行，而且越來越多。從1980年9月在西安舉行的“佛教學術討論會”至今，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大陸已經成功地舉辦了全國性的各種佛學會議達72次。現在除了國內召開專題學術會議外，還與其它國家召開了雙邊會議，像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同時在中日兩國學術界都有一定影響。佛學會議的召開，既給學者之間提供了一個互相切磋，交流學問的空間時也促進了各地的人才培養，深化了一些專題研究，其效果是顯明的。下面將現20世紀我國召開的一些重要的佛教學術會議做一次簡單的回顧。特別要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學術會議不包括香港和台灣地區召開的佛學會議，由於條件和資料的限制，筆者不可能取得這方面的信息，但是在這兩地，同樣也舉行了不少的佛教學術會議，我們只能以後在條件具備時再給予彌補。另外，由於國內的佛學熱的影響，一些地方舉辦的小型或省辦的佛教學術會議未被筆者所知，故肯定會有遺漏之處，同樣希望知道這方面消息的人給予補充，以成全璧。
1980年：
9月17日，由剛成立的中國宗教學會、中國南亞學會和陝西省社會科學院、西北大學聯合在古都西安召開了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佛教學術會議。32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26篇。會議成果收入在《中國佛學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82年：
10月26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會成立大會在大足召開，5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10余篇，論文收入《大足石刻通訊》。
11月23日至27日，“上座部佛教傳入中國”學術討論會在高原名城昆明召開。20多位研究、教學人員參加了會議。
1984年：
8月27日至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京召開“國際佛教藝術專家咨詢會議”，30余人與會。會議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還舉辦了“中國佛教藝術圖片”小型展覽會。
1985年：
4月11日至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陽龍門文物保管所在洛陽聯合舉辦了“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藝術學術討論會”。近70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近30篇。會議論文以1985年《中原文物》特刊的形式發表。
11月9日至10日，日本《中外日報》社會紀念創刊90周年，在日本京都舉行“首屆中日佛教學術會議”，中心議題是“中日兩國佛教的特點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雙方各出5名正式代表。日本學者贊為“歷史的盛會”。
1986年：
4月17日至21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會第二次年會在大足舉行，參會者100余人，收到論文33篇。會議論文大多選載在《大足石刻通訊》第二、三期上。
9月3日至10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召開了“第一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這是由中國佛教協會與日本佛教大學共同舉辦的。會議的主題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國方面有藏漢佛教徒學者7人與會。
11月3日至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亞研究所和陝西省科學院長安佛教小組共同在西安舉辦了“隋唐佛教學術討論會”，近60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33篇。會議論文最後收集在《隋唐佛教會議論文集》。(陝西三秦出版社，1990年)。
1987年：
10月6日至8日，“第二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移至北京舉行，會議中心議題是“佛教和中日兩國的文化”，日本和國內北京、上海、江蘇、安徽、陝西和山西的部分佛教研究者出席了會議。已經召開的二次會議論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書名為《中日佛教研究》。
1988年：
9月18日至20日，“全國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學術討論會”在江蘇省常熟市召開。這次會議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與東南亞研究所、世界研究所、哲學研究所、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復旦大學哲學系和常熟市佛教協會共同舉辦的。來自全國11省市30個單位的代表53名(其中列席代表8名)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25篇。會議大部分論文收入在《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一書中。
10月6日到8日，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舉辦了“第二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主題是“中國佛教之研究”。中日兩國佛教學者和佛教界人士100多人出席了會議，有10名學者宣讀了論文摘要，會議的論文摘要載《法音·學術版》第2期。
1989年：
3月27日至31日，北京大學哲學系和日本駒澤大學共同在京召開“中日禅學研究研討會”，主題“中日禅宗研究”。50余人參加了會議。
11月20日至22日，“第三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在東京舉行。會議的所有論文登載在《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上。
12月2日，四川省樂山市史學會和樂山大佛烏尤文管局在樂山市召開了“大佛文化研究”學術討論會，有35人參加了會議，送交論文18篇。會議論文收在1990年《樂山師專學報》社科版第1期上。
1990年：
7月24日至28日，“首屆五台山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在佛教聖地五台山舉行。中日雙方共6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29篇。會議主題是“探討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奧秘”會議的論文集未出版。
9月2日至4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召開了“西域佛教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會議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暨南亞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上海佛教協會、長安佛教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佛教協會等9個單位聯合召開的。40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30篇。會議論文集未出版。
9月9日至13日，陝西省社科聯與法門寺博物館在法門寺召開了“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中、日、法、美等國共100多位學者出席了會議，提交論文60多篇。會後成立了“法門寺文化研究會”，出版了《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月23日到24日，“第三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在日本京都舉行，主題是“中日淨土教之研究”。會議論文刊登在1990年的《佛教文化》上。
1991年：
9月20日至21日和11月26日至28日，南京藝術學院佛教考古藝術界人士和日本龍谷大學的學者，分別在成都和南京召開了以“早期佛教造像南傳系統”為主題的中日學術研討會。參會代表達80余人，提交論文30多篇。會議論文分期刊載在《東南文化》上。
10月14日至16日，“中日第四次佛教學術會議”在北京舉行，來自中日兩國的佛教研究者近100人出席會議，收到論文11篇。會議的主題是“十至十四世紀中日佛教”。會議論文刊登在《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上。
1992年：
5月10日到13日，“國際法門寺佛教學術會議”在陝西扶風縣法門鎮舉行，來自美國、日本和國內各地的代表約60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22篇。會議論文集以1993年《人文》雜志增刊的形式出版。
7月12日到18日，山西大學在太原召開了“中國佛教思想與文化國際研討會”，來自美國、英國、俄羅斯、新加坡及大陸、港台地區的代表60余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46篇，會議論文集由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書名為《中國佛教思想與文化》。
10月6日到10日，“峨眉山與巴蜀佛教文化學術討論會”在四川峨眉山舉行，參會代表共120余人，收到論文64篇。會議論文集未出版。
11月5日至9日，由重慶市文化局和大足石刻博物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舉辦的第三屆大足石刻研究會年會在四川大足舉行。100余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資料36篇。會議論文收入《四川石窟藝術研究會暨重慶大足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專集——大足石刻研究會文選》。
11月9日至11日，“第四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移至北京舉行。主題“中國佛教的傳統與創造”。會議論文刊登在《佛學研究》第三期上。
1993年：
6月3日至6日，由浙江台州地區文化教育局、天台縣人民政府、天台山文化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聯合發起的“首屆中國天台山文化學術研討會”於天台縣召開。會議的主題是“天台山文化在國內外的傳播及其影響”。近80名學者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53篇。會議論文刊於《東南文化》1994年增刊上。
9月25日至27日，“圓瑛佛學思想討論會”在上海召開，會議由上海佛教協會、中國宗教學會上海分會、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發起，參會學者50余人，收到論文37篇，收入《圓瑛大師圓寂四十周年紀念文集》中。
11月9日，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佛教文化景點發展現狀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11月23日至29日，“早期佛教初傳中國南方之路”中日學術討論會在日本京都龍谷大學舉行。會議集中討論了“中國南方早期佛像性質和年代分期”，“中國南北方早期佛教和佛像的區別”、“中國南方早期佛像的起源及傳播途徑”。
1994年：
4月16日至22日，中國玄奘國際討論會在河南偃師與西安兩地舉行。主辦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陝西長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國代表80余人，外國代表23人與會，收到論文60余篇。會議論文《玄奘研究文集》於1995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8日至9月12日，紀念鸠摩羅什誕生1650周年學術討論會地新疆克孜爾石窟舉行，主題是“鸠摩羅什與中國民族文化”，中外學者共14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38篇。會議論文集未出版。
11月2日至15日，由武漢大學、中國文化書院、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禅學研究》編輯部、湖北大學、湖北省佛教協會、湖北省哲學史學會、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黃梅縣人民政府聯合會召開的“禅宗與中國學術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湖北黃梅縣召開。參會代表10余人，收到論文70余篇。論文集《東山法門與禅宗》由武漢出版社於1996年出版。
12月14日，由中國佛教文化學術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局研究室、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上海靜安古寺共同舉辦的“持松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在靜安寺舉行、來自中日兩國的僧俗兩界人士和學術界人士150余人參加了會議。
1995年：
3月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法門寺博物館發起，邀請首都學術界、佛教界專家學者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學術討論會”，會上由學者介紹了有關唐密曼荼羅的研究情況。
9月4日至6日，在潭南嵩山腳下的登封市內舉行了“少林寺與禅文化國際研討會”，來自韓國、日本和國內佛教僧俗二界及學術界人士近百人出席了會議。大會收到論文(含論文提要)共70余篇。論文集《中國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於1996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9月7日至10日，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四屆年會舉行。全國各地的學者12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43篇，會議修訂通過了《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章程》。
10月7日至8日，中日第六次佛教學術會議在北京舉行。本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佛教與儒、道二教的關系”。會議論文刊於《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二期上。
11月9日至11日，“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兩岸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現代管理中心召開。這次會議是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系和台灣佛光山大學籌備處聯合舉行的。收到論文23篇。會議論文集未出版。
11月13日，“應慈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在上海沉香閣、上海市宗教事務局研究室、上海市宗教學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等單位聯合舉辦的。百家出版社出版《應慈法師圓寂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一書。
10月31日(農歷9月20日)，弘一大師誕辰115周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在福建泉州鯉城賓館大禮堂舉行。會議由泉州佛教協會和弘一大師學術研究會共同舉辦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二百余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69篇。
12月18日，在第四屆國際佛教學術頒獎儀式北京舉行。來自北京的佛學研究專家和學者任繼愈、郭朋、方立天、巫白慧等60余人出席了儀式。任繼愈先生主持了頒獎儀式。獲獎者黃心川先生的論文是發表於1986年西安隋唐佛教討論會的《隋唐時期中國與朝鮮佛教的交流——新羅來華佛教僧侶考》(《隋唐佛教論文集》，陝西三秦出版社)一文。此為中國大陸佛學界唯一榮獲的國外的學術獎。
1996年：
4月8日至9日，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座談會在北京召開。這是由國務院事務局辦公室主辦的。有關情況刊於《藏外佛教文獻》第2輯。
8月20日至25日，“首屆中原宗教學術研討會”在河南開封大相國寺舉行。會議由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會主辦的，主題是“佛教與二十一世紀”。參會代表共50余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收到論文近30篇。1997年河南宗教文化研究會出版了論文集。
8月30日至9月4日，“大乘與東亞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和西安兩地舉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長安佛教中心與日本學術界共同組辦。會議采取了在北京和西安兩地接站舉辦的方式舉行。第一站於8月30日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會議的主題是“中日佛教哲學”。第二站於9月3日至4日在西安陝西社會科學院舉行，主題是“長安佛教與日本”。
10月2日至23日，第六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在北京新萬壽賓館會議舉行，主題是“中外佛教交流”。中外學者近100人參加了會議。發表論文10余篇，刊於《佛學研究》1996年刊上。
11月12日至15日，“石頭希遷與曹洞禅學術研討會”在湖南長沙舉行，62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36篇。這次會議是由湖南省佛教協會、南岳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湖南佛教文化研究會共同發起的。論文集於1997年由岳麓出版社出版。
11月12日至16日，“釋指空暨雲南楚雄州發展旅游業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昆明舉行，這是由雲南省武定縣政府、獅子山風景名勝區管理處和雲南社會科學院共同舉辦的，雲南、四川、江蘇、河南、山東等地的專家學者30余人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16篇，主題發表在《雲南宗教研究》上。
1997年：
1月3日至8日，由澳門大學、澳門佛教出版委員會、《學術研究》雜志社和廣東歷史學會等單位組辦的“慧能與嶺南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先後在澳門、肇慶市、新興縣三地舉行。50余位學者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40余篇。會議論文集由《學術月刊》雜志社出版。
3月5日至8日，由中國宗教協會主辦、無錫市中誠廣告公司協辦的“佛教文化藝術與社會社會經濟發展學術研討會”在江蘇無錫馬山舉行。一批佛學界、文博界、美術界、企業界等約60余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31篇。論文集現未出版。
5月14日至16日，“金陵刻經處創辦13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南京金陵刻經處舉辦。主題是“金陵刻經處與當代佛教”。50余人參加會議，收到論文38篇。論文集未出版。
5月16日至20日，由四川樂山市大佛節宗教部主辦的“巴蜀暨名山文化討論會”在樂山市舉行，參加會議的代表，主要是四川佛學界人士，會議收到論文近20篇。
8月9日至12日，“指空在中國、韓國傳播佛教文化學術研討會”於雲南昆明舉行，會議由雲南社會科學院和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等單位主辦。參會代表40余人。
9月16日至18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天台縣人民政府和天台山文化研究會聯合發起的“第二屆中國天台山文化學術研討會”於天台縣舉行，80余名專家學者與會。會議主題是“天台宗與東亞文化”，收到論文51篇。會議論文集刊登在《東南文化》1997年增刊上。
11月23日，由湖北省當陽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佛教協會聯合舉辦的“中國佛天台宗文化研究座談會”於當陽市玉泉山莊舉行。主題是“論述智者大師天台宗思想、理論在玉泉寺的形成”。近40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收到論文18篇。
12月5日至9日，由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中國老教授協會、中國文化書院共同發起舉辦的“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97北京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舉行，50余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25篇。
1998年：
9月6日至7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台灣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法鼓大學協辦的“佛教與東方文化——紀念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共70余人出席了會。會議主題是“佛教與東方文化”，收到論文30篇。論文最後發表在台灣《中華佛學研究所學報》上。
10月21日至22日由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組委會主辦、無錫祥符禅寺承辦的“回顧與展望——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江蘇無錫靈山大佛腳下隆重舉行，近百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收到論文提要76篇，實收論文54篇。論文集出版。
11月19日至23日，“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古城西安隆重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共有300余人，會議收到論文168篇，以法門寺歷史和法門寺佛教為探討重點。會議論文集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
12月23日至24日“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在廣州市舉行。此次會議是由廣東省佛教協會舉辦的。共7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近30篇。論文集未出版。
1999年：
3月22日至25日，由中國玄奘研究中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大學東亞佛教中心和陝西銅川市政府舉辦的“第二屆國際玄奘學術研討會”在陝西銅川市舉行，共137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收到論文66篇。會議論文集由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
8月26日至31日，“中國佛教與五台山討論會”在山西五台山舉行。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文化中心和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的。參會代表30余人。收到論文16篇。
11月9日至10日，“中日第八次佛教學術會議”在北京溫特萊賓館舉行，來自中國和日本的佛學界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會議。會上中日雙方代表各宣讀了篇論文，主題是“21世紀佛學”。會議論文刊於《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上。
2000年：
3月6日至7日，“佛教教育研討會”在蘇州西園寺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各地從事佛教教育工作的法師和關心佛教教育的專家學者40余人參加了研討會。法師、學者分五場次作了專題發言，共同商討21世紀佛教教育的發展方略，提出了許多前瞻性的展望和建議。由一座寺院舉辦全國性佛教教育學術研討會，這在大陸還是第一次。
4月25日至26日，“佛教藝術討論會”在遼寧鞍山市玉佛苑舉行，來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央美術學院等單位的學者近30人出席了會議。鞍山市政府、政協、宗教局、佛教協會等領導與有關人員參加了會議。代表們圍繞東北佛教與玉佛苑及玉佛的佛教藝術特點作了深入地討論。鞍山信托公司主辦了這次會議。
5月24日至28日，“光山淨居寺與天台宗學術研討會”在河南光山縣召開，這是由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會、武漢大學哲學系、河南光山縣人民政府聯合舉辦的，來自北京、武漢、天津、甘肅、陝西、河南等地及日本國內外16所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120余人出席了會議。提交了論文40余篇。會議代表圍繞光山居寺與天台宗的關系和開發宗教文化、服務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一主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6月7日至8日，“2000首屆中國彌勒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奉化舉行。來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僧俗兩界的代表共50人出席了會議，收到學術論文20篇。會議是由奉化市政府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共同舉辦的，代表們圍繞彌勒佛的問題作了詳細的討論。
9月18日至20日，“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會議由中國佛教協會和上海市佛教協會共同主辦，上海玉佛禅寺承辦。來自北京、上海、重慶、黑龍江等23個省市、自治區佛教協會的主要領導及學術界近百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47篇。會議宗旨是深刻領會江澤民總書記關於宗教問題的“三句話”的指示精神，總結多來佛教界在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道路方面的實踐努力和理論探索，更好地為即將來到21世紀指明方向。
10月21日至23日，“首屆禅宗祖庭文化網絡研討會”在湖北省禅宗發源地黃梅縣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術界、佛教界和湖北省及黃梅縣政府宗教管理部門的代表近百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53篇。會議由黃梅四祖寺單獨舉辦的，主題是“四祖寺與禅宗”。
10月23 日至10月25日，由杭州師范學院“弘一法師豐子恺研究中心”發起舉辦的“紀念弘一大師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舉行。出席會議的海內外學者共50余人，提交論文19篇。參會代表圍繞弘一大師在俗時期以及出家之後的藝術活動進行了熱烈的發言和討論，會議論文集以《弘一大師藝術論》為書名結集，由西泠印社出版。
10月27日至28日，“第八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在北京中國佛學院舉行。會議由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日本佛教大學共同主辦，主題是中國淨土教之研究。中日參會代表各提交5篇論文。在京的佛教學者數十人與會。這次會議是20世紀中日兩國學術界和佛教界之間的最後一次會議交流，學術氣氛濃厚，發言提問者踴躍，高潮迭起，特別是佛學院的學生表現不俗。
11月7日至10日，“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五屆年會暨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迎建館十周年、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一周年慶典”，在重慶市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舉行。來自全國各地文博界、學術界人士19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72篇。會上修改通過了《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章程》，推舉宋朗秋、郭相穎、陳明光為名譽會長，聘請郭朋、黃心川、馬世長、胡昭羲等16位專家為顧問。評選出獲獎論文著作20部篇，《申報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文本》獲省部級一等獎。《大足石刻銘文錄》被授予“特別獎”和“特殊獎”。
11月21日至23日由中國佛教協會主辦，陝西佛教協會辦，陝西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與西安大慈恩寺承辦的“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學術研討會”在西安舉行。與會代表54人，收到論文38篇。代表們共同回顧、總結玄奘精神和西部文化，認為玄奘精神可歸納為高尚的人格、堅定的信念、誠摯的愛國情懷、執著的獻身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西部文化是古今往來我國和西部人民所造的所有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總和。這是20世紀在中國大地上舉行的最後一次佛學術會議。
四、功不可沒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佛學研究從復興到興盛，佛教學術會議也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與中國佛學同步前進。僅從上述統計表明，近20年間，我國大陸一共召開至少有72次以上有關專題佛教學術會議，平均每年召開3.6次，最少的年份是1次/年，最多的年份是10次/年。此外，一些有關中國史、藏學、傣學、藝術、氣功等各種國際國內會議，佛教也是會上交流的重要內容之一。能取得這樣的豐碩成果，首先與黨和政府的改革開放、百家爭鳴、解放思想的政策是分不開的，也是這一政策指導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如果沒有大的良好環境，我們根本不可能召開這樣的會議，所以學術環境至關重要，同時也說明佛教已經突破禁區，受到了學術界的充分重視。
其次，佛教學術會議的主題豐富，內容廣泛，在眾多的會議中，既有專題斷代史主題，又有地區性主題，還有宗派主題。特別是以佛教文化為題的會議日益增多，說明學術界已經接受了佛教不僅是一種宗教，還兼有文化形態之特征的觀點，反映了國內文化思潮的發展。這種觀念不僅在學術界，而且對政府也有影響。江澤民總書記在視察河南洛陽白馬寺時也談到：“宗教的形成有很長的歷史，其中包含著一定的歷史文化。”
學術會議的召開推動了各地佛研究的蓬勃發展，例如五台山、樂山、法門寺、峨眉山等地的佛教學術會議召開後，使當地的佛教研究進一步深入，會議所發表的論文集，論述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種種形態，實為一部地方佛教史志，有重要的利用價值，作為古都的歷史文化名城西安，在召開了佛教學術會議之後，長安佛教的課題開始上馬，成立了長安佛教中心，陝西社科院一批從事歷史、考古的研究人員轉為研究佛教，短短的幾年內就撰寫了一批長安寺志，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卷曾分別在1985年洛陽會議和1986年的西安會議上征求了參會代表意見，對該書的寫作有過很大的幫助，而且每次隨著學術會議的召開，都湧現出一些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壯大了學術界的隊伍。可以這樣說：每一次佛教學術會議，都是對我國佛學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檢閱，為未來的佛學研究和佛教事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動。
第三，佛教學術會議的召開加強了國內各團體和單位間的聯系，溝通了海峽兩的學術友好來往，促進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過去學術和宗教界的工作聯系不多，雙方對佛教的看法存在著一些分歧或不同認識，通過學術界會議交流，兩者之間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有很多地方取得了共識和諒解。特別是雙方共同舉辦學術會議，表明了雙方對佛教學術問題關心，其意義已經超過了會議的本身，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988年國內首次由教界和學界在江蘇常熟興福寺舉辦的“印度哲學宗教與中國佛教”討論會，開創了兩界之間的合作關系，此後這種關系得到了良好的發展。1998年在無錫召開的“回顧與展望——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國際研討會”上，自始至終地充滿了“團結、祥和、熱烈”的氣氛，各界代表發言踴躍，涉及內容廣泛，中心突出，有思想、有深度，表現出良好的學術功底。與會的僧人代表達16位。會議期間不僅學者積極提問，僧人應答，而且僧人也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與學者對話，表明了佛教界人才濟濟，充滿生機，他們的不俗表現得到了學術界的稱贊。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淨慧法師在會議閉幕式上總結說：“此次會議非常明顯的特點是，學界和教界關系融洽，討論的問題接近，從發展的眼光來看等二千年的中國佛教，共同探討佛教在未來的發展中如何為人類的文明做貢獻。佛教界年青一代僧才在成長，他們所發表的論文很有深度，所持的觀點穩妥而積極，這是解放以來所沒有的，令人欣慰。特別是我們在探討佛教當前自身建設方面，大家所持的觀點都是具有非常積極進取的精神，既能夠正視現實，又能夠堅持傳統，以使佛教薪火相傳。通過這次會議，使我們感到佛教事業發達有望。”
第四，召開佛學會議的資金分配也出現了不同的變化。在改革開放伊始，佛學會議主要由學術界來承辦，會議資金由國家撥款。以後由於撥款減少，學術會議改為通常由幾個單位共同出資主辦，最多時有近10個單位來共同主辦，進入90年代以後，許多學術會議通常只由一個地方或單位來承辦，資金已不是影響開會的大問題了。特別是近年來佛教界在組織召開學術會議方面表現明顯，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會議，通過這些事例說明，一方面佛教界對學術文化的關心增加了，另一方面，佛教界的資金也充足了，與過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第五，過去由於種種原因，大陸和台灣、香港的佛教學術交流，一直處於隔絕的狀態。三地學者只能通過已出版的著述和刊物了解對方的佛教研究情況，無緣面對面地交流學術問題。1989年“第三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召開，台灣學者首次與會，打開了兩岸佛學交流的大門，此後佛教學術交流已經成為海峽兩岸學者的經常性工作。台灣學者出席大陸佛教學術會議，並參加大陸的學術代表團到海外與會，不僅促進了兩岸的學術繁榮，而且對祖國統一的千年大計起到積極的作用，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中外佛教文化學術會議交流，早期主要是在中日兩國學術界之間展開的。1980年西安召開的“中國佛教討論會”，日本著名學者中村元率團與中國學者座談，開始了兩國學者間的學術交流。到1984年，首屆“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召開，兩國間的國際會議啟動。基於共同的大乘佛教文化的維系和大乘佛教文化圈的存在，兩國的佛教學術會議，雙方所派出的正式代表都是兩國學有專長，一流的學者，代表了最高的水平。盡管現今中日兩國在學術研究方法論和一些學術問題上還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和差距，但是有益的學術交流，達到了雙方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目的。中韓兩國的學術交流，是在中韓建交以後全面開展的。但是兩國佛學界還沒有召開過專門的佛學會議，目前僅僅是停留在韓國學者到中國參加由中國舉行的會議，或者中國學者到韓國參加韓國舉行的佛學會議。但通過學術會議的交流，中日韓幾方的學術差距明顯減少，佛教學者之間的了解日益加深。學術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出現了可喜的現象。同時，歐美地區的佛教學者參加大陸舉行的佛教學術會議，擴大了中國學術界的影響，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
20世紀的中國佛學研究走過的是一條曲折的道路，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佛學研究最終走上了一條光明大道。佛學研究在中國決不是擺設，它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中國學者有能力，也有實力來發揚光大中國佛教學術，僅從佛教學術會議的召開這個事實，就可以說明中國學術界和佛教界對佛教的關心程度，它不僅是中國學者的聚會，也是中國學術界與國外的同行進行接觸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正是由於召開了這麼多的學術會議，使得當代中國佛學有了迅速地發展，已經開始與國際學術界進行接軌，所以當我們在回顧20世紀的佛學研究時，佛教學術會議的召開是功不可沒的，它對我國的佛教學術研究曾經起到過歷史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