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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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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湛如法師：《印度學講義》讀後
《印度學講義》讀後 湛如法師 本世紀以來，國內關於印度學的研究可謂代不乏人，梁漱溟先生、陳寅恪先生、許地山先生、向達先生率先開印度學研究之先河，奠定了印度學在國內研究的基礎。此後季羨林先生、金克木先生自五十年代以來一直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而且碩果迭出。文革後，黃心川先生、巫白慧先生、蔣忠新先生、王邦維先生等人已成為國內印度學研究的中流砥柱。不難看出學術界對印度學研究的關注，而佛教界對印度學，特別是佛陀以前的印度文化討論幾乎處於空白狀態。傳印法師的《印度學講義》的出版，可以說是印度學研究的又一可喜的收獲。 眾所周知，文革後佛教界的研究狀況是在逐漸恢復中展開的。以佛學院為個體單位，承擔了劫後復興的人才培養之重任。佛學院的課程設置與講授，往往很容易激發學生對某一專業選擇的興趣。《印度學講義》是作者從事授課所編寫的講稿，在計算機尚未興起的時代，用蠟紙刻板印制分發給學生。在沒有正式進入書評之前，先對本書的編寫背景做簡單的介紹，以便增進讀者對本書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傳印法師長期主持中國佛學院院務與教學工作，身為佛學院常務副院長，主持並處理繁雜的院務。接待海外來賓與國內友人，也是法師的工作之一。中國佛學院是佛教教育的重要窗口，對外交往無疑加強了教內合作與教外往來的直接渠道。同時，佛學院又是宗教的高等院校，日常宗教生活對莊嚴學生的道業，有著至關重要影響。因此無問寒暑迭遷、花開花落，傳印法師同學生一起上殿過堂與羯磨說戒，無數學生從法師的行持謹嚴中激發了自己的宗教情懷。 教學是人材培養的核心環節，法師在相當一段時期擔任印度佛教史、戒律學及淨士學的課程講授。為了備課研究，法師工作室的燈光至午夜不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日復一日地耕耘，年復一年的寫作，令人不由地生起虔敬與莊嚴。這裡的耕耘是奉獻，這裡的耕耘是清明，這裡的耕耘更是一種朗照的超越，世俗的功利思想與這裡無關，也是無緣。《印度學講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寫作完成的。筆者有幸聆聽法師的講課，望著案邊往日的油印本講稿，一種無法抹去的記憶清晰地浮現在眼前。如今，《印度學講義》一書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無疑是學界與教界的一件喜訊。筆者個人由於學術的機緣問學於北京大學，所從事的博士後課題方向以印度早期佛教為主，這種專業選擇的潛在原因，應該說同傳印法師在印度學方面的培育有著一定關系。再次於未名湖畔捧讀尊作，每為心折。筆者認為本書有著以下三個方面特點。 第一，以年代學的方法，按歷史時間的脈絡論述古印度文化的進程。與一般的印度學著作不同，《印度學講義》除了運用歷史學常見的文獻學方法之外，特別利用年代學的方法，清晰地從公元前3000—公元前1500年的印度河文化開始，一直到公元前六世紀的六派哲學，對佛陀時代以前的印度古代文明進行了綿密的考辨與整理。這種論述顯然同前人的以流派為中心的方法是不同的。一些創見性的結論，在外學文獻與內學資料的有機結合中，變得具體而又透徹。佛教史上內外史兼通的義學大德常見於史傳，而今日則多乏其人。研究外學的目的，無疑是希望通過比較參照，對內學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 《印度學講義》全書共分三篇，由十二章內容組成。首篇為印度概說，考索了印度的名稱、地理與人文等狀況。第二篇是佛陀以前的印度社會，從題目即可看出作者將本章中所要探討的問題所在。作者將印度的遠古文化按時間次第分為印度河文化與雅利安人文化，這種劃分方式是以遠古文化的逐漸演進與發展為基礎的。在討論印度河文化時，分論了印度河文化的規模、文化成就、社會形態、文化年代、文化民族與印度河文化、宗教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第二，將古代印度文明中某些理念與佛教對照研究。關於佛教的某些基本觀念與印度古代文明的關系，在本書中有著比較性的闡釋，應該說這種符合客觀規律的論述，在沙門學者中是不多見的。這種研究為我們理解佛教創建的背景及佛教與印度傳統文化的關系提供了可供參閱的信息。加之，作者以印度文明發展史為基本脈絡，對漫長的印度文明進程的把握程度是令人欽佩的。也正是因為印度文化是在固有與外來的交融中發展的，所以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紀的創建時，當時的印度思想界百家爭鳴、異常活躍。因此，只有將佛教放在整個印度社會背景中去考察，所得出的結論才是公允的，也是符合實際的。可以說印度古代文明的成就，為佛教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社會背景與理論基礎。佛教的一些早期思想無不有著其他宗教乃至其他學派的痕跡。 《印度學講義》的作者在論述印度古代文明的進程時，時時扣緊文化的時間性與時代性，在論述與佛教思想有關的問題時，總會進行比較說明，這種做法恰恰揭示了本書撰寫的主旨與目的，也是本書的主要特色之一。正如作者自己指出：“佛教的思想並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印度諸派有所關聯的，凡屬合乎真理的思想，皆為佛教所接受”。(P263)如討論印度河文化的宗教思想、習俗時，指出了雕塑遺品中一軀男像的服飾與比丘偏袒右肩的關系，還說明了葬法與佛教的關聯。 在討論雅利安人以牛為重時，作者指出： 此種觀念影響及佛教，也是極其自然的。佛經往往以牛譬喻佛，如《涅?1經》卷四十說：“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佛亦如是，從佛出生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等。並將無上的佛乘之法比為“大白牛車”或“露地大白牛”等。(P37)。 在第三章古代婆羅門教的宇宙觀的一節中，作者對緣起觀這一問題進行了追索性的研究。佛教的因緣講，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等。如對照《無有歌》看，其最初的“無明”，便可以理解為產生一切“現象界”迷妄的根源。其次，“行”即發動、造作，是由於“意欲”所結成的業。第三“識”，結生相續是第八阿賴耶識的功能，可與歌中所謂現象界的能見者，——現識相當。由此可見，十二因緣的無明、行、識等，完全可以與歌中所述的序列相一致。十二思想的成立，仿佛亦可由此溯其根源。也許是偶然的巧合，也許是由於一向總也未被人們注意到的緣故吧!當與《大乘起信論》對照探討時，會使吾人意外地感覺到，這首贊歌所述之意趣，仿佛是將吾人帶到了追溯該論基本思想的淵源那去了。這大概不應當僅僅簡單地看作是偶然的巧合吧!(P92—93)。 類似的將一些習慣地被認為是佛教的基本理念進行追溯研究，在本書還很多見。如“耮”字的討論(P95—97)、“娑婆诃”的討論(P97—98)及“劫波說”(P112—114)、“三衣法服”(P118—119)等。作者的這種追溯的目的，無疑是為了揭示早期佛教與印度古代文明的各種淵源。隨著佛教傳播的深入普及，佛教徒已經習慣地將“耮”與“娑婆诃”等字樣全部接受，而這種考辨則澄清了一些基本的、而又不易被人了解的常識。第三，綱要性的討論，突出問題點。 《印度學講義》在論述問題時，往往章節分明，要點突出。如第三篇的六派哲學，在討論彌曼沙派時，以前、後彌曼沙派的由來—本派的起源和成立—本派的經典—本派的思想—本派的論究法—本派與正理派、勝論派的關系等次第展開討論，這種多級標題的處理方法，便於讀者對某一問題的掌握。在討論勝論派的極微說，極其簡練地得出這種極微說在勝論派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傳承。如： 勝論派物質觀的極微說為本派教理的一大特征，一提到極微令人覺得好象是勝論派的專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派教典對極微並沒有詳確的說明，倒給人一種似是推想的感覺。果屬自派創說，理應力為詳盡之說。因此，漢托氏曾認為勝論派極微說系承自他派，且認為是佛教說一切有部承襲而來。吾人雖同意漢托氏的承自他派論點，然而不認為是佛教說一切有部來，而認為是由順世派承襲而來。(P223) 這種深刻而又富有啟發性的討論，為讀者進一步對極微說進行多元比較研究留下廣闊的余地。六派哲學也是本書重點論述的問題，作者在對正理派進行討論時，專論了因明與佛教。對佛教如何吸收正理派的思想，並於最後組建自己的倫理體系作了詳盡的介紹。作者指出：“原始佛教時期，還不具備有組織的倫理思想。未幾，正理派思想興起，遂即為佛教所吸收，特別是包容恢廓的大乘佛教對因明尤為注重”。(P263)作者對佛教的因明學與正理派互相滲透的關系進行精辟地論述，突出佛教思想的包容性。 幾年的時間很容易過去了，再次捧讀法師的大作，仿佛又回到了當年學生時代，聆聽法師的教誨。法師《印度學講義》一書的出版，對於我，對於很多人，都是一種鼓勵，希望新生代的青年學子能步法師的後塵，常轉*輪，永繼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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