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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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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其它法師：略說佛制安居的時代意義(普正法師)
略說佛制安居的時代意義 普正法師 四川遂寧廣德寺住持普正 雨季安居(Varsika)是佛制戒律之一。其制定因緣如《五分律》所說：“佛在捨衛城，爾時諸比丘春夏冬一切時游行，蹈殺蟲草擔衣物重疲弊道路。諸居士見，譏诃言：‘此諸外道沙門、婆羅門，尚知三時，夏則安居，眾鳥猶作巢窟住止其中，而諸比丘不知三時，應行不行，常說少欲慈愍護念眾生，而今踐蹈，無仁恻心，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诃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诃責已，告諸比丘：‘不應一切時游行，犯者突吉羅。’從今聽夏結安居。’” 所謂“三時”，按照玄奘法師的說法，“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按照上述《五分律》的記載，佛陀制定“夏安居”的原因是，比丘們在雨季游行，容易踩殺路上爬行的蟲子，踩斷地面上的草木(印度人認為這也是有命根的)，而且道路泥濘，比丘負重行走，容易破壞道路，也就是說，佛陀制定安居戒律，除了慈忍不殺之外，還有保護環境的考慮；有關制定此戒的因緣，《四分律》除了“蹈殺生草木”外，另有“夏月天暴雨水大漲，漂失衣缽、坐具、針筒”的記載，亦即比丘在這個季節出行不安全，容易損失財物甚至危害生命；《十誦律》則單純認為雨季游行會“踐蹋生草，奪諸蟲命”。總起來看，佛初制安居戒律，主要是從比丘雨季出行不合時宜的角度出發的。等到普遍實行安居戒律後，佛陀發現比丘集中修學三個月，不僅可以遠離世人譏嫌，更有利於弟子們的道業進步，如道宣律師所說：“坐夏離三過：一、無事游行，妨修出業；二、損傷物命，違慈實深；三、所為既非，故招世謗。”(《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 佛陀時代雨季安居的困難之一是安居的地方不太好找。按照《四分律》的記載，當時比丘有“露處安居”者，結果三個月下來，因為風吹日曬而“形體黑瘦，皮膚剝裂”，還有在樹上安居者，大小便使得樹神瞋嫌，還有“在無救護處安居為賊劫奪”者，“在冢間安居為非人所惱”者，“在空樹中安居為毒蟲所困”者，“在皮覆屋中安居鼻內生肉”者，這都為佛陀所禁止；還有在樹下、山窟、船上、小屋等處安居者，當時規定山窟、小屋只要“起不礙頭，坐趣容膝，亦足障水雨”就可以了，也有依隨牧牛者、壓油人、砍柴者安居者，他們移動，比丘們也只好跟著移動，固定“依聚落安居”並不是普遍實行的方法，至於建立僧伽藍集中安居更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 當時雨季安居的困難之二是飲食供養不易籌辦，如佛陀有安居三月食馬麥之傳言，再有一年因為鬧饑馑，前往摩竭國安居的比丘們餓得“羸瘦憔悴”，前往婆求末河的比丘們因為虛妄稱贊而較易獲得飲食，結果遭到佛陀的呵責。又因為種種原因比丘不得不外出，故有七日乃至四十日開遮之舉。 當時雨季安居，對於比丘們的“作業”佛陀並無專門規定，大體是根據自身情況繼續進行修行而已。佛陀安居期間多有為弟子說法的記載，而證得無學果位的佛弟子也有為眾人講說佛法乃至營建僧伽藍者： 尊者富樓那……至西方輸盧那人間游行，到已，夏安居，為五百優婆塞說法，建立五百僧伽藍，繩床．臥褥．供養眾具悉皆備足。 ——《雜阿含》311經 有的弟子趁著安居勤修本業，務使有所成就，如： “調達未得神通，不能得去，羞恥益深，便作是念，我今當問修神通道，便往白佛，願佛為我說修通法，佛即為說，調達受學，安居之中便獲神通。” ——《五分律》卷3 “唯富那奇，結使深重，佛為說法，未能暢達，精誠困笃，始入初果，勤精修習，無有休懈，時諸比丘，安居日近，佛聽各各隨意安居，時富那奇，往白佛言，弟子欲往至放缽國安居三月，唯願見聽。……時富那奇，於彼國中，勤修不懈，盡諸結使，心忽開解，獲無漏證，安居已竟，便辭檀越。” ——《賢愚經?富那奇緣品》 弟子們安居期間修行本業，修行中遇到的問題則可等到安居結束後集中向佛陀請問：“爾時諸比丘，各處異國，隨意安居，經九十日安居已竟，各詣佛所，谘受聖教。” ——《賢愚經?七瓶金施品》 另有年少比丘，還未娴熟進修道業者，則正好趁安居之時多向上座比丘學習，上座比丘應加以攝受，這是佛歡喜的“正法”：“夏安居……諸年少比丘，往詣上座比丘所，禮諸上座足已，於一面坐。時諸上座比丘作是念：我等當攝受此諸年少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一人受二三多人，作是念已，即便攝受，或一人受一人，或受二三多人，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 統觀佛陀時代結夏安居的戒律，有一從消極遮止意義而向積極的專心修行意義的轉變。這一精神完全為漢傳佛教所繼承，其概括結夏安居的意義為“進道護生”(白雲守端禅師)、“克期進修不捨寸陰，護惜生命行兼慈忍”(《百丈清規》)，且“進道”的積極意義超過了“護生”，因為漢地終究不同於印度雨季之草木繁茂、蚊蟲孽生，“禁足護生”的意義甚至可以略而不提，如龍門清遠禅師所說：“故我釋迦如來在日，建立個方便門庭，亦無如許多事，每至結足安居，不相往來，各各求證道果，於九十日中，或有所得，或無所得，或有疑慮，或無疑慮，或有罪，或無罪，至休夏自恣之日，方詣佛所，各呈已見，求佛印可，故謂之自恣。”(《古尊宿語錄》卷31) 在此基礎上，漢地佛教的安居之戒制又有所損益： 一是冬參夏講(學)制度的設立。漢地並不存在雨季不方便出行的問題，倒是冬季嚴寒，行旅頗為不便，於是漢地一些禅宗道場仿照夏季安居的辦法，制定“結冬”之制，即從陰歷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集中坐禅。 二是各宗派形成不同的安居模式。如上述禅宗道場施行“冬參夏講(學)”制度，主要是從方便修學本宗道業的角度出發的，至於律寺，則趁安居之時，專門精研戒律，如《沙彌律儀要略述義》認為，“夏者盛也，謂萬物茂盛之時也。佛制受戒者，至於夏間，應當加工用行，精進修持，亦如萬物茂盛。”由此形成“坐夏”、“夏臘”的觀念。而見月律師認為夏季安居中比丘當依廣誦毗尼的律師為依止，並針對不同的修學層次登記有“依處不依人，依人不依處”的規定。 三是各宗道場在安居期間都頗為看重初學戒律的學習。即便講究“冬參夏講”的禅宗道場，也有“五夏巳前，專精戒律，五夏巳後，方乃聽教參禅”的規定，因為“初受戒人，行持五年，戒品堅牢，則不為境風搖奪，亦猶樹木培植五載，枝干粗壯，則不怕霜雪所雹也。” 漢地佛教形成的安居觀念及其戒律是一項優良的傳統，是寺廟及僧團的基礎制度，對於今天迫在眉睫的道風建設而言，它具有如下意義： 從消極意義層面上講，嚴格遵照佛制安居，可以在這一段時間內盡可能地避開塵俗，從而也就可以減少社會上的譏嫌，維護僧團良好形象。佛陀時代，人們譏嫌的理由是雨季游行會“踐蹋生草，奪諸蟲命，疲弊道路”，現代社會人們譏嫌的理由則是“到處攀援，從世俗業”等，譏嫌理由雖然不同，但損傷僧團形象則一也。佛陀時代，比丘們在各種艱苦條件下猶能堅持安居，現在僧團衣食無憂、住所無阙，更沒有任何理由不按戒制進行安居了。 從積極意義層面上講，嚴格遵照佛制安居，可以進德修業。無論是佛陀時代的“安居”，還是漢傳佛教的“坐夏”，都有一個原則，即根據個人不同情況，因病予藥，集中修行，以期提高僧格、促進個人道業。現在大陸很多寺院大都借鑒過去禅宗道場“冬參夏講”的做法，夏安居時多以講經為主。但愚以為這並沒有達到安居最佳的積極效果，針對現在僧團普遍存在的問題，還是應該恢復過去各宗道場普遍重視戒律學習的做法。 從深層意義層面上講，嚴格遵照佛制安居，可以逐漸養成尊重僧人戒德、夏臘的風氣，大眾和合而住，以戒臘或德行厘定僧團內在秩序，從而避免“依據世俗能力進行定位，無形中將僧團導向世俗化”的傾向(濟群法師：《一個根本，三大綱領》)。 總之，中國當代佛教應該重視佛制安居制度，並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損益，對於各地寺廟的道風建設以及提升中國佛教21世紀的整體形象，都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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