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及其影響
南京大學哲學系 聖凱法師
內容提要 本文探討《大智度論》的翻譯，指出“三分除二”為《大智度論》梵文本漢譯的結果，並非“略譯”；同時，依僧诠、靜藹—道安、慧藏—法彥、智隱三系等考察《大智度論》在南北朝的流傳，可以看出智論學派的傳承與發展。
關鍵詞 《大智度論》 流傳 翻譯 智論學派
《大智度論》經鸠摩羅什譯出後，研究風氣甚盛，與三論學派(《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相合，則成為四論學派。當時中國佛教受到道教、儒家的影響，尤其是玄學思潮的盛行，出現“格義佛教”，而《大智度論》的流行無疑推動了中國大乘佛教的發展方向。同時，中國佛教界的師資相承，依《大智度論》而展開學派思想，雖然現存只有慧影《大智度疏》，但是梳理僧傳資料，仍然可以發現《大智度論》對中國佛教的深刻影響。
一、《大智度論》的翻譯
《大智度論》(以下簡稱《智論》)是《摩诃般若波羅蜜經》的釋論，又稱為《摩诃般若釋論》、《大慧度經集要》、《大智度經論》，無現存梵本，僅有漢文譯本，為鸠摩羅什所譯。但是，《智論》的翻譯經過以及原本、略本問題，以及《智論》的作者是否為龍樹，爭論不休。
1、《大智度論》的翻譯
《智論》是《摩诃般若波羅蜜經》的譯論，鸠摩羅什先譯經，後譯論，而又同時修訂完成。僧睿《大品經序》說：
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胡
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
……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道驚等五百余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
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檢之
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1]
弘始五年(403)四月，鸠摩羅什於逍遙園開始翻譯《大般若經》，當時姚興以竺法護譯《光贊般若經》和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比對其得失，慧恭等五百人參與翻譯。於十二月十五日，翻譯完畢，於弘始六年(404)四月完成校對。同時，弘始四年(402)夏天，開始翻譯《大智度論》，於是將《大智度論》中引用的《大品般若經》與譯本進行校訂。《大品般若經》譯文的確定，與《大智度論》翻譯完成是同時的。
對《大智度論》的翻譯，《大智度論記》說：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四年夏，於逍遙
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禅經戒
律百論禅法要解，向五十萬言，並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
品。是全論其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
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2]
《大智度論》與《大般若經》的翻譯是交錯進行的，所以僧睿《大智釋論序》說：“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3]。《大智度論記》作者是以會編經論的時間為最後翻譯時間，實際上先譯經，後譯論，在《大智度論》的經與論先後譯出，論訖而後經定。經論會編為一，也就不妨說經與論同時譯出了。[4]
2、“三分除二”與梵漢翻譯
鸠摩羅什翻譯《大智度論》時，不是依照原典直接翻譯，是大膽地刪除部分原典，並且加入自己的見解與解釋。僧睿《大智釋論序》說：
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並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
三分除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
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
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余卷。[5]
現存《大智度論》一百卷，實際上是經論會編，《大晶般若經》三十卷，《釋論》七十卷。但是，對於“三分除二”、“十倍”、“千有余卷”等有關《大智度論》的理解，則是後世學者爭論焦點。
對於“三分除二”，印順的理解：
初品譯為三十四卷，若經文一卷不計，則論文為三十三卷，二品以下，是“三分除
二”的略譯。換言之：論文七十卷，扣去初品三十三卷，則二品以下的論文實為三十七
卷，這三十七卷，是“三分除二”的略譯。[6]
印順推斷，《大般若經》的經本有二萬二千偈，譯成經文，有三十卷。以此類推，論本“十萬偈”，約可譯成百三十六卷，這是尚未“略譯”之原形。除去初品論文三十三卷，應該還有一百零三卷，但如今二晶以下略譯為三十七卷，那正是三分之中略去一，共九分。
但是，從梵文譯為漢語來說，字數的變化是非常明顯。如道安《阿毗昙序》說：“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盧，四十八萬二千三百四言，秦語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7]，《鞟婆沙序》說：“胡本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首盧，長五字也，凡三十七萬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語為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字”[8]。在經論中，不論長行或偈頌，以滿三十二字(音節)為一節(一偈)，稱一首盧。依此可知，梵語的三音節大約為漢語的一音節。如《放光經記》說：
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章，六十萬余言。……眾賢者皆集議晉書正寫，時執胡本
者於阗沙門無叉羅，優婆塞竺叔蘭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正書九十章，凡二十萬
七千六百二十一言。[9]
“六十萬余言”的梵文，譯為漢語，成為“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言”，這即是“三分除二”的表現。
因此，“三分除二”與“略本”的“略”沒有關系，這是從梵文翻譯為漢語的結果，是減少的比率。[10]依此可知，“胡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是指梵文與漢語的不同。所以，《大智度論》的“略本”梵文有十萬偈，一偈三十二音節，所以“並三百二十萬言”；此梵文“略本”翻譯為漢語，“三分除二”後，所以只剩下大約百萬言，一卷約一萬字，所以就是現存的一百卷，這即是“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並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的解釋。
3、“原本”與“略本”
現存《大智度論》，對《大品般若經》“初品”的解釋完全翻譯，有三十四卷。第二晶以下，鸠摩羅什因為“秦人好簡”，於是抄略要點而使其文意通順，成為“略本”一百卷。所以，僧睿強調如果全部譯出，“將近千有余卷”，所以即是百卷的“十倍”；“原本”則有百萬偈的梵語，達至三千二百萬音節。
但是，由於對“三分除二”的誤解，歷代學者出現各種不同的說法。慧遠《大智度論抄序》說：“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為百卷。計所遺落，殆過三倍。”[11]慧遠指出，鸠摩羅什刪略用方言所寫的部分而成百卷，其刪略部分應當是現存的三倍以上。另一種可能，“三”可能是錯字。
日本學者加籐純章則把僧叡的“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解說為“系就初品三四卷而言”，而“三分除二”則采慧遠的意見，以為羅什攜來的略本為略譯本的三倍以上，而略譯本所依的略本，另有大本原本，或有千卷之多。但這完全是臆測之辭，毫無文證可言。所以他自己都對這種千卷原本，稱之為“虛幻”，並對其存在，表示懷疑。[12]
Lamotte則強調，原本共有十萬偈，若全部譯出，將有一千卷；譯本僅一百卷，約三十二萬中國字。[13]Lamotte是把三十卷經的三十萬言，理解成三十二萬漢字。
印順指出，《摩诃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解經的《釋論》——《大智度論》七十卷，經論會編則為百卷。泛稱會編本為《大智度論》百卷，可說是引起卷數、字數謬說的根源；另外，一般釋論都是先廣後略。所以，印順強調《大智度論》二品以下，確是“三分除二”略譯；“廣本”則約有百三十六卷，絕無千有余卷之可能。[14]
但是，依材料的先後順序，僧睿“將近千有余卷”、《大智度論記》“十倍”的記載，二者相符，而且“三分除二”為梵譯漢的減少比率，與譯本的廣、略無關，則僧睿、《大智度記》的記載皆無矛盾之處，所以應該采信。
二、智論學派的傳承
《大智度論》又稱為《大智度經論》、《摩诃般若釋論》、《大智釋論》、《釋論》、《智度論》、《智論》、《大論》等，因此在隋唐佛教著作中，研習《大智度論》的學者經常被稱為“智度論師”、“北土智度論師”、“關東智度論師”、“北釋論師”，如吉藏《大乘玄論》說：
問：諸佛菩薩體不二，能應者未詳不二，是何等法?答：成論師真谛謂為不二法門，
智度論師謂實相般若，地論師用阿梨耶識，攝論師真谛三藏即阿摩羅識。[15]
吉藏概括當時的佛學思潮，提出有成論師、智度論師、地論師、攝論師，可見在當時的北方確實出現專研《大智度論》的學者。[16]
同時，在當時的佛學界，如地論學派、成實學派、攝論學派、天台宗、三論宗等，都有兼習《大智度論》者。於是，《大智度論》為中國佛教界樹立大乘意識，開宗立派，都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17]
在北朝隋唐時期，以長安、邺城(河南省臨漳縣)為中心，當時的北方佛教存在以從事專門講說、研究《大智度論》為中心的智論師，或又同時研習三論者，因此可以稱為“四論學派”。檢索僧傳，發現昙鸾(476—542)[18]為最早的四論師。《續高僧傳·昙鸾傳》說：“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彌所窮研”。[19]昙鸾是登山訪錄遺跡，因感動而出家。他對於龍樹一系的《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四部論及佛性義的研究，特別有心得。而《安樂集》卷下列出淨土的相承次第是菩提流支、慧寵、道場、昙鸾，可見昙鸾的四論研習是承襲道場的學風[20]。自此以後，四論的講習在此地漸次興盛。
在南朝佛教，由於梁武帝對《大智度論》的推崇，促進了《大智度論》在南方的興起。而且，《大智度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均闡揚龍樹中觀思想，皆出自鸠摩羅什翻譯，於是歷來弘揚三論者，皆兼弘《大智度論》，所以形成四論學派。但是，在梁陳之間，由於帝王喜好的不同，促進四論學派真正轉向三論學派。道宣總結梁陳時代佛教學風的轉變說：
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玩《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
品》，尤敦三論。[21]
由於陳武帝時期流行《，大品般若經》，推崇三論；吉藏批判“智度論師”的思想，教內外因緣的變化，推動了四論學派的轉型。
1、僧诠一系
因為僧傳中有關僧诠的資料特別少，所以僧诠是否研習《大智度論》很難了解。但是，僧诠門下的法朗、慧勇、慧布、慧哲等都研究《大智度論》，在江南一帶弘揚此論，促進此論在江南的流行。
僧诠一系的師資傳承，如下：
法朗(507—581)，俗姓周，徐州沛郡沛(江蘇省沛縣)人。二十一歲，梁大通二年(528)，在青州(山東省臨淄縣)出家。游學楊都，在大明寺寶志座下學習禅法，又聽此寺彖律師講律，從南澗寺仙師受學《成實論》，從竹澗寺靖公學習《毗昙》，聲譽逐漸遠播京師建業。後來，至攝山止觀寺，從僧诠聽受四論(《智度》、《中》、《百》、《十二門》)及《華嚴》、《大品般若》等經，此後專弘龍樹宗風，與慧勇、慧布、慧辯共稱為僧诠門下四哲。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奉敕住鐘山興皇寺。其後二十余年，講四論及《華嚴》、《大晶》等各二十余遍，列聽者經常有上千人。太建三年(581)示寂，世壽七十五歲。門下弟子眾多，知名者有吉藏、羅雲、法安、慧哲、法澄、道莊、智炬、慧覺、慧均、明法師、小明法師、曠法師、智锴、真觀等人。[22]
慧勇(515—583)，俗姓桓，谯國龍亢(安徽省懷遠縣)人。他的兄長亦出家，法號慧聰。慧勇自幼依楊都靈曜寺則法師出家，修習禅定並且讀誦經論。又從靜眾寺峰律師受具足戒，學習《十誦律》；從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學習《成實論》。在齊梁時代的金陵，《十誦律》、《成實論》都是當時的顯學。至三十歲開始，便開講《成實論》，共十余遍。太平二年(557)梁亡，慧勇住攝山止觀寺，從僧诠受業。陳天嘉五年(564)，受陳文帝的邀請，於太極殿講說，稱譽一時，住大禅眾寺達十八年，所造之講堂稱為“般若堂”，宣講《華嚴經》、《涅槃經》、《方等經》、《大集經》、《大品般若經》各二十遍，講《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各三十五遍。於至德元年(583)示寂，世壽六十九歲。[23]
羅雲(542—616)，俗姓邢，荊州府松滋縣人。兄弟五從都剃度出家，長兄道頤，羅雲為幼弟。羅雲在上東明寺出家，隨楊都興皇寺法朗[24]學習《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四論，深入理解四論的思想。法朗示寂後，又受學於福緣寺亘法師。想到家鄉未能流傳三論，應移禅寺陟禅師的邀請，歸鄉弘法，創建還鄉寺。後來，住在龍泉寺達五十余年，羅雲宣講四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各數十遍，化導四方。大業十二年(616)示寂，世壽七十五歲，弟子有慧成、道勝等十人。[25]
法澄(5387—6057)，吳郡(江蘇省吳縣)人。師事興皇寺法朗學習三論，能夠抓住三論的思想脈絡而通暢無滯。後來，於江都(江蘇省江都縣)開善寺講三論，聽眾有二百余僧，而且日益增加。晉王楊廣設置四道場時，受征召前往講說。仁壽三年(603)，隋文帝召住於日嚴寺，開講《大智度論》，長安四眾弟子都前來問學。炀帝時示寂於洛陽慧日道場，世壽七十余歲。[26]
慧覺(554—606)，俗姓孫，太原晉陽(山西省太原市)人。八歲出家，在興皇寺法朗座下學習，研究四論。後來，棲止於攝山棲霞寺，受學於慧布。於是，在江左一帶廣弘《大智度論》，“舊文新意，兩以通之”，慧覺可能依三論思想解釋《大智度論》。在陳代，慧覺受到王公貴族的尊崇。受隋炀帝的邀請，人住慧日道場。後來，受法濟的邀請，在永福道場講《大智度論》。在白塔寺宣講《大品般若經》、《涅槃經》、《華嚴經》及四論等二十余部。大業二年(606)示寂，世壽五十三歲，弟子有智果[27]等。[28]
智炬[29](535—606)，俗姓吳，吳郡(江蘇省吳縣)人。善草書、隸書，偏愛文章。從學於興皇寺法朗，致力於四論及《大品般若經》的鑽研。在浙東弘法，教化的學徒頗多。後來，在建業建初寺講三論，聽眾常有百人多。於是，聲譽日高，受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等的歸依。受隋炀帝的召請，住慧日道場。開皇十九年(599)，住長安日嚴寺，著《中論疏》，繼承了青目、昙影、洪偃的思想與優點。依道宣的記載，“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矩實過之”，道宣認為智炬勝吉藏一籌，這涉及道宣的對高僧的界定問題。大業二年示寂(606)，世壽七十二歲，弟子有慧感、慧赜等。[30]
曠法師，歷來研究者皆無法確定其名字。檢索僧傳，發現《續高僧傳·道岳傳》提到隱士西門義，出家後號明曠，“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只》，深鏡空有，學徒百數。禅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陽淨土明曠法師是也”。[31]明曠精通《大智度論》與《僧只律》，住在洛陽淨土寺。《續高僧傳·義褒傳》說：
往缟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幾。法主
既崩，遍流視聽，長干禅眾棲霞布公，並具式瞻，親沾余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32]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記載，顯慶二年(657)，義褒在洛陽淨土寺講《大品般若經》、三論。[33]以上三種資料的綜合，存在兩種可能：一、義褒的師父曠法師，從興皇法朗學習後，住在缟雲山婺州永安寺。義褒曾在永安寺，受學於曠法師，此“曠法師”與洛陽淨土寺明曠法師不是同一人。二、曠法師與明曠為同一人。明曠是洛陽人，在洛陽淨土寺學習《大智度論》與《僧只律》。後來，南下金陵興皇寺，從法朗學習三論，最後住在缟雲山婺州永安寺。義褒在永安寺隨他受學三論後，最後在顯慶二年(657)開講《大品般若經》與三論。
慧均，《續高僧傳》中沒有立傳。慧均著《大乘四論玄義》十二卷，《續藏經》中有七卷，另有三卷存於京都大學圖書館，共現存十卷。《大乘四論玄義》旨在闡釋《中》、《百》、《十二門》三論及《大智度論》的要義，依二十門而加以辨析。依《大乘四論玄義》的記載，可知慧均初學《毗昙》、《成實論》、《攝大乘論》，後來人興皇法朗門下，專學三論。陳太建六年(574)五月，記錄法朗講說的內容，成為《大乘四論玄義》卷一“初章中假義”。晚年，過長安，記載了長安佛教的狀況。[34]
道莊(525—605)，先在彭城寺寶瓊座下，禀受《成實論》。後來，從興皇寺法朗研習《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等四論。人住東都慧日道場，後人長安日嚴寺，講說法《法華經》，著《法華經疏》三卷。著有《集數》十卷，示寂於大業元年(605)，世壽八十一。[35]
吉藏(549—623)，俗姓安，西域安息人，祖上避仇移居南海，住在交廣(今越南、廣西)一帶，後遷居金陵而生下吉藏。幼年時，父親帶他去見真谛，真谛為他取名吉藏。父親後來出家名道諒，吉藏七歲時(一說十三歲)即從法朗出家，學習經論。十四歲時從法朗受學《百論》，十九歲時開始為眾復述，受到大眾的稱譽。隋代時，住在會稽(浙江省紹興縣)嘉祥寺，著《中觀論疏》、《百論疏》、《十二門論疏》等注釋著作。晉王楊廣總管揚州時，在揚州設置四個道場[36](慧日、法雲二佛寺，玉清、金洞二道觀)，吉藏被延人慧日道場。開皇十九年(599)，楊廣自揚州回長安，邀吉藏同行。到長安後，被安置於日嚴寺，著述不辍，如《大乘玄論》、《法華玄論》、《法華義疏》等。武德初年(618)，唐朝設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務，吉藏被選為十人之一。這時，他住實際寺和定水寺，後來齊王李元吉(唐太宗之弟)請他住延興寺。武德六年(623)五月示寂，世壽七十五歲。吉藏的著作非常多，講《大智度論》數十遍，而且著有《大智度論玄疏》。[37]
辯寂，徐州人，年輕時游學諸講肆。在北齊的邺都，專門學習《大智度論》與《阿毗昙心論》。北周武帝禁佛時，南下江陰(江蘇省江陰縣)，受學三論。開皇年間，人長安又研習三論，“復尋昔龍樹之風”，可能指辯寂在吉藏門下學習。[38]
慧璇(571—649)，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襄州(湖北省襄陽縣)。北周武帝禁佛時，逃往南陳，人茅山聽法朗的弟子明法師講三論，又往棲霞寺聽慧布講四論、《大品般若經》、《涅槃經》，晚年於安州(湖北省安陸市)從圓法師學習《釋論》(即《大智度論》)。後來，回到家鄉襄州，住在光福寺，學徒匯聚。唐初，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般若經》，兼講《老子》、《莊子》。貞觀二十三年(649)示寂，世壽七十九歲。[39]
慧弼(537—599)，俗姓蔣，常州義興(江蘇省宜興縣)人。父輩等多有世功，慧弼於永定二年(558)出家，師事惠殿寺領法師，受學《成實論》。當時，陳代流行“新成實”，天宮寺晃公弘揚《阿毗昙心論》，慧弼游學諸講肆，精通《毗昙》、《成實論》。後來，在慧哲門下學習四論，學有所成。太建十年(578)，於報德寺講《涅槃經》、《法華經》，聽法歸依者眾多。慧哲在臨終前，將慧弼召回長安，接任法席。修復安國寺，開皇十九年(599)，卒於安國寺，世壽六十三歲，弟子有慧方等。[40]
《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等，皆系鸠摩羅什所譯，皆與龍樹中觀思想的重要論典。但是，僧诠一系強調四論的要旨不同，其所重視程度各亦有差別。吉藏在《三論玄義》中，就“通論”與“別論”論述了四論的不同。《中論》通破大小二乘的迷見，通申大小二乘的教義，所以稱為“通論”；《大智度論》僅別破大乘或小乘的迷見，別申大乘或小乘的思想，故稱“別論”。而且，從論釋的作用來看，三論具釋一藏，稱為“通論”；《大智度論》僅僅解釋《大品般若經》，所以稱為“別論”。[41]所以，僧诠一系將《大智度論》視為“別論”，而且重視“通論”，所以他們正弘三論而兼弘《大智度論》，對《大智度論》的重視程度遠不及“北土智度論師”。
2、靜藹—道安一系
在四論學派中，能夠形成師資相承的學系，應該是靜藹一系。靜藹(534—578)，荥陽人，俗姓鄭。十七歲，與友游寺，觀地獄圖變，決志出家，於是投金陵(江蘇省南京市)瓦官寺和禅師剃發。受具足戒後，至長安，從景法師聽聞《大智度論》。於是，登嵩山，鑽研經論，精通《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對四論“最為投心所崇”。復從印度的梵僧親學十載，隱居終南山中，“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學僧前來依止，靜藹講說四論，蔚成學林。北周太建元年(574)，周武帝聽信道土張賓之言，欲廢佛法，靜藹上表投訴，帝不納谏，遂攜門人人終南山深處，依巖附險，造寺二十七所。宣政元年(578)，趺坐石上，自割其肉而死，世壽四十五，著有《三寶集》。[42]靜藹有弟子道判、智藏、僧照、普安、道安等人，但是僧照、普安二人雖然禮靜藹為師，但並沒有研習《大智度論》的記載，
靜藹一系以研習《大智度論》為主的師資學系，如下：
道判(532—615)，俗姓郭，曹州(山東)人。初習儒學，十九歲出家。受具足戒後，誓志西行求法，北齊干明元年(560)，道判與二十一人結判，從北齊的邺都出發，至北周境內，遭到官兵的扣壓。後於北周保定二年(562)，至長安，受到北周武帝的禮遇，住在大乘寺。兩年後，又乞求西行，周武帝敕給國書，至高昌國後，後被遣回長安，住在干宗寺。遇到靜藹，於是跟隨他學習佛法。周武帝禁佛時，道判與靜藹隱居在太白山，共有二十六人，一起晝日研究《大智度論》、《中論》，《百論》等四論，前後有十五年。北周宣帝(578—579在位)時，受敕為一百二十位菩薩僧之一，住於陟岵寺。開皇七年(587)，隋文帝為他在終南山敕建龍池寺，受四事供養。大業十一(615)年示寂，世壽八十四歲[43]。
智藏(541—625)，俗姓魏，華州鄭縣(陝西省華縣)人。十三出家，師事靜藹，研習《大智度論》，住在長安陟岵寺，可見智藏亦為一百二十位菩薩僧之一。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建大興善寺，一百二十位菩薩僧移住大興善寺。開皇三年(583)，隱居在終南山豐谷的東阜，後來被敕建為豐德寺。每年的一月、五月、九月，智藏“盛開道化，以《智論》為言先”，於是長安四眾弟子，齊集前來聽聞法要。武德八年(625)，卒於豐德寺，世壽八十五歲。[44]
昙延(516—588)，是著名的北方涅槃師，北周武帝禁佛時，隱居於太行山，亦曾為大陟岵寺的菩薩僧。靜藹隱居於終南山時，昙延前來求教。《續高僧傳·靜藹傳》說：“沙門昙延、道安者，世號玄門二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爭由生，谘藹取決。”[45]而且，昙延、道安曾乞清靜藹住世。但是，《續高僧傳·昙延傳》中並未提及昙延學習《大智度論》，只是表明他與靜藹的關系。
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陝西省大荔縣)人。幼年投身佛門出家，隱居於太白山，鑽研經論，旁學諸子百家以及史學等。受具足戒後，專究《涅槃經》、《大智度論》，“崇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道安或許隨靜藹學習《大智度論》。於是，常住大陟岵寺，弘揚《涅槃經》、《大智度論》，長安士人都前來聞法。《歷代三寶記》卷十二稱為“周世智度論師釋道安”[46]，可見他是專弘《大智度論》的學者，而且亦是北周“一百二十菩薩僧”之一，但是道安違命不從。道安擅長文章，達官貴人、知名道士都前來請論，周武帝敕住中興寺。道安是北周禁佛時有名的辯論僧人，著《二教論》，細評二教之優劣，並破斥道教。[47]弟子慧影記錄他的《大智度論》講義，成為《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歷代三寶記》卷十二記為“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並道安自制序”[48]，可見道安曾為《大智度論疏》作序。道安有弟子慧影、寶貴、無礙、榮法師等。
慧影，《續高僧傳·道安傳》後有簡單的附傳，提到慧影“傳燈《大論》，繼踵*輪”[49]，與寶貴二人為隋代知名僧人。慧影侍奉道安，隨道安住陟岵寺、大中興寺，記錄道安講說《大智度論》，成為《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續藏經》中現存卷一、卷六、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四等七卷。依現存《大智度論疏》的作者題名“蜀地潼州遷善寺沙門釋慧影抄撰”，可見慧影曾住在四川潼州遷善寺；依《歷代三寶記》的記載，慧影後來住在長安捨衛寺，為二十五眾主[50]。慧影還著有《傷學論》一卷、《存廢論》一卷、《厭修論》一卷，卒於開皇末年(6007)。
榮法師，《續高僧傳·法曠》提及法曠“後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51]，榮法師是道安的弟子，專研、講學《大智度論》。法曠(? —633)，俗姓駱，雍州鹹陽(陝西省鹹陽縣)人。專學儒家，後聽弘善寺榮法師講《大智度論》，轉學佛教。十六歲時，講解《大智度論》，“道穆京華”，可見他在當時長安的影響。法曠誦《無量壽經》，持戒修定，誓往生西方淨土。貞觀七年(633)，在終南山自刎而死。[52]
無礙[53](552—645)，俗姓陳，父親陳曠是梁元帝的征蕃學士。承聖元年(552)，無礙生於成都。十歲至長安，依道安出家。天和三年(568)，受具足戒。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禁佛，於是便隱遁不現。隋代開皇年間(581—600)，無礙復出，住秦州(甘肅天水市)永寧寺，後聽超法師講《大智度論》。又至長安學習《十地經論》、《阿毗昙論》，於大興善寺講《大智度論》，對文句仍然凝滯不通，於是回去秦州。大業二年(606)，被召人洛陽，在四方館教授經論。大業十三年；(617)，住長安莊嚴寺。武德八年(625)，回到秦州永寧寺，修無相觀。貞觀十九年(645)卒，春秋九十四歲。
靜藹及其第一代弟子皆活動於北周武帝時期，所以都與大陟岵寺有關，大部分都是“一百二十菩薩僧”。靜藹、道判研習四論，是典型的四論師；而尤其是道安、慧影師徒，編撰《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成為現存唯一的注疏。靜藹一系具有“北土智度論師”的典型特點，專弘《大智度論》，這與南方僧诠一系有明顯的差別。
3、慧藏—法彥、智隱一系
慧藏(522—605)，俗姓郝，趙國平棘(河北省趙縣)人。十一歲出家，未受具戒便講《涅槃經》；受具足戒後，精持戒律。後來，研習《大智度論》、《十地經論》、《華嚴經》、《般若經》等。三十歲後，隱居於鵲山，專研《華嚴經》，撰《華嚴經義疏》。北齊武成帝(562—565在位)诏請於太極殿講說《華嚴經》，榮冠當時。開皇七年(587)，住大興善寺，開講《般若經》、《大智度論》，當時沙門智隱、僧朗、法彥等，在他的座下聽聞法要，深得《大智度論》的本義。後又講《金剛般若論》，受到學徒的崇敬。大業元年(605)，卒於空觀寺，世壽八十四歲。[54]
慧藏一系的師資傳承，如下：
法彥(?—607)，俗姓張，洛州(河北省永平縣)人，遍讀三藏，“偏以《大論》馳美”，尤其精通《大智度論》，在北齊、北周、隋三代講說《大智度論》，都名揚天下，受到地論師淵法師(或即靜淵)、攝論師法侃的推崇。《續高僧傳·法護傳》提到，法護在法彥門下聽講《成實論》，可見法彥對《成實論》亦非常有造詣。[55]開皇十六年(596)，敕任為“大論眾主”，住真寂寺。仁壽年間，送捨利於汝州、沂州善應寺。大業三年(607)，卒於真寂寺，世壽六十余歲。[56]
智隱，俗姓李，貝州(河北省清河縣)人，為慧藏的弟子。開皇七年(587)，隨慧藏人長安，住大興善寺，通達《大智度論》、《阿毗昙心論》與《金剛般若論》。開皇十六年(596)，敕補為“大論眾主”。《續高僧傳·智隱傳》說：“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下敕補充講論眾主，於經藏寺還揚前部。”因為，法彥已經被任為“大論眾主”，所以敕補智隱、寶襲為“大論眾主”。在“五眾”中，並沒有“講論眾主”。智隱住在經藏寺，弘揚《大智度論》。仁壽年間，送捨利於益州法聚寺、莘州等，晚年卒於長安。[57]
僧朗(?—616)，恆州(山西省大同市)人。少年出家，學習《大智度論》、《雜心論》。隨慧藏人長安，住空觀寺，講《大智度論》。送捨利於廣州，回到長安後，住在禅定寺，以講習為力，大業末年(616)終於禅定寺，世壽七十余歲。[58]
慧藏一系在隋代非常有影響力，法彥、智隱成為當時的“大論眾主”，而且都是當時敕送捨利到各州的名僧。
4、學系不明的智論學派
在僧傳中，還記載了一些學系不明的智論師，如靈藏、慧善、明舜、昙良、智琚、神迪、道宗等。
靈藏(519—586)，俗姓王，雍州(陝西長安)人。隨穎律出家，精通《僧只律》，而且對《大智度論》能夠“講解無遺”，可見他對此論鑽研之深。靈藏與隋文帝為布衣之交，住大興善寺，由靈藏任意度化出家的人達數萬之多。[59]
慧善(506—566)，自幼出家，擅長法勝《阿毗昙心論》，住在楊都棲玄寺。梁朝滅亡時(549)，逃往江陵(湖北省江陵縣)。承聖年間(552—555)，住在長安崇華寺，慧善引用《大智度論》證成《毗昙論》的思想，著成《散花論》。天和元年(566)，卒於長安，世壽六十歲。”[60]
明舜(547—606)，俗姓張，青州(山東省臨淄縣)人。幼年學習佛教，“偏以《智論》著名”，明舜讀誦《大智度論》，精通此論的義量思想，聞名於當時。北周禁佛時，逃往建業，住在安樂寺。弘揚《大智度論》。後來，被晉王楊廣召人住日嚴寺，講解《大智度論》的玄義。仁壽四年(604)，送捨利於蕲州福田寺。大業二年(606)，示寂於日嚴寺，世壽六十歲，弟子有慧相等。[61]
昙良，俗姓栗，潞州(山西省長治縣)人。十六歲出家，專研各種經論，而且專以《大智度論》傳名於天下。隋代時，人長安，住在真寂寺，送捨利於亳州開寂寺。後來，回到日嚴寺，唐代初年卒，世壽八十余歲。[62]
智琚(?—619)，俗姓李，新安壽昌(浙江省壽昌縣)人。十九歲出家，聽坦師講《大智度論》，又隨雅公學習《般若論》，從譽公學習三論。武德二年(619)，智琚將《華嚴經》、《大品經》、《涅槃經》、《大智度論》等的四部義疏囑托給弟子明衍，可見他著有《大智度論義疏》，最後卒於常州建安寺。[63]
神迪(566—630)，俗姓田，憑翊臨晉(陝西省朝邑縣)人。幼年出家，研讀經論。二十歲未滿，便能博通各種經論，而且以《大智度論》著名。神迥被當時人們尊稱為“大論主釋迦迪，法界多羅一時領”，可見在當時的影響力。大業十年(614)，住禅定寺。後來，應召人住鴻胪寺，弘講《大智度論》，教化三韓(新羅、高句麗、百濟)之外國留學生及諸方之士。貞觀三年(629)人蜀，從事道俗的宣化。貞觀四年(630)示寂於法聚寺，世壽六十五歲。神迪撰寫各種序，注解經論等，如《法華文句序》，共四十余卷。[64]
道宗(533—638)，俗姓衛，憑翊(陝西省大荔縣)人。少年出家，專門研習《大智度論》。隋代時，住在同州大興國寺，講《大智度論》。貞觀十二年(638)卒，世壽八十五歲。[65]
這些學系不明的智論師，大部分是北方智論師，可見《大智度論》在北方的盛行。
5、《大智度論》的注疏
《大智度論》譯出後，從南北朝至隋末唐初，在北方，尤其以長安，邺都為中心，不斷地受到研究、講說。同時，亦有智論師進行略抄或注疏，略舉如下：
僧肇《大智度論抄》八卷(《東域傳燈目錄》卷下)
慧遠《大智度論抄》二十卷，現存《大智度論抄序》(《出三藏記集》卷十)
意思《釋論玄》一卷(《續高僧傳》卷十七)
道安說、慧影撰《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現存七卷(《卍新纂續藏經》第46冊)
智颉《大智度論疏》二十卷(《諸宗章疏錄》卷二)
靈裕《智度論抄》五卷(《續高僧傳》卷九)
智琚《大智度論義疏》(《續高僧傳》卷十二)
吉藏《大智度論玄疏》(《續高僧傳》卷十一)
法檩《大智度論抄》(《續高僧傳》卷十六)
僧侃《大智度論疏》十四卷或五卷(《東域傳燈目錄》卷下、《奈良朝現存一切經疏目錄》)
昙影《大智度論疏》十五卷(《諸宗章疏錄》卷二)
靈見《大智度論抄》十卷(《東域傳燈目錄》卷下)
衍法師述《大智度論疏》五卷(《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三)
休撰《大智度論章門》六卷(《東域傳燈目錄》卷下、《奈良朝現存一切經疏目錄》)
在以上的十四種注疏中，現存唯有慧影《大智度論疏》七卷，彌足珍貴。
三、結 語
《大智度論》自從鸠摩羅什翻譯以來，中國佛教對《大智度論》進行研究、講說等創造性的诠釋活動，於是出現智論學派的傳承與發展。
第一、智論學派的活動時期是在南北朝至唐初，即公元495—645年，將近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其興盛的區域，依盛衰的順序，主要有長安、邺都、建康、洛陽、揚州、嵩山、晉陽、青州、江都、南岳、廬山、終南山等，主要集中在北方。
第二、四論學派確實存在。南朝的三論學者，尤其是法朗及其弟子，兼習《大智度論》，促進四論學派在南朝的興盛。北朝的昙鸾、靜藹、道安等學者，在北方弘揚四論。但是，從總體來說，北方的智論師大多不弘三論，專弘《大智度論》，尤其在北朝，出現一批專研《大智度論》的學者，隋唐學者稱為“北土智度論師”。
第三、北周禁佛對智論學派的影響。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下诏禁佛，以此為契機，激起北方佛教界希望確立大乘佛教的強烈願望，促進了《大智度論》的興盛。而且，許多智論師成為“一百二十菩薩僧”，集中住在陟岵寺，隋時移住大興善寺。如靜藹、道判、智藏、道安、慧影、靈裕、彥琮、寶襲等，都是這一批人的佼佼者。所以，在隋代的“五眾”制度中，設有“大論眾主”，如法彥、寶襲、智隱等，從而在制度上為《大智度論》的興盛提供了保障。
第四、智論學派對佛教中國化的影響。中國佛教的初期，大小乘並弘，《大智度論》強調般若空與菩薩行，龐雜的思想與辭典的作用，無疑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了方向性的作用。而且，經過北朝、隋朝的發展，．最後以國家形式確立了“大論眾主”，可以看出《大智度論》對隋唐佛教的深遠影響。尤其是三論宗、天台宗，都繼承了智論學派的許多思想，同時又進行了批判與诠釋，從而獲得了開宗立派。
[1] 《出三藏記集》卷8，《大正藏》卷55，第53頁中。
[2]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頁中。
[3]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頁上。
[4] 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第7頁，台北正聞出版社2004年版。
[5]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5頁上—中。
[6] 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第1l頁。
[7]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2頁中。
[8]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卷55，第73頁下。
[9] 《出三藏記集》卷7，《大正藏》卷55，第47頁下。
[10] 釋大田：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2卷第2號(2004年)，第202頁。
[11] 《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藏》第55卷，第76頁上—中。
[12] 加籐純章：“大智度論的世界”，宏音譯，載《谛觀》第52期(1988年)，第7—8頁。
[13] Lamotte：《(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郭忠生譯，《谛觀》第62期，1990年，第169頁。
[14] 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第11—12頁。
[15] 《大乘玄論》卷5，《大正藏》卷45，第66頁下。
[16] 平井俊榮認為吉藏諸著作中，出現“北土論師”。“北土人”、“北人”，“北地人”亦是智論師：見《中國般若思想史研究——吉藏七三論學派》，東京春秋社1976年版，第220—22l頁。但是，我們以為吉藏所謂“北土”、“北地”是指當時北方的學者，可能是智論師或地論師之流，不是一定指智論師。
[17] 大野榮人對智論學派已經進行詳細考察，見《{大智度論)中國的展開》，《人間文化：愛知學院大學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6號(2001年)，第l—44頁。
[18] 關於昙鸾人滅的年代，在唐朝已有異說。迦才《淨土論》卷下的《昙鸾傳》載“魏末高齊之初猶在”，《續高僧傳》卷二十《道綽傳)》及文谂、少康《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都稱他為“齊時昙鸾法師”。此外，據近人羅振玉所藏拓本北齊·天保五年二月《敬造太子像銘》中的願主題“比丘僧昙鸾”的名字看來，昙鸾入滅似應在北齊天保五年(554)以後，但這也還不能作定論。今依《續高僧傳》卷六《昙鸾傳》記載：“魏興和四年，因疾卒於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大正藏》卷50，第470頁下。
[19] 《續高僧傳》卷6《昙鸾傳》，《大正藏》卷50，第470頁上。
[20] 《安樂集》卷下，《大正藏》卷47，第14頁中。
[21] 《續高僧傳》卷1，《大正藏》卷50，第43l頁上。
[22] 《續高僧傳》卷9《法朗傳》，《大正藏》卷50，第477頁中—478頁上。法朗的弟子群弘化地等，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48—549頁。
[23] 《續高僧傳》卷7《慧勇傳》，《大正藏》卷50，第478頁下—下。
[24] 《續高僧傳·羅雲傳》中，誤作“道朗”。
[25] 《續高僧傳》卷9《羅雲傳》，《大正藏》卷50，第493頁上—下。
[26] 《續高僧傳》卷9《法澄傳》，《大正藏》卷50，第499頁下。
[27] 智果的傳記，見《續高僧傳》卷30《智果傳》，《大正藏》卷50，第704頁中。
[28] 《續高僧傳》卷12《慧覺傳》，《大正藏》卷50，第516頁上—下。
[29] 智炬，《六學憎傳》及高麗本均作“智矩”。
[30] 《續高僧傳》卷ll《智炬傳》，《大正藏》卷50，第509頁中—下。
[31] 《續高僧傳》卷13《道岳傳》，《大正藏》卷50，第527頁上—中。
[32] 《續高僧傳》卷15《義褒傳》，《大正藏》卷50，第547頁中—下。
[33]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大正藏》卷50，第391頁上。
[34] 大野榮人：《(大智度論的中國的展開》，《人間文化：愛知學院大學人間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6號(2001年)，第24頁。
[35] 《續高僧傳》卷9《道莊傳》，《大正藏》卷50，第500頁上。
[36] 隋炀帝為晉王時，於長安蕃邸又建四寺，即嘉祥寺、日嚴寺、實際寺、會昌寺，亦稱“四道場”。但是，長安“四道場”皆為佛寺，與揚州“四道場”有別。
[37] 《續高僧傳》卷11《吉藏傳》，《大正藏》卷50，第513頁下—515頁上。
[38] 《續高僧傳》卷26《辯寂傳》，《大正藏》卷50，第675頁上—中。
[39] 《續高僧傳》卷15《慧璇傳》，《大正藏》卷50，第539頁上。
[40] 《續高僧傳》卷9《慧弼傳》，《大正藏》卷50，第494頁下—495頁中。
[41] 《三論玄義》，《大正藏》卷45，第10頁中。
[42] 《續高僧傳》卷23《靜藹傳》，《大正藏》卷50，第625頁下—628頁上。
[43] 《續高僧傳》卷12《道判傳》，《大正藏》卷50，第516頁下—517頁中。
[44] 《續高僧傳》卷19《智藏傳》，《大正藏》卷50，第586頁下—587頁上。
[45] 《續高僧傳》卷23《靜藹傳》，《大正藏》卷50，第626頁中。
[46] 《歷代三寶記》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頁下。
[47] 《續高僧傳》卷23《道安傳》，《大正藏》卷50，第628頁上—631頁上。
[48] 《歷代三寶記》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頁中。
[49] 《續高僧傳》卷23《道安傳》，《大正藏》卷50，第630頁中。
[50] 《歷代三寶記》卷12《大正藏》卷49，第106頁下。
[51] 《續高僧傳》卷27《法曠傳》，《大正藏》卷50，第683頁中。
[52] 《續高僧傳》卷27《法曠傳》，《大正藏》卷50，第683頁中—下。
[53] 《續高僧傳》卷20《無礙傳》，《大正藏》卷50，第599頁上—中。
[54] 《續高僧傳》卷9《慧藏傳》，《大正藏》卷50，第498頁上—中。
[55] 《續高憎傳》卷13《法護傳》，《大正藏》卷50，第530頁下。
[56] 《續高僧傳》卷10《法彥傳》，《大正藏》卷50，第505頁中—下。
[57] 《續高僧傳》卷26《智隱傳》，《大正藏》卷50，第668頁上—中。
[58] 《續高僧傳》卷10《僧朗傳》，《大正藏》卷50，第507頁下—508頁上。
[59] 《續高僧傳》卷21《靈藏傳》，《大正藏》卷50，第610頁中—下。
[60] 《續高僧傳》卷8《慧善傳》，《大正藏》卷50，第486頁中—下。
[61] 《續高僧傳》卷11《明舜傳》，《大正藏》卷50，第510頁下—511頁上。
[62] 《續高僧傳》卷26《昙良傳》，《大正藏》卷50，第676頁上—中。
[63] 《續高僧傳》卷12《智琚傳》，《大正藏》卷50，第521頁上—中。
[64] 《續高僧傳》卷13，《大正藏》卷50，第526頁上—中。
[65] 《續高僧傳》卷14，《大正藏》卷50，第534頁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